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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南印度的据点是孤立和脆弱的。为了安抚附属于他们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容忍了天主教，这在英国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得不对涌入“黑镇”的大量印度人进行管理，这意味着要起用当地“执法官”维持公平与秩序。有时印度人犯下的罪行明明在英国可以判死刑，但考虑到当地信仰，要尽量避免死刑。马德拉斯的法庭准许印度式宣誓。1688年东印度公司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为了方便征收这里印度居民的赋税，公司设立了由13名市议员组成的市政议会，其中有3个英国人、3个葡萄牙人、7个伊斯兰教教徒和印度人。英国人最担心周边的印度统治者会对他们进行干涉或采取更糟糕的行动，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内地高康达苏丹国的友好关系，尽力避开封锁威胁。1688年马拉塔对他们发动进攻的可能让英国人陷入恐慌。当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攻陷高康达，英国人谄媚地在马德拉斯大肆庆祝，立刻改投明主，宣布自己效忠于对奥朗则布的封臣海得拉巴尼萨姆和尼萨姆的封臣卡那蒂克纳瓦布[1]，甚至给后者建了个宫殿。然而17世纪末，连“黑镇”都建了防御工事，这暴露出长期以来英国人对周边邻居突然发难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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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这里的英国人疯狂敛财。无论东印度公司规定如何严格，公司职员和私营商人还是将货品运回英国，并在亚洲内部开展贸易为自己谋私利。事实上公司对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偶尔施以警戒。公司有两个主管恰恰是用这种方式在马德拉斯赚取了巨额财富。伊利胡·耶鲁（Elihu Ya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于1672年抵达马德拉斯，1687年当上了主管。他的情妇是犹太钻石商人达·派瓦的遗孀，他们俩一起做起了生意。耶鲁的私营贸易一直做到了菲律宾群岛，当1699年回国时，他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能过奢华生活和搞慈善——慷慨资助福音宣传协会（英国国教传道团体，负责给马德拉斯派遣传道士）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一所当时籍籍无名的学院，现在这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位主管“钻石”托马斯·皮特（Thomas Pitt）的名声更加不堪。托马斯·皮特的父亲是多赛特郡布兰德福德的教区牧师，1673年皮特作为公然反抗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权的“无许可证商人”来到印度。10年后回国时，他的财富已经足够他购买土地和成为议员。17世纪90年代中期，皮特与东印度公司言归于好，风光回归印度当了主管。他写信告诉国内朋友：“闲暇时间我一般搞园艺和种植。”1702年，他用高达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著名的皮特钻石，1717年以最终售价12.5万英镑[2]卖给了法国摄政王，这笔钱为皮特的家族财富锦上添花。托马斯·皮特的孙子是伟大的国务大臣，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他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带领英国取得胜利；其曾孙“小皮特”后来当了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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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马德拉斯（及印度）的活动模式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剧烈变化。只用了短短十多年时间，东印度公司就从一个单纯的贸易公司转变成了参与战争、开展外交的机构。它征集和派遣军队。趁着德里的莫卧儿皇帝权力名存实亡，它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中争取盟友。它开始在广大地区获取税收权，有的时候作为奖赏分给它的军事伙伴。想要获取公司大权，要么得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如克莱武），要么得善于筹措资金满足公司的军事和行政需求。是什么导致了这样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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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火索是欧洲冲突。当1744年英国和法国为了奥地利的未来（和欧洲的势力平衡）而开战时，仇恨迅速蔓延至美洲和印度。针对英国在孟加拉湾海军力量的弱点，法国人从据点本地治里向英军发起攻击，并于1746年攻占了马德拉斯。英国人死守着不远处的圣达维德堡，与此同时，英属马德拉斯的盟友和保护人阿尔科特纳瓦布的愤怒和仇恨牵制了法国总督迪普莱（Dupleix）。1748年硝烟散尽，英国人重获马德拉斯。然而在南印度，一场不曾宣战的战争仍在继续。双方都从国内征召了更多军队。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近2 000名士兵（其中包括500名瑞士雇佣兵），人数是战前马德拉斯卫戍部队的10倍。通过贿赂、威胁以及许诺给盟友提供军事援助，公司努力将法国在南印度最大邦海得拉巴邦的影响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正当成效要达到巅峰时，公司在孟加拉遭遇了一场骇人的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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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孟加拉纳瓦布将公司赶出了它在加尔各答的堡垒和商栈，部分公司职员身亡，部分人被关押入狱，这场灾难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损失胡格利河上的贸易对公司来说是致命的。孟加拉早已成为公司最宝贵的棉织品来源地，公司依靠在欧洲转售这些棉织品获取大部分利润。东印度公司的反击显示出了自马德拉斯短暂失守后的10年间它所发生的惊人变化：现在它不仅有精兵，还有“强将”克莱武。克莱武是一名出色的将领，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足智多谋，善于发现和维系印度盟友及其军队，这才是胜利的关键。马德拉斯重新归于英国的掌控之中，成了拥有军队、税收和外交能力的国家力量，为英国人回归孟加拉创造了条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吃惊：克莱武处心积虑地利诱敌对将领，用了不到10年就将孟加拉纳瓦布在普拉西的军队驱散殆尽，公司顺理成章地控制了该地税收。随着这第二个大桥头堡的确立，印度最富饶的地区落入了英国手中。40年后，德里的主人变成了东印度公司。昔日这些商人如履薄冰地在海岸上做些生意，如今这片商人开辟的疆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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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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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触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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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60年代，在北美和南亚发生的事件无疑只是移民帝国和东印度公司走向辉煌的开端。那时候没人能预见到后来那惊人的转折，命运和战争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接着美国在1803年获取了大片内陆土地（所谓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3]），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控制也终于在1818年达到了巅峰。与此同时，英方的桥头堡被广大的“接触区”——例如美洲“边疆”、东印度公司首府之外的印度“乡下”（严格地说，是除公司首府所在地之外的其他邦），团团围住。每当英国（或其他欧洲）商人、移民、传教士进驻某地（例如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19世纪40年代后在中国），接触区就随之而来。这些“中间地带”往往要么不受任何人统治（例如1840年前的新西兰），要么山高皇帝远，这里没有法律，只有传统，或通过暴力，或通过私下协议解决问题。无论哪个团体都没有力量（有时是没有动机）将其他人赶出去，一家独大。帝国的强硬面——武力征服、统治、排斥、隔离，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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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有些外来移民看来，这是个会被后世缅怀的自由时代。“啊！我第一次到新西兰时的那些旧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某个都柏林教授的孙子腓特烈·曼宁（Frederick Maning）1833年从塔斯马尼亚到北岛时这样写道，“那时候没有总督、法律和正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曼宁所钟爱的那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白人商人受到毛利人的礼遇，因为白人商人能提供枪支弹药，他们能给毛利人带来高达“约他自身体重20倍的火枪”，吞并和白种人殖民给这里带来的变化让曼宁心痛不已。18世纪末期，在印度为当地统治者办事的欧洲人，例如海得拉巴的米歇尔·鲁瓦蒙德（Michel Raymond）和阿瓦德的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都作为战士或“代理人”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中间地带的吞并过程缓慢（有时极度缓慢），这是因为帝国缔造者们需要从国内招兵买马、筹募资金，或者在当地征募资源和人力，一步步从桥头堡往外扩张，逐步进占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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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接触区给后来的帝国时代留下了相当巨大的遗产——创造了混合文化和人口。它们的身影随处可见：殖民社会的土话、行话、方言夹杂着毛利语和英语；看到新西兰的地图上毛利地名与英国地名一样多，人们大概猜不到其实到1914年毛利人口只占当地总人口的5%；在殖民地种族隔离前，各民族交融产生了“白黑混血儿”“欧非混血儿”“欧亚混血儿”“开普有色人种”和“半血统混血儿”等。或许这个遗产也扎根在记忆中，记载着在接触带来的便利被殖民占领取代之前人们如何生活、如何获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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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萨姆：海得拉巴邦君主的称号。纳瓦布：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的总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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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称托马斯·皮特买下钻石的价格是2.4万英镑，卖给法国摄政王的价格是13.5万英镑。疑为原文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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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美国于1803年以大约每英亩三美分向法国购买超过529 911 680英亩（2 144 476平方公里）的土地，该交易的购地所涉土地面积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1英亩≈0.004平方千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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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8月6日，拉各斯岛（现为尼日利亚最大城市一部分）成了英国的属地。英国领事在汇报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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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无数人云集到领事馆观礼，下午一点钟，停泊在附近的普罗米修斯号上的礼炮齐放7响之后，（拉各斯）国王上场了。在与他最重要的4位酋长一同签订完条约之后，他们被领至户外早已立好的旗杆下，然后宣读（割地）声明，大英帝国旗帜迎风飘展。接着又是21声礼炮，教会学校的孩子们合唱英国国歌……最后是在普罗米修斯号上聚餐，国王多西莫（Docemo）及其统辖的4位酋长，以及几乎所有在此地的欧洲人都被邀请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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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地条约中的第一条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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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西莫，经过与我国议会协商，确定献出、转让……拉各斯港及拉各斯岛的所有权、利益、领土和附属权利，将其永久赠予大英帝国女皇及其子嗣和继承人……作为大英帝国直接、完全、绝对的自治领和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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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莫本人仍然保有国王头衔并享有俸禄。但是显而易见，他在条约上的宣言并非本意，第二天他抱怨道：“（普罗米修斯号的）指挥官逼着我签字，如果我不签，他就会向拉各斯岛开火，只需眨眼工夫就能将拉各斯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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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90年前，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附近一个小岛上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幕。“小艇和双桅帆船来到这里，船长领着绅士们登陆。我们从山顶上俯瞰国土、检视海岸，”库克船长在1770年8月22日的航海日志中记录道，“到了6点钟，我们以国王的名义占据了这片土地，挂上了英国国旗，找了些小火器鸣了几响并三声欢呼权作庆贺，船上的船员们与我们热情回应。”除了库克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其他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除了几个没见到人影的“印度人”——库克这么称呼原住民，但库克等人声称那天早些时候看见了“印度人”生的“烟”）；也没人对库克将“整个东海岸……包括海岸上的所有海湾、海港和河流命名为新南威尔士”的行为提出异议。他们坚信没有其他欧洲势力发现过澳大利亚东岸，也坚信这里没有任何首领或者国王，没有需要他们去觐见以表敬意的统治者（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库克兴高采烈地率领船队离开了，澳大利亚东部成了英国的属地，而在这里生活的人还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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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国人吞并英属香港殖民地对面的九龙半岛时的仪式更为独特。英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用纸包了一块九龙的泥土递给中国官员，再令中国官员将泥土递回给英方，以此象征领土的移交。英国人当场大声宣读割让声明，英国皇室旗帜冉冉升起，礼炮隆隆作响。在场者为“古老的英格兰”欢呼三声，再为“女王”三呼万岁，英军对空排枪齐射，交接就算完成了：英国成了九龙的主人（除了一块有防御工事的围城——“九龙寨城”，匆忙中，谈判者们莫名其妙地将它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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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简单粗糙的仪式却象征了帝国扩张的决定性行为，那就是吞并领土。吞并行为将统治和利益的模糊地带变为了英国君主的正式财产。从此以后，无论这些地区有多么麻烦、棘手或无利可图也不能被轻易放弃。伦敦也必须指导（有时需要大费周章地详细指导）新吞并的领土该如何治理，需要决定授予新加入的“被统治民族”以及他们原有的统治者何种地位，还必须决定这里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法律，是否应该尊重本土民族对于财产、刑罚和宗教的观念。伦敦政府不久后被迫规定了移民者在属地从当地人手中购买土地的条件，接着又要为移民者是否应该和当地人一样被同一个政权统治而大伤脑筋。关于上述种种问题，没有标准的规则、公式可套用。尽管殖民统治有某些大的框架可循，但是几乎每块新吞并的土地上都有自己的历史，故而需要量身定制具体的统治方案。时间和地点都很重要。有的时候似乎没有当地统治者驱赶殖民者或者打断他们莫名其妙的声明；有的时候，原住民首领，例如国王多西莫可以被轻易地用俸禄打发走；而有的时候，像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wayo），英殖民者只能将他监禁流放。在每次吞并的背后通常隐藏着国内某些特殊的利益，或公或私，总有人大力游说政府吞并某个新行省：任何英方在属地设立的新政府都必须让这些背后的驱动者满意。吞并的条件跟吞并行为本身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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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罗斯基领事和库克船长经历的事件揭示了吞并活动的意义。伦敦将拉各斯收入囊中是有明确目的的：通过进一步控制西非港口来压制奴隶贸易——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尽管统治者承诺驱逐奴隶贩卖商，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原本割让的领土只限于拉各斯岛，内陆并不是伦敦政府的目标。麦克罗斯基收到的指示是和平地与多西莫签订条约，让他自愿献出拉各斯，而无须双方动用武力。多西莫的王位以及他对当地百姓的统治将（至少在表面上）被保留。库克的行动则完全不同，他接收到的指令是含糊不清的。他肩负着占领其他欧洲势力没有涉足过的土地的重任，因为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助于大英帝国日后在南太平洋的海上利益。库克应该在吞并别人的地盘之前先征得当地人的同意。而事实上，当库克登陆澳大利亚的“占领岛”时，他深信当地原住民人口如此稀少、没有长期定居的聚居地，以至于没有统治者能跟他签协议，他也就无法建议当地人并入英国。当然，像这样随意在某个大陆的海滩上登陆就能做出这么大范围的判断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库克当时很可能对这块他为乔治国王占领的土地一无所知，他所进行的吞并仪式有点好笑。我们可以想象类似的情景：一群西非渔民在风暴中被吹得七零八落，最终漂到了冰岛，一看四周无人便欢欣鼓舞地宣布将欧洲并入达荷美。但是库克对当地无定居人口的信念对后来影响很大——因为它成了定论。1819年英国法律界把新南威尔士（库克对此地的命名）定义为“既不是来自征服也不是来自割让，而是被占领的……人迹罕至的土地，随后被我国殖民统治”。澳大利亚依照英国法律是一片杳无人烟的空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从法律上来说根本不存在。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它所造成的后果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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