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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非常震怒，他认为切姆斯福德指挥的这场战役纯属浪费资源，完全不能达到目的。但他没能及时赶到阵地，无法阻止切姆斯福德因塞奇瓦约的战败而获得战功。三年之后，沃尔斯利在埃及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埃及财政已经破产，为了抵制国外势力的干预，开罗成立了民族主义政权（该政权的核心是能承受金融“改革”冲击的军队）。在经历国内激烈的关于埃及问题的争辩之后，格莱斯顿政府已经决定要推翻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权，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对通往印度的便捷航线苏伊士运河产生了威胁。在亚历山大港进行的海上军演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不仅远没有达到促使埃及垮台的目的，炮轰反而激起了人民暴动，许多欧洲人被杀死。入侵计划早已拟定，1882年7月初命令传达了下去。英国辛苦从国内军营和地中海基地凑集了25 000人（根据殖民地的标准，这就是一支大部队了），从印度征召了约7 000人（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没人觉得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战争：埃及的地形是个可怕的挑战；埃军是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军队；民族主义领袖阿拉比上校深得埃及民众支持。英国入侵者只要遭受一次败绩就可能在政治上受到致命的影响：阿拉比的名声将飞涨，而英国人可能会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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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沃尔斯利擅长解决的难题。他必须决定入侵哪里以及如何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地形是关键。在亚历山大港（进入埃及的必然通道）与开罗之间是尼罗河三角洲，每年8~10月间尼罗河水上涨，洪水泛滥，三角洲大多数地区都被淹没在河水之下，这会给军事行动和行军造成极大困难。沃尔斯利没有选择这里，而是选择了位于苏伊士运河中部的伊斯梅利亚登陆，印度分遣队可以在这里与其会合。除了距离开罗更近之外（距开罗仅75英里），此举的主要好处是军队能够沿着沙漠边缘行军，道路状况良好，适合骑兵行进（如果现在你从开罗去伊斯梅利亚，从主干道上就能看到沙漠的白沙）。这里有一条铁路可以使用，还有一条淡水运河——这是宝贵的资源。但是沃尔斯利必须在阿拉比采取破坏行动之前将军队运上岸并做好进军的准备。他也必须保护好淡水运河和铁路，必须确保在与敌人狭路相逢时一击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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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874年阿散蒂战争：沃尔斯利进攻库马西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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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采用了他在阿散蒂战争中采取的战术：先建前进补给基地，等军需准备就绪再将大批部队搬来。与此同时阿拉比在泰勒凯尔比准备防守，阻隔通往开罗的道路。从1882年8月底到9月初，英军在大军全力前进之前势如破竹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们面临着一支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军队（约是英军人数的三倍，但是其中有不少“非正规军”）。这支敌军躲在壕沟工事之后，英军的火力不占优势，正面进攻将遭受沉重的损失。沃尔斯利的主要优点就是治军严明，麾下士兵士气高昂。英军连夜无声无息地就位——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壮举，9月13日拂晓时分，高地旅对埃军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尽管奋力抵抗，但阿拉比的军队仍然很快陷入混乱；据说当阿拉比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士兵们已经四下逃窜了。英军骑兵赶在阿拉比能组织抵抗，或者像沃尔斯利担忧的那样——点火焚烧都城之前疾驰奔往开罗。开罗的总督被劝服放弃抵抗，将卫戍部队开出城外并放下武器。到了15日早晨，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整座城市。几星期后，英军大部离开。在这场争夺埃及统治权的战争中，英军57名士兵和军官阵亡，30人失踪，约400人受伤。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其中的关键就是补给——这是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并确保对敌方造成致命一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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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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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军队并不完美，也曾经遭受过失败，但是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帝国防卫和扩张的有效工具，直到1899~1902年与布尔人那场长久的战争它才显得有些力有不逮。英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后勤——在这一点以及从印度或英国本土装备及派遣军队的非凡速度上，惠灵顿、沃尔斯利及其“接班人”基钦纳勋爵（他也同样善于筹谋、小心谨慎）都是大师。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军的成就主要可以归功于武器的优势——当然（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有轮式运输工具的地区只能依靠人力运送机枪和弹药（一架马克沁重机枪需要5个人才能搬动），因此必须节约使用这些武器。1897年在北尼日利亚发生了两场战役，各持续了两天，为了节省弹药，机枪只被使用了三分钟。而且英军火力的消耗也很高：某位专家曾经估算过，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后不久的著名的罗克渡口战役中，英方守卫军共打出了约20 000发子弹，歼灭了650名祖鲁战士—30多发子弹才能歼灭一名敌军。纪律、士气以及军官不计后果的狂热情绪激发了猛烈的攻击。几乎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好处就是军队随机应变的能力得到加强——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这种能力是必要的，而且英军也逐渐对有些战场了如指掌：最熟悉的就是印度的西北边境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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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879年祖鲁兰：英军进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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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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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军并不是单独作战。在印度及周边，一大部分负担落在了“印度兵”的肩上：他们在阿富汗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只要可能（例如阿散蒂和祖鲁战争中），英国人就会招募大批本地人作为非正规军团或分遣队参与战争。这些本地军队的部分任务是为英国白种人军团扫清道路。“当配有本地军团时，”政府训令规定，“先派它检查可能隐藏敌军的丛林或崎岖地形，再命令欧洲军团前进……”当地援军也被征募为后勤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只要有白种移民，他们对当地的了解就能为英军所用。最重要的也许是军队有一个无形的盟友可依赖：英国的海军实力既能为陆军保驾护航也能确保将国内的增援输送到战地，正因如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才得以遍布世界各地。亚洲乃至非洲没有几个地方是英军到达不了的。谁能想得到187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劫持了几个英国人当人质，12 000英军就大军压境入侵了距离大海250英里的峭壁上的默克德拉？他只能绝望地投降或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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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往事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英国扩张中的暴力绝大多数给地方造成了隐蔽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就算在英军参战的地区，许多情况也被忽略或者没被官方记录下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平民伤亡，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布尼奥罗王国（今乌干达西部）发生的情况估量这些暴力战争造成的影响。英国人于1894年入侵布尼奥罗，或许是为了加强对临近的布干达的政治影响，因为与布干达的联盟关系对于稳定英国在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英方军队是一支杂牌军，成员五花八门：有几个喜好探险或寄希望于用特殊任务的报酬偿还债务的英国军官，有一些苏丹雇佣兵，一大群由部落首领带领的瓦甘达族，再加上必不可少的马克沁和哈奇开斯机枪。布尼奥罗战士们在武器上无法与英军抗衡，他们的防御栅栏被英军远远地用炮轰开，牛群也被英军掠走，村庄被焚毁。英国人对这场攻击和屠杀视若无睹。但是布尼奥罗的国王卡巴雷加得以脱逃，于是抵抗仍在继续。之后10年间断断续续的战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中断了农村经济导致了灾荒，农业倒退了，人们迫于战乱的频繁迁徙导致卫生状况无法保障，继而无法控制疾病。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战争就意味着疾病。这些后果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布尼奥罗陷入贫困人口暴跌，只能痛苦地缓慢恢复元气。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帝国的触角可能给某个地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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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指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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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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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指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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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码≈0.91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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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查理二世的廷臣、经济学家塞缪尔·福特雷（Samuel Fortrey）1663年写道，“不应该在海外建立种植园……除非是在那些可能为我们国家增加财富和贸易的国度……”看起来这条意见再明显不过了，毕竟光是建立殖民地就很费钱，管理费用相当昂贵，保卫殖民地的花费更是个无底洞。如果这个殖民地不能使英国贸易增加，那么把它纳入帝国版图又有什么用呢？无利可图的帝国本身就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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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只是论战的开始。从始（约1600年）至终（约1970年），在英国海外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价值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家都认同繁荣和实力紧密相关：贸易能创造财富，有财富就有实力，实力能充当守护神，也应该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大家只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各方观点迥异。最基本的问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具有任何特别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附近的市场货物运输和信贷流通速度都更为快捷，也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舍近求远地一味鼓励“殖民地贸易”真的值得吗？拥有这些殖民地是“增加”了英国的商业活动还是仅仅将其转向了另一个特定的方向？限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将其局限于生产特定的产品并仅销往英国（斯密那个年代的规定）是明智之举吗？没有这条限制的话，殖民地可能更加繁荣昌盛（这是个合理的假定），自由和富饶带来的结果就是它能从英国购买更多商品。如果控制殖民地贸易最多是施加反作用，那么英国的帝国势力何苦顶着风险、承担着巨额成本维持这种状态呢？这个问题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年，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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