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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里≈1.69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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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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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克莱武（1725–1774）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以数千兵力征服了孟加拉，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基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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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帕默斯顿（1784~1865），一译巴麦尊，英国政治家，帝国主义者，鼓吹对外扩张政策。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1858，1859~1865），是自由党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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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作者的论述上看，这里提到的事件应该是德国突袭苏联，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6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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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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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帝国是一回事，而构建帝国是另一回事。当然，那些意图缔造帝国的人的说法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在一片陌生的疆土站稳脚跟再简单不过了，只需要一些实用的技能和强大的意志就能办到。让人吃惊的是，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历史学家们都还普遍附和这种观点，似乎入侵者获得成功是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回首过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帝国对现今乃至未来仍保持巨大影响，就必然给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投下阴影。这一观点或许应当称为“入侵者必胜论”，通常会假借“边疆史学”之名。不过该观点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富裕和强大的移民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认可，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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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殖民地”意味着永久地占领一块别人的土地，同时与祖国或大都会保持联系。乍一看，这和那种与某个遥远的且缺少商业中介的地区进行贸易似乎有着本质区别。故而我们可能会将历史上两次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区别对待：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海岸努力建立仓库和住所为一体的“商栈”。但若我们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区别。其中部分原因是无论移民最初的定居形式是农业型还是贸易型，最后都可能发展为殖民地。到达某个地方的殖民者并不一定打算逗留很长时间。旅居者（而非殖民者）聚集在贸易站，与当地有势力、有组织的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和殖民者并无根本区别。这些旅居者可能会认为有必要保存独特的“共同”特性，并保留内部制度和等级，如果地盘不大，可能还得用些防卫手段，来对抗掠夺和动乱。他们或许还会因为当地传统以及他们自己的喜好不和当地人住在一起，结果是商栈和当地人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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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目的如何，英国入侵者在开始接触殖民地之后都会经历相似的模式，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如何应对当地居民，并希望猜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和商业需求。他们必须精心挑选最佳登陆地点、建立滩头堡。一旦登陆，他们需要尽快了解周边环境、控制可能的风险。除非携带了大批食物或者有充足的供给，否则在作物生产季结束之前，他们需要寻求当地帮助存储足够的粮食来预防饥荒（1788年博特尼湾成为罪犯流放地，20年后这里仍饱受饥荒之苦）。无论商业是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入侵者们都不得不与当地居民进行非常棘手且结果极不可靠的谈判（我们之后会谈到）以确定交易条款。他们必须决定与相遇的民族建立何种类型的政治关系，以及如何将这种关系以富于象征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式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解决争端，这要求他们努力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精神生活。哪怕只是为了了解成本、获得便利和保证健康，他们也必须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文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滩头堡里女性很少，所以通常他们会为了寻求性伴侣走出滩头堡。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决定是走出去，改变自己的饮食和服饰习惯、业余爱好、道德准则、接受新家庭成员，还是留下来继续与同伴们并肩作战，并在某天荣归故里。最后，除非可以寄希望于祖国派遣大批援军，否则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的关系，祈祷不要发生任何威胁到他们利益或安全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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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初次接触殖民地后殖民者遇到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应对方式不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1600~1750年，英国人在大西洋和亚洲建立了一批桥头堡。到18世纪早期，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英属大西洋”——一个建立在种植园和移民定居点基础上的帝国互联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在亚洲仍然保持着海上商业民族的身份，只设置了为数不多的商栈。亚洲统治者的权力牢不可破，贸易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印度的一场革命（在其中帝国只起了部分煽风点火的作用）给英国人在18世纪下半叶带来了一个次大陆帝国。这是个建立在征服和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相较于“英属大西洋”，它非常依赖当地代理人和盟友，对英国殖民者和移民的吸引力却小得多。由此可见，早期和当地的接触模式对后来的殖民活动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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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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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非的冈比亚和“奴隶海岸”（现在的贝宁），经英属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到北美大陆的卡罗来纳、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北至拥有巨大鳕鱼渔场的纽芬兰，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弧线，17世纪后期，英国人（1707年《联合法案》之前苏格兰人基本被排除在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加勒比海成了枢纽，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它进行，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英国人前来。英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扩张紧随西班牙，他们希望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在附近的岛屿或大陆上撞到金银宝藏——拉雷前往位于现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探险也是抱着这个目的。不光想找到自己的宝藏，他们还打定主意打劫西班牙护航舰队，抢夺西班牙运往国内的财富。加勒比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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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是关键因素。哥伦布已经指了条明路，从欧洲出发抵达西印度群岛不再是难事，肯定比迎着西风横渡大西洋要容易得多。一旦进入亚速尔群岛或马德拉群岛区域，从欧洲驶来的船顺信风而行，只需要5~6星期就能抵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背风群岛和向风群岛（即小安的列斯群岛）。西班牙没把这些小岛屿和巴巴多斯看在眼里，而是继续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进军，继而入侵墨西哥。如果说墨西哥和西属秘鲁的白银（先运往巴拿马再运回欧洲）勾起了英国人的贪婪，那么加勒比海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英国的战略。西班牙的要塞网和强大的海军让英国人无法靠近美洲大陆中心地带建立基地。英国于1624年在圣基茨岛、1627年在巴巴多斯岛建立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远在大陆边缘，表明了英国人此时尚处于弱势。这两个殖民点都不利于拦截金银舰队，因为西班牙人喜欢的返程路线经古巴和佛罗里达间的佛罗里达海峡（船只在这里可以搭上湾流），再向东北沿北美大陆航行，直至盛行西风带将他们送往欧洲方向。哈瓦那拱卫着佛罗里达湾，西班牙人谨慎地把大本营设在哈瓦那就是为了保证这段最宝贵又最易受攻击的返程航道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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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英国暂时就没办法打北美大陆的主意了。吉尔伯特和拉雷都曾梦想建立美洲殖民地，但拉雷选择位于现在北卡罗来纳的罗阿诺克岛作为殖民地显然更为明智。它的位置靠北，刚好在西班牙的佛罗里达岗哨范围之外，但又能作为抢夺西班牙船只的基地。英国1607年选择詹姆斯敦作为殖民地也是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攻击（因为它不在海岸线上），或许这也是为了打劫西班牙的返航舰队。英国人在大陆探险行动最终的着眼点都落在了加勒比之上。对于英国人来说，要建立哪种殖民地，希望遇到怎样的人，都受其影响。确实，第一次前往詹姆斯敦时，在继续驶往切萨皮克之前，英国船只在东加勒比海拖延了一个月之久。由于风系的原因，加勒比海一直是通往美洲的最可行入口。尽管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多数殖民地都建立于弗吉尼亚和1620年清教徒前辈移民的普利茅斯种植园之后，但它们很快便迎头赶上，吸引了更多移民，也提供了获取更大财富的机会。17世纪，约有21万移民从不列颠群岛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约17.5万人前往切萨皮克湾地区、“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事实上，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卡罗来纳建立的第三个桥头堡（建立于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之后）其实是“英属”岛屿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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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加勒比海地区对殖民者来说是一块陌生的疆土。英国人在这里遇到了原住民——加勒比人。加勒比人的名声早已被西班牙人抹黑，按照17世纪早期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嗜好鸡奸、乱伦、通奸、食人，无恶不作。事实上，部分原因是加勒比人对殖民誓死抵抗，因为英国殖民地位于西班牙人未能征服的加勒比东部群岛。和其他新世界殖民地民族一样，加勒比人缺乏对欧亚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因而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的人口在1492~1700年间骤降了约90%。但在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巴布达和安提瓜这些岛屿上，加勒比人驱逐英国人、杀害种植园主，令英国人闻风丧胆。1675年英国侵袭加勒比人的主要据点多米尼加，并屠杀当地居民。但加勒比人仍然没有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既不愿沦为奴隶也不愿离开家园。英国人应该觉得万幸，1655年占领牙买加之前他们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巴巴多斯岛上没有加勒比人，实际上他们登陆时，巴巴多斯荒无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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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人并不是英国人遭遇的唯一或者最激烈的抵抗者。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第一次体验了危险与新奇并存的热带环境，他们为之着迷。英国内科医生及植物学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1660–1753）担任牙买加总督的随行医疗顾问，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个职位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总督不久就去世了）。斯隆在加勒比海地区收集了大量植物及其他标本，并将其分门别类，因而名声大噪，他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及收藏家之一，同时也成了皇家学会的领袖人物。来到牙买加的其他英国人同样热衷于收集和记录这里的独特物种，可见当时英国国内对此兴趣之大。然而对来到牙买加的英国人来说，最先感受到的是对他们健康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加勒比海是健康和生命的禁区：通过蚊虫传播的疟疾、黄热病、登革热与伤寒都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白痢”和“血痢”两种痢疾也同样致命。此外还有会导致瘫痪的“干腹痛”（铅中毒绞痛），这是饮用了用铅壶蒸馏的朗姆酒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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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这些疾病无能为力。博学的特莱伐姆（Trapham）医生1679年出版了《论牙买加岛的健康状况》。但是特莱伐姆和当时许多医生一样坚持体液论，认为一旦4种体液——黑胆汁、黏液、胆液和血液平衡失调，就会引发不同的疾病，因此当时的特效治疗法是用针扎破水疱、放血和通便。这些方法与其说是治病，倒不如说是让病人死得更快。英国人蜂拥而至，追逐发财的梦想，结果大批死去：1700~1750年到达牙买加的欧洲人多达5万，到了1752年，这些人里只有1万人活了下来。他们逐渐改良了房屋建筑以减少高温和潮湿带来的影响，有时候还要改变饮食和着装习惯。但是主要的适应手段（对那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缩短居留时间：去欧洲度长假，去更北边的大陆疗养，或者干脆把生意扔给中介或亲戚，然后自己赶快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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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不久后也被包括在内）来说，加勒比海地区还是技术前沿地区。17世纪中期，英国人意识到蔗糖能带来巨大利益，为了财富，他们不得不学习工艺，据说通常是从在巴西的荷兰拓荒者那儿学来的。糖厂（或者能称为动力车间）是种植园的核心组成部分，需要大量甘蔗、劳力和燃料。糖使得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成了富人的专属地，因为蔗糖种植园的购买费和财政支出耗费惊人，那些财力不够的人无法承担。随着蔗糖成为诸多岛屿（尤其是巴巴多斯岛）的主要农作物，原本的白人契约劳工迅速为黑人奴隶所取代，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重要后果。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成了文明的边缘地带，英格兰人（即后来的英国人）为了保证私利而冷血地改变了对种族和奴役的观念。非洲奴隶被界定为一种财产，奴隶主有权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这样一来，奴隶只要出现逃跑行为，就算是犯了盗窃罪，甚至按照法律规定，只要奴隶被认定拥有自主意识（这是对奴隶主的让步，因为奴隶造过反），这些都会被认为是潜在的违法行为。奴隶主对奴隶制以及为了维护它而采取的残暴高压手段振振有词，他们表示奴隶们的愚昧野蛮来自他们的非洲传统，根深蒂固无法改进。巴巴多斯1688年颁布的奴隶法将黑人描述为“天性野蛮、狂野、凶残……而且完全不受制于（白人）国家的法律、习俗和惯例”。奴隶引起了许多问题，尤其是是否应该管制奴隶主对女性奴隶及其身体的权利，以及他们后代的社会和法律地位的问题。人们认为对女性奴隶的性压榨（在一宗案件里涉及超过130个女奴）是白人在刻意显示他们对奴隶身体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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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奴隶人数的上升（1660年的巴巴多斯、1670年的牙买加和17世纪80年代的背风群岛上，奴隶人数已经超过了白人人数），对奴隶动乱和反叛的恐惧与日俱增。在岛内社会造成了“内部”边界的分化局面，但这不是群岛局势紧张、动荡的唯一原因。此外还有变幻不定的气候、威胁生命的疾病、沉重的债务、对远方市场及价格的依赖、关于边界及土地权利的法律争端（突然和频繁的伤亡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些因素使得群岛一直处于社会实验中所说的那种焦虑不安状态。当时来自英国的访客不屑地评价道，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的白人社会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粗鲁的物质享乐主义者。这从他们一有闲暇就跑到英格兰度假就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来自英国本土的这种优越感十足的看法。英属牙买加除了内部边界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不安全，外部边界外的逃逸奴隶和难民也使英国人如坐针毡。那些逃亡的黑奴被称为“Maroons”，是探险队和战争的目标。在此之上还有外国入侵的威胁。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位于地缘政治交汇点上，在这个区域，西班牙、法国、英国（还得加上荷兰和丹麦）各有所图，很少有安稳的时候。各方势力紧挨着，各国国内或者加勒比海属地发生的任何危机都可能带来海上侵袭，摧毁他们的商业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殖民者们却无法提前预知。为了保持欧洲内部的权力平衡，英国的外交政策不鼓励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归属问题重新洗牌（故而虽然英国于1762年占取哈瓦那时伤亡惨重，后来还是不得已将它交还）。从16世纪60年代英国海盗踏足之日开始，一直到1815年，加勒比海地区便是欧洲人征服、掠夺和施展暴力的战场，这真是一段令人感到哀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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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加勒比海地区与大西洋的另一边——西非海岸紧密相连。英国人在西非也是后来者，葡萄牙人首先登陆，然后是荷兰人。英国船长霍金斯于16世纪60年代到达了海岸并带走了一些奴隶。霍金斯驾驶名字极为不敬的“耶稣”号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希望能将奴隶出售给西班牙人。不过当时的英国人还很少从事奴隶贸易：当1620年别人试图向冈比亚河上的英国商人理查德·乔布森出售奴隶时，他回答：“我们民族绝不交易这样的商品，我们也不会买卖彼此。”那时候以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感兴趣的是黄金和其他热带产物，如象牙、蜂蜡、染料木材和胡椒等。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巴巴多斯，商人开始对蔗糖和奴隶感兴趣。到了1672年，有着特许垄断权的皇家非洲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商栈，处理来自西非海岸的奴隶出口业务。即使如此，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其他产品，而它修建堡垒（如著名的位于加纳的海岸角奴隶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它的黄金贸易不受其他欧洲海盗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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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对于英国来说意味着商机和海上疆域：种种迹象表示它不会成为加勒比海模式的种植园或殖民地。造成这种形势的因素有好几个。第一，尽管西非的往返航道相对较为便利，但由于风系和西班牙建立的大陆白银帝国的原因，加勒比海仍然是大西洋航行和贸易的中枢。第二，尽管这里也出产热带产物，但由于它同时是臭名昭著的奴隶来源地，西非不具备能让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建立像加勒比海及其他美洲地区那样的种植园体系的条件。首先，那样的体系需要充足的耕地，而且要求耕地能方便地通往海边。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这里主要指英国人）没能在这里推行他们所独有的关于产权的观念。只有产权才能让他们步入商业信用和债务的迷宫，因为它能让业主有资格借贷以买入或清理土地、买入或聘用劳动力，以及在粮食被运往远方市场时也能维持生活。它吸纳投资、促进扩张。在加勒比海地区，（尽管有加勒比人的抵抗）占领土地和引入财产制度还算比较容易，在西非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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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社会有着横跨撒哈拉沙漠与中东和北非（因此西非深受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影响）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其结果之一就是来这里的欧洲人发现这里没有分散的原始部落，有着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包括（现位于加纳的）阿散蒂、阿拉达、达荷美、贝宁和（现尼日利亚的）奥约。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不可能顺从地俯首于欧洲人的统治，也不可能对侵略者投降。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或许曾经嘲笑他们的非洲奴隶野蛮落后，在西非的英国人则要客气得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商业活动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地统治者的心情，一旦“龙颜”不悦，他们的生意就可能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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