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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同于法国或德国）并没有官僚权威的传统，然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即建立以开明的官僚为基础的帝国，尽职尽责地为殖民地无知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理念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的功利主义哲学出现在同一时期。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能通过系统地运用一个关键评判标准，即法律或制度是否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来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一批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专家们将会是社会转变的中坚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行政改革中能看到边沁思想的影子，但是它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约1790年后印度“治安官制度”的建立。在这里，它与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贵族家长式传统既相互交融又时有对立，因为家长式传统思想守旧，往往对变革缺乏信心。不过，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功利主义深深地烙在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至于印度政府年度报告的标题都是“印度的道德与物质进步”）。通过坚称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无限长、对外来开明人士的需求更胜从前、当地人的不妥协导致不得不使用“粗鲁”的方法，功利主义战胜了人民的反抗和失败带来的挫折（1857年印度大起义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后期这个帝国主义信条看上去多少有点前景黯淡，然而它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时代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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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在英国招募并训练的外派官员所管理的帝国，与18世纪70年代那个被杰斐逊及其伙伴们奋力反抗的第一大英帝国自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那种老式半自治帝国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残存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群再次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帝国形式遭受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政治摩擦被宗教和种族仇恨激化的魁北克（见第八章）。英国激进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允许移民建立“自治政府”，行政权从总督转移到被选举的内阁政治家手中。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自治政府制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被位于伦敦的帝国政府所接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介于从属和分裂之间的过渡状态长久不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很快便会走上美洲殖民地的老路，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事实上，不只在英国国内，在移民社会也萌发了值得注意的新帝国观。它赞扬了英国在对新土地进行殖民方面无与伦比的才能，称颂了英国作为进步推动者的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移民不应该被视为被抛弃之人或“垃圾”，相反，应该珍惜英国与移民者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将移民社会当作新“大英国”的组成部分。“1866~1867年我跟随英格兰环游了世界，”激进的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之旅。历史学家、政论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移民社会在“老英格兰”日趋喧嚣、工业化和堕落的时候，重现了早已消亡的稳定农耕时代英格兰自耕农们的美德。剑桥教授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于1883年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在此书中，他将殖民国家描绘为英国的自然扩张。20年后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号召建立“帝国联邦”，将所有殖民地国家与英国连成一体。就算是那些反对张伯伦政治主张的人也认同“大英国”才是英国的真正应该采取的帝国组织形式。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以及南非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不过他们心中的理想帝国是各国互为身份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作为从属国和臣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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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三种帝国形式对英国来说更为理想，在道德上也最为可取。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的赞歌——《国富论》（1776年）对这种帝国形式做出了概要说明。在“自由贸易帝国”（斯密并没有用这个称呼）中统治是（或者应该是）多余的。自由商贸关系有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人们自然地认为互补的经济会形成互补的文化，而世界上最绚烂、最复杂、最多样的文化必然通过它的产品向外界传播它的风俗、制度和价值观。“离开我们口岸的并不只是一大包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倡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曾说，“而是种子，把承载着我们的智慧和成熟思想的种子散发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我们的汽船……和我们令人惊叹的铁路就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广告和凭证。”商业和文化吸引力使英国成了这个伟大合作联邦的中心，也使英国人和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们共享和平繁华。自由贸易者认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靠高压统治来维系的帝国，这种形式既劳民伤财又暴力血腥，纯粹是那些日薄西山的贵族为了紧紧攥住权力而怀着莫名的敌意奴役别的民族——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具有诱惑性的说法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自由贸易需要自由劳动力，故而也必然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正是英国“软实力”意识形态的先锋，它鼓励英国人把自己看成解放者，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打开“封闭”的社会和解放人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1839~184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背后就藏着这个道貌岸然的主张。也正是与中国的冲突表明理查德·科布登认为自由贸易的理想会被全世界欣然接受显然是太过乐观了。在科布登的政治对手帕默斯顿（Palmerston）[5]爵士看来，如果自由贸易遭到拒绝，那么显而易见英国应该采取行动，为了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强行迫使他人接受。“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信地写道，“的确不应该用大炮推行贸易，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的贸易，而往往没有武力保护就保证不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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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统治来维系的帝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不容置疑，毕竟正是这个帝国打开了印度国门，将印度变成了兰开夏郡及其大批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直到1914年，在英国人的观念里，自由贸易仍是英国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此时自由贸易正在遭受攻击，英国人也已经无力在这个几乎被五大西方势力和日本军国势力所割据的世界里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吉卜林（Kipling）阴郁的《曲终人散》一诗中，日渐衰落的大不列颠前途一片黑暗。著名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论断则更为理智，他说：世界已经变了。曾使英国崛起的海上霸权已经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现在的世界、资源和人力由铁路所连接。自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以来，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第一次有了问鼎世界的能力，致使海军实力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似乎掩盖了即将到来的风险。但是在1918年，德国横扫俄国，并差点实现希特勒式的统治整个欧洲的梦想时，麦金德所预言的大英帝国的尽头令人恐惧地成真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1940年6月，这个预言再一次以噩梦般的形式被验证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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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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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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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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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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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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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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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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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西尔·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金融家和政治家，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的帝国主义者，鼓吹英国“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占据了位于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的河间地区及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并以其名命名为“罗德西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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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里≈1.69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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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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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数千兵力征服了孟加拉，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基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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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帕默斯顿（1784~1865），一译巴麦尊，英国政治家，帝国主义者，鼓吹对外扩张政策。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1858，1859~1865），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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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作者的论述上看，这里提到的事件应该是德国突袭苏联，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6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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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帝国是一回事，而构建帝国是另一回事。当然，那些意图缔造帝国的人的说法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在一片陌生的疆土站稳脚跟再简单不过了，只需要一些实用的技能和强大的意志就能办到。让人吃惊的是，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历史学家们都还普遍附和这种观点，似乎入侵者获得成功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回首过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帝国对现今乃至未来仍保持巨大影响，就必然给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投下阴影。这一观点或许应当称为“入侵者必胜论”，通常会假借“边疆史学”之名。不过该观点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富裕和强大的移民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认可，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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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殖民地”意味着永久地占领一块别人的土地，同时与祖国或大都会保持联系。乍一看，这和那种与某个遥远的且缺少商业中介的地区进行贸易似乎有着本质区别。故而我们可能会将历史上两次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区别对待：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努力建立仓库和住所为一体的“商栈”。但若我们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区别。其中部分原因是无论移民最初的定居形式是农业型还是贸易型，最后都可能发展为殖民地。到达某个地方的殖民者并不一定打算逗留很长时间。旅居者（而非殖民者）聚集在贸易站，与当地有势力、有组织的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和殖民者并无根本区别。这些旅居者可能会认为有必要保存独特的“共同”特性，并保留内部制度和等级，如果地盘不大，可能还得用些防卫手段，来对抗掠夺和动乱。他们或许还会因为当地传统以及他们自己的喜好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结果是商栈和当地人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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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目的如何，英国入侵者在开始接触殖民地之后都会经历相似的模式，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如何应对当地居民，并希望猜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和商业需求。他们必须精心挑选最佳登陆地点、建立滩头堡。一旦登陆，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周边环境、控制可能的风险。除非携带了大批食物或者有充足的供给，否则在作物生产季结束之前，他们需要寻求当地帮助存储足够的粮食来预防饥荒（1788年博特尼湾成为罪犯流放地，20年后这里仍饱受饥荒之苦）。无论商业是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入侵者们都不得不与当地居民进行非常棘手且结果极不可靠的谈判（我们之后会谈到）以确定交易条款。他们必须决定与相遇的民族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关系以富于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解决争端，这要求他们努力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精神生活。哪怕只是为了了解成本、获得便利和保证健康，他们也必须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滩头堡里女性很少，所以通常他们会为了寻求性伴侣走出滩头堡。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决定是走出去，改变自己的饮食和服饰习惯、业余爱好、道德准则、接受新家庭成员，还是留下来继续与同伴们并肩作战，并在某天荣归故里。最后，除非可以寄希望于祖国派遣大批援军，否则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的关系，祈祷不要发生任何威胁到他们利益或安全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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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初次接触殖民地后殖民者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应对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1600~1750年，英国人在大西洋和亚洲建立了一批桥头堡。到18世纪早期，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英属大西洋”——一个建立在种植园和移民定居点基础上的帝国互联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在亚洲仍然保持着海上商业民族的身份，只设置了为数不多的商栈。亚洲统治者的权力牢不可破，贸易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印度的一场革命（在其中帝国只起了部分煽风点火的作用）给英国人在18世纪下半叶带来了一个次大陆帝国。这是个建立在征服和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相较于“英属大西洋”，它非常依赖当地代理人和盟友，对英国殖民者和移民的吸引力却小得多。由此可见，早期和当地的接触模式对后来的殖民活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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