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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840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英国的权威被扩展到整个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的毛利首领也同意了其中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因此在英国人眼里，毛利人受英国的支配，对英国政府效忠并且需要遵守英国的法律。实际上，理论上的坚硬边缘被妥协缓和了。毛利人可以处理内部的争端，只要这样做不会损害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或者与英国人制定的法律过分冲突就行。事实上，普遍认为有两个新西兰，一个是毛利人的，另一个是白种人的，这两个新西兰被总督的权威结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总督在毛利人首领中是有权威的，另一方面在移民者的领袖中也有权威。英国人对毛利人表现出反抗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在那些力量不足的地方，英国人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1860年，这种“有限责任”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首先，在移民社会内部，部落的土地所有人对于出售更多土地有着日渐增长的需求，这些人的权利在条约中被视为不可侵犯。条约规定，这些土地先被出售给殖民地当局，然后重新卖给移民。但是，毛利酋长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土地的丧失迟早会引发社会和文化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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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僵持以及之后争执的爆发。在北岛的部分地区，毛利人开始对那些愿意把土地出售给白人的人施加压力。所谓的“国王运动”标志着毛利人需要发出更大的政治声音使总督府听见自己的意见，以此来对抗移民议会和他们喧嚣媒体的咆哮。在伦敦的帝国政府对这类新的毛利人政治主张采取了平静的态度。而移民者（到目前为止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没有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旦允许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来打击毛利人出售土地（他们宣称要通过恐吓来达成），势必会粉碎一个可行的移民社会的前景，并将殖民地推回到之前那种半部落经济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激起阻止自由出售土地的阴谋是一种叛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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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北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塔拉纳基、怀卡托河、普伦蒂湾和东海岸被“蕨类植物中的大火”烧毁了——这是一场发生在“叛乱”毛利人与英国人（移民民兵和常备军）和他们的毛利同盟者Kupapa之间的战争。无论在哪里的战争中，移民者都处于上风，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自私的逻辑。密谋阻止土地的自由出售是一种叛乱行为。而对于叛乱的惩罚是没收土地。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叛乱的人之后可能会请求补偿——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这些土地可以被政府出售，用来抵消镇压起义的花费以及移民对土地的渴求。1863年的《镇压反叛乱法案》为其提供了法律机构。大规模的没收行动标志着冲突的结束，并在那之后继续存在。60年过后，一位司法委员总结道：“在他们参与任何起义之前，原住民都被当作叛乱者对待，并且还针对他们发起过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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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无情地部署一边倒的没收土地程序清晰地展现了移民的意图。毛利人却逃脱了被无限制的移民权力施加影响的最差结局。他们保留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在移民议会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基本上逃脱了移民者领袖在别的殖民地区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移民者的“中庸之道”反映了新西兰的情形。在这里，征召毛利劳工入伍的需求很低。那些在偏远的“高地中央”以及北岛东部的毛利人土地在这个时候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当没收土地的管理负担威胁到国家破产时，没收充公的程序当然要喊停。因为这样有可能导致绝望的毛利人发起反抗，并且发生战争。毛利人也令英国对其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条约中规定的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对英国政府的要求却无法被否认。与他们似乎注定要经历人口的下降直至最终的灭绝的命运相比，失去土地似乎更加容易被忍受。现在，一些白人被历史遗迹吸引了过去。这些遗迹反映了毛利人所遭受的苦难，但现在看起来只觉得有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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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新西兰殖民地，南非是一片巨大且动荡的大陆，那里诸多政权并立且朝不保夕。牛车旅行者（即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离开了英国人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在陆地包围圈开辟出了他们的征服地带，在那里，非洲人的国家受到了自相残杀的战争的严重影响，这些战争被称作“姆菲卡尼”或“折磨”。他们拒绝了英国的主权，并否认对英国的依附关系。他们占领了非洲人的土地，一方面，急需非洲劳工，另一方面，他们也限制非洲人拥有枪支。他们对英国传教士的怀疑根深蒂固，并且谴责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个尚且存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新教圣徒是一名恶贯满盈的军火走私犯（利文斯通并没有否认这种指控）。但是从19世纪40~80年代起，布尔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扩张。他们的主要国家“南非人共和国”摇摇欲坠，缺少现金和武器来对其非洲邻居（佩迪人，斯威士人，向东的祖鲁人，向北的恩德贝勒人，向西的茨瓦纳人）施加有效的控制。能够用来更好地形容这次暴力的名词是“对抗”而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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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普的东部边界以及英国的纳塔尔，起义的原因和影响可以被看得更清楚。最后一次比较大的起义的发生地位于现在的特兰斯凯地区，大约3 500名科萨人被英国人杀死，他们的牛群被擒获，很多成年人幸存者被派遣到开普作为契约劳工。许多社群的土地被征服或没收了，他们现在聚集到了一起，暴力冲突也随之而来。对枪支的控制是造成紧张局面的最主要原因。1873年，一名纳塔尔酋长Langalibelele违抗了要登记他手下部落成员持有火器的强制令，并且辱骂了提醒他的信使。这导致了军方管制开始实行，移民民兵开始集结。在部落与白人军队发生冲突并且造成一些死亡之后，因为害怕最坏的情况出现，整个部落逃离了他们自己的领地。移民民兵为了寻求报复，在部落领地制造了一片混乱的杀戮，他们放火偷牛，无恶不作。Langalibelele因“起义罪”被带到法庭根据原住民法律审判。接下来上演了一出闹剧，殖民地总督装扮成首席法官，并且在草地的帐篷里主持了审判，他有的时候还会戴着头盔，有时候带着插上羽毛的头圈。审判小组里包括了法官、控方和陪审团，这虽然很费钱，却很方便。但有些奇怪的是，首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到罗本岛，但很快这个惩处被伦敦否决了，因为伦敦认定这超出了总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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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尔的历史掩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错误认识，那就是英国人对待非洲人比对布尔人更仁慈和开明。纳塔尔于1893年被授予（移民）自治。其白人人口（1891年有大约46 000人，1904年大约有97 000人）的原籍几乎全部是英国。但是其前景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白人一直害怕非洲人起义和北边祖鲁王国长期以来造成的阴影。祖鲁王国在1879年祖鲁战争之后解体，伦敦最终于1897年允许纳塔尔吞并其残余部分。两年之后，殖民地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被吞没。在战争之后的萧条中，麻烦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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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是税收问题。移民政府决定通过对成年非洲男性征收投票税来重新振作已经崩溃的财政状况。白人普遍认为原住民本性懒惰，老板抱怨劳工短缺。投票税会逼迫无业人员工作，首领被要求在文职官员的办公室递交所有法律文件。这些政策毫无意外地收到了恶劣的反响，首领企图搪塞了事，但这并未打消殖民官员的疑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不满的情绪演化成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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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在纳塔尔的三个不同地区，不愿意交税的情绪引发了对抗和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两名警察因在离殖民地首府不远的地方争吵而被杀。殖民地官员调集了移民民兵组成的“地区武装”。他们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军队会行进到起义可能发生的地区，并要求这些地区顺从（有一幅现代照片展现了民兵在小山丘上躲在机关枪后排好队，他们对面是首领及其拥护者，英国国旗就在他们头上飘扬着）。在那些居民抽身（尽管这样不明智）的地方，牛群被没收，村庄被烧毁。如果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么这个编队就会被取消。同时，在遥远的北方的祖鲁王国边缘，一位酋长因为被怀疑拒绝投票税而遭到了罢免。这个人就是巴姆巴萨，不过他挣脱了被派去逮捕他的力量，逃到了森林里，与他的继任者展开了游击战。“地区武装”再一次集结，并且部署了同样的战术。它的火力和机动性具有巨大的优势。6月10日，军队在Mome峡谷控制了巴姆巴萨和他的拥护者。大约有1 000人被弹片、子弹和刺刀杀死，很少有人逃脱。但是起义的第三阶段在maphumulo地区继续进行，这里离从海边延伸过来的白人农场及种植园近得多。这里引发暴力的原因并不是对投票税的厌恶，而是因为它被强行实施的方式。白人骑兵的到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没收牛群、不定时发生的暴行（包括谋杀）、殴打和烧毁是他们在该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这样做引起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在他们到来之际，非洲人逃跑了，并且集结在一起互相保护，另一些人则寻求报复。不过当三名白人被杀后，这种警察行动便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也许是担心发生最坏的结果，也许是希望从远处的祖鲁人那里得到帮助，本地首领和他们的拥护者转移到了灌木丛并且准备好了战斗。当地区武装在7月初到来，他们迅速处决了叛乱者：在连续两次交战中，有900多人被杀。反抗被平息了，但是更多的惩罚出现了：掠夺牛群、烧毁土房、杀戮和殴打。整个地区被“消灭且烧毁……一团黑烟悬浮在山谷上，延绵几英里”，一份官方报告中这样描述道。一群美国传教士在“‘沿着散布着被杀害者腐烂的尸体的公路骑行……许多人死了’”之后很快到来了。纳塔尔的死亡人数未知，但一定是数以千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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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移民极端的和不加选择的暴力回应？白人的视野被压倒性的恐惧统治着。反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看成起义的前奏——这种惊恐在那一年的事件当中遍布全省。尽管祖鲁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英国一直担心祖鲁人的报复，祖鲁王国的国王经常被密切监视。白人对非洲宗教和仪式也同样持有很深的怀疑，而且很快认为它们带有恶意的影响和意图。他们认为“战争医生”激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一位白人在Maphumulo发生暴力期间被杀，其尸块被带去向叛乱者“施压”。这更加确定了他们的信念，那就是他们面临的是野蛮的敌人，这些人不值得怜悯，因为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其他什么都不懂。这样的看法同样适用于非洲基督徒。的确，独立的非洲教会——所谓的“埃塞俄比亚人”，被强烈怀疑对叛乱有同情之心，这也许是因为非洲基督徒更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并且拥有一些外部支持。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祭司王约翰》稍后迅速出版了，该书对广为流传的白人情绪有着生动的刻画。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农业利益占主导的白人自治政府，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农村地区的白人对于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要求。唯一能让许多白人感受到安全的就是他们的非洲邻居始终意识到一只反对他们的手会招致无法想象的恐怖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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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除了白人官员依仗的间谍网络，他们对于部落保留地的有效控制非常有限。如果首领不配合，他们几乎没有手段能找出那些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正是手中权力的这种缺陷引发了高压政治最残酷的形式。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惩罚也是集体性的。因为法律的正规过程非常缓慢且容易导致事故，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焦点而不是作为警告而存在，所以恐吓成为首选的手段。准确来说，是移民高压的这些特征加剧了叛乱，让一时的混乱演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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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里玛，伊斯兰教国家的学者、宗教权威或法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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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相继与美国缔结同盟，共同反对英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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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ot”，即“战利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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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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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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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历史常常只以单一维度呈现：帝国官员（或者移民）对支配地位的坚持以及原住民被镇压的经历。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要统治得以展开，需要第二个维度：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讨价还价，或者有时被称为“政治合作”。合作让本地精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特权，并帮助他们控制帝国统治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联系。许多种姓、社群、部落和个人都被纳入殖民政权当中来提供服务——他们分别作为士兵、办事员、警察和教师，并获取酬劳。帝国的第三个维度是其经济和商业方面。帝国的存在是为了使其“所有者”（理论上至少是涵盖了所有英国人）获利。如果利益在本土的分配倾向于那些拥有社会特权和权力的人，殖民社会帝国的经济同样创造出了赢家和输家。赢家指的是从新的商业连接中获利的人，输家指的是那些局外人或者农奴劳工。对于很多“殖民者”而言，帝国的这种经济维度（以及其不可预知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还有第四个维度，对帝国来说，其影响难以确定。与其他维度相比，它的影响也许是难以测量的，但意义却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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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层面就是观念性的。当然，殖民关系的许多方面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怎样“看待”它们。愿意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合作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经过计算的或直觉的，这种判断关于可能的选择和他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大英帝国依靠的远远不止是这样实际的计算。它还呈现出一种道德和文化权威，其中暗含的英国人的价值观、信仰、制度和习惯就是标杆，其他一切都应该以其为标准——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达标的。更深的含义是，殖民政权或者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施加压迫或对限制其自由，而是解放、给予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并不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以及带来进步（这是他们肯定会使用的词汇）。那些对当地与英国之间关系表示反对的人不仅很讨厌，而且会显得落后、愚蠢、无知。他们的文明如果不是真正的衰退，起码也是停滞不前的。更糟糕的是，“历史潮流”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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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主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控制形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抬头看到了大洋国真理部白色混凝土的正面，他读出了他熟悉的标语：“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在英国殖民者看来，建筑是英国人建立的，街道的名字是他们授予的，雕像和纪念碑见证了他们的胜利和征服，并且研读官方报告里的语言，这样也许就能解读他们的信息：“殖民主义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它就应该在这里存在。你最好适应它。”的确，一群有影响力的作家就强有力地声称，对殖民思想观念刻意的塑造、对“知识”的刻意重造是殖民统治机构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是唯一重要的部分。这样的“认知暴力”为更显见的统治方式签下了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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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引人注目的想法的最杰出代表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他采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公众讨论都是由规定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规则决定的。那些希望能参与公众讨论的人必须接受这类“话语”的规则，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无知的人、罪犯、古怪的人或疯子。那些控制话语权的人因而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更加可怕的是，这种道德上的话语权虽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地从思想上给原住民判了死刑。一个没有能说出口的想法或者被视为无意义的想法，是没有力量的。在赛义德对其声名狼藉的描写中，一群西方的知识分子将除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学术和文化生活贬低为停滞不前的，这还不是最糟的评价，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将其贬低为倒退的；那些支持它的社会被认为是腐败的、专制的、残酷的并且软弱的——即使这些社会实际上并不落后也不野蛮。他认为欧洲殖民政权——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私学说的狂热实施者。英国人对原住民文化展开了无休止的抨击，并对“殖民知识”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宣扬，因为这对他们的权力开展十分有利，他们摧毁了被统治者的文化自信。西方科学技术的应用、西方地缘政治形式（领土国家）的强制实行、西方文学形式（特别是小说）的散播甚至是对历史的记叙，都为一种观点增加了分量：只有一种从传统（以及落后）里逃离出来的方式，现代化的也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依靠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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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广泛的分析被证明是极其有吸引力的，尽管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这种影响也并未发生变化。与其契合的是，后殖民时代里对种族主义的延续是来源于某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支撑了殖民主义的繁盛时期，同时也成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它同样肯定了一种主张，西方现代化和欧洲帝国（其中英国是最大的）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作为对英国人先前的自满和中立态度的一大挑战，“东方学”的论调所提供的批判公式是一个强有力的砝码。但是，情况往往是这样，通过对这种假设的揭露，我们可以离那个被处心积虑地隐藏的复杂的现实更近一些，现实有可能处于危险的掩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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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点足以证明东方学不能准确描述英国扩张的文化影响。第一，它忽视了时间与变化的重要性，仿佛单一的态度和方法贯穿了1914年之前的整个时间段。事实上，英国人对非西方文化的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许多之前的正统看法被完全推翻，且这种情况一再地发生。第二（经常被提及的一点），赛义德的论文几乎是单调得有些奇怪。他的论文认为英国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观点是一个整体；推翻平稳的思维定式的重大争论还不曾出现过；文化习俗总是严苛的；那些能发表观点以及管理话语权的人是帝国的同盟者和代理人——就像在后来的纳粹和斯大林国家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第三（最坏的是），他们认定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幸且无助的。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丰富且具有吸引力的反应的记录——利用、适应、接受、拒绝、修正、回收，消失在了一幅粗糙的漫画中，这其中仅有两种可能的反应——反抗或服从，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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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情况更加混乱和复杂。这并不仅仅是十分明显且乏味的自明之理，更是直击帝国文化影响的核心问题。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互相之间矛盾心理的力量。当然，在任何殖民场景下，总有一些人会为帝国权力、殖民“使命”和所谓的“进步”的胜利而欢呼。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常常对此表示怀疑、不屑、不安或者挑剔，这种情况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有。他们的影响虽然断断续续，但有时候却极其有力量。在那些被殖民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怀着很深刻而激烈的憎恨之情，他们很坚决地反对外国的文化入侵，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私心。不过有很多人也赞赏它给不同的群体带来了机会、新的精神和个人解放。他们企图与外国文化和解，向其提供服务，乃至管理和利用外国文化，他们的外国政治宗主浑然不知他们的目的。甚至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安全感、身份甚至是种族地位都渐渐与之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些人我们之后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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