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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移民极端的和不加选择的暴力回应？白人的视野被压倒性的恐惧统治着。反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看成起义的前奏——这种惊恐在那一年的事件当中遍布全省。尽管祖鲁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英国一直担心祖鲁人的报复，祖鲁王国的国王经常被密切监视。白人对非洲宗教和仪式也同样持有很深的怀疑，而且很快认为它们带有恶意的影响和意图。他们认为“战争医生”激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一位白人在Maphumulo发生暴力期间被杀，其尸块被带去向叛乱者“施压”。这更加确定了他们的信念，那就是他们面临的是野蛮的敌人，这些人不值得怜悯，因为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其他什么都不懂。这样的看法同样适用于非洲基督徒。的确，独立的非洲教会——所谓的“埃塞俄比亚人”，被强烈怀疑对叛乱有同情之心，这也许是因为非洲基督徒更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并且拥有一些外部支持。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祭司王约翰》稍后迅速出版了，该书对广为流传的白人情绪有着生动的刻画。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农业利益占主导的白人自治政府，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农村地区的白人对于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要求。唯一能让许多白人感受到安全的就是他们的非洲邻居始终意识到一只反对他们的手会招致无法想象的恐怖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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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除了白人官员依仗的间谍网络，他们对于部落保留地的有效控制非常有限。如果首领不配合，他们几乎没有手段能找出那些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正是手中权力的这种缺陷引发了高压政治最残酷的形式。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惩罚也是集体性的。因为法律的正规过程非常缓慢且容易导致事故，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焦点而不是作为警告而存在，所以恐吓成为首选的手段。准确来说，是移民高压的这些特征加剧了叛乱，让一时的混乱演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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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里玛，伊斯兰教国家的学者、宗教权威或法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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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相继与美国缔结同盟，共同反对英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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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ot”，即“战利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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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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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历史常常只以单一维度呈现：帝国官员（或者移民）对支配地位的坚持以及原住民被镇压的经历。不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要统治得以展开，需要第二个维度：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讨价还价，或者有时被称为“政治合作”。合作让本地精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特权，并帮助他们控制帝国统治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联系。许多种姓、社群、部落和个人都被纳入殖民政权当中来提供服务——他们分别作为士兵、办事员、警察和教师，并获取酬劳。帝国的第三个维度是其经济和商业方面。帝国的存在是为了使其“所有者”（理论上至少是涵盖了所有英国人）获利。如果利益在本土的分配倾向于那些拥有社会特权和权力的人，殖民社会帝国的经济同样创造出了赢家和输家。赢家指的是从新的商业连接中获利的人，输家指的是那些局外人或者农奴劳工。对于很多“殖民者”而言，帝国的这种经济维度（以及其不可预知的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不过还有第四个维度，对帝国来说，其影响难以确定。与其他维度相比，它的影响也许是难以测量的，但意义却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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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层面就是观念性的。当然，殖民关系的许多方面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怎样“看待”它们。愿意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合作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经过计算的或直觉的，这种判断关于可能的选择和他们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大英帝国依靠的远远不止是这样实际的计算。它还呈现出一种道德和文化权威，其中暗含的英国人的价值观、信仰、制度和习惯就是标杆，其他一切都应该以其为标准——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不达标的。更深的含义是，殖民政权或者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施加压迫或对限制其自由，而是解放、给予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并不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以及带来进步（这是他们肯定会使用的词汇）。那些对当地与英国之间关系表示反对的人不仅很讨厌，而且会显得落后、愚蠢、无知。他们的文明如果不是真正的衰退，起码也是停滞不前的。更糟糕的是，“历史潮流”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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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主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控制形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抬头看到了大洋国真理部白色混凝土的正面，他读出了他熟悉的标语：“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在英国殖民者看来，建筑是英国人建立的，街道的名字是他们授予的，雕像和纪念碑见证了他们的胜利和征服，并且研读官方报告里的语言，这样也许就能解读他们的信息：“殖民主义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它就应该在这里存在。你最好适应它。”的确，一群有影响力的作家就强有力地声称，对殖民思想观念刻意的塑造、对“知识”的刻意重造是殖民统治机构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是唯一重要的部分。这样的“认知暴力”为更显见的统治方式签下了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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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引人注目的想法的最杰出代表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学》中，他采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公众讨论都是由规定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规则决定的。那些希望能参与公众讨论的人必须接受这类“话语”的规则，不然就会被认为是无知的人、罪犯、古怪的人或疯子。那些控制话语权的人因而能够行使巨大的权力，更加可怕的是，这种道德上的话语权虽无声无形，却无处不在地从思想上给原住民判了死刑。一个没有能说出口的想法或者被视为无意义的想法，是没有力量的。在赛义德对其声名狼藉的描写中，一群西方的知识分子将除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学术和文化生活贬低为停滞不前的，这还不是最糟的评价，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将其贬低为倒退的；那些支持它的社会被认为是腐败的、专制的、残酷的并且软弱的——即使这些社会实际上并不落后也不野蛮。他认为欧洲殖民政权——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私学说的狂热实施者。英国人对原住民文化展开了无休止的抨击，并对“殖民知识”形式进行了系统的宣扬，因为这对他们的权力开展十分有利，他们摧毁了被统治者的文化自信。西方科学技术的应用、西方地缘政治形式（领土国家）的强制实行、西方文学形式（特别是小说）的散播甚至是对历史的记叙，都为一种观点增加了分量：只有一种从传统（以及落后）里逃离出来的方式，现代化的也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依靠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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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广泛的分析被证明是极其有吸引力的，尽管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这种影响也并未发生变化。与其契合的是，后殖民时代里对种族主义的延续是来源于某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支撑了殖民主义的繁盛时期，同时也成了殖民主义的遗产。它同样肯定了一种主张，西方现代化和欧洲帝国（其中英国是最大的）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作为对英国人先前的自满和中立态度的一大挑战，“东方学”的论调所提供的批判公式是一个强有力的砝码。但是，情况往往是这样，通过对这种假设的揭露，我们可以离那个被处心积虑地隐藏的复杂的现实更近一些，现实有可能处于危险的掩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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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点足以证明东方学不能准确描述英国扩张的文化影响。第一，它忽视了时间与变化的重要性，仿佛单一的态度和方法贯穿了1914年之前的整个时间段。事实上，英国人对非西方文化的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许多之前的正统看法被完全推翻，且这种情况一再地发生。第二（经常被提及的一点），赛义德的论文几乎是单调得有些奇怪。他的论文认为英国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观点是一个整体；推翻平稳的思维定式的重大争论还不曾出现过；文化习俗总是严苛的；那些能发表观点以及管理话语权的人是帝国的同盟者和代理人——就像在后来的纳粹和斯大林国家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第三（最坏的是），他们认定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是不幸且无助的。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丰富且具有吸引力的反应的记录——利用、适应、接受、拒绝、修正、回收，消失在了一幅粗糙的漫画中，这其中仅有两种可能的反应——反抗或服从，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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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情况更加混乱和复杂。这并不仅仅是十分明显且乏味的自明之理，更是直击帝国文化影响的核心问题。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互相之间矛盾心理的力量。当然，在任何殖民场景下，总有一些人会为帝国权力、殖民“使命”和所谓的“进步”的胜利而欢呼。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常常对此表示怀疑、不屑、不安或者挑剔，这种情况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有。他们的影响虽然断断续续，但有时候却极其有力量。在那些被殖民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怀着很深刻而激烈的憎恨之情，他们很坚决地反对外国的文化入侵，他们有很多理由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私心。不过有很多人也赞赏它给不同的群体带来了机会、新的精神和个人解放。他们企图与外国文化和解，向其提供服务，乃至管理和利用外国文化，他们的外国政治宗主浑然不知他们的目的。甚至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安全感、身份甚至是种族地位都渐渐与之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些人我们之后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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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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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帝国的存在产生了海量的文件。在英国殖民早期，大量的私人信件、报告、记述、指示、法律、发票和付款凭据在殖民地的管理者、士兵、商人和殖民者与他们在本土的通信人——官员、商业伙伴、顾客、债权人和家人之间流通。到18世纪晚期，这些文件汇聚成了一股洪流。关于世界最偏远地区的大量信息现在传回了英国。这样英国就有了关于帝国知识可靠的巨型数据库。这些数据的种类千奇百怪：政府报告和统计、图标、地图、调查和计划、外交信件、大使出访的半官方记录[比如麦卡特尼（Macartney）勋爵于1792~1793年之间到访北京]、殖民公司的宣传（新西兰公司吸引了投资者和移民）、探险家的记述[比如芒戈·帕克（Mungo Park），他对于西非的描述来自于藏在帽子里的记录，还有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他伪造的去麦加的危险旅程得到了皇家地理协会的赞助]、科学旅行者的周记[比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他与库克（Cook）一起航行，还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或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先驱传教士的振奋人心的经历[最有名的是戴维·利文斯通1857年的著作《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这是一本广受欢迎的畅销书]、海外报纸的报道（特别是来自于那些认为殖民战争实际上是淘金热的记者专栏）、大量的战利品和工艺品（有动物，也有人，其中一些是购买得来的，一些则是来自于劫掠，他们都被展示给公众）、收藏了大量图像资料的展览馆[这些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官方委托的结果，库克和麦卡特尼都有艺术家跟随他们，东印度公司雇用了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同时还有自由的艺术家是为了追求灵感或出名而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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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和图像的巨大宝库主要有两种功能。这些资料可以被组织成一个系统或档案，这就允许英国人出于商业、战略和宗教等动机而绘制出某个地区的人文和物理情形。王朝的历史、他们军队的状况、地区贸易的流动、人民和部落的迁移、宗教习俗和仪式、社会等级和冲突、原住民知识体系以及它们的守卫者，还有自然和物质世界，这些都受到观察员私下和公开的调查和评估。英国人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了手册，制定了对应的管理规则，然后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做出修改使其循环流通，进而将其压缩成为固定的模式，它们体现了英国人对于他们所进入的新的世界的认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知识所提供的心理预期、经验法则或是地理定向，除了在那些仅能糊口的地方或者在规模很小的群体里，英国人作为外来者很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展开管理活动。他们在非欧洲世界里的庞大存在以及诸多行动带来的与当地的激烈冲突，都要求知识的量产和迅速传播以满足广泛的利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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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功能中的第二个部分是由第一项衍生出来的。知识的收集、整理和传播要求一个巨大的中转站以及数据库。在这里，信息可以被采集、处理、讨论、分配、购买以及出售。随着19世纪慢慢过去，整个世界成了一体，伦敦成了大英帝国巨大的仓库。一些机构出现了，有一部分高度专门化，一部分是非正式的或私人的，这些机构为海外的使用者和本土的订阅者整合知识，这些订阅者包括职业协会和科学协会、商业协会、博物馆、图书馆和艺术馆。对于英国的利益而言，他们提供的服务非常实用。实际上，这些知识机构还向更广泛的国内观众提供关于帝国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对帝国进行讨论和想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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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认为是这股知识的洪流创造了英国人对于帝国的普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英国收集到的信息来源广泛。它无法被简化为一种公式化的世界观，即为征服和帝国正名或者简单地为英国欺凌弱小的行为辩护。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庞大卷宗每一年都被送回本土来平息议会里的批评声音（也许是要使他们麻木），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使大多数英国公众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继续扩张是一种危险的错误。1837年，有一大群目击者提供了有力证据，他们说服了针对“原住民”的议会特别委员会，使他们相信殖民扩张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修复的损失。知情人有许多这类关于帝国的记述，记述主要采用控诉的形式——关于不公平、不公正、滥用和无能。作家很少不带目的地进行创作，除非只是为了挣钱。不过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的动机和利益不同一样。一些受欢迎的作家（比如帕克和华莱士）都尽力消除对“不文明的”人民的蔑视。其他人公开警告，例如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他是印度的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他1826年的著作《印度政治史》中，他反对将英国的制度移植到印度并且过多干涉其现存的政治制度的做法。在移民宣传者中间，这种反对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目的是鼓励移民或是把原住民描述成野蛮或危险的存在，除非边境战争正在进行或者他们急需来自本土的帮助。传教士必须使在英国的潜在的捐赠者相信那些“不信教的”人群急需救赎，但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免得救赎泡汤。商业出资者勾画出了未开发的新市场的蓝图（中国特别受青睐），但是他们必须注意避免把它们描绘成不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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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作家的文字针对的群体同样被不同的利益和见解分隔开来。他们各自眼中的帝国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军人而言，帝国是一连串的海外补给站，是小型战争的前沿阵地，也是名誉和晋升的源泉。对于绅士科学家而言，帝国是巨大的标本库。对于制造商和商人而言，英国统治的帝国（大约1840年以后）是他们想要征服的自由贸易帝国的一小部分。他们认为东印度公司（1858年以前一直由印度的统治者经营）腐败且浪费，成了阻碍了印度商业发展的障碍物。对于传教士而言，白人殖民充其量也只是不受欢迎而已。对于殖民游说团体以及移民家庭而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帝国至关重要。对于那些英裔印度官员以及他们在本土的同盟者组成的网络而言，正如他们在信件交往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殖民地是大英帝国中的干扰因素。对于每一场关于帝国的热烈的公开讨论中，关于奴隶制度和自由贸易，以及在爱德华七世时期关于关税改革和帝国联邦的争论，两边都有帝国的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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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国人关于帝国的定义不只是游说团体以及利益团体的拼凑。他们围绕着某些宽泛的主张集结起来，这些主张十分模糊，所以能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但是这些主张也在随着时间变化，其影响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并给那些坚定的反对观点和阴谋行动留下了空间。事实上，与其把公众意见看作一种真实的、代表所有人的力量，倒不如把它想象成几个由观点创造者构想出来的意见，在经历互相竞争后赢得了最多的公众支持。如果绝大多数报纸或记者都附和这些观点，并引导公众顺从它们——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那么这种观点就可以宣告取得了胜利。预测公众观点的走向是政治生活中比较危险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里，猜测一种新的情绪上涨之前它可以持续多久是极其困难的。到1830年，这个国家早就有了大约300万人阅读报纸，传播新闻的出版物成千上万，地区之间的差别被政治忠诚度、宗教、职业以及阶级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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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中期，那些将欧洲殖民扩张的模式斥为可耻且危险的人占据了道德高地。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在他的著作《美洲史》中将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看成使欧洲成为真正商业社会的重要转折点。事实上，商业被看成最高级的社会阶段——超越了狩猎和农业，并且是一个自由且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欧洲殖民——尤其是在美洲（这是罗伯逊的观点），违背了一个高尚的理想。雷纳尔（Raynal）1780年编纂的《两个印度的故事》一书收录了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文章，在狄德罗看来，欧洲殖民的目的是残忍的，远不是为了商业的发展，即对货物和理念自由且平等的交换，殖民是对人民的征服和摧毁。殖民对于欧洲人的影响几乎也是同样的恶劣：他们的情感被自身的暴力行为和由此带来的不幸感染而变得粗俗不堪。事实上，要想统治那些地理位置偏远并且有民族差异的殖民地，从政治上来说是冒险的，而且注定要失败。这些观点在英国的思想家和作家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休谟和爱德华·吉本，众所周知，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警告过一个帝国达到“过度规模”的危险性。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期望有朝一日欧洲和非欧洲世界能够恢复力量平衡，这样欧洲人能够不再作恶从而免受惩罚。埃德蒙·伯克著名的争论提及了反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腐败和暴行，这其中同样反映了欧洲人在海外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给其他文化和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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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罪犯殖民地于1788年在植物学湾建立时，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决定与原住民建立友好关系并阻止自己人用武力对待他们就不足为奇了。澳大利亚并不想成为第二个美国。菲利普认为原住民人具有“男子气概的”风度，曼利湾（在今悉尼港）因此得名。自由贸易作为通往文明开化道路的理想，与人道主义情怀的出现相互呼应（本身受到福音教派狂热的影响），它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奴隶主就像他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行一样，会对本地人施行残酷的暴行，这一污点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人抨击的对象。不过即使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仍然有反对者。奴隶制度的支持者也会发起反击：爱德华·朗（Edward Long），一个种植园主的后代，在他1774年的著作《牙买加史》中为奴隶制度辩护，他认为奴隶制给作为“低等人种”的非洲人带去了秩序和纪律。另一位种植园主，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提倡改良奴隶制度而不是废除它。即使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于对其拥护者政治优势的考虑，奴隶制度的废除被一致认为是一项富有原则性的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英国的大臣们早在1810年就认为代议政府能够被延展到“不论种族的人民身上”是极其荒谬的想法。伯克对将英国统治扩展到印度是危险的这一看法持有保留意见，但这种意见在对抗蒂普苏丹和马拉塔人的战争中遭到了漠视——这一做法作为对抗波拿巴领导下法国的帝国野心的先发制人策略获得了正当性。将行政机构的每一个职位安排给英国人而非印度人变得势在必行，这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成了一项基本原则——一群吵闹的英国求职者有了一个信念，那就是追逐这些大有前途的职位。同时，英国人对亚洲各大帝国的前景越来越不看好。麦卡特尼勋爵在他1792~1793年访问北京之后称中国的局势很不稳定。30年后，奥斯曼帝国被阿伯登（Aberdeen）勋爵肢解了，他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因为“野蛮势力的笨拙结构会因为其自身内部衰退的原因迅速瓦解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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