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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航海时代的风系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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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控制了靠近海岸的“滩涂地带”近一个世纪之后，移民们不得不接受印第安人及印第安领地将永远存在于他们的殖民生活中这个事实。移民定居点陆续地发展至所谓的“后方”：宾夕法尼亚发展得最快，1701年，这里的白人人口为两万，仅仅过了40年，人数就增至原来的5倍；纽约发展得最慢，因为河畔地区被强大的易洛魁联盟控制。边境战争蠢蠢欲动，突然爆发，又偃旗息鼓；其中最猛烈的战争发生在南卡罗来纳，为了俘获奴隶，白人几乎扫平了沿海部落。但是在边境线上的大多数地方，双方都竭力通过谈判或仲裁来消除不可避免的摩擦。殖民者们大力学习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例如狩猎技巧，作物种植（尤其是玉米、豆子和南瓜），桦皮独木舟、雪鞋、鹿皮鞋、鹿皮裤和烟斗的制作。他们需要印第安人做向导在丛林中和贸易通道上安全往来。为了帮助双方语言交流，洋泾浜语发展起来了，例如“特拉华行话”。在与印第安人的交往中，英国人不得不采用历史悠久的印第安外交礼仪：会谈时有一大堆参会者（反映出在分权社会里对大多数人意见的重视）、交换礼物、冗长的发言、依靠贝壳串珠而不是纸和笔记录协议条款（因为印第安人不相信纸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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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达成了某种平衡状态，但并不是稳定的平衡。欧洲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入侵北美洲，给印第安人及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交易的货品越来越多，仪式和典礼也发展得更为丰富，包括更多的殉葬品随逝者入土。最为重要的是铁质武器和工具涌入了北美洲，紧接着又有了火器。考古发现，到17世纪中期，印第安人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有一半是通过与白种人交易获得的：他们坚持订制商品以满足他们的习惯和嗜好——例如超轻型火枪。但是他们不得不消耗资产，通常用鹿皮和毛皮来交换这些产品，一旦资源耗尽，他们就只剩下土地了。而且他们的战斗力大为缩减：据称，1738年，天花夺取了近一半切罗基人的生命。殖民者酗酒成性（据计算他们通常一天大约喝7杯烈酒），对印第安人来说，殖民者带来的酒也是个有害的舶来物：移民们的社会习惯、身体素质和饮食习惯降低了酒精对他们的影响，印第安人却没有这些条件。尽管双方不得已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印第安人和移民社会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他们对于土地的观点（对一方意味着物产和利益，对另一方意味着灵魂和历史）一直大相径庭。移民们痛恨森林，恨不得将它付之一炬。在合作外衣下掩盖的是双方对彼此深入骨髓的恨意。在移民社会，无论贫富，他们都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作物或者赚取投机利润；谁要是假装正直抵抗这种利己主义，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了头。因此，印第安领地与殖民者之间的平衡归根结底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它取决于印第安人在北美大陆与英国竞争对手们周旋的能力。1759年9月英国人占领了魁北克，随后的《巴黎条约》将法国人赶出了内陆，然后他们就对印第安人发动了正面攻击（他们自己后来都觉得惊慌）。不到一个世纪，“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北美洲就变成了“白人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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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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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亚洲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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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左右，英国人对北大西洋多数地区已经非常了解，而亚洲海上世界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它覆盖的面积从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日本，比大西洋世界的海域要大得多，而且离欧洲也远得多。船只从英格兰出发，乘风而行，只需六七个星期就能到达巴巴多斯；驶往印度的船只很少能在4个月内到达，往往需要6个月。这些船只一年四季都可以横跨大西洋，只是舒适和安全程度有点儿区别。如果要去印度，旅客必须及时从英格兰启程，赶上3~10月间的西南季风，将他从好望角送往东北方向；如果他想回程，又得等着东北季风：11~4月的季风能把他吹回好望角。这趟旅途费时费钱，很少有旅客能承担得起频繁的往返（有钱人和大人物除外），这更凸显了距离感和差异感。除了在西非，身处大西洋沿岸种植园的英国人能轻易找到由英国人构成的社群；在加勒比海奴隶殖民地的英国人可能主要是驻军，但起码制度、法律和财产是英式的；在美洲大陆和岛屿上，到1700年已经聚集了约25万英国人。但是亚洲海岸的英国人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个，极少能以百计，而且几乎没有女性。绝不要想当然地认为1750年在印度的英国人会超过四五千甚至更多。美洲殖民者对迅速扩张的使命感使在印度狭小的据点里窝着的英国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他们不敢想象拥有足够的武力威慑身边的当地统治者们，因为事实刚好相反。在西方的大西洋世界，他们是移民或种植园主，是殖民者或大陆居民，可是在东方，他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过客和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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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涉足的土地上的政权强化了他们这种边缘化的地位。亚洲海域无垠，但是要在这里进行贸易必须获得当地宫廷或他们的代理人的许可（公开的或者默许）：在红海和波斯湾需要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现伊朗）萨非王朝统治者点头；在印度西部和孟加拉需得到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同意——虽然到17世纪末，和桀骜不驯的马拉塔联盟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在印度东南部要得到高康达苏丹国国王的许可，直到莫卧儿入侵推翻了他的统治为止；隔着孟加拉湾还有个暹罗（首都在大城府，今曼谷北边）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统治着东南亚地区——不巴结暹罗国国王显然是不行的；东亚的明清王朝更替导致长时间的动荡，华南地区尤其不太平，但是仍然没有哪个欧洲人胆敢不经过当地政府的许可就贸然在中国大陆上进行贸易活动；日本的“开放世纪”于17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只有荷兰人获得了特许，得以在长崎出岛这个弹丸之地保留了一个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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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君王、大臣们从来不掩饰对这些来自欧洲的长毛野人的鄙视（后来英国人在亚洲摆出的傲慢姿态与早期他们不得不卑躬屈节的那段尴尬回忆形成鲜明对比）。对英国人来说，不仅需要讨亚洲权贵们的欢心，还要面对当地商业对手的激烈竞争。英国人跟随葡萄牙人的脚步到了印度。原本指望靠印尼群岛的胡椒和香料发财，可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让他们从美梦中惊醒了：荷兰人武器更好、组织性更强、资金更雄厚。17世纪晚期，法国印度公司在布列塔尼岛的洛里昂建立基地，它从1673年开始在孟加拉的金德讷格尔及从1699年开始在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成了主要竞争力量。位于通往印度航道上的毛里求斯岛于1715年被法国占领。英国人口中的“港脚贸易”指的是亚洲境内的跨国贸易，早在欧洲船只到来的几个世纪前，本土商人们就开始辛勤地往返于商道上。东非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哈德迷思商人、从苏拉特来的印度商人、西里伯斯岛的武吉士商人，还有中国商人，他们包揽了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南海的大部分贸易。在所有商团中最让欧洲人眼红的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总部在萨非王朝伊斯法罕的新焦勒法，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将会看到在亚洲的英国人是如何急切地将自己的财富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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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功打入这个商业世界分一杯羹，英国商人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共同商号。每次前往东方，他们都会“募资”用来购买商品和支付租赁货轮的费用。1600年冬，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政府特许的垄断权，独享英国与东方之间货物的直接贸易权。为了在现场管理交易，伦敦的董事们派遣了“商船押运员”和“代理人”，直接在船上、商栈或是他们在前景看好的地区设置的贸易站进行贸易。这些实地操作的人员不得不迅速学会大量新知识：他们必须熟知亚洲的航道和复杂的海岸地理、季节、洋流、风向等。为了避免冒犯当地人，想要讨好哪个统治者，他们就必须学会该地方的宫廷礼仪和外交程序。不能忽视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命运的亚洲各国国内及各国间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剧变。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可能触怒当地统治者，遭到驱逐甚至更惨的下场。在此过程中，他们熟悉了源自波斯和中国之间丰富海上世界语言的混合词汇。18世纪前，一些混合词在印度的英国人之间广为使用，例如“topass”[指雇佣军，通常是基督徒，可能是土耳其语“top-chi”（炮兵）的讹误]、“bafta”（一种白棉布，源于波斯语中的“织物”一词）、“cooly”（指普通劳工，或许源自泰米尔语中的“koli”）、“cot”（指帆布床，是经由葡萄牙人传开的印地语）、“curry”（咖喱，最初源自葡萄牙语）、“godown”（仓库，源于泰米尔语）、“kedgeree”（奶油鱼蛋饭，源于印地语）、“shroff”（钱币兑换商，源自阿拉伯语中的“sarraf”）等。作为在其他伟大文明前微不足道的旁观者，亚洲国家那让人入迷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精妙的哲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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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眼中的亚洲是一系列海岸：波斯湾的阿拉伯和波斯沿岸地区、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今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胡格利河三角洲（通往暹罗的捷径）、印尼群岛多不胜数的海岸、中国南海海岸以及日本西海岸。首先他们依赖于竞争对手们开拓的领域：他们紧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脚步出海开展贸易活动。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航行是前往爪哇岛的万丹，意图插足荷兰人的香料贸易。1608年的第三次航行才将他们带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暹罗和长崎附近的平户各创建了一个商栈，但这两者都没有成功：平户的事务所在坚持了10年后不得不关闭。英国人设置了一系列前哨开发香料群岛，特别是摩鹿加群岛。他们几次企图打开中国门户：英国人1637年第一次到达广东，结果与当地政府兵戎相见；直到1700年他们才被准许在厦门和广东开展一年一度的贸易活动。此时荷属联合东印度公司已经把他们轰出了印尼群岛，英国人死抱着苏门答腊西海岸的小据点不放。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东印度公司慢慢地又回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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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商栈。对北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首都阿格拉和德里以及前往麦加朝圣的印度伊斯兰教教徒来说，苏拉特是个重要港口。英国人从莫卧儿皇帝那里获得了允许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敕令（即许可），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先击败驻扎在苏拉特深水锚地区苏瓦里村庄附近的葡萄牙舰队。英国人被允许开设商栈，他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但是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他们不能购买房产，商栈也不能设置在河流附近。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最初看好的地点在一个清真寺附近。“我们冒犯了伊斯兰教教徒，尤其是我们的人粗俗地对着墙小便以及做其他肮脏的勾当。”或许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印度政府担心英国人会把商栈打造为船只能轻易进出的堡垒。英国商栈占地面积相当大（里面甚至有土耳其浴室），此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英国人也被允许拥有基础便利设施——公墓。在苏瓦里锚地有码头和仓库，但是一直到那个世纪中期，留在当地的英国人生活起居都一直在海滩上的帐篷里。短暂、忍耐和被监视是他们印度生活的特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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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拉特安顿下来后，东印度代理人们的眼光迅速投向远方。1614年，他们派遣了两支队伍从陆地上经由坎大哈去往位于伊斯法罕的波斯大帝阿巴斯一世的宫廷。当时，强大的葡萄牙占据了霍尔木兹，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商业中心，并控制了波斯湾入口。阿巴斯大帝允许英国人自由贸易，这或许是出于与英国人结盟以对付葡萄牙的考虑。英国人知恩图报，于1622年与波斯合力发动战争，将霍尔木兹夷为平地。英国人获得的奖励是在新港城阿巴斯港（英国人称之为“冈布龙”）开设一家商栈以及被许诺分得阿巴斯海关税收的一半。波斯出口最多的是丝绸，对英国人诱惑巨大，但这里气候恶劣、水质糟糕、死亡率居高不下（1617~1652年间，每年约有25%的英国人魂断他乡）、娱乐缺乏，英国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到过此地的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评价说：“冈布龙与地狱只有一线之差。”痢疾、肝炎、疟疾、霍乱甚至瘟疫时常肆虐。用东印度公司流行的话说是“烈酒、羊肉和女人”，酒和性是英国人主要的娱乐方式（镇上的妓女就在茅草屋里接客），在他们看来也是疾病的主要来源。公司有远离港口的乡间别墅和花园，那里条件相对较好。但是英国人与港口主管官员经常关系紧张，在一次暴力争斗中，6个英国人丧生。而且在东方世界，无处不在的荷兰人也经常出没，波斯湾的英国人需要努力与他们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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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和船只仔细梳理印度海岸线，找寻可以进行交易的市场和商品。17世纪40年代，他们到达了孟加拉。那时正对着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已经成了他们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东印度公司称这就是“那个海岸”和“那个海湾”。1617年他们在这里的商业中心默苏利珀德姆开设了商栈，1639年，为了进一步与统治者交好，他们把总部向南移了200英里，迁至马德拉斯帕塔姆（不久后改称“马德拉斯”，现称“金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晚期克莱武踏足英国征服的孟加拉时，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都是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上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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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起航，在海上航行4个月后（罗伯特·克莱武1743年的那次航行历时一年多是因为他的船在巴西搁浅，因而被迫停留了一段时间），首先映入旅行者眼帘的就是马德拉斯：“你将看到左边一线低地出现在波涛汹涌的蓝色海面上。”不久便能看到圣玛利亚教堂的尖顶。“然后你会看到圣乔治堡和它分布紧凑的房屋，以及靠近它北边那一大片昏暗混乱的建筑……”这里没有码头，船要停在距海岸两英里之外的海上，乘客和货物转乘一种特殊的冲浪艇乘风破浪到达海滩。从海岸往里走，左边有高墙团团围住的“白镇”，里面平顶砖房密集排列，外有护城河和吊桥——这就是圣乔治堡；前方是印度人聚集的“黑镇”，葡萄牙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地产和商栈（“休闲屋”）也在这里。东印度公司以每年400英镑的价钱租用沿海岸线5英里延伸至内陆1英里的地区，如果不再续租还得通过总督的许可。比邻而建的是葡萄牙的老定居点圣多美，号称是圣·托马斯的殉难地。马德拉斯“奠基人”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之所以被吸引至此，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葡萄牙人的热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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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斯建成后50年内约有30万人蜂拥而至东印度公司领地。其中英国人人数很少，据估计约有114名平民：27名公司职员，29名经公司许可来此定居的“自由民”，39名水手，11名寡妇和8名“少女”。卫戍部队总人数增至约400人。无论内心多么排斥，公司成员（公司阶层划分精细，上至总督和理事会，中至“低级”和“高级”商栈，下至新人“书记员”）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英国私营散户的存在，只是在理论上限制他们只能涉及亚洲内部的港脚贸易。私营商们从伦敦带来的资金使东印度公司可动用的资本更为雄厚。由于他们有意定居下来，“白镇”的居民不再全都是暂时居住者，而是趋向稳定。的确，马德拉斯更像是个殖民地（尽管可能是规模最小的殖民地），而不是由漂泊海外归心似箭的过客组成的前哨，有些英国人在这里居住了好几代。但是（除印度人外），马德拉斯并不只有英国人，事实上英国人甚至算不上主要人口，这里最庞大的族群之一是从圣多美来的葡萄牙人，英国人与他们通婚。除此之外还有犹太人，他们为了与附近的高康达做钻石生意而从派瓦、罗得里格斯岛、波尔图、丰塞卡湾来到马德拉斯。这些人不但没有被排斥，反而享受颇高的社会地位：总督和理事会都会出席他们的葬礼。东印度公司还迫切希望将亚美尼亚人吸收进移民定居点，1688年的一份正式协议承诺亚美尼亚人可以在公司领土上享受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使用公司船只以及担任民事公职，东印度公司甚至愿意自己掏腰包给他们盖教堂。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宣称：“他们（亚美尼亚人）本性单纯、没有恶意……头脑冷静、朴素节俭，对印度的所有地区和商品都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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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世界主义的欧洲社群是如何适应印度南部的生活的？他们做出的最大努力之一便是保有英国生活方式。他们从英国带来火腿、牛舌、奶酪、黄油，可惜是用铅盒装的。他们要消耗大量英国服装和进口酒（从波斯经阿巴斯港进口“设拉子”酒）。宗教信仰仍是英国人的标志，圣公会牧师的存在、每天两次的祈祷和圣玛利亚教堂的修建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特征。但在其他方面，英国人对气候和当地环境做出了妥协。他们的窗户不用玻璃，而用藤条窗帘。比起国内，他们的洗澡次数要频繁得多，但不是为了干净，而是为了降温。尽管去教堂的时候仍必须身着欧洲服饰，但他们习惯了每天至少有部分时间穿着“穆斯林服装”——伊斯兰教教徒喜欢穿宽松短上衣、长裤和拖鞋（后来公司职员被禁止如此穿着）。由于缺少适宜结婚的女性对象，非法同居司空见惯。同时，生活的无趣、不安情绪和酷热高温培养了英国人的其他癖性。无论男女都大量吸烟（约1700年后，他们开始抽起了水烟袋，不再用烟斗）、嚼槟榔（所以牙齿变色，而且需要使用痰盂）、饮酒量惊人（官方规定不得一次饮用超过半品脱白兰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良后果：吵架是经常的，葬礼远远多于婚礼和生育。当时葬礼恐怕是最常见的社会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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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南印度的据点是孤立和脆弱的。为了安抚附属于他们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容忍了天主教，这在英国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得不对涌入“黑镇”的大量印度人进行管理，这意味着要起用当地“执法官”维持公平与秩序。有时印度人犯下的罪行明明在英国可以判死刑，但考虑到当地信仰，要尽量避免死刑。马德拉斯的法庭准许印度式宣誓。1688年东印度公司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为了方便征收这里印度居民的赋税，公司设立了由13名市议员组成的市政议会，其中有3个英国人、3个葡萄牙人、7个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人。英国人最担心周边的印度统治者会对他们进行干涉或采取更糟糕的行动，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内地高康达苏丹国的友好关系，尽力避开封锁威胁。1688年马拉塔对他们发动进攻的可能让英国人陷入恐慌。当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攻陷高康达，英国人谄媚地在马德拉斯大肆庆祝，立刻改投明主，宣布自己效忠于对奥朗则布的封臣海得拉巴尼萨姆和尼萨姆的封臣卡那蒂克纳瓦布[1]，甚至给后者建了个宫殿。然而17世纪末，连“黑镇”都建了防御工事，这暴露出长期以来英国人对周边邻居突然发难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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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这里的英国人疯狂敛财。无论东印度公司规定如何严格，公司职员和私营商人还是将货品运回英国，并在亚洲内部开展贸易为自己谋私利。事实上公司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偶尔施以警戒。公司有两个主管恰恰是用这种方式在马德拉斯赚取了巨额财富。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于1672年抵达马德拉斯，1687年当上了主管。他的情妇是犹太钻石商人达·派瓦的遗孀，他们俩一起做起了生意。耶鲁的私营贸易一直做到了菲律宾群岛，当1699年回国时，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能过奢华生活和搞慈善——慷慨资助福音宣传协会（英国国教传道团体，负责给马德拉斯派遣传道士）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所当时籍籍无名的学院，现在这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位主管“钻石”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的名声更加不堪。托马斯·皮特的父亲是多赛特郡布兰德福德的教区牧师，1673年皮特作为公然反抗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权的“无许可证商人”来到印度。10年后回国时，他的财富已经足够他购买土地和成为议员。17世纪90年代中期，皮特与东印度公司言归于好，风光回归印度当了主管。他写信告诉国内朋友：“闲暇时间我一般搞园艺和种植。”1702年，他用高达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著名的皮特钻石，1717年以最终售价12.5万英镑[2]卖给了法国摄政王，这笔钱为皮特的家族财富锦上添花。托马斯·皮特的孙子是伟大的国务大臣，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他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带领英国取得胜利；其曾孙“小皮特”后来当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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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马德拉斯（及印度）的活动模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只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东印度公司就从一个单纯的贸易公司转变成了参与战争、开展外交的机构。它征集和派遣军队。趁着德里的莫卧儿皇帝权力名存实亡，它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中争取盟友。它开始在广大地区获取税收权，有的时候作为奖赏分给它的军事伙伴。想要获取公司大权，要么得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如克莱武），要么得善于筹措资金满足公司的军事和行政需求。是什么导致了这样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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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是欧洲冲突。当1744年英国和法国为了奥地利的未来（和欧洲的势力平衡）而开战时，仇恨迅速蔓延至美洲和印度。针对英国在孟加拉湾海军力量的弱点，法国人从据点本地治里向英军发起攻击，并于1746年攻占了马德拉斯。英国人死守着不远处的圣达维德堡，与此同时，英属马德拉斯的盟友和保护人阿尔科特纳瓦布的愤怒和仇恨牵制了法国总督迪普莱（Dupleix）。1748年硝烟散尽，英国人重获马德拉斯。然而在南印度，一场不曾宣战的战争仍在继续。双方都从国内征召了更多军队。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近2 000名士兵（其中包括500名瑞士雇佣兵），人数是战前马德拉斯卫戍部队的10倍。通过贿赂、威胁以及许诺给盟友提供军事援助，公司努力将法国在南印度最大邦海得拉巴邦的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正当成效要达到巅峰时，公司在孟加拉遭遇了一场骇人的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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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孟加拉纳瓦布将公司赶出了它在加尔各答的堡垒和商栈，部分公司职员身亡，部分人被关押入狱，这场灾难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损失胡格利河上的贸易对公司来说是致命的。孟加拉早已成为公司最宝贵的棉织品来源地，公司依靠在欧洲转售这些棉织品获取大部分利润。东印度公司的反击显示出了自马德拉斯短暂失守后的10年间它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现在它不仅有精兵，还有“强将”克莱武。克莱武是一名出色的将领，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足智多谋，善于发现和维系印度盟友及其军队，这才是胜利的关键。马德拉斯重新归于英国的掌控之中，成了拥有军队、税收和外交能力的国家力量，为英国人回归孟加拉创造了条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吃惊：克莱武处心积虑地利诱敌对将领，用了不到10年就将孟加拉纳瓦布在普拉西的军队驱散殆尽，公司顺理成章地控制了该地税收。随着这第二个大桥头堡的确立，印度最富饶的地区落入了英国手中。40年后，德里的主人变成了东印度公司。昔日这些商人如履薄冰地在海岸上做些生意，如今这片商人开辟的疆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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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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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触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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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60年代，在北美和南亚发生的事件无疑只是移民帝国和东印度公司走向辉煌的开端。那时候没人能预见到后来那惊人的转折，命运和战争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接着美国在1803年获取了大片内陆土地（所谓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3]），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控制也终于在1818年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英方的桥头堡被广大的“接触区”——例如美洲“边疆”、东印度公司首府之外的印度“乡下”（严格地说，是除公司首府所在地之外的其他邦），团团围住。每当英国（或其他欧洲）商人、移民、传教士进驻某地（例如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19世纪40年代后在中国），接触区就随之而来。这些“中间地带”往往要么不受任何人统治（例如1840年前的新西兰），要么山高皇帝远，这里没有法律，只有传统，或通过暴力，或通过私下协议解决问题。无论哪个团体都没有力量（有时是没有动机）将其他人赶出去，一家独大。帝国的强硬面——武力征服、统治、排斥、隔离，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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