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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军并不是单独作战。在印度及周边，一大部分负担落在了“印度兵”的肩上：他们在阿富汗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只要可能（例如阿散蒂和祖鲁战争中），英国人就会招募大批本地人作为非正规军团或分遣队参与战争。这些本地军队的部分任务是为英国白种人军团扫清道路。“当配有本地军团时，”政府训令规定，“先派它检查可能隐藏敌军的丛林或崎岖地形，再命令欧洲军团前进……”当地援军也被征募为后勤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只要有白种移民，他们对当地的了解就能为英军所用。最重要的也许是军队有一个无形的盟友可依赖：英国的海军实力既能为陆军保驾护航也能确保将国内的增援输送到战地，正因如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才得以遍布世界各地。亚洲乃至非洲没有几个地方是英军到达不了的。谁能想得到187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劫持了几个英国人当人质，12 000英军就大军压境入侵了距离大海250英里的峭壁上的默克德拉？他只能绝望地投降或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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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往事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英国扩张中的暴力绝大多数给地方造成了隐蔽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就算在英军参战的地区，许多情况也被忽略或者没被官方记录下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平民伤亡，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布尼奥罗王国（今乌干达西部）发生的情况估量这些暴力战争造成的影响。英国人于1894年入侵布尼奥罗，或许是为了加强对临近的布干达的政治影响，因为与布干达的联盟关系对于稳定英国在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英方军队是一支杂牌军，成员五花八门：有几个喜好探险或寄希望于用特殊任务的报酬偿还债务的英国军官，有一些苏丹雇佣兵，一大群由部落首领带领的瓦甘达族，再加上必不可少的马克沁和哈奇开斯机枪。布尼奥罗战士们在武器上无法与英军抗衡，他们的防御栅栏被英军远远地用炮轰开，牛群也被英军掠走，村庄被焚毁。英国人对这场攻击和屠杀视若无睹。但是布尼奥罗的国王卡巴雷加得以脱逃，于是抵抗仍在继续。之后10年间断断续续的战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中断了农村经济导致了灾荒，农业倒退了，人们迫于战乱的频繁迁徙导致卫生状况无法保障，继而无法控制疾病。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战争就意味着疾病。这些后果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布尼奥罗陷入贫困人口暴跌，只能痛苦地缓慢恢复元气。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帝国的触角可能给某个地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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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指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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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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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指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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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码≈0.91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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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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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查理二世的廷臣、经济学家塞缪尔·福特雷（Samuel Fortrey）1663年写道，“不应该在海外建立种植园……除非是在那些可能为我们国家增加财富和贸易的国度……”看起来这条意见再明显不过了，毕竟光是建立殖民地就很费钱，管理费用相当昂贵，保卫殖民地的花费更是个无底洞。如果这个殖民地不能使英国贸易增加，那么把它纳入帝国版图又有什么用呢？无利可图的帝国本身就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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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只是论战的开始。从始（约1600年）至终（约1970年），在英国海外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价值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家都认同繁荣和实力紧密相关：贸易能创造财富，有财富就有实力，实力能充当守护神，也应该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大家只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各方观点迥异。最基本的问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具有任何特别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附近的市场货物运输和信贷流通速度都更为快捷，也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舍近求远地一味鼓励“殖民地贸易”真的值得吗？拥有这些殖民地是“增加”了英国的商业活动还是仅仅将其转向了另一个特定的方向？限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将其局限于生产特定的产品并仅销往英国（斯密那个年代的规定）是明智之举吗？没有这条限制的话，殖民地可能更加繁荣昌盛（这是个合理的假定），自由和富饶带来的结果就是它能从英国购买更多商品。如果控制殖民地贸易最多是施加反作用，那么英国的帝国势力何苦顶着风险、承担着巨额成本维持这种状态呢？这个问题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年，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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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不见得所有贸易都是好的贸易（至少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一些17世纪的观察者（其中包括詹姆斯一世）对吸烟（弗吉尼亚的经济就是依靠烟草出口）的道德影响有着深深的质疑。吸烟会动摇社会规范、鼓励放荡举止（的确，烟斗一度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红灯区”）。在18世纪，人们曾经担忧从印度进口的奢侈织品会降低英国人的品位、引诱英国人沉溺于所谓的“东方式的”纵欲。中国陶瓷和丝绸涌入英国又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英国人害怕过度消费会导致贪婪，进而腐蚀社会凝聚力。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参与西非奴隶贸易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帝国的掠夺手段遭到了人们的猛烈攻击。英国的海外商业行为，尤其是在帝国或准帝国环境中的商业行为从19世纪开始处于严苛的监督之下，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往往伴随着压制和暴力。英国人在中国销售鸦片、在非洲贩卖枪支、在世界各地出售廉价酒，以极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土地或矿产权（就像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在今天的津巴布韦的行为一样），强迫当地人服劳役修铁路或道路。有些人相信如果发展商业的目的是为了带来和平与文明，那么就应该用和平与文明的方法开展商业，英帝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无疑使得这些人以及人道主义者们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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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有关贸易的论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忧虑：英国所受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贸易活动需要国家行为来保障，例如维护帝国统治、吞并新土地、给予优惠和津贴，或者使用武力打开市场，这必然会出现一个疑问：谁获利最多？是不是像亚当·斯密所称的那样，强制殖民地把产品卖给英国的规定是重商主义利益集团积极促成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缔造帝国的基础——重商制度仅仅是少数人致富的工具，牺牲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19世纪中期，伟大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公然抨击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是一个阴谋，是在以世界和平为代价给纯属冗余的贵族谋取财富，而世界和平才是英国富强的真正保证。19世纪末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舆论。激进分子J·A·霍布森把英国的“热带”帝国（英属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看作金融家的阴谋。伦敦政府受（腐败的）新闻舆论威吓并受信息不足的人民被媒体鼓动产生的“沙文主义”情绪影响，将无数纳税人的钱用于兼并新地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集团获利。在霍布森这里，帝国经济状况再次被描述为一场骗局：少数人赚了钱，而多数人被爱国主义情绪冲昏了头，既没有盼到社会变革，也享受不到和平的自由贸易所能带来的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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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判是否中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社会广大民众（不仅仅是激进派）的质疑。人们怀疑帝国与贸易并不是天然的伙伴，用政治力量达到商业目标永远是有关系的圈内人的杰作。这显然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顾虑：帝国的所得会使得特权阶层进一步获得或巩固权力，改变原本的社会、政治平衡，并根据特权阶层的意愿重塑道德和意识形态风气。18世纪晚期，英军对纳波布的攻击是因为人们害怕那些带着不义之财和东方式道德（也即非基督教的）标准的从印度回国的有钱人会购买地产，并跻身于贵族阶层成为新兴统治阶级。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人”，即依靠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的在国外居住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也引起了类似的仇恨。J·A·霍布森（以及其他激进派作家）的论战利用了当时公众对于世界性的财阀阶层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恐惧。约翰内斯堡令人咂舌的金矿（以及通过投机黄金股所获得的利润）就是看得到的证明。人们很容易觉得南非的矿主（塞西尔·罗兹是他们的领袖）连同他们在伦敦金融城的朋友是攻打布尔人的背后推手，正是他们将英国拉入了昂贵的、令人不齿的、持久的战争。接下来必然是辩称保护主义、征兵、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军国主义紧随其后，而民主改革会就此终结。一方面有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坚称死板地坚持自由贸易（1850~1931年英国的主导原则）将置英国于危险的境地，无法应对全球经济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确，有关帝国与贸易的辩论久已有之，早在亚当·斯密之前以及他去世很久之后一直持续不断。这场论战之所以热度不减是因为民众意识到了社会各界的经济安全与海外商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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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英国商人和贸易者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具体、实际地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和所有生意人一样，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并维持住）他们的市场。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击败竞争对手。打入市场是商人的第一个任务，往往也是最难的任务。在约1830年之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人面对的是直接的贸易禁令，除了英国本土，他们无法与其他海外帝国进行货品买卖。和英国一样，西班牙也尽可能地在它的美洲帝国施行闭关政策——英国商人对此愤恨不已。葡萄牙在半岛战争中需要依赖英国人对抗法国，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出口商打开殖民地贸易市场。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全都有类似的禁令。日本直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才向英国开放。除了极少数几个荷兰人之外，没有几个欧洲人胆敢冒险挑战隔离原则，因为有这个胆子的都没了命。直到19世纪40年代，与中国通商的唯一合法途径仍是通商口岸。在广东商业制度的约束下，官商（也就是商行）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每当贸易季结束，所有外国商人都被要求离开广州（他们通常撤离到附近的葡属殖民地——澳门）。直接跟中国顾客做买卖或者出售“未经批准的”商品是被严令禁止的。因此英国商人沿着中国海岸巡游将鸦片出售给中国人的行为是对中国贸易规定的双重挑战，也是战争的起因。就算是在没有这些官僚规定的地区，英国商人也很可能非常不受欢迎。这些地区的中间人已经习惯了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提成，在他们眼里，英国商人的存在显然是个威胁。非洲商人在尼日尔三角洲诸如邦尼、卡拉巴尔这样的港城用战舟舰队（有的船上配有大炮）阻止外国人向上游航行直接进行奴隶和（后来的）棕榈油交易。1832年他们杀害了探险家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er），他是伟大的伯肯黑德企业家麦格雷戈·莱尔德（Macgregor Laird）的搭档，大体上维持了他们的控制直到19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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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为造成的阻碍，商人们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其他困难，尤其是自然造成的困难。在蒸汽动力运用于航海（在1830年之后的西方世界和1860年之后苏伊士以东）和陆地交通（时间差大致如前）之前，商人们基本上受制于风力和水力，风向和洋流决定他们能去哪儿、何时去哪儿以及拉什么货能赚钱。进入河道网的容易程度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例如著名的刚果盆地与大洋的连接处有瀑布和湍流阻隔，从马塔迪到斯坦利湖（今金沙萨）之间的200多英里路需要乘牛车艰苦跋涉，到达斯坦利湖后又可以乘船航行，这是1890年7月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行程路线。在当时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天候道路的条件下，除了能够自己走着去市场的商品——例如奴隶或澳大利亚绵羊，陆地运输极其昂贵，只有运载奢侈商品才可以承担长距离路程的运输费用。但是即使商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市场，也没人能确保他的货品能顺利地销售。精明的商人会细心地关注顾客的需求和品味。比如，如果主营业务是布料，就必须了解当地社会和宗教信仰能接受的花纹和（尤其是）颜色以及哪些布料种类适合当地的气候和潮流。“每个部落，”在东非探险的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有些气恼地记录着，“都必须要自己专用的棉布类型，要有专用的色彩、尺码和珠子间的着色，不照着办还不行。”通常这都是些小规模市场，但是顾客的喜好差别却很大，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顾客的不同品味，这迫使商人们要巨细靡遗地去了解顾客，对他们来说，这与现代世界贸易中的大容量、大市场营销方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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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不能光顾着销售从英国带来的商品，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开展双向贸易：找到有价值的返航货物，顺便帮助顾客们偿付货款。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在19世纪上半叶日渐衰退，就是因为缺少可拉回国销售的回航货物。于是勇于探险的商人们四处搜寻可买的产品。沙金和象牙引诱着两名前海军军官——费尔韦尔（Farewell）和金（King）于19世纪20年代来到了纳塔尔海岸。他们从今德班的基地战战兢兢地派遣了一支贸易使团去觐见祖鲁国王恰卡。商人们可能还需要等待丰收季节的来临，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合意的货品从遥远的内陆拉到海边。船只在海港等着装满货物返航，但是逗留是要缴纳逾期费用的，所以商人们还需要权衡这满仓货物能带来的利润与逾期费用孰重孰轻。一旦回到英国，他们必须通过在伦敦发展起来的组织化市场（或“交易所”）或者通过拍卖和展览会把返航货物卖给大批发商（如“蔗糖代理商”）。他们希望促进海外商品的消费量，例如藤黄（一种植物染料）、阿拉伯树胶、古塔波胶（亦称马来胶，用于制作电报电缆）、象牙（19世纪晚期每年有500吨象牙进口至英国，其中河马牙最受欢迎）、鱼胶（从温水鱼鱼鳔提炼出来的胶质）、虫胶以及人们熟知的其他各种涌入英国的大宗品：糖、咖啡、茶叶、木材、原棉、羊毛和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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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商人都知道，打入新市场和在老市场赢利其实都依赖于海外贸易中看不见的因素。他们的优势（英国为商人提供的优势更胜于绝大多数贸易国家）在于廉价信贷。信贷是所有交易的润滑剂。正是由于伦敦能够提供无比充裕的资金（约1800年后银行系统动员了地方储蓄以供伦敦金融城使用），信贷才会如此廉价和易得。长期信用贷款对于远方的市场至关重要，商人能用它购买货品运往国外，出售货品获得收益，或者以物易物把当地的商品运回英国销售，整个交易过程可能长达两年之久。农民、种植园主、牧民、伐木工、野生橡胶采集工和棕榈树栽培者的收入有特定的季节性，他们能给商人们带来宝贵的返航货物，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用贷款垫付货款。信贷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商加入这个贸易网络，促使贸易网络不断膨胀（从19世纪到1913年这段时间里，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膨胀了大约20倍）。但是信贷（或者信用失效）同时也是商人生意中最具风险的因素之一，许许多多的危险会威胁他的收益乃至他的偿付能力。如果某个地区的商业信息有限或完全缺失，商人就不得不判断是否有利用贷款进行商业活动的必要：就算是在国内他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努力偿付即期付款或任何形式的付款。他必须应对价值不断起伏的各国货币：19世纪60年代的加尔各答，贝壳还在作为货币流通：256枚贝壳价值等同于一卢比，缅甸在1852年前并不使用硬币，人们在交易中使用黄金、白银或铅，还需要称重和检验真假。商人在国内的债权人如果陷入危机就会把他一起拖垮，而他的代理人和合伙人也可能会做不明智的投机（每当价格波动，生意人很难抵制投机的诱惑），不声不响就让他血本无归。1815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战火几乎未曾停歇，万一资产被敌军罚没或者市场突然被关闭，就算是最能赢利的投资也可能毁于一旦。詹姆斯·克里斯普（James Crisp）曾遭此厄运，詹姆斯的妻子是著名的伊丽莎白·马什（Elizabeth Marsh）。即使1815年战争结束之后，当地的混乱也可能危急商人的生意甚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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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商人和贸易者都面临两大挥之不去的问题，而距离和延迟使得这两大问题更为紧迫。第一个问题是很难获得精确信息——有关于市场、价格、他们要打交道的人们信誉度的信息。在1840年之前的大航海时代以及随后的蒸汽时代里，商人们疯狂地渴求信息。他们会要求他们派驻在当地的人手定期寄信汇报，然后坐立不安地等待邮件。维持一个广泛的通信网络是商业的生命线：在约翰·格莱斯顿（John Gladstone，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父亲）的合伙人看来，在操劳了一天之后寄出20封乃至更多的信件是司空见惯的事。约翰·格莱斯顿本人为了投机美洲玉米而在1791~1792年间跋涉了14 000英里的路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商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倾听各方消息、闲聊八卦、数海港停泊的船只、提心吊胆地听谣言、关注彼此的行动。他们组成商会，把大家愿意分享的情报搜集起来，并建立“交易所”，在那里列出产品价格。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普及的电报和海底电缆使人们能迅速地获得重要信息：1866年架通了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到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都能直接与伦敦联系。尽管如此，在伦敦金融城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商业情报一如既往地通过口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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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大问题是信任——经济学家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在绝大多数商业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隔着一长串联系人。在伦敦的商人需要靠得住的海外代理人确保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以公道的价格出售以及收取货款和安排返航货物。商人派驻在当地的人员又需要与另一长串债务人、债权人、供应商、销售员打交道，通常这些地区全无法制可言，语言障碍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无法逾越。他们往往别无他法，只能找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充当中间人——例如中国的“买办”（这个称呼还有葡萄牙的影子）和印度的“杜巴适”（即翻译），这些人作用巨大，他们本身就与商场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能力推进贸易的开展、按时收取货款和维护与当地当权者的关系。远在伦敦的商人没什么办法阻止驻扎在海外市场的手下进行欺诈、盗窃或滥用资金，他们唯一的防范措施就是在挑选合伙人和代理人的时候小心谨慎。他会尽可能地挑选家族成员，要不就挑姻亲。如果要在家族之外选择人选，他更喜欢挑与自己有着共同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的人，最好是跟他同一个教堂的会众；共同的种族和地区背景是进一步的保证，故而苏格兰籍的贸易合伙人遍布世界各地。截至1914年，掌控了大部分英国贸易的贸易公司们仍然按照这些历史悠久的原则雇用员工。近至1936年著名的对华贸易公司怡和集团（旧名“渣甸洋行”）总裁还感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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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对“英格兰东海岸”（指剑桥）充满敬意，但是我认为英格兰以北的人民最适合从事我们的日常业务……我非常渴望保留公司的苏格兰团体。但是，我并没有轻视大学生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大学生需要有踏实、沉稳的苏格兰人从旁支持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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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苏格兰总裁凯瑟克（Keswick）想说的似乎是：如果需要高智商，就得找牛津和剑桥的高才生；但是要信任，就得找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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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牙买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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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牙买加议会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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