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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虽然用的是纸币，但是它的货币基础却是黄金。对伦敦汇票信心的终极保障是伦敦（以及英国）对“金本位制”的坚持，这意味着需要满足三个要求。第一，英镑相对于黄金有固定的价值，在需要时可以被兑换为黄金（金币）。第二，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钞票的发行和银行黄金储备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的限制：约3英镑纸币等同于1磅黄金。如此一来，完全排除了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而造成货币贬值或“量化宽松”的可能性，这对为金融城提供了大量流动资金的外国英镑持有者来说是一剂重要的宽心药。第三，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时必须用黄金支付，这自然导致可用货币的减少和银行利率的上升（又会吸引国外存款人）。事实上，伦敦可以相对轻松地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部分原因是1890年之后在南非兰特、西澳大利亚、育空和其他地区发现的大量金矿导致世界黄金供应量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伦敦能够说服绝大多数欧洲以外的贸易伙伴接受相同的规定，有时候这对他们来说相当痛苦。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想错过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贸易大发展。在小麦、玉米、蔗糖、棉花以及无数其他产品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信誉就是一切。拒绝金本位制就可能沦落至三流的角色。事实上到了1913年有28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另有11个国家共计近9亿人口声称自己实行的是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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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截至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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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还有一个诱惑物可以抛出。如果欧洲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经济体急需信贷，那么他们也一定渴求资金以建设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往市场。截至1913年，伦敦大概筹措了全世界半数的外国投资。无论是建筑铁路、挖矿、还是开设种植园，第一步要做的都是为在伦敦发行股票编写计划书。如果运气好（再加上伦敦不太审慎的金融媒体美言几句），股票就能在证券交易所发行，生意也就能开始启动了。未知因素太多，硬信息又太少（常用的策略是征募人员加入董事会充当“小白鼠”造成稳健可靠的假象），谨慎的投资者们倾向于熟悉的技术和“坚挺”的、可兑换的、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如果废除金本位，或者不采用金本位，即使是在新的资金必定能为资金借入国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也可能造成投资紧缺。金本位的保障对于英国投资者将超过1/3的英国总资产（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投到国外起到了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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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所聚集的商业活动造成了非凡的结果。当然，英国仍然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它所生产产品的1/4向海外市场出口，棉纺织品（约占总出口1/4）仍然是英国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英国的世界最大商业中心的地位给它带来了最多的财富增长。来自商业服务（如运输、保险等）的隐形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13年增长了约70%，在最高峰期，它为英国赚取了相当于出口收入1/3的收益。1900~1913年，英国在海外的投资由20亿英镑翻了一倍，达到40亿英镑，也带来了同样惊人的海外收益。二者共同保证了国际收支的巨大盈余，而可用于海外再投资的资金也因此不断增长。1914年前已经有迹象表明经济繁荣在逐渐消失，却毫无迹象表明英国人将会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似乎英国人已经是大英帝国乃至“非欧洲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商业繁荣不可或缺的部分。伦敦金融城为世界地图上标为红色的帝国版图增加了一个用债务黏聚、用黄金捍卫的经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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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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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已经构建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帝国，包含了一个由铁路、电报、电车轨道、供水系统、银行、仓库、码头、矿山和种植园组成的产业帝国。但是他们的商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这个工具——包括通过炮艇和卫戍部队投射出的帝国武力、帝国的统治以及帝国安插的霸占当地资源的外人。答案当然不一而足，视地点而定。英国人给南美洲诸国提供了许多借款，但是但凡可以不动用武力（例如19世纪90年代早期秘鲁的情况），就算是最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有武力干涉的念头，不会动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兵那些劳民伤财的手段”。金融纪律并不是由唐宁街的命令强制执行，而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伦敦的总部“新庭”悄无声息地维持着。在享受内政绝对自治的“白人自治领”，与其说是它们自愿从属于帝国，不如说是它们与帝国积极合作的意愿（以及熟悉的制度和品味）让它们成了英国投资和出口的理想地。但是在欧洲和美洲以外的世界，完全可以说英国贸易需要帝国，或者说由于帝国的存在，英国贸易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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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中国，毋庸置疑，英国以及其他外商如履薄冰。借助武力，他们先是进入中国港口，然后进入内地市场，并通过不时地显示海军军事实力维持自己的威慑力：无处不在的英国炮艇管辖着中国的主要河流和海岸。在中国的英国人深知如果没有通商口岸（在此不受中国税务和法律的制约，外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没有压制中国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多由英国人供职的控制着港口、提供航标的中国海关税务司，他们的生意将无法继续。至少对英国人来说，香港殖民地是中国的直布罗陀，万一事态失控，至少在这里还有最后的安全保障。1899~1901年义和团运动证实了这些“中国通”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支由俄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冲入中国解“北京之围”，援救一小群被义和团包围的西方人。义和团被剿灭，但是伦敦也得出了一个沮丧的结论：其他列强的军队抵华，他们的海军和陆军无疑也能威慑北京政府，这意味着英国的在华商业需要无限期地借助帝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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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帝国的作用又要不同。在西非，英国人有时使用武力打开贸易通道，强行推行摄政政体以抢占法国帝国关税壁垒之后的潜在价值市场。在东非、中非和南非，帝国的商业意义更加直接。尽管关于非洲的宝藏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但是欧洲人很快发现恶劣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以及交通的困难给发掘财富带来的不便：19世纪90年代中期，从桑给巴尔地区到乌干达需要两个月的“步行”路程。这必然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要积累财富就必须依靠高压统治，至少要达到外来殖民者要求的程度。高压统治意味着可以没收土地、强征劳工，这两者通常同时发生。因此殖民统治对白人统治阶层来说是经济控制的工具：它可以把大块移民定居区域与原住民保留区分割开来，也能征收赋税迫使非洲男性在南部非洲中部地区的农场或者钻石、煤炭、黄金矿区找工作，以满足殖民者对廉价外来劳工的贪婪需求。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无数的非洲男性就被推进了工业世界的辛苦体力劳动，住进了像监狱一样的围地（吃睡都在里面），还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工作纪律——被殴打是家常便饭。例如，南罗德西亚矿区的工作条件恶劣得令人发指。事故、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1906年每1 000个劳工里就有76人死亡（英格兰是16.5人）。非洲人被白人踢死或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白人）陪审团更喜欢将死因判定为“脾肿大”并宣告被告无罪，这种死因出奇地常见。然而直到1914年人们几乎普遍接受了只有白人的统治才能保证经济进步这个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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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例子还是印度。如前所述，印度是英国商业进驻亚洲的平台。印度商人和人力是英国商业的辅助力量，有的时候甚至是主要力量。然而印度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它还吸收了绝大部分英国主要出口品——棉布。这不仅是因为英国统治撬开了它的边境、禁止它实行保护本土纺织品商人的关税政策，而且也因为英国人不断修建更多铁路（用印度的钱）打开它的市场。没有理由认为自治的印度也会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如果印度自治，结果很可能会截然相反。经济情况越来越复杂。印度的大型英国卫戍部队、英国官员的退休金以及印度向伦敦借贷的用于修建铁路的资金，有时并不是出于经济或战略方面的实用性，而纯粹是为了借贷产生的利润，这使得印度实际上成了英国的债务人。印度每年用在非英国市场赚得的外汇偿还这些债务。所谓的“国债”（又称“本国费”[2]）把印度的美元和马克（帝国统治的间接红利）输往伦敦，帮助伦敦弥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亏空，对于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是个宝贵的支持。为了保险起见，在世纪之交，卢比的价值被谨慎地设为与英镑价值挂钩。实际上英国人已经吞并了印度经济中能够加强他们的全球经济地位的那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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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帝国与财富的故事中还缺了一环。关于英国的世界地位，一些敏锐的观察家认为，真正的秘诀是煤。被某位作家称为英国的“黑印度”和另一位作家称为英国的“力量腰带”的是成千上万的煤田，它们为廉价能源提供了充足的源泉，也是英国相对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富国的一大优势。煤不只是内部资源，截至1913年，它已经成了英国的第三大出口品。煤的出口远至阿根廷，帮助了英国运输业维持盈利。但是煤老大的统治（正如悲观论者所告诫的）不可能万古长青，挖掘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它的地位也很快就受到了石油的威胁。1914年之后，以煤炭为基础、以贸易为生命线的帝国将进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的主要资产将开始不断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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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特兰德大街一端为特拉法尔加海战广场，广场以东坐落着英国议会和政府诸多部门，是英国的政治中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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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是加给印度的一种赋税，用于支付英国行政的开支和印度英国殖民政府所欠债务的利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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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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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世界的广阔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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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克·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在其于1915年出版的战时宣传册《中欧》里评论了（嫉妒地提及）“英帝国主义的非系统性特征”。他写道：“英国的‘海上帝国和殖民帝国’散乱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缺少系统性的组织方式，如同英属世界每一个部分的历史和它们被占领的过程一样……英国人的灵活性就存在于这其中：我们称之为原则，英帝国把其当作操作方式，其领导者具有天生的冷静和适应能力，以及不可动摇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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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恭维却又深刻的描述。相反，帝国统治的常见形象，就像留着大胡须，穿着短裤的巨人借由意志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愤慨的人民，这其实是一种合意的（或者不合意的）虚构，但我们仍不难发现这常常被标榜为所谓的“历史”，真是令人唏嘘。这样一来，一个标准化了的权力机构的假象形成了，它由伦敦作为中枢展开指挥和控制。而事实绝不是如此。首当其冲的破绽便是大英帝国属地惊人的规模和多样性。到1913年止，1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位效忠于英国政府（这还是在把600个左右的印度土邦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历经了几个世纪，这些国家最终成了大英帝国麾下的疆土。它们几乎展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多样性，与此同时，其内部的多样性有时甚至是达到了极致。沙漠居民和游牧民，山区居民和部落，矿工、森林居民和渔民团体（比如在纽芬兰），被禁锢于水稻栽培的桎梏中的农民（正如在缅甸三角洲地区）和在温带的自治领的自耕农，奴隶主和奴隶（19世纪30年代以前），种植园经济中的工人和雇主，工业社会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或者更复杂的多样性都能在这个包括了世界许多最大城市以及一些穷乡僻壤的帝国中体现出来。如果说帝国的统治（也许是“施加影响”）目标是达到最低水平的凝聚力和秩序，其践行者不需要审视统治规则，只需要掌握像马基维利所宣扬的统治佛罗伦萨所需的政治手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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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英国在每一个声称对其有某种权威的社会里都面临着它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深藏于宗教信仰的伪装之下，有时则公开进行激烈的抗争活动。“传统”规定了在地方精英眼中何种形式的权力是合法的，好的统治标准是什么样的以及对私人和宗教事务干涉的限度。有意或无意地打破这些规则都有可能是在冒险，甚至导致更糟的结果。在某些情形下，这意味着给予那些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很大的自主权，而这些人通常都声称自己拥有独立的统治权。又或者，这意味着将移民和定居者的权利赋予代议政府或使用英国法律而非当地法律来管理这些人。再者，这样做要求对割让条约或征服中规定的权利进行认真的遵守——这也是在魁北克或前荷属圭亚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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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政府试图更进一步将单一的统治模式强加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面临激烈的抵抗。若没有征服的计划来彻底重塑这些地区的政治格局，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英国人并不反对大规模的高压政治，但他们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不能从当地资源（就像在印度一样）得到支持，他们就会对其系统性的开发应用表现得漠不关心。事实上（就如我们所见），纵观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领土割让条约进行扩张，通常借由一些强制手段或移民的迁徙进行攫取。这两者的逻辑都是基于权力的下放。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最终会和当地的权力经纪人妥协以维护他们的权威并且尽快降低军费。在第二种情形下，他们被逼迫着尽快赋予殖民社群内部自治，殖民社群认为自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粗暴的镇压（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阴影下）令这些宣布了对“与英国的关系”保持忠诚的殖民社群感到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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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只要小心谨慎和耍政治手腕就能确保成功，那么统治一个帝国再容易不过，并且帝国的寿命也会长得多。可就像大多数涉及范围极广的行动一样，帝国的统治往往没那么简单。一个经过一致同意的、条理分明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帝国政策常常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唯一的舵手来驾驶帝国这艘大船。相反，因为统治依靠许多代理人和盟友，太多人互相角力想要掌舵，结果是使得帝国这艘大船看起来左右摇摆呈之字形甚至是U形。另一部分原因是，追求帝国权威的行动常常是相冲突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举例来说，很明显一个有效的统治体系需要强大的收入基础，这也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末美国殖民地的印花税事件到19世纪90年代末塞拉利昂的小屋税务战，英国一再认识到增加新税种会迅速激起反抗。为了维持权力就必须收敛野心：殖民国家不得做过多出格的事情以防其彻底崩塌。同样的抑制因素限制了其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一种观点认为，很明显，如果殖民经济对于英国是有利的，或者能抵偿统治产生的管理花费，那么就应该让它更具活力。不论英国人走到哪里，他们都默默地促进自由贸易并培养符合资本家需要的习惯。在各个地方（正如在缅甸和肯尼亚），他们向移入的商人和农民发放执照以鼓励其种植经济作物。但是创造“现代”经济的做法，比如西方产权观念的灌输、自由市场的实施或不限制外国人定居者、种植园主和商人自由发展被英国当局一再地拒绝。因为他们害怕激怒自身所依仗的地方精英。他们对于冒犯当地宗教信仰或广泛支持基督教的传教都感到顾虑重重，尽管他们怀疑，理性地说，伊斯兰教（举个例子）是站不住脚的，印度教是迷信与无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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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英国的“政策”走向主要是在伦敦形成的，但并非不考虑地方局势的变化，也留给殖民地官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对殖民地事务实施有效监管，那么任何其他行动都很难展开。这部分是由于“蜗牛般的通信速度”。1774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道：“在命令与实施之间，大海翻滚，时光飞逝。”那个时期前往美国殖民地的航行需要13个星期，最少也要4个星期。“在如此大的帝国里，”他告诫同胞们，“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权力的运行效率一定差得多……这是永恒不变的状态，也是这个幅员辽阔而又互不相连的帝国的永恒法则。”在汽船问世以前，发送指令和收到回复之间，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运送邮件的汽船（和铁路）的出现逐渐将时间降低至数星期（到1911年止，到加尔各答需要19天、开普敦20天、新加坡23天、悉尼34天、惠灵顿47天），当电报普及后，这一时间甚至缩短至几小时（尽管由于费用的原因这一方式并不被提倡）。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来管辖帝国事务。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伦敦对帝国的监管被分成了6个部门。大多数殖民地（不是所有）归殖民部监管。19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非洲保护国以及埃及（1882年起成为英国殖民地）、苏丹以及在中国通商口岸里的租界（不是香港）起初受外交部管辖。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拥有专门的印度事务部，印度总督受其管辖。总督（有自己的外事办公室）要管理英国在波斯湾、伊朗南部、阿富汗和西藏的利益，与此同时还要治理亚丁和缅甸，帝国在东方的大部分事务也属于其职责范围。其他部门也染指帝国事务这块大馅饼。海军部负责外部防御，这让陆军部格外眼红。陆军部拥有少量的英国步兵营，这是帝国权力重要的储备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在白厅虎视眈眈之下。到19世纪中期，减少公债的不懈努力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财政部推到了顶点。“财政部的爵士们”认为海外开支是下一个需要钳制的项目。他们毫不掩饰对恳求者的公开藐视，寄往陆军部的公文有时只有几个字：其含义不言而喻。就像英国在尼日利亚北部统治的前几年一样，地方财政申请补贴以补足行政管理的开支，为了表示不满，财政部对其实行报复性的“财政控制”：每一项花销，精确到一便士都需要英国政府的批准，且审批过程相当之久，这使得那些不幸的英国官员看到数据后在帐篷里汗流不止，甚至被其逼至崩溃或借酒浇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