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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统治之所以能成功克服无知和外来性的障碍，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对官僚主义的留存。当然，英国的官员们离机器般高效的工作效率还差得很远。在英国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征服的旁遮普邦，一种朴素的男性思潮被有意地建立了起来。旁遮普邦的治安官生活得很艰辛，并且经常要搬迁，因此他们几乎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想要随身带一架钢琴，那么他一定是怪异的（或者是鲁莽的）。他得到的“奖赏”只会是搬迁得更加频繁。“我会打烂他的钢琴。”一位总督听到后斥责道。就像在任何官僚机构一样，往上爬的路并不总是平坦的。约翰·比姆斯（John Beams）无奈地抱怨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常常决定了晋升。他哭笑不得地回忆起了一个场景：他接到临时通知，集合了一大支舰队来运输军事力量，结果在舰队到达之前不久，他就被其上级打发走了，于是这次行政功绩就归功于上级了，并且这位上级官员还能得到应有的奖赏。同样，治安官的行政范围也是有限的，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过于依赖印度盟友和辅助人员。若他们面临着一个地区势力中的强势派系，那么这些派系对于任命地区官僚机构的影响是难以破除的，即便是在税吏自己的行政机关或者办公室也是如此。英国人在村级任命事务里的影响力很小，比如警察、税吏或者会计。打造一支高效的、可靠的且不腐败的警察队伍被证明是同样困难的。更糟糕的是，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规模有着严格的限制（因为它要支付的工资和养老金数额巨大），这就意味着官员们经常要在地区之间调动，来弥补人员空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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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起义被镇压之后，治安官政权面临着潜在的新挑战。印度需要变得更加现代化。于是，英国人开始推进印度的铁路建设。电报、汽船和苏伊士运河将印度与欧洲的距离拉近。印度与欧洲之间、印度次大陆之间，新闻、信息和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更多的印度人开始阅读英语，他们对英国的了解更加深刻，恰巧在此时，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正在改变其权术。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强调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密政治联系是有必要的。关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英国化”的呼声开始被重视，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为印度实行自治造势。使事情更复杂的是，就像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压力迫使治安官更广泛地干预印度人的生活和社会，并且花费更多金钱发展铁路、水利、森林保护、农业、公共卫生以及疫病预防。许多城镇的迅速发展要求对卫生和治安问题有更加系统的处理方法。英国人需要从印度精英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合作。他们需要增加税收，同时需要阻止一种主张，即印度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在孟加拉的某区到1913年为止有403位辩护律师）组成的阶级从道德上来说更有资格统治印度（基于格莱斯顿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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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官的反应就如同被包围的寡头政府一般，但他们依旧不择手段。与治安官同等级的“学者型的政府高官”这个少数群体只会纸上谈兵。他们制造了一股学习人口普查、地名词典、民族志报告和政治史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一系列调查。这并不只是一个数据库。透过他们的视野，印度的各个部分就如同不相容的碎片一般，被种族、语言、宗教、种姓、职业和地区分开，而印度变成了一个“地理名词”。这种观点对说英语的印度人这类“少数群体”代表的印度次大陆无法想象的多样性不以为然。印度是一个政治体的整体概念被重新塑造了——在印度人和英国人眼里一样，这样的做法证明治安官自身的道德权威作为印度进步的、开明的和公正的监护人形象。就本土的观点而言，这次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没有一位英国大臣（不论他的观点是多么开明）胆敢公然批评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治安官对于印度受压迫大众的无私保护在政治话语里成了（也许接近）不容冒犯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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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印度，治安官们贯彻了更加迂回的策略。他们承认有必要让印度代表与他们的政府为伍，并且改善政府过度专制的外部形象。印度人被允许进入本地的政府部门，1892年和1909年的改革规定他们可以在省议会作为候选人或当选议员，由省议会负责立法。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最初对这些让步颇为欢迎。这些让步被刻意设计得对说英语的印度精英不那么有吸引力。治安官要确保他们自己手上有决定被代表群体和内容的权力。他们还要维持当选议员与候选人之间的平衡。代议制必须反映由治安官定义的印度社会的层级结构，所以议会成员并不是由印度人民选举出的，而是由不同种姓、职业、宗教和地区的社群来决定的。治安官还必须确保其行政权力不被议会的程序性规定影响，始终牢牢在握。治安官渐渐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即权力的下放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最佳保证。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印度国大会党的关键要求，这个要求是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人才选拔应该对合适的且合格的印度人开放。治安官统治阶级的种族一致性需要被完好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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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除了阶段性动乱的爆发以及（欧洲与之相呼应的）孟加拉的激烈的反英运动，几乎没有太多迹象表明英国的统治处于真正的危险当中。认为英国的统治将在30多年以后消失无论是对于英国还是印度理智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很荒谬的。就像英国人承认的那样，英国的统治是有基础的，存在于其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英国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及一支特意由印度人口中非主力群体组成的印度军已经足够强大到能够毫不费力地镇压任何武装起义（今天的印度是一个非武装社会）。1857~1858年英国残暴地对印度进行了“第二次征服”，随之而来的是“白色恐惧”，这些记忆根深蒂固：对于几乎所有的印度人来说，用暴力将英国的统治推翻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治安官统治的第二个明显的优势是在印度的英国人维持了种族纯净，并且潜移默化地被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记忆所强化。他们得到了两点教训，首先，信任当地原住民是有风险的；其次，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捍卫种族纯净。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的宗旨就是团结在一起实行统治。第三个优势是，尽管表面上英国的统治是与当地实际格格不入的殖民政权，英属印度治安官机构统治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印度统治的古老传统，尤其体现在英属印度的税收制度以及对本地习俗及法律的尊崇上，这些现在已经正式被编成法典。殖民主义在印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指挥系统。它体现了由程序、规则和官方身份组成的一张大网。英裔印度人——不是英国人，被要求参与社会生活并且发表公众看法。他们用一种奇怪的社会和行政术语来表达看法，这种术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印度语。打破这种思维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不管多么坚信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度民族的愿望，英国的统治依然意味着对过去枷锁的幸运逃脱，只要英国应允敞开大门，这就是他们通往未来的理想道路。他们认为若想成功统治，那么刚性的英国品质、个性和良好的体格都应该注入每一位新的印度精英的身体里。这就是之所以莫逖拉尔·尼赫鲁要把他的儿子送去哈罗公学与剑桥大学的原因，他期望儿子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印度治安官而非民族主义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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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改变正在酝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抵制无法预知的危机和那些政治天才。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政府明显的过失迫使治安官将印度推向了自治。同时，圣雄甘地于1920~1922年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的伟大运动，这是一个全新的学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印度国民大会党从一个年会组织变成了一个现代大型运动的发起者。治安官尽管十分失落，但并没有出局。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新的策略来调解冲突和矛盾。但是长久以来握在他们手里的游戏规则已经被永远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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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背后的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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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以来，当英国在一战时期开始占领许多新的殖民地时，英国人对新纳入麾下的附属领地均采用直辖殖民地的形式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很简单，但是鉴于每个地区的实际条件差异，具体的运作是各异的。基本的做法就是保留总督的行政权力，同时在立法机构（即“立法议会”）安排在地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出于谨慎考虑，促进殖民地的权威人士——世袭名流、地主和商人与远方统治者合作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不过，地方代表需要具备两条重要的资质。首先，本地代表常常需要任命及委任，而非选举。其次，这些“非正式议员”数量几乎总是少于所谓的“正式议员”，“正式议员”主要由行政人员构成，并且一般会按照总督的要求投票。因此，这样做会避免美国殖民地曾出现的问题，在那里，掌控财政预算的是立法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同样，要想真正走上代议政府的道路是希望渺茫的，更不用说自治政府。对于在伦敦的政权捍卫者而言，这才是重点。他们认为无论是建立代议政府，还是自治政府，都不适用于非欧洲的子民，因而伦敦拒绝了热带殖民地里少数几个白人种植园主和商人对宪法的诉求。这是伦敦采取的一项剥削占人口多数的非白人群体的策略。他们甚至愿意在某些条件下让殖民地的发展进程倒退。1865年牙买加爆发的叛乱暴露了由小部分白人群体支持的代议政府存在的诸多不足，西印度殖民地中的自由黑人或被解放的黑人占据了人口中的大多数，牙买加叛乱后，这些地区都被改为直辖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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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直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有诸多便利。通过调整非正式议员的组成和数量，以及拓宽或收窄立法议会的工作范围，这种方式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英国属地。一位工作稍微熟练的总督就能够利用他的任命权阻止不满的发生并且找到新的盟友。但是这种统治方法似乎在相对小规模的社会里才能运作得更好，因为在那里，语言和种族的多样性并不十分突出，或者说人口主要由单一移民构成——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如果这些条件达不到，那么这种统治方式就会受到诸多限制。在西非的殖民飞地，英国的管辖早已深入内陆，一位英国的大臣用生动的词句来描绘这种情形：“与海滩上的要塞仅仅隔了一发炮弹的射程。”但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非洲的分裂，这些小的沿海飞地占领了大量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是欧洲势力与本地殖民官员争抢与威吓的后果。关于统治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在西非和东非，最终结果是确立帝国统治的一种全新方式，这就是“间接统治”，其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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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首先在尼日利亚出现。其提出者是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后为卢格德勋爵），他于1900~1906期间担任北尼日利亚高级官员，1912~1919年期间担任尼日利亚总督。卢格德的事业颇有异国情调。由于失恋，他从印度军队请辞，开始在东非寻求死亡或光荣（很显然更倾向于前者）。19世纪80年代，对于欧洲人而言，东非依旧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卢格德在今马拉维与阿拉伯奴隶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他被英国政府特许的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派往乌干达，为英国宣告权力。与他的苏丹雇佣兵一起，卢格德展现了他在强制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天赋。他著有《英属东非帝国的兴起》一书，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赢得英国是否应该吞并乌干达的争论。卢格德也在媒体或公开平台发起政治运动，激起英国反奴隶的热情。乌干达于1894年被英国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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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格德有足够的资格担任殖民地总督。另外一位由前任士兵转业的商人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从伦敦得到特许状来保卫英国在尼日尔的利益，以此来反对法国对尼日尔的争夺。戈尔迪于1886年建立了“皇家尼日尔公司”，该公司使用强硬的方法开拓了通往尼日尔内陆的贸易之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与法国从萨赫勒向南进发的先头部队的那场热战，皇家尼日尔公司卷入了该地区的所有战争。卢格德作为戈尔迪皇家尼日尔公司军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就是抵制法国对本地的影响，并且拉拢本地统治者支持皇家尼日尔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财力被证明不足以应付武装斗争，于是公司的财产被国有化（在1898年），从此由伦敦接管。卢格德被任命为高级专员，企图让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诉求成为政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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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6年，卢格德在北尼日利亚领导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在此期间，一个矛盾的副产品诞生了，即间接统治。卢格德的军队除了拥有一些先进的武器外，规模其实很小，并且几乎全部由非洲人组成，这就使卢格德面临了额外的风险。北部富拉尼族的埃米尔[4]统治着“红土筑墙，墙面有浮雕”的城邦，其中卡诺是最强大的，它也是西非内陆的奴隶市场。他们的骑兵希望能控制广袤的大草原。卢格德的军队火力强大和胆量超群，再加上豪萨人对富拉尼族领袖的不忠，这一切使得卢格德获得了胜利。但是卢格德产生了一些错觉。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选择，除了维持现有的政府体制，他只能要求埃米尔承认英国的权威。“我以伊斯兰教先知阿拉和穆罕默德的名义发誓”，誓言是这样的，“我会尽心尽力为爱德华七世陛下服务……我绝不允许自己对国家不忠。”埃米尔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说出这番誓言。以前的秩序被保留了下来：伊斯兰法律和法官、封建贵族和对农牧民的直接征税都是如此。在北尼日利亚的统治仅由少数英国政治官员来完成，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高压，官员们甚至没钱买办公室的设备（卢格德手下的官员必须购置打字机），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随着实行间接统治的英国其实仅拥有有限的权力这一事实得到普遍认可，间接统治开始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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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卢格德和他的拥护者而言，间接统治很快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尼日利亚的其他地方，比如拉各斯背后的约鲁巴王国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的伊博民族聚居地，英国人占少数，于是他们倾向于将本地事务交由本地人管理，英国人只要求对他们的过境人员和贸易进行保护。卢格德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必须通过命令的单一链条捍卫英国权威。若想达到此目的，只有通过足够强大的非洲原住民统治者征税或强制执行本地法规来完成，他需要对英国常驻官员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统治才会是有效的：权力是集中的，但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在某些地方，原住民统治者没有这些权力，比如在约鲁巴王国，权力分散在世袭名流中间，而原住民统治者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或者在没有首领的伊博人中间存在着需要英国人介入这种反常的现象。“传统的”君主不仅实施名义上的统治，也是实际的统治者。在那些没有首领的地方，需要一位由政府授权的“大人物”站出来。很显然，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之声也是存在的，在尼日利亚南部的英国官员十分愤怒地表明了他们的反对态度。特别是在迄今为止无首领的社会里，这样做会招来骂名。但是在1912年以后，当卢格德带着英国政府的授权回来并将尼日利亚南北部合并时，所有的反对声便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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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德的成功部分来源于他声望的提高、战时作为总督的成功（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是战争地带）以及他妻子的帮助。他的妻子是弗洛拉·肖（Flora Show）——泰晤士报的编辑。但是卢格德的主张同样有不可否认的逻辑。卢格德认为采取直辖殖民地的模式是虚伪且危险的。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原住民统治者，即使是有文化的，也不见得会说英语，于是不能在主要的机构（也就是立法议会）起作用。相反，立法议会的程序和常规对在沿海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常常是基督徒）的非洲精英（即克里奥尔人）有利，这些人宣称他们代表内陆的非洲人和北部的伊斯兰教教徒，卢格德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这是英国殖民政策里最主要的一种统治方式，”他说道，“也就是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不应该屈从于少数欧洲人或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且欧洲化的原住民的利益，这两类人的利益通常与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是不同的，并且常常是相反的。”其次，采用直辖殖民地模式统治的政府里，通常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此机构先入为主地采用英国的立法程序（包括法律代表）以及陪审团审判。卢格德认为这些毫无疑问是十分可怕的。法官只会再三猜测行政权力的意图，法律的规定会与伊斯兰法律冲突，陪审团常常从少数说英语的人里面选择，见钱眼开的律师转眼成了煽动者：对于一个拥有广大腹地并依靠少数常驻官员的个人权威治理的政府来说，这样的政体本身就预示着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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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德最有力的一张牌是宣称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传统形式的权威将会很容易崩塌，从而导致他们的非洲新子民成为一帮难以控制的暴民。英国在这里没有了在印度的财政基础、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想要像在印度一样完成“骚乱中的救赎”简直不可能。间接统治因此成了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如果1914年以前间接统治难以普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俄国爆发的革命都给帝国自信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卢格德及其拥护者反复给此地区的人民灌输一种全新的思潮。他们声称间接统治是满足英国统治需要的最佳的政体。间接统治是殖民控制能够接受的方式：它结合了自治这种最安全的统治方式与对本地习俗和惯例的科学调整。当卢格德的后继者作为总督列举了间接统治的诸多不足（比如无法促进商业发展，对“授权首领”的辱骂，对“惩罚性巡逻”的持续依赖）后，伦敦给了他冷遇。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发现支持卢格德的主张才是明智的。“在卢格德所有完成的事情或者还未完成的事情中，”他告诉官员，“……政治官员在支持埃米尔权威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政治官员应该只是王位背后的耳语者……而绝不能觊觎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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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东非，卢格德提倡的间接统治运用范围更窄。在乌干达，英国人的确发现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王国。乌干达1900年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其境内最强大的一个布干达王国实行自治，其地位相当于乌干达保护国的一个省，卢格德其实并不赞同条约的内容。“肯尼亚”最初只是重要交通路线上的一条小径：从海上到湖区（即维多利亚湖）的运输路线，在这里可以上船前往被陆地包围的乌干达。正是因为看好在富饶的湖间王国里进行贸易，而不仅仅是看好肯尼亚的前景，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才选择了北部路线，绕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即今坦桑尼亚。这条贸易路线经过了沙漠、森林，穿过了悬崖峭壁，最终到达维多利亚湖。它还通过了一片带状区，东非好战的马赛人是这片土地的领主。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需要“食物补给站”来慰劳辛苦的搬运工。谷物能够从森林和高原的农业人口那里购买，这些人与马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食物市场，以及运输食物的安全通道。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的官员以及帝国官员（通常是同一批人）于1895年接管了这片区域，建立了小型的本地军队，为食物销售者保驾护航。他们与马赛人结盟，那时马赛人被大范围的牛瘟所影响，为了对反抗的基库尤人施加权威，他们决定为基库尤人和马赛人的牛埋单。当乌干达铁路完工（1912年可以到达位于基苏木的湖区），英国人不再依赖脆弱的贸易路线，他们还可以让有限的军队（由大约200名印度士兵和700名非洲士兵组成）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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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应该怎么统治新保护国里广泛分散的民族？东非保护国专员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爵士说道，1901年他有17个食物补给站，一般有1名欧洲官员以及最多20个士兵。欧洲官员不敢长时间离开食物补给站，而且对于边界之外的地区仅有很少的掌控权。征税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更多的欧洲官员轮流外出，以及更多的警察。“仅有巡视是不够的。为了让野蛮的原住民了解欧洲官员究竟是谁……他应该不停地出现……这里需要的是……持续且稳定的压力。”9年之后，一个更加类似于行政部门的机关出现了。肯尼亚现在有省级专员、区级官员以及区级官员助理，他们被要求一年里进行三个月的“巡视”。一位新的总督吉鲁阿尔（Girouard），他是一名北尼日利亚的退伍老兵，他赞成卢格德的主张。英国的现场专员应该记下本地的风俗和法律。在选择首领、长老、酋长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人们的意愿”，避免搅乱本地继任的规则。通过“原住民机构”来统治是十分关键的：“文明的引进过程中若出现了非国有化或士气低落的倾向，就应该设法避免。”“我警告那些支持直接统治的人，”他继续说道，随着卢格德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允许部落权威崩塌或者被忽略……数量上来说处于绝对少数的群体的我们……就只得去对付暴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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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肯尼亚，有一只巨大的苍蝇落在卢格德派的药膏上——实际上是两只。因为伦敦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修铁路，以更好地治理肯尼亚。修建铁路必须要求资金，所以这笔钱就由公认的“骨瘦嶙峋”的政府来埋单。铁路并不是由非洲劳工，而主要是由印度的“苦力”修建的。许多人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开着小店，做着生意。到20世纪20年代，印度人开始提出政治要求。然而，在政治方面，“白色的苍蝇”更大。为了使肯尼亚能存在下去，伦敦决定迅速注入商业经济。这就意味着安排白人农民为铁路生产货物并且为出口种植农产品。肯尼亚因此很快成了一个行政混合体。移民要求像南非一样自治（以及能够使用黑人劳工和分得大块土地），同时殖民官员被认为要支持部落权威和传统风俗。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合，肯尼亚动荡的历史就起源于此，并且一直延续到“茅茅运动”（1952~1960）时期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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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征服者威廉拥有马克沁机枪、打字机和一些现代发明，”卢格德的一位官员说道，“他只用很小的力量便可占领英国，他会建立官僚形式的政府，并且只有少数的区级专员分布到各处。”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统治模式尽管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依靠本地的政治盟友——愿意合作的精英，并且他们更喜欢那些他们眼中属于保守势力的人。英国认为自身的统治是加强传统，并且他们也在改善传统。通过要求印度人和非洲人参与不同等级的政治生活、宗教或部落社群，英国人其实加强了控制，在英国统治之前，这种划分不那么固定。也许正是有了惊人的成功，他们织就了由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一张大网，殖民地的民族对此是接受的，至少是默认的。不过当英国人的统治开始依靠原住民盟友——牧师、警察、村长、首领、地主和王室成员，他们最初对本地和地区政治注入的影响就已经获得了军事力量，这一直是英国最终的制裁方式。英国的优势并未完全依赖于武器的强大：他们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未使用马克沁机枪或连发枪。他们的优势在于征兵的方式，常常是在偏远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定期的工资来维持结盟。英国通过给本地的权力掮客特许权来降低支付军事帮助的需要，这也是在完成合作性质的协议（能够稳固英国的控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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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英国成功的还有其他因素。英国权威的秘密在于他们让被征服的民族或多或少处于独立的隔离地带，并且限制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将其尽可能降低到最小。政治联系是纵向的：最顶端的是“压顶石”——只有少数英国官员在顶端。这还不是全部。所有帝国面临的政治风险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会建立自己的本地势力来扩大影响，通过通婚“变成原住民”。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并且19世纪后保护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密。这就是他们的行政框架必须保持的种族团结：背叛本地原住民在文化上是绝不可能的。通过蓄意保持社会距离以及对各种社交严格限制来强化这种团结。不论是不是有意而为，这种做法都给帝国权威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没有了社会交际的通道，印度人和非洲人几乎没有抓住遥远的统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动机的方法。猜测统治者目标和意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官员的秘密活动都是自己来管理的，这种做法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正如一位精明的英国政治家泰然地说道：“从来没人相信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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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扩张美国在北美洲的领土，扩大美国政治和经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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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rra nullius，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未并入任何国家的地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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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蔑称，“非洲黑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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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米尔，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伊斯兰教教徒统治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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