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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英国人承认印第安人在那段时期里是“本土土地所有者”。个体移民可以，也的确直接购买了土地，可是要确定他们的所有权（以防其他有意购买者夺走土地）就必须到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绝大多数殖民地都有专门的法律禁止未经政府授权的直接购地行为，有的时候当局要求在进行土地买卖时必须有官方检查员和出售土地的印第安人同时到场。在这种制度下，截至1750年，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大片土地被转手交易，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土地投机者甚至迫切要求或者暗中游说政府签发许可证，以购买西边的土地。但是正在此时，危机爆发了。在七年战争时期，印第安人对英国人的敌意以及他们对法国人的支持反映了印第安人对英国移民者进一步侵犯他们土地的深深恐惧。由于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印第安人被迫背井离乡迁徙至毗邻部落的地盘。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辽阔领土。北方的庞蒂亚克部落暴动以及在南方与切罗基部落之间战争的爆发让英国疲于奔命，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参与新的边境战争。《1763年皇家宣言》（以下简称“皇家宣言”）就是为了快刀斩乱麻。“在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欺诈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它声明这些行为“既有损我们的利益，也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极度不满”。出台的解决方案相当极端：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不签发购地许可证，所有进行私人交易的，无论是移民还是印第安人，都被明令禁止。自此以后，唯一购买土地的途径就是由政府出面，通过收购或与印第安部落签订条约获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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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突如其来的禁令激怒了移民——那些投机土地买卖的人中就包括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标志着外来者与本土居民之间土地交易方式的重大转变。1783年之后，英国政府再也控制不了美洲移民购买土地的行为，这些地区后来发展成了美国的一部分。联邦政府虽然名义上支持私人不得购买土地的原则，但实际却成了移民（和投机者）实现坐拥更多土地欲望的工具。而在大英帝国，“皇家宣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法律蒙上了一层阴影，它成了移民购买土地的正统原则。但是英国人也注意到了美国一个重要的法律判决。1823年的“约翰逊诉密托施案”否定了私下购买土地的合法性。美国最高法院重申了“皇家宣言”中规定的原则，但是在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著名的司法认定中，这条原则被附加了三个重要条件。第一，他称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发现”权——英国人就是如此占领美洲大陆的。拥有发现权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的土地就是美国人的，但他同时否定了印第安人有出售土地的权利。第二，马歇尔更正了印第安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论断，裁决印第安人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第三，否定了印第安人随意将土地转让的权利（移民则有此项权利），因为印第安人尚未开化。印第安人“靠狩猎为生，居无定所”，“印第安人随着猎物迁往更为浓密、保护得更完好的森林”。在这里，马歇尔对印第安社会显然抱有一种陈旧且极具争议的观点。然而，正如一位英国官员尖锐地评价：“他毕竟是个美国人（要替美国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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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宣言”和马歇尔发表的声明为新西兰的白人殖民做好了准备。19世纪30年代，以悉尼为基地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开始从毛利部落和首领手中购买土地。30年代末，新西兰公司开展的大型移民计划迫使伦敦政府启动新模式。私人土地购买行为不被法律承认，英国移民只能购买英国政府从毛利人社群——而非毛利人个体手中买到的土地。但是英国人认为马歇尔论断中的发现理论并不适用于此地，他们不把新西兰算作发现所得：因为毛利人不是游猎民族，而是开化了的农耕民族。毛利人是“土地的所有者和统治者”，这其中有深刻的暗示。新西兰之所以成为英国属地并不是因为它是被英国发现或征服，而是因为1840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将它割让了。条约保证毛利人能作为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占有者）“完全地使用以及完整地拥有”他们的土地、森林和渔场，尽管如果他们出售土地就必须出售给英国女王。然而这个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却有些不尽如人意。毛利人渴望出售土地、英国人渴望购买土地，再加上些欺诈、投机和种族对立，战争随之而来，到了那个世纪末，眼看就要灭绝的本土民族手中掌握的土地与签订条约前相比，只剩下了极少的部分。但是正如新西兰近代史所表明的，1840年确立的占领规则结果（出人意料地）意义重大。根据条约规定，毛利人所拥有的权利以及依照条约获得的巨额补偿为毛利人自我意识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对《怀唐伊条约》中的条款的援引重塑了现代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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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例子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白人移民在非洲可没有惺惺作态地尊重原住民族的财产权。最早的白人移民定居点从开普（当时还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往北延伸，占据了人口稀少且在不断减少的科伊科伊人的土地，移民们与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桑人（又称布须曼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恶战。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每当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上遭遇人口较多的科萨部落骚扰，解决争端的方式通常是征求部落首领的同意分配白人和黑人的领地以减少进一步的武装摩擦。所以尽管英国移民在非洲也会签订条约，但是与《怀唐伊条约》情况不同的是，这些条约并不承认非洲人为土地所有者。相反，英国当局通过征服或割让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再将土地作为“原住民居住地”和“政府赠予地”分别分配给黑人和白人。从开普殖民地向北迁徙的阿非利卡人[2]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他们的陆军突击队用武力占领土地，再将土地分配给自己人，并把原住民变为被奴役的劳动力。塞西尔·罗兹的特许公司沿袭了这个传统做法，于1890年占领了今天的津巴布韦，将大片土地分给了“先锋者纵队”队员和公司股东。1893年后恩德贝勒人的抵抗终于被攻破时，被征服土地上的一切权利被宣布转交给英国王室，这一做法消除了对罗兹之前“征服行动”合法性的法律疑问（因为征服行动必须以英国王室的名义进行）。英国君主的土地专员对罗兹的土地分配进行了认证，尽管东印度公司后来被迫给非洲人留出更多土地。同时，在新东非保护国（今肯尼亚），游牧狩猎民族马赛人被驱逐出后来成为“白色高地”的地区，因为按照计划，该地被留给了不断迁入的白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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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让人惊异的还是在澳大利亚。在非洲，殖民者暴力抢夺的土地成了白种移民的财产，但是至少原住民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居住权还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在于原住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土地（到1913年，南非地区实行“最低限度”政策）以及非洲土地应该为部落或氏族集体所有还是为个人所有。可是在澳大利亚，库克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我们之前讲到，库克武断地宣称在澳大利亚没有看到任何有权拥有土地的人，他的说法被信以为真。所以澳大利亚是片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即无主之地。这意味着1788年英国开始占有这片无主之地的时候，英国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土地。在他们试图圈定内陆移民定居点的范围时，他们不仅没有花钱买地反而是让原本居住在这块地方的原住民掏钱以换取继续在此放牧耕作的权利，于是他们与当地人发生了争执。原住民的反抗（在有些地方相当激烈）给英国人出了道法律难题。有些有影响力的人认为原住民应服从英国法律，所以也应受英国法律关于暴力和盗窃罪的惩罚，但是反对的呼声非常强烈。将英国法律推行到白人移民定居点之外的广大原住民居住地域根本不可能。而且，如果原住民可以在英国法庭受审，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在英国法庭提出诉讼？他们会不会提出诉讼争取财产权？他们会不会控告偷了他们土地的人？这样一来白人移民定居点的法律基础就会被摧毁。1841年西澳大利亚总督就指出了这一点，他提出这种提议“站在了皇室在澳大利亚所有土地上拥有的统治权的对立面”。当一群塔斯马尼亚岛的白种人移民从当地原住民部落手中购买今墨尔本周围的土地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笔土地交易被迅速否决，理由是私人购买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在这个理由之下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果原住民可以出售土地，也就承认了土地是属于他们的。倘若承认了这一点，那么更多的人会冒出头来，令本来就脆弱的殖民地统治全面崩塌。和大多数法律原则一样，“无主之地”的真正好处就在于它符合当时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白人侵略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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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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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帝国都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占领。历史上大多数帝国在其版图内都既有正式统治的区域，也有影响带或非正式统治区，还有与之“联盟”（客气的说法）的附庸国。19世纪，英国人在全球许多地方实践了这种帝国形式：例如拉丁美洲、中东、西非（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东南亚和中国。但在各地采取的方法大为不同。在埃及，卫戍部队和皇家海军对通往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的海上门户东地中海及红海的掌控权保证了英国的影响力。在中国沿海地区，用武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让英国商人（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方人）得以在特别的据点，即所谓的“通商口岸”免受中国当局控制，而海岸和航道入口也随处可见英国炮艇在游弋巡逻。严格地说英国在中国只有一个领地，即分别于1842年和1861年[3]获得的中国永久割让的香港维多利亚港和九龙（今天香港的其他部分当时只是租借给英国政府）。但是在拉丁美洲，情况很不一样。在这里，英国产业众多，但是大多数都是以商业机构（例如银行）、商业财产（包括农场和牧场）、公共事业（例如电车轨道、供水系统）的形式存在。最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英国人已经在拉丁美洲建好了铁路系统——从阿根廷的大欧斯特或利润颇丰的圣保罗，到委内瑞拉稍微逊色的玻利瓦尔。这些英国产业都由伦敦的金融家而不是由白厅管理。时至1913年，这些产业带来的利润已经占英国海外收入的近1/4，这也是大英帝国能挺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秘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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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不将这些宝贵的产业变成“真正”的占领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只要产业有利可图，那么似乎没有什么必要非得完全占领，毕竟——至少是在拉丁美洲，英国人带来的贸易增长是当地政府喜闻乐见的。除此之外，占领也很劳民伤财。如果当地人民不怎么抵抗，同时在该地区也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兼并领土确实很容易；相反，如果当地人民奋力抵抗，或者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一旁虎视眈眈，那么要兼并领土，就不得不进行昂贵的持久战：英国抢夺美洲新法兰西殖民地的过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只有在战争中取胜才能成功占领。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期，只要情况允许，英国人更倾向于“通过条约兼并”——这是在热带非洲地区的常用模式。由于当时海军和陆军实力有限，想要征服拉丁美洲根本不可能：征服拉美的想法在当时看来是如此让人无法忍受的荒诞不经，至少在伦敦金融界看来如此。而中国（和日本）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使得英国的征服行为不仅徒劳无功，还伤亡惨重。埃及显然是个例外，英国人1882年占领了这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埃及是个地理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国家，英国人并没有兼并它。埃及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恨之入骨，多年来，这令英国人忧心忡忡。所以英国人在公开场合一直勉力维持那个尴尬的谎言，号称埃及只是被“临时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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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的结论便是，尽管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英国的领地看起来浩瀚无际，但这只会给大家对帝国的“本质”造成错误的理解。当时权威的墨卡托地图上标注为英国属地的许多地方其实不过是沙漠或荒野：真正有价值的地区集中在河边、航道边以及（后来的）铁道边的狭长地带。而有些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如我们谈到的，并没有被染成英国红，正式成为英国领地。俗话称，“现实占有败一胜九”（意指占住了的才算数），但是直到19世纪末，帝国实际占领的地区远远不及地图上所见的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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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民族起义，英国人则称之为印度叛变或土兵叛变，而独立后的印度则称它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一般指1857~1858年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莫卧儿帝国自此完结，而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亦从此告终，印度开始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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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非利卡人即布尔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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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著中为1861年，据考证为1860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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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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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英国人谈及或想起英帝国时”，1909年寇松勋爵抱怨说，“他们往往不把印度算在内，只会想起由我们自己民族的男人和女人们建立并居住的殖民地。”作为前印度总督，寇松坚信“亚洲争夺战”将会决定大英帝国的前途，而占领印度则是决定这场战争结果的关键所在。但是他深刻地意识到英国国内对帝国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后来发展成白人自治领的4个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关注相对较少的）南非。许多“帝国主义者”声称正是这4个自治领提供的额外人力和物力才使英国有能力对抗世界上的新兴势力（德国、俄国和美国）。1903年后，这种期望引发了关税改革以及约瑟夫·张伯伦极力推动的“帝国统一”运动，保守党甚至因此一分为二。在张伯伦宏大的计划里，他呼吁联合所有的移民殖民地建立一个“帝国联邦”，由同一个议会和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尽管这个计划的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在“英属国家”（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张伯伦的追随者们所用的称呼）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合一直到20世纪都是“帝国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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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的那番话如果提前25年左右说，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当时的英国人似乎对英国移民行动所造成的后果和带来的收益完全漠不关心。1883年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出版了著作《英国的扩张》，在书中，他谴责英国人对移民行动的轻视，认为这是时人闭关自守、思想狭隘的表现。向海外的移民行动被西利称为“英格兰的出埃及记”（西利用“英格兰”和“英格兰人”指代“英国”和“英国人”），在他看来，这是“现代英国史中的重大事件”。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被提及，它也仅被当作一件简单而且必然的事件：“人口过多，又拥有最强大海上实力的国家所向披靡地占据无人居住的国家。”至于扩张的途径和原因，则无人关心。西利呼吁国内的英国人应该承认自己与海外英国人同属于一个“更大的不列颠”，彼此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正是这个主张触发了帝国统一运动和张伯伦的计划。尽管不久之后“帝国联邦”就宣告破产，但是西利的影响深远，英国政界普遍承认海外“扩张”是英国的“天定命运”，并承认“母国”英国与之前建立的移民殖民地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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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认可西利的这些观点，我们也得承认，从本质上来说，移民对于构建帝国或者“英属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1815~1914年，超过2 200万人从不列颠群岛出发前往海外各地，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人数。当然我们需要谨慎分析这个数据。1815年后移民总数的2/3去了美国而不是英属国家。大概只有总数的1/3回到了英国，其中有些人是为了稍事休整再次前往海外或者开始“连环移民”——一种史学家才刚刚开始研究的移民模式。而且英国人（通常也包括爱尔兰移民）并不是“英属”国家里的唯一移民群体。其他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取道英国。19世纪末期新西兰北岛上有今克罗地亚沿海地区的达尔马提亚人在挖掘埋于地下的贝壳杉树脂。或许是因为觉得他们能适应当地的严寒，乌克兰人被征召至加拿大草原。截至1800年，约有1 000万非洲人被迫横渡大西洋到美洲成为奴隶，其中很大一部分去了英属殖民地，直到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来自印度的移民通常在严格的劳务合同约束下（所谓的“契约”）来到英属热带殖民地（例如斐济、马来亚、缅甸或特立尼达岛）当种植园劳工或者当铁路“工人”修筑乌干达与肯尼亚之间的铁路。部分印度移民到了“白人的国家”（通常来说，这只是个政治宣传术语，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国民全都是白人），在这里，他们和中国移民一样，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仍然激起了当地人的恐慌，当地人担心这些移民会不声不响地反客为主，从而将他们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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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移民和定居以及对所谓“无人居住的国家”的占领是英帝国构建的根基所在。这是最为持久也最为野蛮的殖民形式。然而正如西利暗示的那样，它既不“简单”也不“必然”。没错，我们越是深入探究就越发现它令人费解、错综复杂，就算我们仅仅深究英国移民部分。移民的迁徙并非出于本能。除非是被判以流放的罪犯，否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先得下决心离开故土，然后他们或者他们的雇主还得挑个目的地。移民要到达自己或别人帮他挑选的目的地需要强烈的动机、慎重的计划和周详的组织。而这还不够，到达目的地才是移民定居的第一步，接下来移民们要找到土地或其他方式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进入了一个残酷的世界，在这里，先到者占据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源。他们必须融入未经开发的边陲社会、适应精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学会使用最粗糙的工具尽可能地开发自然环境。他们必须得生产例如谷物、羊毛、黄金之类的经济产物，这样才能保证生计，也能使他们在荒芜之地建立的劳动营地的经济活跃起来，以吸引更多的移民。然而正如稍后我们将看到的，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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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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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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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岛向海外移民的习惯由来已久，远早于1815年的大迁徙。最初的目的地是爱尔兰。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伦敦政府鼓励英格兰移民前往爱尔兰占据从造反的爱尔兰贵族和宗族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到16世纪末，爱尔兰南部的芒斯特地区聚集了超过4 000英格兰人，都柏林附近的伦斯特地区的英格兰移民人数大约也有这么多。1600年之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蜂拥而至北爱尔兰地区。截至17世纪40年代，约有10万来自不列颠岛的移民定居于爱尔兰，大大超过了那时远赴大西洋彼岸的人数。1690年7月，博因河战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再次征服爱尔兰之后，移居北爱尔兰的人数达到了8万人之多。当然此时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人数也大步赶上了。到1700年，将近40万人移居美洲，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去气候温和的大陆殖民地，而是去了炎热潮湿的加勒比种植园（当然这里的死亡率也高得多）。在陌生环境的残酷死亡考验之后，大约有23万移民幸存，其中约5万人挺过了加勒比的热带气候。事实上，据估计，17世纪共有大概100万人（其中70%是英格兰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如果拿移民人数与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这次移民的规模比200年后的那次大迁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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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要离开不列颠呢？部分原因是在17世纪，内战、叛乱和血腥镇压造成的极度动荡局势影响了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对清教徒还是对天主教徒而言，移民都只有一条出路。他们或由富有同情心的商人和贵族征集，或借由率先移民的那些牧师们提供的帮助前往新英格兰定居。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因素的影响才是最大的。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粮食歉收，再加上“小冰河期”带来的气温骤降，移民的需求更为迫切了。许多离开不列颠的人起初或许并没有打算在外久留——前往弗吉尼亚的第一批人正是如此，他们原计划只是去开展贸易而不是开辟农业殖民地。而绝大多数横渡大西洋的年轻单身汉是冲着一夜暴富的机会或者高工资而前往盛产烟草、糖和黄金的加勒比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700年后英国国内环境改善以及非洲奴隶将白人劳工挤出糖业生产和加工，移民潮逐渐降温，而1760年后英国的再次萧条、北爱尔兰的土地压力加上七年战争对美洲殖民地的强大宣传效应，移民热又开始不断升温。1760~1775年（1775年美洲独立革命导致交通完全瘫痪），渡过大西洋的移民达到了12.5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新教教徒，是此前几十年间的移民数量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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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世界性战争，1815年之后大规模人口外流再次兴起。1832年，前往海外的年度移民人口总数首次突破10万。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造成了大移民潮：1841~1850年，170万人离开故土；1853~1860年又有160万人背井离乡；1861~1870年，几乎200万人远走他乡。1853年和1854年，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都超过了1%。19世纪50~60年代，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仍然在移民潮中占绝大多数，而1870年后，英格兰移民开始占据多数。19世纪70年代，移民人数略微下降，但是从8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通常每年移民人数都超过20万，从未低于14万。在之后一场持续到1914年的移民热潮中，超过3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仅1913年一年就有近40万移民。移民目的地的转变同样引人注目。18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英国移民仍然选择前往美国，而1900年之后他们则选择帝国属地。那些年里有超过100万英国人移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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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动因推动和拉扯着大批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方面的。爱尔兰大饥荒体现了人口给土地带来的巨大压力已接近极限，而马铃薯在枯萎病之前的高产掩盖了这些压力。甚至在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的迁出人口就已经显著上升，1815~1845年，150万爱尔兰人移居海外。在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地区，居住在边际土地的农民要面对那些急于开创自己的“领地王国”的大地主们（比如说萨瑟兰公爵），所谓的“迁移”（“大清洗”一词是后来才有的）让他们苦不堪言。1815年之后，以及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对许多技术工人来说，尤其是织布工，经济萧条导致了“结构性失业”：棉毛纺织机器使得他们的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技术行业的逐步工业化致使人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继而导致地位）急剧下降。随着英国粮食（尤其是谷物）进口量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并不只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经济开始濒临崩溃。恶劣的天气、贫瘠的土地和糟糕的道路状况加剧了北德文和奇尔特恩思等许多区域农村的贫困程度；来自美洲的竞争导致小麦价格暴跌，使得传统的“谷物生产区”（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大型谷物种植区）的农村劳动力穷困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