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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如何展开叛乱的呢？在叛乱者和政府军或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常常是一系列叛乱行动的高潮，而不是第一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叛乱都要求与整装待发的力量进行近距离对抗。离开和移民是对殖民权威无言的拒绝。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下，这样的“看不见的叛乱”有可能获得程度惊人的自治。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逃亡的奴隶在牙买加山峦起伏的内陆与种植园主的民兵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后，他们获得了一个条约和可观的自由。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从开普殖民地艰难跋涉着离开，他们首先到了纳塔尔，当纳塔尔被占领后，他们又分散到南非内陆广袤的草地高原。英国人要求他们投降，谴责布尔领导者是叛乱者，并于1848年在朋普拉次与之进行了血腥的对抗。不过之后英国人放弃了，承认了布尔人的独立，但后来又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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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无法逃离的地方，需要用直接的行动来中断英国人掌控的权威，并且要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一个叛乱先行者的当务之急是将个人反抗转变为政治行动，以调动更广泛的支持。这对于在赢得（或至少参与）战争或论战是至关重要的。塑造一种广为流传的印象十分重要，那就是政府的权威和赢得权威的条件已经消逝。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警惕的政府会采取收效迅速的那些对抗手段——监禁反叛者、夺取据点、部署军事力量有可能摧毁这种假象并且在起义获得上升势头之前将其平息。起义者不得不迅速行动来逃避这样的命运。他们需要从国家的统治之下逃脱并寻求保护。他们制造的大范围的混乱会分散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其军事力量；毁坏国家的通信网络（电报和铁路），会减缓其反应速度并且延缓信息的返回。但是叛乱者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的支持者形成大规模的团队，最好武装起来，建成一个平行政府或临时政府。最迫切的事是他们获得可以帮助他们粉碎政府对地方合作者的掌控、威胁（或破坏）其间谍和线人网络并削弱其残存的威望的力量。除非他们能够做到这些，否则机会渺茫。他们所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政府军事力量的灾难性瓦解。正是这样一种瓦解——武装暴动的结果，推动了英国在他们强势的时代所要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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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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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自身面对的所有叛乱当中最害怕的就是移民者的叛乱。这部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常常会吸引来自海外和英国本土的最为仔细且挑剔的审视。最为重要地，大多数移民社会的特点是，他们与英国有频繁的联系，并且在英国有很多盟友和支持者。那些反叛的殖民者可以轻易地发布信息来满足政府的批评者。所以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要使英国人的观点达成一致注定要难得多——尽管没能达成这个目的反而使叛乱者士气大振。非移民叛乱者与移民叛乱者有着明显且尖锐的对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与他们同行，他们也没有将自身的情况登上媒体的途径。以最坏的角度描述非移民叛乱者的行动和目的，或者强调他们的“野蛮行径”以及否认任何不满的存在往往要容易得多。这样就多了一个好处，不论英国采取何种残暴的方式来镇压这样的起义，都不会明显地引起本土的注意，甚至不会引起批评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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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处还可以更加深入。英国在移民社会的帝国权威天生就比较脆弱，几乎从移民社会一开始就如此，除非（比如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他们有特别的理由保持忠诚。这种权威既不是建立在合作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些问题的明确批准上，它常常是以某种代议机构体现的。在印度，英国没有对移民社会征税的“权利”，尽管英国已经从印度过去的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权利。而且很早以前就有一条规定：殖民地的法律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否决。总督作为帝国中央的代理人只能控制很少的当地资源，并且眼看着自己的资助被嫉妒的议会削减。如果总督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会面临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指责他侵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并且还会有咄咄逼人的意见说他抱有专制的野心。更糟糕的是，他的臣民拥有不可忽视的动员能力来迅速展开政治行动。报纸和其他纸质媒体比如宣传册或传单更能传递观点。殖民生活的日常机构——陪审团、乡镇会议、甚至是赛马会，可以使地方上的意见组织并团结起来，展示其强大。尤其与大多数非移民人民不同的是，移民社会总是有武装的，而且地方民兵常常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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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伦敦的帝国政府而言，这些都是采取埃德蒙·伯克有名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的极佳理由。但这个精明的建议并不总是可行的，更别说是明智的。第一，几乎很少有问题能比土地问题在移民社会更能引发高涨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投机购买和转卖常常是移民精英财富的主要来源。移民精英必然憎恨任何控制他们土地扩张的行为。不过对于帝国官员而言，移民的逻辑是自私且愚笨的。如果置之不理，和原住民接壤地区的战斗就成了家常便饭，因为原住民不愿失去土地。恢复和平需要帝国军队介入——还有帝国开支。第二，在那些原住民民族享受帝国保护的地方（这也许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的），移民违犯条约触怒了英国的宗教或人道观点，帝国介入也许就很难避免了。第三，移民社会追求经济私利的方式可能是母国所不能接受的。在平常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商业和财政动荡的时期，这可以成为争执的主要原因。如果移民中的政客们不得不取悦苛刻的本地选民，他们的帝国同行同样也得考虑宗主国的利益，并且保留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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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8月26日晚上，一大群暴徒袭击了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他当时是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省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副总督。哈钦森和他的家人逃走后，暴徒们花了一整晚有条不紊地劫掠和破坏他的房子，拆毁房子的装饰甚至推倒墙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暴徒行为，逐步地威胁着那些与省政府和英国任命的总督站在一条阵线的殖民精英里的成员。似乎没有控制这些暴力突发事件的方法，事件的受害者从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敌人所操控的力量。受害者们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殖民地已经变得几乎难以控制。“权力在百姓手里”，哈钦森几个月之后写道，“那些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法律不会生效。”不到10年，随着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发生散乱的交火事件，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了公开叛乱，并且迅速蔓延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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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加快的速度陷入暴力和战争并不仅仅是不寻常的：甚至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看起来更像是无理取闹，且充满矛盾。因为（白种）美国人已经享有了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限度的政治自由。选举权比在英国都更广泛，税收更轻。当选议会可以比英国的下议院更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这里没有上议院（成员可以被国王任命），没有赞助资金来帮助英国的大臣们结党营私，如果有了这些资金，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选区的利益即可。土地相对而言更充裕，这使财富分配比在英国本土更加公平——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公平。此外宗教自由也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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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悖论当然是明显且真实的。美国殖民地享有的广泛自治鼓励了“国家党”思想的滋长，这种思想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行政权力，认为行政权力本质上是腐败且专制的。行政权力增长和滥用的威胁要求积极的监视和强有力的抵制传统。只要伦敦坚持有益的忽视，这种思想多少能与对英国议会的至上地位产生理论上的共鸣，并且与对英国关系及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共存。对法国的恐惧和憎恨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片大陆，这也是英裔美国人开展西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忠诚不仅是慎重的，而且是自然的。没有了英国的保护，扩张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在1763年以后——法国的势力被击垮，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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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始于金钱。为了对付激增的债务和平息本土纳税人的愤怒，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受益者（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里收回一些战争的巨大开销，受益者是北美殖民者。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案》，这是一次尝试对北美殖民地使用印花征收不太昂贵的税收的尝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承认了英国权威。结果导致了一场骚乱。“在加拿大和彭萨科拉之间没有一个家庭不知道印花税法案。”哈钦森抱怨道，他本人对这个不考虑后果的愚蠢法案强烈不满。该法案成了公敌——它是英国企图颠覆议会和拆散殖民者自治政府的证明。设法通过殖民地总督的权威以及他们的盟友来实施法案，这让许多美国人发现了由后来被称为“效忠派”或“托利党”带来的潜在危险。帝国的决心并未局限于这个法案。1763年公告（为了阻止类似于庞蒂亚克战争的起义发生）鲁莽地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进行殖民扩张，这激怒了那些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目标和战争果实的人。帝国贸易规则更加严格地实施是为了制止殖民商人对关税的逃避，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反抗情绪，也成为“暴政”的另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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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为何有如此多的美国人会相信他们自己是腐败的，贵族精英打算强行实施专制权威，以及在殖民地打压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怀疑这种威胁，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同样有很多的英国激进分子会想要告诉他们，他们是英国和美国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他们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自由。然而，这是从抵抗和抗议（甚至是暴徒恐怖行为）到公开叛乱的危险的一大步。尽管在13块殖民地上都有对英国的反对派，但这一步最先是在马萨诸塞湾省迈出的，这里也是1765~1775年英国和美国人发生冲突的战场。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的抵制和英国关系的叛乱最为激烈，英国的权威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终结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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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很多原因的。马萨诸塞湾常常最可能成为一个麻烦的省份，其自治的模式、普遍集会的传统以及广泛的选举权（约有多达80%的成年男性选民）意味着政治权力相当分散。几乎所有男性都具备读写能力，这就为各种类型的印刷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导致了对中央权威深深的怀疑。新教教派中的公理会反对圣公会的等级制度，支持自主“集会”，对任命制官僚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到18世纪中期，新土地的日益短缺，以及不愿意移民的态度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随着土地价格攀升和大地主阶级的出现，反对剥夺自耕农平等权以及不公平的财阀统治的声音开始显现，宗教的“大觉醒”使得反对炫耀和享乐的情绪高涨。像哈钦森这样在政府任职的高官深陷“上层圈子”丑闻，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参与了以牺牲农民、手工艺人和没有土地的穷人的利益来聚集财富和权力的不道德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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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治激烈的派系冲突，被开除官员的不满都成了印花税法案点燃的火苗轰炸的对象。此后，在政府任职的精英们徒劳地争取控制当选议会，同时还面临着媒体暴风雨般的辱骂以及暴徒行动的持续威胁。他们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劝说在伦敦的帝国政府放弃提高税收的希望，并且恢复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但是伦敦拒绝了，部分原因是它需要钱，部分原因是如果给马萨诸塞湾省退路的话，会导致帝国权威普遍崩塌，加之对“1763年公告”规定的疆域以及贸易规则失去控制。于是，伦敦打算给马萨诸塞湾省一个教训。1768年9月，一个骑兵中队进入了波士顿港并举起了枪。两个步兵营也登陆来支持总督。但是这场行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辉格党成员的政治宣传取得了成效。英国军队被袭击了，并且挑起了1770年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从这次事件之后英军突然撤退了。但是当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对美国征税时（这次英国授予其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伦敦再一次进行了尝试，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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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伦敦采取了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式。军队撤回到本土。波士顿港被封闭了。为了防止陪审团的恐吓，刑事审判在英国进行。马萨诸塞的宪法被修改了。这些就是“不可容忍”法案。听起来是一个普遍的警告。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来自13个殖民地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费城集结，公开谴责对殖民地人民权利的侵害，不过在这个阶段暂未放弃同盟。同时，在马萨诸塞湾省，一场暴力战争逼近了。马萨诸塞湾省最后一任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Thomas Gage）在美国生活了20年，并且与美国人结为连理，对于他而言，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阻止政治上的骚乱变成武装冲突。但是这已经太晚了。1774年9月，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马萨诸塞湾省炸药库收缴火药，这个炸药库是马萨诸塞湾省主要的军火库。但这次行为不但没有让政治热度降温，反而让他的对手确信他在计划军事上的政变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者。于是他们举行了武装民兵的示威，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英国人，进一步袭击了已知的或可疑的效忠派。几个月之后，盖奇再次行动，这一次他选中了在康科德的军火库。本地民兵事先收到了警告并且提前武装，集结到了一起。一次擦枪走火导致了双方由对抗演变成为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惨烈的交火。英军虽突破重重埋伏艰难返抵波士顿安全地带，却最终造成6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1775年6月，他们在这座城市被敌军包围了。尽管收回了邦克山，能够眺望海港，但由于损失惨重，民兵们放弃了突破包围的一丝希望，叛乱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美国最大最老的殖民地，一位农业贵族回应了号召。他与“民主的”马萨诸塞大相径庭。托马斯·杰斐逊为殖民地议会争取到了与英国议会平等的权利，并且谴责国王没能阻止英国议会进行非法干涉。国王乔治三世于1775年10月告知英国议会美国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起义，而他其实只是在陈述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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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来，我们会发现这是移民叛乱里的极端案例。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不妥协成了一股可怕的风暴。在这个有着强大对抗双方的危险世界里，英国人被抵偿帝国防御开支的紧急需要推着前进。英国人关于经济私利的观点使其放松了对美国贸易的监管，这其实是潜在的致命性让步。他们认为殖民者对于未开拓的内陆的殖民企图是贪婪且鲁莽的，注定会引发争夺疆域的肮脏战争——而伦敦肯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英国人的不幸就是缺乏实现他们意志的几乎所有的手段。他们没有资金来建立强大的效忠派，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人。他们草率地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惜为时已晚。他们缺乏政治智慧，而且不重视本地殖民者。事实上，原因还远远不止这些。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殖民地。除了近期激增的移民潮，美国大体上是由根深蒂固的社群构成，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这个叛乱的暴风眼。这培育了地方的身份认同意识，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湾省，本可以增强效忠派地位的英国移民十分稀少。这一点就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从来就不足以打压强烈的美国情绪，效忠派甚至认为，1763年后他们的行动侵犯了已经被认可的权利。在宣传战中，英国人经常处于不利境地，有一大批媒体反对他们——报纸、漫画、传单和年鉴，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更糟糕的是，最近的一位移民托马斯·潘恩（Tom Paine）——他是塞特福德的一位裁缝，他的小册子《常识》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吹响了号角，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本小册子总共卖出了150 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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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不是随便从灌木丛中劈出来的一个贫困的前哨基地。18世纪6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经济体，其拥有的财富和专业知识可以用来支撑大型战争。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革命的前奏期间，有一些富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的精英们的存在，他们渴望国家未来能够获得独立。这次移民叛乱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其主要领袖的筹划能力，其中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叛乱最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国外的帮助。美国在1778年对英国人试图协商解决的努力的最后一击来自于法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条约承诺援助交战中的革命派。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英国镇压美国叛乱的斗争重要性有些下降，因为英国卷入了维护在印度、加勒比以及地中海利益的更广泛的战争中，他们同样担心不列颠本岛被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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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面对着另一场起义，这次是在加拿大——英国人之前的跨大西洋帝国的残余。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两次同时发生的起义，当时被称为“上下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两次起义的目标是那些被叛乱者认为是腐败且有过分特权的精英，英国人基本上把殖民地政府交给了他们。在两次起义中，起因都是种族和民族的问题，隔壁的美国若隐若现的身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可是最终的结果和美国的独立完全不同：不是分裂，而是有一个宪法公式使本土自治和英国关系协调共存。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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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加拿大（安大略省）爆发的起义时间更短且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在这里，农民和手工艺人憎恨“家族盟约”——围绕总督出现的一个上层的圈子变成的富有的寡头组织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政府赠地牟利，因而与圣公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公会拥有宝贵的“牧师保留地”。他们与银行家和地产公司也有紧密的同盟。起义是由在英国邓迪出生的威廉姆·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领导的，他于1820年到达加拿大。经历了开始的一些错误之后，麦肯齐找了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那就是竞选记者，工作内容颇有美国小地方的风格，揭露贪污、腐败和特权。他成了省内精英眼里的一根刺，以及“改革者”心里的领导。麦肯齐是美国共和党宪法的支持者，他极力要求并成功地将票投给刚刚来到这个省的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将麦肯齐处在边缘的激进政治变成起义的是他与日俱增的挫败感，因为总督和他的保守党顾问都不会从当选议会被开除，所以广泛的支持不能转换成为行政力量。麦肯齐十分确信（有一些正当理由）他的保守党对手正在利用橙带党（许多新教徒或苏裔爱尔兰人最近来到了上加拿大省）的民兵联盟来侵扰和威胁他。在越来越狂热的气氛中，1837年末他策划将武装示威行进到约克（今多伦多）并且强迫政府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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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惨败。麦肯齐的先遣部队遭遇了一小群效忠派的火力进攻后迅速撤退。他剩下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好发起一次示威，但他们对大规模的起义并不感到愤怒。领导者逃到了国境外。同时在上加拿大省西部的美国出生的移民发起了第二次起义，他们被说他们面对着被剥夺的命运的谣言激怒，也被麦肯齐“获胜”的假消息鼓舞，不过起义同样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英国人极度怀疑美国人是这些起义背后的黑手。有30 000~40 000名美国人参与了侵入英国领土的阴谋，在华盛顿的伦敦势力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抱怨。“一大帮匪徒和暗杀者，”他说，“正在稳步实施他们的计划来破坏和毁灭英国的领土。”现在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前是跨国小冲突的战地。在一次著名的事件里，一群（效忠派）加拿大人擒获了蒸汽船卡罗琳号，这表明他们怀疑船上搭载的是准备发动侵略的美国人，他们把船点着了，然后把它送到了瀑布的另一边。之后的骚乱很快就导致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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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拿大（魁北克）爆发的叛乱更加严重。在暴力冲突的两个阶段，超过250人丧生。其中一位是约瑟夫·沙特朗（Joseph Chartrand），他是蒙特利尔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区的石匠和木匠。在筹钱的时候，也许是从客户那里，他偶然结识了一群年轻人。沙特朗迅速逃跑了，不过他们很快抓住了他并且在路边把他殴打致死。在最后的询问中，这群年轻人才交代他们原本是去参加集会，至少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武装好的。一些目击者声称，在这个教区，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并且“效忠派没有受到保护”。另一个人说道，众所周知沙特朗是一个很暴力的人，并且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间谍。这明确地暗示了沙特朗之所以被谋杀是为了阻止他向议会汇报有一群武装力量在行动，所以那些人才急着要把他杀死。但是为什么乡村会处于叛乱的边缘呢？另一位目击者宣称“帕皮诺先生下令在教堂门边宣读命令，要求人们准备好行进……而那些拒绝的人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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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不是穷乡僻壤里的土匪，而是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律师，他父亲曾是一位测量员，后来变成了地主。19世纪30年代，帕皮诺在当选议会里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里的领导者。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表达了在下加拿大省政府里说英语的少数群体与法裔加拿大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憎恨日渐加剧。他们不喜欢被这部分少数群体支配商业，再加上他们相信来自英国的移民正在迅速侵蚀下加拿大省中说法语的天主教信徒的人的性格，这一切都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诉求。帕皮诺说道，英国政府想要“让我们去民族化，就是为了让我们英国化”。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目的就是将对议会的控制变成他们对政府的控制。随着斗争的继续，帕皮诺的话语暗示一个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共和国是最终目标。英国少数效忠派对此的反应很愤怒，这种不满在蒙特利尔根深蒂固，这一切使得政治冲突越来越有种族色彩，但并不彻底。在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领导当中，有名叫尼尔森（Nelson）的兄弟俩，（很奇怪的是）他们是前海军军官的儿子。他们俩都是医生，也是激进分子，他们都会在即将发生的起义里扮演比帕皮诺本人更加有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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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僵局日渐严重，在伦敦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坚决。为了打破议会对所有公共花销的否决（以此来削弱行政权力），伦敦赋予总督一定权威来控制花销，并且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认为这就是一波镇压的开始，是对他们政治行动的集中攻击。他们谴责伦敦的行为是对他们自由的攻击。他们在乡村的支持者迅速开始集结。他们充分利用了一个旧的本地传统：对那些被控违反社群规范的人们实行惯有的羞辱——这被称为“大胡闹”。有传言说，英国人正在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教区组织警告他们中间的政府官员辞去任职并且切断与外界的联系。1837年11月，政府给那些法裔加拿大人政党下达了叛国罪的拘捕令。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圣丹尼斯和圣查尔斯两个村庄召集武装分子进行大型集会，这两个村庄距离蒙特利尔有30英里。起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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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起义似乎要陷入失败。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打算宣布下加拿大独立。在他们宣布之前，一个英国的独立小分队到达，并且双方开始了一场枪击战。但这并不包括康科德。叛乱者分散着跑回了乡村。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者跨过了美国边境，差不多有60英里远，途中有8个人被逮捕了。但是英国总督科尔伯恩却告诉伦敦这只不过是茶杯里的一点儿小风暴而已：他抵制了效忠少数派的意见并释放了大多数的囚犯。到1838年4月底，戒严被解除。英国政府的特别专员德拉姆勋爵决定反对把领导者送去审判（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对死刑宣判）的做法，并把这些人流放到百慕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令德拉姆不安的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律师证明他已经越权。囚犯们因此被释放，然后迅速回到美国边境，在那里，一场新的起义正在被策划。英国人开始怀疑有更大范围的阴谋。“一个可怕的组织，被秘密的誓约和秘密的记号捆绑在一起，一定是存在的，”德拉姆向伦敦汇报道，“由于害怕这样的迹象……神秘的组织有时会发出秘密谋杀或大屠杀的威胁或警告，国家里的效忠派居民因此放弃了他们……偏僻的住处。”一些人一起逃离了下加拿大省。一切似乎都已经就绪，就等着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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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最终在11月初爆发。由于害怕由猎人兄弟会（Freres-Chasseurs）组成的叛乱者网络，一群武装了的居民开始集结：有3 000人在内皮尔维尔集会，这里离美国边境不远，更多的武器被带进来，另一部分人去往蒙特利尔附近的印第安人居留地，希望能缴获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打算通过麦肯齐的支持者在尼亚加拉发动袭击来拖延起义。罗伯特·纳尔逊跨过了边境，并且宣布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不顺利。美国人在边境缴获了藏匿的军火，印第安人杀死或俘虏了攻击者，效忠派民兵（包括5 000名来自上加拿大的英裔加拿大人）和英军扰乱了由罗伯特·纳尔逊和另一个名叫科特（Cote）的法裔加拿大医生领导的叛军力量，并果断地打击了他们。民兵烧毁了疑似叛乱者的房子。叛乱的领导者再一次逃跑了，罗伯特·纳尔逊在返回纽约之前甚至跑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在纽约最后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的论文。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约瑟夫·卡迪纳尔（Joseph Cardinal），是一名领导了对印第安人的攻击的律师，他就是因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的两人之一。总督说，这种极端的例子是必要的，另一些被判有罪的人活着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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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由于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以及与比利时和地中海东部（“前往印度的路线”）爆发危机与之相呼应，英国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伦敦派遣了大约10 000人的军队来保障加拿大的安全，这比1775年派给盖奇的更多。英国急需制定政治对策。这个对策出自于德拉姆勋爵，但是绕了好几个圈子。德拉姆发现在英国人与被他称为“加拿大人”的人群之间有着很深的种族敌对。他们的“互相不待见”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当孩子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分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两派，就像他们的家长一般。”加拿大人“发现英国人处处压榨他们，在土地所有权上、在商业上、在零售贸易上……在宗教上，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上”。德拉姆的解决办法是极端的。他说（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停滞不前的人”。如果说在下加拿大占多数的说法语者与上加拿大的更活跃的说英语者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英国来的移民的影响就会很快成为这个落后社会的溶剂。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英国化：一个鲜明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会消失。1840年联合法案遵循了德拉姆的对策。但是德拉姆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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