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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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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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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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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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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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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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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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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西尔·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金融家和政治家，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的帝国主义者，鼓吹英国“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扩大不列颠在全世界的统治”。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占据了位于南部非洲的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的河间地区及赞比西河以北地区，并以其名命名为“罗德西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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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里≈1.69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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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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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数千兵力征服了孟加拉，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基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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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帕默斯顿（1784~1865），一译巴麦尊，英国政治家，帝国主义者，鼓吹对外扩张政策。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1858，1859~1865），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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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作者的论述上看，这里提到的事件应该是德国突袭苏联，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6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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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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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帝国是一回事，而构建帝国是另一回事。当然，那些意图缔造帝国的人的说法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在一片陌生的疆土站稳脚跟再简单不过了，只需要一些实用的技能和强大的意志就能办到。让人吃惊的是，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历史学家们都还普遍附和这种观点，似乎入侵者获得成功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回首过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帝国对现今乃至未来仍保持巨大影响，就必然给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投下阴影。这一观点或许应当称为“入侵者必胜论”，通常会假借“边疆史学”之名。不过该观点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富裕和强大的移民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认可，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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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殖民地”意味着永久地占领一块别人的土地，同时与祖国或大都会保持联系。乍一看，这和那种与某个遥远的且缺少商业中介的地区进行贸易似乎有着本质区别。故而我们可能会将历史上两次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区别对待：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努力建立仓库和住所为一体的“商栈”。但若我们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区别。其中部分原因是无论移民最初的定居形式是农业型还是贸易型，最后都可能发展为殖民地。到达某个地方的殖民者并不一定打算逗留很长时间。旅居者（而非殖民者）聚集在贸易站，与当地有势力、有组织的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和殖民者并无根本区别。这些旅居者可能会认为有必要保存独特的“共同”特性，并保留内部制度和等级，如果地盘不大，可能还得用些防卫手段，来对抗掠夺和动乱。他们或许还会因为当地传统以及他们自己的喜好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结果是商栈和当地人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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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目的如何，英国入侵者在开始接触殖民地之后都会经历相似的模式，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如何应对当地居民，并希望猜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和商业需求。他们必须精心挑选最佳登陆地点、建立滩头堡。一旦登陆，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周边环境、控制可能的风险。除非携带了大批食物或者有充足的供给，否则在作物生产季结束之前，他们需要寻求当地帮助存储足够的粮食来预防饥荒（1788年博特尼湾成为罪犯流放地，20年后这里仍饱受饥荒之苦）。无论商业是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入侵者们都不得不与当地居民进行非常棘手且结果极不可靠的谈判（我们之后会谈到）以确定交易条款。他们必须决定与相遇的民族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关系以富于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解决争端，这要求他们努力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精神生活。哪怕只是为了了解成本、获得便利和保证健康，他们也必须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滩头堡里女性很少，所以通常他们会为了寻求性伴侣走出滩头堡。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决定是走出去，改变自己的饮食和服饰习惯、业余爱好、道德准则、接受新家庭成员，还是留下来继续与同伴们并肩作战，并在某天荣归故里。最后，除非可以寄希望于祖国派遣大批援军，否则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的关系，祈祷不要发生任何威胁到他们利益或安全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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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初次接触殖民地后殖民者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应对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1600~1750年，英国人在大西洋和亚洲建立了一批桥头堡。到18世纪早期，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英属大西洋”——一个建立在种植园和移民定居点基础上的帝国互联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在亚洲仍然保持着海上商业民族的身份，只设置了为数不多的商栈。亚洲统治者的权力牢不可破，贸易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印度的一场革命（在其中帝国只起了部分煽风点火的作用）给英国人在18世纪下半叶带来了一个次大陆帝国。这是个建立在征服和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相较于“英属大西洋”，它非常依赖当地代理人和盟友，对英国殖民者和移民的吸引力却小得多。由此可见，早期和当地的接触模式对后来的殖民活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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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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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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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非的冈比亚和“奴隶海岸”（现在的贝宁），经英属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到北美大陆的卡罗来纳、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北至拥有巨大鳕鱼渔场的纽芬兰，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弧线，17世纪后期，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之前苏格兰人基本被排除在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加勒比海成了枢纽，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它进行，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英国人前来。英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扩张紧随西班牙，他们希望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在附近的岛屿或大陆上撞到金银宝藏——拉雷前往位于现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探险也是抱着这个目的。不光想找到自己的宝藏，他们还打定主意打劫西班牙护航舰队，抢夺西班牙运往国内的财富。加勒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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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是关键因素。哥伦布已经指了条明路，从欧洲出发抵达西印度群岛不再是难事，肯定比迎着西风横渡大西洋要容易得多。一旦进入亚速尔群岛或马德拉群岛区域，从欧洲驶来的船顺信风而行，只需要5~6星期就能抵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即小安的列斯群岛）。西班牙没把这些小岛屿和巴巴多斯看在眼里，而是继续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进军，继而入侵墨西哥。如果说墨西哥和西属秘鲁的白银（先运往巴拿马再运回欧洲）勾起了英国人的贪婪，那么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英国的战略。西班牙的要塞网和强大的海军让英国人无法靠近美洲大陆中心地带建立基地。英国于1624年在圣基茨岛、1627年在巴巴多斯岛建立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远在大陆边缘，表明了英国人此时尚处于弱势。这两个殖民点都不利于拦截金银舰队，因为西班牙人喜欢的返程路线经古巴和佛罗里达间的佛罗里达海峡（船只在这里可以搭上湾流），再向东北沿北美大陆航行，直至盛行西风带将他们送往欧洲方向。哈瓦那拱卫着佛罗里达湾，西班牙人谨慎地把大本营设在哈瓦那就是为了保证这段最宝贵又最易受攻击的返程航道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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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英国暂时就没办法打北美大陆的主意了。吉尔伯特和拉雷都曾梦想建立美洲殖民地，但拉雷选择位于现在北卡罗来纳的罗阿诺克岛作为殖民地显然更为明智。它的位置靠北，刚好在西班牙的佛罗里达岗哨范围之外，但又能作为抢夺西班牙船只的基地。英国1607年选择詹姆斯敦作为殖民地也是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攻击（因为它不在海岸线上），或许这也是为了打劫西班牙的返航舰队。英国人在大陆探险行动最终的着眼点都落在了加勒比之上。对于英国人来说，要建立哪种殖民地，希望遇到怎样的人，都受其影响。确实，第一次前往詹姆斯敦时，在继续驶往切萨皮克之前，英国船只在东加勒比海拖延了一个月之久。由于风系的原因，加勒比海一直是通往美洲的最可行入口。尽管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多数殖民地都建立于弗吉尼亚和1620年清教徒前辈移民的普利茅斯种植园之后，但它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吸引了更多移民，也提供了获取更大财富的机会。17世纪，约有21万移民从不列颠群岛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约17.5万人前往切萨皮克湾地区、“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事实上，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卡罗来纳建立的第三个桥头堡（建立于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之后）其实是“英属”岛屿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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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对殖民者来说是一块陌生的疆土。英国人在这里遇到了原住民——加勒比人。加勒比人的名声早已被西班牙人抹黑，按照17世纪早期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嗜好鸡奸、乱伦、通奸、食人，无恶不作。事实上，部分原因是加勒比人对殖民誓死抵抗，因为英国殖民地位于西班牙人未能征服的加勒比东部群岛。和其他新世界殖民地民族一样，加勒比人缺乏对欧亚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因而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的人口在1492~1700年间骤降了约90%。但在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巴布达和安提瓜这些岛屿上，加勒比人驱逐英国人、杀害种植园主，令英国人闻风丧胆。1675年英国侵袭加勒比人的主要据点多米尼加，并屠杀当地居民。但加勒比人仍然没有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既不愿沦为奴隶也不愿离开家园。英国人应该觉得万幸，1655年占领牙买加之前他们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巴巴多斯岛上没有加勒比人，实际上他们登陆时，巴巴多斯荒无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