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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漫长的17世纪到1713年之间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战火之后，英国转型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地位。在国内，他们初步确立的宪政制度扛过了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激烈的党派之争。英国在17世纪之后势如破竹，彻底拿下了伊丽莎白时期没能征服的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不久后便经历了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考验）使得不列颠大陆不再有分而治之的危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巩固了英国的海上势力和军事力量，英国在西地中海有了两个海军基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战后，英方从签订的和约（所谓的asiento，意为协定）中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权力，终于冲破了美洲的商业封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帝国：英国将定居点散布在北美海岸和加勒比群岛，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和领土遍布伊兹密尔、阿勒颇、巴士拉、阿巴斯港、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英国人控制了纽芬兰大浅滩的大部分渔业，他们在哈得孙湾的皮草贸易能与法国人一较高下，同时，他们沉迷于贩卖奴隶，甚至开始从中国广东买入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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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扩张背后的帝国观并不是单一的，但各种帝国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扩张的意义在于使英国变得更加富强。前往近东和印度的商人可能发现新市场，而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可以创造新市场，来自东方的外来商品可以转卖给欧洲客户赚取利润，在殖民地种植的原料可以拉回国进行再加工，既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又能使其增值，还能用于出口再赚一笔，商人和运输业都能受益。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各方争论不休。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公司）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垄断权，那么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会让他们无利可图。而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自私的主张，并且公然提出国王不应该具有授予垄断权的权力。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中有一条尤其具有震撼力，它认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只能依靠出口金银进行换购，因而势必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需求的降低，这是在损公肥私。最强有力的辩护则称，从印度购入的货物再转手出口至欧洲，从中获得利润足以抵消采购时运往东方的白银。到17世纪末，后面这种转口港理论被广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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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卡里（John Cary）（1650？–1720？）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英国现状与贸易、贫困人群以及税收的关系》（1695年）一文中，卡里强调了种植园对创造就业岗位与贸易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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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国与它所有的种植园是一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郡县都属于这个整体。因此，我们吃种植园的作物就等于吃自己土地上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农作物销往邻国换取金银，或者换取必须用金银交易的商品，再次给国家带来利润……这本就是在海外开建种植园的目的所在，即英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开展商业和贸易，主要利润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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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着指出，为了保证主要收益归于政府，必须规范殖民地贸易，令其首先保证英国船运业的利益。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1696年英国政权正面临革命后的金融和军事危机，此时《航海条例》的执行力度被再次加强。法案严格规定（尽管执行得相当马虎）：无论最终市场在哪里，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产出的原料必须先运往英国，并且只能由英国所属的船只装载。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巨大转口港，英国将会发展得富有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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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18世纪70~80年代的美洲危机期间，这种“转口港帝国主义”是主流观点，掩盖了许多其他的帝国设想和殖民地的异议。它宣称——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帝国形式就是属地一切产出的商品全部运往英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以给商人和国家带来利益。在这种观点下，殖民地经济被套上了“商业紧箍咒”。无论是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还是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都认为自己的自由遭受了侵犯，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巴巴多斯总督甚至公开反叛称：“自由贸易是所有殖民地的生命。”转口港帝国主义的国内支持者们渴望轰开西属美洲帝国的大门，却因需要在欧洲保持审慎态度而不能大动干戈。作为政治主张，它既正式认可移民和种植园主的自治权，又肯定了英国议会时常重申的立法权，即只要愿意，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对此殖民地议会激烈反对。而国内人民也并不把移民和种植园主们当作缔造帝国的英雄。1655年有个英国人去了趟巴巴多斯（当时英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岛屿是英国用来扔垃圾的粪坑：恶棍、妓女，诸如此类的人……”可以想见，巴巴多斯人的观点定然不同，如一个当地爱国者曾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液，我们的心里装着英国精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人声称依靠海上贸易的商业帝国是自由的秘诀所在，“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非洲奴隶贸易是帝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没有非洲贸易就没有黑奴，没有黑奴就没有糖、姜、染料，没有糖等作物就没有岛屿，没有岛屿就没有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贸易。”这是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713年写下的评价。伦敦政府不仅没有阻止种植园主买入更多奴隶，相反它还否决了殖民地议会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担忧而提出的控制进口奴隶数量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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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当地的转口港帝国主义不关注征服或统治，因为觉得这些非常不切实际。1694年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垄断权（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对此不予理会，称这是“几个无知的乡绅在胡说八道，他们甚至不具备管理自己个人事务的智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14年后还吞并了它的竞争对手——新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受挫，意识到在亚洲的英国商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就无法抵御不友好的当地统治者，也没有法庭来做出仲裁。东印度公司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并承担自己的开销，负担全副武装的“东印度商船”、设有碉堡的贸易站以及驻扎属地的各级商人的一切费用。合伙人持续地向东印度公司投入资金，对公司而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无特许状商人和投机者排除在生意圈之外。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特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建立起了令人咋舌的新利益关系，其规模大到既不能倒闭，也不可能被政府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帝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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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帝国而生的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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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有许多矛盾，当时的英属大西洋帝国仍然可以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白种人）居民（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均享有参选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议会代议制政府职位的权利。他们全部效忠于英国君主，英国庇护他们不受外国威胁。他们也有义务遵守英国议会为帝国贸易制定的法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在那个商业垄断时代，殖民地居民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能保证他们享受繁荣昌盛。尽管在这个“英国人的”世界里令人尴尬地存在着大量奴隶人口，但没关系，把奴隶当作财产而不算在人口内就行了。这就是那个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颂为“各个社群的伟大政治联合”的帝国，他高度崇尚这一帝国形式，反对伦敦政府对自治殖民地强加直接税（印花税）的做法。后来，在英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大力帮助下，这个帝国基本被移民的叛乱所摧毁。虽然它终结了，但英国的“全球”帝国观从此逐渐成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征服计划、新帝国主义和新统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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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美洲的失利不但不能宣告英帝国从内部开始的崩塌，反而揭开了英国版图与野心急剧膨胀的序幕。英帝国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摧毁了西属美洲帝国和它的商业控制：因为原属于西班牙的盛产白银的殖民地仍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英国夺取了哈瓦那（对西班牙来说它等同于加勒比海的“直布罗陀”），但为了签署和约而不得不将其交还。库克船长始于1769年的太平洋探险显示了英国人挑战西班牙对太平洋地区垄断权和在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找寻新市场和贸易机会的决心。英国人最大的野心或许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至少1788年在博特尼湾建立监狱、开辟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澳大利亚”航线。4年后，1792年，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率领声势庞大的访问团前往北京，以期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全面打开中国贸易市场。至少这一次，英国人遭到了拒绝。但从1793年与法国交战开始，英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推进他们的全球化扩张。为了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从荷兰人手里抢了开普和锡兰，接着又从法国人手里抢了毛里求斯。为了惩罚西班牙与法国联盟，1796年英国夺走了特立尼达岛。在从印度出发的一次远征中，英国人占领了荷兰海外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爪哇岛。后来葡萄牙国王因为惧怕法国人而将宫廷迁至巴西，英国答应对葡萄牙施以援手，条件是葡萄牙要向英国的商业大开国门。1807年，英国人甚至企图“解放”西班牙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以惨败收场。尽管在1815年英国交还了部分领土（最重要的是将爪哇岛交还给新荷兰王国以支持其对抗法国人在欧洲范围内的侵略），然而战争促进了英国对帝国的重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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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基本的重构（因为它几乎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是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转口港帝国主义现在可以扩展到全球，而且不需要再投入此前所需的大笔防御费用。这一构想的真正基础是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与欧洲对手们（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势力平衡局面被打破。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欧洲强国拥有将英国排除出欧洲以外地区市场的实力。各国各自为营发展自己重商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原本封锁的贸易区对其他帝国打开了大门。曾经最强大的西属美洲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英国大可将自己视为转口港，而且现在不仅是自己帝国的转口港，甚至是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转口港。英国人很久之后才理解了这次庞大得惊人的领土和思想扩张所带来的影响。从此英国人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自信（虽说还不至自大），斗志昂扬地从经济和政治上入侵亚洲和非洲。但是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危机丛生的18世纪70年代以来暴露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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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后，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孟加拉，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4]称之为印度“革命”，这次革命带来了新的前景。公司出兵是由于害怕法国的阴谋诡计和当地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会将他们赶出印度最富裕的市场：这是从1756年加尔各答遭袭的那次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在那次突袭中公司代理人们被扔进了臭名昭著的“黑洞”。在这次攻占中“纳波布”们（指那些在1750~1790年印度盗贼丛生时代迅速发家的公司雇员）大发横财，引起了英国国内的警惕和反感。后来东印度公司在战争中厄运连连，濒临破产（眼看就要导致伦敦金融危机），而且公司雇员在当地鲁莽的冒险主义也需要被约束，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更强力的管控。伯克在对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抨击中突出了滥用职权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腐败导致印度地区需要立刻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使东印度公司政府能够征收更多税款。于是伦敦（至少是在理论上）开始掌控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包括选择总督的权力。一批新官员被征召来管理东印度公司占领的那些地区，这些官员被明令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且严禁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夹杂其中。1793年之后，英国人忧心忡忡，时刻警惕法国人会给公司的印度敌人提供帮助（拿破仑1798年攻占埃及似乎预示了这个目的），在这种局势下，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复兴”，曾经被视为可能成为道德和金融毒瘤的无法无天的“狂野东方”被改造成了帝国的财富源泉。面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对于身处困境的伦敦政府来说，公司的军队和海军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伦敦的战略思维变得全球化，即利用本地人参与到对印度的统治中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产阶级（尤其是苏格兰中产阶级）看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是个体面的职业机会。商业上，英国人意识到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能使其贸易在东方大幅扩张，印度成了英国与那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地区的连接点。对印度人进行直接统治并收取税收以支付统治开支，成了由伦敦政府控制的新兴世界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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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人已经开始实践三种不同的帝国观以及这三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帝国形式。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以征服为基础的帝国（特别是在印度），开明的改革和公正的领土托管的观念逐渐成形。它声称英国统治能将当地人民“从混乱中挽救出来”，能带着他们逃离迷信、掠夺和暴力，走向秩序的“阳光高地”。该理念最为杰出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曾在印度任最高法院长官，他宣称，随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进行统治，“一个伟大的、惊人的进程——对腐朽社会的重新构建也随之启动”，这个社会早被“专制和混乱”蹂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还有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即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积极为英国在印度的专制开脱，声称那是为了促进印度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可靠方法。他争辩说，在停滞不前或衰落倒退的社会里，要进步就必须注入来自外部的能量，因为只有外部能量才不受当地惯性做法的影响。很多论点大同小异，旨在为英国在1790年后占领的为数众多的与印度情形类似但领土面积较小的地区强加统治进行辩护。对于不具备英国自由民传统的民族而言，旧大西洋帝国模式的代议制政府显然不再合适；如果代议制政府掌握在（通常人数极少的）白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造成麻烦。相对而言，行政权力掌握在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官员手里显然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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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同于法国或德国）并没有官僚权威的传统，然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即建立以开明的官僚为基础的帝国，尽职尽责地为殖民地无知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理念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的功利主义哲学出现在同一时期。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能通过系统地运用一个关键评判标准，即法律或制度是否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来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一批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专家们将会是社会转变的中坚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行政改革中能看到边沁思想的影子，但是它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约1790年后印度“治安官制度”的建立。在这里，它与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贵族家长式传统既相互交融又时有对立，因为家长式传统思想守旧，往往对变革缺乏信心。不过，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功利主义深深地烙在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至于印度政府年度报告的标题都是“印度的道德与物质进步”）。通过坚称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无限长、对外来开明人士的需求更胜从前、当地人的不妥协导致不得不使用“粗鲁”的方法，功利主义战胜了人民的反抗和失败带来的挫折（1857年印度大起义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后期这个帝国主义信条看上去多少有点前景黯淡，然而它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时代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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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在英国招募并训练的外派官员所管理的帝国，与18世纪70年代那个被杰斐逊及其伙伴们奋力反抗的第一大英帝国自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那种老式半自治帝国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残存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群再次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帝国形式遭受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政治摩擦被宗教和种族仇恨激化的魁北克（见第八章）。英国激进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允许移民建立“自治政府”，行政权从总督转移到被选举的内阁政治家手中。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自治政府制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被位于伦敦的帝国政府所接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介于从属和分裂之间的过渡状态长久不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很快便会走上美洲殖民地的老路，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事实上，不只在英国国内，在移民社会也萌发了值得注意的新帝国观。它赞扬了英国在对新土地进行殖民方面无与伦比的才能，称颂了英国作为进步推动者的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移民不应该被视为被抛弃之人或“垃圾”，相反，应该珍惜英国与移民者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将移民社会当作新“大英国”的组成部分。“1866~1867年我跟随英格兰环游了世界，”激进的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之旅。历史学家、政论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移民社会在“老英格兰”日趋喧嚣、工业化和堕落的时候，重现了早已消亡的稳定农耕时代英格兰自耕农们的美德。剑桥教授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于1883年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在此书中，他将殖民国家描绘为英国的自然扩张。20年后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号召建立“帝国联邦”，将所有殖民地国家与英国连成一体。就算是那些反对张伯伦政治主张的人也认同“大英国”才是英国的真正应该采取的帝国组织形式。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以及南非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不过他们心中的理想帝国是各国互为身份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作为从属国和臣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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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三种帝国形式对英国来说更为理想，在道德上也最为可取。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的赞歌——《国富论》（1776年）对这种帝国形式做出了概要说明。在“自由贸易帝国”（斯密并没有用这个称呼）中统治是（或者应该是）多余的。自由商贸关系有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人们自然地认为互补的经济会形成互补的文化，而世界上最绚烂、最复杂、最多样的文化必然通过它的产品向外界传播它的风俗、制度和价值观。“离开我们口岸的并不只是一大包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倡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曾说，“而是种子，把承载着我们的智慧和成熟思想的种子散发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我们的汽船……和我们令人惊叹的铁路就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广告和凭证。”商业和文化吸引力使英国成了这个伟大合作联邦的中心，也使英国人和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们共享和平繁华。自由贸易者认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靠高压统治来维系的帝国，这种形式既劳民伤财又暴力血腥，纯粹是那些日薄西山的贵族为了紧紧攥住权力而怀着莫名的敌意奴役别的民族——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具有诱惑性的说法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自由贸易需要自由劳动力，故而也必然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正是英国“软实力”意识形态的先锋，它鼓励英国人把自己看成解放者，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打开“封闭”的社会和解放人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1839~184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背后就藏着这个道貌岸然的主张。也正是与中国的冲突表明理查德·科布登认为自由贸易的理想会被全世界欣然接受显然是太过乐观了。在科布登的政治对手帕默斯顿（Palmerston）[5]爵士看来，如果自由贸易遭到拒绝，那么显而易见英国应该采取行动，为了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强行迫使他人接受。“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信地写道，“的确不应该用大炮推行贸易，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的贸易，而往往没有武力保护就保证不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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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统治来维系的帝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不容置疑，毕竟正是这个帝国打开了印度国门，将印度变成了兰开夏郡及其大批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直到1914年，在英国人的观念里，自由贸易仍是英国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此时自由贸易正在遭受攻击，英国人也已经无力在这个几乎被五大西方势力和日本军国势力所割据的世界里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吉卜林（Kipling）阴郁的《曲终人散》一诗中，日渐衰落的大不列颠前途一片黑暗。著名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论断则更为理智，他说：世界已经变了。曾使英国崛起的海上霸权已经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现在的世界、资源和人力由铁路所连接。自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以来，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第一次有了问鼎世界的能力，致使海军实力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似乎掩盖了即将到来的风险。但是在1918年，德国横扫俄国，并差点实现希特勒式的统治整个欧洲的梦想时，麦金德所预言的大英帝国的尽头令人恐惧地成真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1940年6月，这个预言再一次以噩梦般的形式被验证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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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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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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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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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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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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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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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西尔·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金融家和政治家，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的帝国主义者，鼓吹英国“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占据了位于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的河间地区及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并以其名命名为“罗德西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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