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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对于英国来说意味着商机和海上疆域：种种迹象表示它不会成为加勒比海模式的种植园或殖民地。造成这种形势的因素有好几个。第一，尽管西非的往返航道相对较为便利，但由于风系和西班牙建立的大陆白银帝国的原因，加勒比海仍然是大西洋航行和贸易的中枢。第二，尽管这里也出产热带产物，但由于它同时是臭名昭著的奴隶来源地，西非不具备能让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建立像加勒比海及其他美洲地区那样的种植园体系的条件。首先，那样的体系需要充足的耕地，而且要求耕地能方便地通往海边。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这里主要指英国人）没能在这里推行他们所独有的关于产权的观念。只有产权才能让他们步入商业信用和债务的迷宫，因为它能让业主有资格借贷以买入或清理土地、买入或聘用劳动力，以及在粮食被运往远方市场时也能维持生活。它吸纳投资、促进扩张。在加勒比海地区，（尽管有加勒比人的抵抗）占领土地和引入财产制度还算比较容易，在西非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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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社会有着横跨撒哈拉沙漠与中东和北非（因此西非深受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影响）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其结果之一就是来这里的欧洲人发现这里没有分散的原始部落，有着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包括（现位于加纳的）阿散蒂、阿拉达、达荷美、贝宁和（现尼日利亚的）奥约。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不可能顺从地俯首于欧洲人的统治，也不可能对侵略者投降。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或许曾经嘲笑他们的非洲奴隶野蛮落后，在西非的英国人则要客气得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商业活动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地统治者的心情，一旦“龙颜”不悦，他们的生意就可能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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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殖民者与西非进行接触的过程中，非洲本地势力是有话语权的。西非地理状况更让殖民者无可奈何。除了极少数情况外，西非海岸极不利于海上入侵。沙洲和海浪让欧洲船只止步于大海——因为船只需要当地船民的帮助才能到达陆地。就算欧洲人的堡垒和商栈位于近海，他们也没办法控制周边内陆地区或者对抗当地统治者，也没有动力去尝试。实际上，堡垒里的英国人寥寥无几：部分原因是气候恶劣、疾病肆虐，还有部分原因是西非给英国人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曾经的奴隶贸易中心——现位于贝宁的威达港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威达远离海岸，处于沿海环礁湖之后。要到达那里，英国商人们必须先登上海岸，然后横越环礁湖。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更远的黄金海岸请人划独木舟将他们送抵威达。而威达城本身的“堡垒”仅限于城市周边：包括泥巴墙、土木工程、大炮，甚至还有条护城河（蚊子显然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但这些防御措施是为了抵抗他们的法国邻居和其他对手的，而不是对付当地的非洲人。事实上，因为控制不了登陆地（他们被禁止建筑海边据点），这20个白人和他们的100个黑奴帮手很容易因为扛不住饥饿而投降。这里其实也就是个临时棚屋，英国人从内陆城市萨维买入的奴隶只能先居住在这里，直到下一艘运奴船把他们运走：通常这里会住有600~800个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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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晚期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人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恰当地位，从而不再需要向非洲当地势力表示顺从。1714年，在一场英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纷争之后，威达英国堡垒的负责人被当地统治者赶走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可以容忍英国人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既提供了商业便利又不构成政治威胁，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奴隶贸易本身。其他的商业活动可能导致了当地商业阶级的崛起，这些人与英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商业上的收益可能迟早会引起统治精英们的愤恨。但是奴隶贸易却能够让那些有渠道通过战争或强权获取奴隶的人的权力更加稳固，换句话说，它有助于振兴西非强国，让它们更加具备对抗外来入侵的能力。一直到奴隶贸易被废除之后（英国在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英国人才找到在西非腹地扩大控制的策略；而在1750年，在寥寥无几的“近海贸易货船”眼里，这更像是一场最狂野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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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及后来的英国人）在北美大陆上与原住民和自然环境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斗争。1585年前往罗阿诺克的探险出师不利：当1590年救援船返回此地时发现留在这里的英国人全都消失了，他们的命运如何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1607年英国人第二次前往詹姆斯敦进行探险，尽管计划周详，他们也有意识地吸取了之前在加勒比海和罗阿诺克的经验教训，而且经后来的发掘考察证明其装备异常完善（携带了大量工具和医疗器械），但他们仍然差点全军覆没。这次探险的领队是约翰·史密斯船长，他是一名经历丰富的战士。国内给他的指令也经过了缜密的考虑：占领上游以躲开西班牙的攻击，要在岸上设岗哨；既不要得罪当地居民，也千万不能让他们碰你们的武器、了解你们的病员人数。要确保新开辟的定居点街道笔直，以保证开火的时候没有阻碍，也要避开树木茂密的区域，挑选个好地方开展贸易。事实上，史密斯所接到的指令表明这次探险的大金主——弗吉尼亚公司并不希望新殖民地是个农业社会，他们希望史密斯能找到矿藏（金银美梦挥之不去）并与印第安人开展贸易。但同时他们还要求史密斯找寻一条“通往另一片大海”的航线。因为和那个时期的很多人一样，他们坚信“美洲”只是某个大陆的狭长地带（可能是根据他们对中美洲的理解而来），并相信只要驶过分水岭就能迅速下行至对面的海岸。弗吉尼亚只是他们通往更重要的目的地——印度群岛和中国的中途补给站。可能正是因为出于这个愿景，所以第一批詹姆斯敦分遣队里有一大部分人（差不多一半）既不是劳工也不是手艺人，而是温文尔雅的绅士。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没有妇女和他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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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计划周详，此地前几十年的殖民活动一直进展不顺。詹姆斯敦的选址被定在靠近深水的地方（对船只很安全），很好防御，又有足够的饮用淡水。英国人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粮食，还希望能打到足够的鱼作为补贴。可结果詹姆斯敦成了死亡陷阱，登陆的那批人在短短几个月内死了一半。主要原因似乎是它坐落在淡水与海水交汇处，所以扔到水里的东西不会被冲走。英国人喝着混有自己的垃圾的水，后果当然是致命的。鱼也出奇的少，甚至连陆上的猎物都不好捕获。“弗吉尼亚”不仅经历了5年干旱（1607~1612年）——食物和淡水供给因此减少，还遭遇了1607~1608年酷寒的“小冰河期”，此外还有疟疾。到了1609~1610年粮食匮乏的冬天，殖民地几乎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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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很难与印第安人达成协议。对于跟印第安人的交往，英国人也缜密地计划过。他们原指望印第安人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会渴望贸易。他们知道印第安人喜欢铜，所以随行带了大量的铜。他们预计到很快就会与周边的近邻闹翻，所以期望能与更远的社群培养感情、结成联盟。这一系列有关殖民地发展进程的预感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英国人在切萨皮克湾附近遇到的政治惯例是“威望物品首领制”。这里的部落首领通过分发威望物品给追随者而获得权力。史密斯送了保厄坦部落的酋长一套红布衣服、一条猎犬和一顶帽子。这个酋长或许原本打算利用他的英国关系来巩固自己作为中间人的地位：用英国人带来换取粮食的铜做交易，把铜卖到内地去。但谁都无法指望这种互利关系能稳定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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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摩擦的一个起因是英国人对印第安人偷盗行为的反应。英国人的社会等级分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通过程式化的法律和法庭来解决所有权纠纷，就算是最小的偷窃行为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英国人生长于这样的社会中，而且还不时被（牧师等人）告诫这才是符合上帝意愿的有序社会的基础，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周边印第安人淡薄的财产观念，也无法从印第安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在对方看来是在借故滋事，甚至很不道德。英国人没有回馈印第安人的赠礼，反而不时地需要依赖印第安人的粮食，这样一来矛盾就激化了。美洲地区大旱，粮食普遍短缺，在这个时候英国人还企图从保厄坦部落榨取粮食作为“礼物”，这必然导致矛盾。不仅如此，原本为了赢得好感的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贸易不再那么管用，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充斥着他们带来的货品，在印第安人眼里，英国人的价值迅速地一跌再跌。史密斯抱怨道：“对那群野蛮人来说，殖民者的商品早已供大于求。”而且他们给印第安人提供了私人交易的机会，这样保厄坦部落首领失去了控制英国人提供的重要物品分配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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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矛盾一旦激化，英国人与当地东道主之间原本潜藏的敌意就浮出了水面。（我们可以认为）保厄坦部落酋长本指望英国人能一直依附于他，只要给他们粮食就好，而他们用来换粮食的商品又能巩固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本意是让英国人成为有用的附属。但是英国人却打定主意让他成为他们的附庸。殖民者人数一直在增加，甚至开始有女性。英国人不打算与印第安人通婚（也许部分原因是通婚并不能使他们获得印第安人的劳动力或土地）。他们不再满足仅在自己的据点从事贸易活动，而是开始种植自己的作物。他们与周边的其他部落共谋对付保厄坦酋长。1622年，即詹姆斯敦建立15年后，保厄坦酋长决定消灭这群令人讨厌的家伙。于是保厄坦部落向英国殖民者开战，1 200名移民中有超过1/4的人死于这场战争。后来这场战争被奇怪地记载为“起义”（仿佛是在反抗某个合法政权）。但是保厄坦采取行动太晚，英国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挺过这次暴动并发动血腥报复。这次战争事实上成为弗吉尼亚转变为移民殖民地的标志，原本因为与印第安人共有土地而造成的摩擦被就此完结。总督弗朗西斯·怀亚特不容置疑地宣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驱逐野蛮人并占据这片土地以畜养牛、猪等……把那群异教徒留在我方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与其跟他们和平相处、结成联盟，倒不如干脆把他们从我们身边清走。”隔离和驱逐是后来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主要行为特点。与此同时，殖民地开始开辟烟草种植园（用从特立尼达岛带来的幼苗），并于1614年卖出了第一批货。1619年，第一批黑奴抵达殖民地。从开始接触到建立殖民地，英国人只花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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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仍然只是一个滩头堡：前方还有大片内陆等着英国人。印第安人节节败退。但是北至最早一批英格兰人于1620年登陆的新英格兰，南至17世纪70年代建立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英国人的“印第安疆域”仅仅覆盖了距离海岸100英里的范围。1700年的南卡罗来纳只有5 000名英国人，大多居住在首府查尔斯顿方圆几英里之内。尽管英国殖民者人口稳步上升，英国人[此时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已经加入了英国人之列，此外还有德国人——所谓的宾夕法尼亚荷兰人和德国人（指17、18世纪由德国南部或瑞士迁至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的后裔）]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印第安人逼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外一边。而且印第安人的抵抗不再是单凭人多势众，17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学会利用英国与法国之间逐渐加剧的地缘政治斗争：17世纪90年代法国人大规模抵达密西西比河下游，标志着法国人努力封闭内陆、对抗英国入侵关键阶段的开始。到1717年，法国军队的前哨驻扎在了亚拉巴马。有一位英国官员曾抱怨：“当下对印第安人政策的重要原则就是维持我们与法国人之间的平衡。”英国扩张的压力迫使印第安人按易洛魁族模式成立了更多联盟——例如克里克人，或许甚至导致了印第安人形成了民族同一性：1726年的一次印第安人集会宣称：“我们红种人在此聚首。”这些还不是他们的唯一防守方式。印第安人作为毛皮和鹿皮的供应者（萨瓦纳河的奥古斯塔位于佐治亚州，现在以高尔夫球“美国大师赛”闻名于世，是当时的鹿皮贸易中心），是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他们位于森林中的聚居地本身就是强有力的防御。美洲丛林听上去很浪漫，其实非常险恶。如果没有专业向导，旅行者很快就会迷失方向，丛林里不时出现的沼泽和溪流让人举步维艰，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旅行者都必须随身携带所有口粮，因为恶劣的天气总是拖延行进时间，将人置于生死边缘。1737年3月，经验丰富的边疆开拓者康拉德·韦泽（Conrad Weiser）历经千辛万苦走出美洲丛林后感叹道：“我们仿佛逃出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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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航海时代的风系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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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控制了靠近海岸的“滩涂地带”近一个世纪之后，移民们不得不接受印第安人及印第安领地将永远存在于他们的殖民生活中这个事实。移民定居点陆续地发展至所谓的“后方”：宾夕法尼亚发展得最快，1701年，这里的白人人口为两万，仅仅过了40年，人数就增至原来的5倍；纽约发展得最慢，因为河畔地区被强大的易洛魁联盟控制。边境战争蠢蠢欲动，突然爆发，又偃旗息鼓；其中最猛烈的战争发生在南卡罗来纳，为了俘获奴隶，白人几乎扫平了沿海部落。但是在边境线上的大多数地方，双方都竭力通过谈判或仲裁来消除不可避免的摩擦。殖民者们大力学习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例如狩猎技巧，作物种植（尤其是玉米、豆子和南瓜），桦皮独木舟、雪鞋、鹿皮鞋、鹿皮裤和烟斗的制作。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做向导在丛林中和贸易通道上安全往来。为了帮助双方语言交流，洋泾浜语发展起来了，例如“特拉华行话”。在与印第安人的交往中，英国人不得不采用历史悠久的印第安外交礼仪：会谈时有一大堆参会者（反映出在分权社会里对大多数人意见的重视）、交换礼物、冗长的发言、依靠贝壳串珠而不是纸和笔记录协议条款（因为印第安人不相信纸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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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达成了某种平衡状态，但并不是稳定的平衡。欧洲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入侵北美洲，给印第安人及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交易的货品越来越多，仪式和典礼也发展得更为丰富，包括更多的殉葬品随逝者入土。最为重要的是铁质武器和工具涌入了北美洲，紧接着又有了火器。考古发现，到17世纪中期，印第安人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有一半是通过与白种人交易获得的：他们坚持订制商品以满足他们的习惯和嗜好——例如超轻型火枪。但是他们不得不消耗资产，通常用鹿皮和毛皮来交换这些产品，一旦资源耗尽，他们就只剩下土地了。而且他们的战斗力大为缩减：据称，1738年，天花夺取了近一半切罗基人的生命。殖民者酗酒成性（据计算他们通常一天大约喝7杯烈酒），对印第安人来说，殖民者带来的酒也是个有害的舶来物：移民们的社会习惯、身体素质和饮食习惯降低了酒精对他们的影响，印第安人却没有这些条件。尽管双方不得已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印第安人和移民社会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他们对于土地的观点（对一方意味着物产和利益，对另一方意味着灵魂和历史）一直大相径庭。移民们痛恨森林，恨不得将它付之一炬。在合作外衣下掩盖的是双方对彼此深入骨髓的恨意。在移民社会，无论贫富，他们都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作物或者赚取投机利润；谁要是假装正直抵抗这种利己主义，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头。因此，印第安领地与殖民者之间的平衡归根结底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它取决于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与英国竞争对手们周旋的能力。1759年9月英国人占领了魁北克，随后的《巴黎条约》将法国人赶出了内陆，然后他们就对印第安人发动了正面攻击（他们自己后来都觉得惊慌）。不到一个世纪，“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北美洲就变成了“白人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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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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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洲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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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左右，英国人对北大西洋多数地区已经非常了解，而亚洲海上世界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覆盖的面积从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日本，比大西洋世界的海域要大得多，而且离欧洲也远得多。船只从英格兰出发，乘风而行，只需六七个星期就能到达巴巴多斯；驶往印度的船只很少能在4个月内到达，往往需要6个月。这些船只一年四季都可以横跨大西洋，只是舒适和安全程度有点儿区别。如果要去印度，旅客必须及时从英格兰启程，赶上3~10月间的西南季风，将他从好望角送往东北方向；如果他想回程，又得等着东北季风：11~4月的季风能把他吹回好望角。这趟旅途费时费钱，很少有旅客能承担得起频繁的往返（有钱人和大人物除外），这更凸显了距离感和差异感。除了在西非，身处大西洋沿岸种植园的英国人能轻易找到由英国人构成的社群；在加勒比海奴隶殖民地的英国人可能主要是驻军，但起码制度、法律和财产是英式的；在美洲大陆和岛屿上，到1700年已经聚集了约25万英国人。但是亚洲海岸的英国人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个，极少能以百计，而且几乎没有女性。绝不要想当然地认为1750年在印度的英国人会超过四五千甚至更多。美洲殖民者对迅速扩张的使命感使在印度狭小的据点里窝着的英国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他们不敢想象拥有足够的武力威慑身边的当地统治者们，因为事实刚好相反。在西方的大西洋世界，他们是移民或种植园主，是殖民者或大陆居民，可是在东方，他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客和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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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涉足的土地上的政权强化了他们这种边缘化的地位。亚洲海域无垠，但是要在这里进行贸易必须获得当地宫廷或他们的代理人的许可（公开的或者默许）：在红海和波斯湾需要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现伊朗）萨非王朝统治者点头；在印度西部和孟加拉需得到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同意——虽然到17世纪末，和桀骜不驯的马拉塔联盟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在印度东南部要得到高康达苏丹国国王的许可，直到莫卧儿入侵推翻了他的统治为止；隔着孟加拉湾还有个暹罗（首都在大城府，今曼谷北边）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统治着东南亚地区——不巴结暹罗国国王显然是不行的；东亚的明清王朝更替导致长时间的动荡，华南地区尤其不太平，但是仍然没有哪个欧洲人胆敢不经过当地政府的许可就贸然在中国大陆上进行贸易活动；日本的“开放世纪”于17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只有荷兰人获得了特许，得以在长崎出岛这个弹丸之地保留了一个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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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君王、大臣们从来不掩饰对这些来自欧洲的长毛野人的鄙视（后来英国人在亚洲摆出的傲慢姿态与早期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节的那段尴尬回忆形成鲜明对比）。对英国人来说，不仅需要讨亚洲权贵们的欢心，还要面对当地商业对手的激烈竞争。英国人跟随葡萄牙人的脚步到了印度。原本指望靠印尼群岛的胡椒和香料发财，可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让他们从美梦中惊醒了：荷兰人武器更好、组织性更强、资金更雄厚。17世纪晚期，法国印度公司在布列塔尼岛的洛里昂建立基地，它从1673年开始在孟加拉的金德讷格尔及从1699年开始在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成了主要竞争力量。位于通往印度航道上的毛里求斯岛于1715年被法国占领。英国人口中的“港脚贸易”指的是亚洲境内的跨国贸易，早在欧洲船只到来的几个世纪前，本土商人们就开始辛勤地往返于商道上。东非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德迷思商人、从苏拉特来的印度商人、西里伯斯岛的武吉士商人，还有中国商人，他们包揽了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大部分贸易。在所有商团中最让欧洲人眼红的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总部在萨非王朝伊斯法罕的新焦勒法，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将会看到在亚洲的英国人是如何急切地将自己的财富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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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功打入这个商业世界分一杯羹，英国商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共同商号。每次前往东方，他们都会“募资”用来购买商品和支付租赁货轮的费用。1600年冬，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特许的垄断权，独享英国与东方之间货物的直接贸易权。为了在现场管理交易，伦敦的董事们派遣了“商船押运员”和“代理人”，直接在船上、商栈或是他们在前景看好的地区设置的贸易站进行贸易。这些实地操作的人员不得不迅速学会大量新知识：他们必须熟知亚洲的航道和复杂的海岸地理、季节、洋流、风向等。为了避免冒犯当地人，想要讨好哪个统治者，他们就必须学会该地方的宫廷礼仪和外交程序。不能忽视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命运的亚洲各国国内及各国间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剧变。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可能触怒当地统治者，遭到驱逐甚至更惨的下场。在此过程中，他们熟悉了源自波斯和中国之间丰富海上世界语言的混合词汇。18世纪前，一些混合词在印度的英国人之间广为使用，例如“topass”[指雇佣军，通常是基督徒，可能是土耳其语“top-chi”（炮兵）的讹误]、“bafta”（一种白棉布，源于波斯语中的“织物”一词）、“cooly”（指普通劳工，或许源自泰米尔语中的“koli”）、“cot”（指帆布床，是经由葡萄牙人传开的印地语）、“curry”（咖喱，最初源自葡萄牙语）、“godown”（仓库，源于泰米尔语）、“kedgeree”（奶油鱼蛋饭，源于印地语）、“shroff”（钱币兑换商，源自阿拉伯语中的“sarraf”）等。作为在其他伟大文明前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亚洲国家那让人入迷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精妙的哲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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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眼中的亚洲是一系列海岸：波斯湾的阿拉伯和波斯沿岸地区、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今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胡格利河三角洲（通往暹罗的捷径）、印尼群岛多不胜数的海岸、中国南海海岸以及日本西海岸。首先他们依赖于竞争对手们开拓的领域：他们紧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脚步出海开展贸易活动。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航行是前往爪哇岛的万丹，意图插足荷兰人的香料贸易。1608年的第三次航行才将他们带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暹罗和长崎附近的平户各创建了一个商栈，但这两者都没有成功：平户的事务所在坚持了10年后不得不关闭。英国人设置了一系列前哨开发香料群岛，特别是摩鹿加群岛。他们几次企图打开中国门户：英国人1637年第一次到达广东，结果与当地政府兵戎相见；直到1700年他们才被准许在厦门和广东开展一年一度的贸易活动。此时荷属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把他们轰出了印尼群岛，英国人死抱着苏门答腊西海岸的小据点不放。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东印度公司慢慢地又回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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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商栈。对北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首都阿格拉和德里以及前往麦加朝圣的印度伊斯兰教教徒来说，苏拉特是个重要港口。英国人从莫卧儿皇帝那里获得了允许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敕令（即许可），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先击败驻扎在苏拉特深水锚地区苏瓦里村庄附近的葡萄牙舰队。英国人被允许开设商栈，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但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他们不能购买房产，商栈也不能设置在河流附近。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最初看好的地点在一个清真寺附近。“我们冒犯了伊斯兰教教徒，尤其是我们的人粗俗地对着墙小便以及做其他肮脏的勾当。”或许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印度政府担心英国人会把商栈打造为船只能轻易进出的堡垒。英国商栈占地面积相当大（里面甚至有土耳其浴室），此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英国人也被允许拥有基础便利设施——公墓。在苏瓦里锚地有码头和仓库，但是一直到那个世纪中期，留在当地的英国人生活起居都一直在海滩上的帐篷里。短暂、忍耐和被监视是他们印度生活的特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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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拉特安顿下来后，东印度代理人们的眼光迅速投向远方。1614年，他们派遣了两支队伍从陆地上经由坎大哈去往位于伊斯法罕的波斯大帝阿巴斯一世的宫廷。当时，强大的葡萄牙占据了霍尔木兹，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商业中心，并控制了波斯湾入口。阿巴斯大帝允许英国人自由贸易，这或许是出于与英国人结盟以对付葡萄牙的考虑。英国人知恩图报，于1622年与波斯合力发动战争，将霍尔木兹夷为平地。英国人获得的奖励是在新港城阿巴斯港（英国人称之为“冈布龙”）开设一家商栈以及被许诺分得阿巴斯海关税收的一半。波斯出口最多的是丝绸，对英国人诱惑巨大，但这里气候恶劣、水质糟糕、死亡率居高不下（1617~1652年间，每年约有25%的英国人魂断他乡）、娱乐缺乏，英国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到过此地的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评价说：“冈布龙与地狱只有一线之差。”痢疾、肝炎、疟疾、霍乱甚至瘟疫时常肆虐。用东印度公司流行的话说是“烈酒、羊肉和女人”，酒和性是英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镇上的妓女就在茅草屋里接客），在他们看来也是疾病的主要来源。公司有远离港口的乡间别墅和花园，那里条件相对较好。但是英国人与港口主管官员经常关系紧张，在一次暴力争斗中，6个英国人丧生。而且在东方世界，无处不在的荷兰人也经常出没，波斯湾的英国人需要努力与他们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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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和船只仔细梳理印度海岸线，找寻可以进行交易的市场和商品。17世纪40年代，他们到达了孟加拉。那时正对着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已经成了他们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东印度公司称这就是“那个海岸”和“那个海湾”。1617年他们在这里的商业中心默苏利珀德姆开设了商栈，1639年，为了进一步与统治者交好，他们把总部向南移了200英里，迁至马德拉斯帕塔姆（不久后改称“马德拉斯”，现称“金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晚期克莱武踏足英国征服的孟加拉时，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都是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上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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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起航，在海上航行4个月后（罗伯特·克莱武1743年的那次航行历时一年多是因为他的船在巴西搁浅，因而被迫停留了一段时间），首先映入旅行者眼帘的就是马德拉斯：“你将看到左边一线低地出现在波涛汹涌的蓝色海面上。”不久便能看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尖顶。“然后你会看到圣乔治堡和它分布紧凑的房屋，以及靠近它北边那一大片昏暗混乱的建筑……”这里没有码头，船要停在距海岸两英里之外的海上，乘客和货物转乘一种特殊的冲浪艇乘风破浪到达海滩。从海岸往里走，左边有高墙团团围住的“白镇”，里面平顶砖房密集排列，外有护城河和吊桥——这就是圣乔治堡；前方是印度人聚集的“黑镇”，葡萄牙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地产和商栈（“休闲屋”）也在这里。东印度公司以每年400英镑的价钱租用沿海岸线5英里延伸至内陆1英里的地区，如果不再续租还得通过总督的许可。比邻而建的是葡萄牙的老定居点圣多美，号称是圣·托马斯的殉难地。马德拉斯“奠基人”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之所以被吸引至此，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葡萄牙人的热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