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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士大”：《圣经》中许多残疾人、病人抱着希望而来，盼望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羊门的池子，以期得到奇迹医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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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mma，本意为民族，后世历史学家用以指早期麦地那伊斯兰教教徒政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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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知暴力”是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由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提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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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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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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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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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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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危机将永远隐藏在光亮的阴暗面。这个时刻在七年战争期间到来了，当时英国人在他们的大西洋领地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在亚洲的帝国。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被迫从全球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无休止地扩张，同时也在各地树敌无数，他们面对着肖尼人、特拉华人、马拉塔人和罗希拉人这些原住民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在欧洲的敌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这种全球化的视角暗含着新的威胁。因为无论南非的边界战争还是美国人的起义现在都可能吸引英国军队，同时转移英国的海上力量。一个版图覆盖全球的帝国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要处理世界各地无休止的危机，当一个地区的危机暴露了其他地区的虚弱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时，它还必须消耗资源来解决困境。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帝国在1763年的胜利只是接下来50年乱局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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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经历了近20年的世界大战之后，1815年的胜利抹去了50多年来最让人恐惧的事情。不过到19世纪晚期，曾在滑铁卢战役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策略难题再次出现。他们的帝国领土广袤，掌握的资产不管是在地域、人口还是财富上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敌人，他们在非洲以及南亚（缅甸、马来亚以及加里曼丹岛）的分割中择肥而噬。当欧洲的“闯入者”侵犯西非及东非，或者波斯湾这类地区，他们常常会表现得愤怒不堪（有时还真是发了怒），因为这些地区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干涉范围”。那些较为冷静的顾问告诫英国政治家们不要如此嚣张跋扈，以免惹起众怒。一位顾问写道：“有时候在我看来，对于读了我们新闻报道的外国人来说，大英帝国一定是以一个横跨全球的巨人形象出现的，这个巨人有着很大的手指和脚趾，死死抱住整个地球不肯放手，别人哪怕只是轻轻一碰都能引起他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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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全世界政治的整体平衡现在似乎朝着反对英国的方向转变。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新兴国要求建立海外帝国，他们对热带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最危险的两个敌人俄国和法国于1894年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法俄同盟”，法国资本催化了沙皇对亚洲的野心。受此影响，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比如葡萄牙或者比利时国王）都变得更加大胆，从而来缠着英国这只狮子的尾巴或者用力拉它的胡须。殖民国家中各阶层的情绪也因为害怕被排除在贸易繁荣且矿产丰富的未被殖民的世界之外，而快要到达歇斯底里的程度。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通信革命更加助涨了这种情绪。汽船和铁路使全球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欧洲潜在的一个省份，并且增加了所有帝国建造者的胃口。在非洲沙漠中铺设铁路带来了如同经济吞并一样的好处。这就创造了一种必须得到保卫的利益。无线电波网络缩短了地区之间的距离。拥护帝国主义的自由作家之间的辩论或竞争不论多么遥远、不得体或者琐碎，都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被传播给公众，从而激起他们的爱国情绪。英国的外交官徒劳地对着法国的“向当局献媚的报纸”发怒，却忘记了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其实与此大同小异。在一片计划、宣传和方案的嘈杂声中（更别说诡计的风暴），人们很容易认为帝国之间的竞争进入到了游戏的结尾。不仅是在美洲，世界各国的边界正在重新划分。各大国的领导人们为了避免本国遭受冷落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分配，不惜冒着爆发冲突的危险展开了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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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00年后，那些暂时逃脱了瓜分命运的地区的大门开始越来越有可能被打开。欧洲商业、技术和思想冲击的分量会分裂和打击，或者纯粹地摧毁在中国、韩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残存的旧制度。从大西洋到东亚的一大片领土又会以不可预测的顺序被争抢，一群本地行动派和突发事件使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比起之前瓜分非洲时轻松的讨价还价，各大国在争夺殖民地时所冒的风险越来越大，妥协的余地却越来越小。这次的赢家可以尽收好处。奖赏也许就是无限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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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知道结果并非如此。不过那些负责保卫英国利益和地位的人的判断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任务难度很大。为了保卫英国的帝国，他们需要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建造舰队和堡垒，或者配置炮艇和驻军，无论多么数量巨大或者分布广泛都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处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策略性的也有政治性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和帝国一样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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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扩张的地理独特性。英国的帝国形状打破了军事逻辑的任何一条概念。也许有些观念会认为一个有着良好规划的帝国要稳定地向外扩张。其都市中心部分会被最值得信任的地区保卫起来。除了这部分还会有一系列被分级的地区，包括一些不太有价值的地区，以及处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国家”和在必要时能够被放弃的“诉讼领域”。一个经过精心规划的帝国在遇到危险时可以依靠其城墙：罗马的“防线”、中国的“长城”、保卫沙皇俄国占有的大草原的“燧石防线”；希特勒的“西部防线”。躲在这些防御背后，帝国能够重建士气、恢复其力量并重新考虑战争计划。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设计者的模板，大英帝国的版本就只是一个荒谬而拙劣的模仿。其中心和心脏离它最危险的敌人仅22英里，最有价值的领土不是那些排列得离中心很近的契约省份，而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坐帆船需要6个月、坐轮船至少需要3星期才能到达的地方。1860年以后，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驻扎在印度军营，与最近的海港都相距很远。除了印度和加拿大，帝国的大部分就像遍布世界的群岛，从香港一直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大英帝国在与除了沙皇俄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交战时，其力量与分布在海上的众多岛屿势均力敌。”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专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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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异的布局并不是没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也是引来众多讨论的，就是英国与欧洲的联系。一种貌似可信的观点认为，英国卷入欧洲的冲突，加入王朝阴谋的战场和19世纪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分散了其自身的注意力，偏离了其应有的命运，后果是致命的。广阔的海洋以及外面的世界才是它真正的利益所在：它们会以最少的代价带来最大的回报。早在1700年之前，英国的海上优势就已经很明显，能够被用来掠夺对手的领地，同时保护本土岛屿不受任何外来入侵。这在18世纪就是“美洲”战略或“公海”战略。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种战略依旧颇具吸引力，当时对大战再次来临的担心让欧洲两败俱伤的冲突受到普遍的厌恶。消耗英国的力量来保卫一个无法捍卫的和平条约似乎成了“仲夏的疯狂”，尤其是对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些白人自治领的领导者而言。一位老兵（也是帝国主义者，后来成为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成员）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 Amery）甚至寄希望于通过让德国控制中欧来使英国避免陷入泥潭。不过正如其批评家坚持的，这个战略有着致命的判断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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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水战略认为，一旦陷入危机，英国可以抵抗敌人的任何联手。尽管有时候这的确是可能的，却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个难题就是这需要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军队，这支海军不仅要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所拥有的更大，也要比任何联手的敌人所拥有的大。不过一个更大的危险潜伏在阴影之中。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英国的领导者常常警觉欧洲不稳定的政治可能会打破爱争吵的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欧洲的某个大国想要赢得统治的权力并且击败所有其他对手，那么它需要牢牢掌控这片大陆所有的资源：陆军、海军、贸易、财富、工业、航运和人力。它要能控制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能摧毁英国的贸易（欧洲市场对其十分重要），尤其要拥有能迅速震慑或发动侵略的能力。为了防止这样的可怕灾难，蓝水战略帝国主义者的批评家认为，需要时常关注欧洲权力的变化和组合，监控权力平衡的任何微小调整，就像一位现代的地震学家对地震的监测一样。这还只是开始。无休止的情报流通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扩大英国的影响以及（如果需要的话）选择英国的同盟，因此没有哪个单独的权力能成为欧洲的霸主。这样做的残酷逻辑就是如果外交不奏效，英国必须愿意接受混乱的联盟，在盟友身上挥霍资源，或者最差的，派军到大陆战场上战斗。的确，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类似事件之后，除了蓝水战略诱人的吸引，英国领导者接受了英国及其帝国在欧洲必须得到捍卫的事实：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1793~1815年的“大战”）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认为大战仅限于海军实力的人，”英国七年战争时期伟大的战略家皮特（Pitt）说道，“是缺少知识或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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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来自美洲大陆的承诺注定让他们不安，原因至少有4个。第一，惨痛的经验过后，他们明白了大陆战争的极其昂贵。1690年以后的每一次主要战争都产生了巨额债务，增加了赋税，并引起了处于压力之下的本土大范围的动乱。正是诸如此类的压力迫使英国的大臣们于1763年之后开始在美国征税，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二，当军队的规模开始膨胀，大规模征兵也在欧洲大国变得普遍（19世纪的发展趋势）时，有许多警告声音称欧洲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征兵，还会打破英国在军国主义车轮上的自由。第三，那些依靠议会支持的政府（因此也依靠公众观点），也对他们与其他欧洲国家长期结盟感到深深的犹豫，他们生怕一旦结盟形成，本土的意见会左右这种情况。不过他们坚持在所有外交关系中我行我素注定会招致欧洲邻居们的不信任，或者在关键的时刻削弱他们的声音（1914年7月德国人低估英国干预的原因的一种观点）。第四，保卫帝国边界（尤其是在印度）对于一个较小的军队（1914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在12万~18万人之间）而言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不难想象，一个常常在遥远的地点工作的军队，要抵抗“不文明的”敌人，为了能够迅速反对“一流的”对手是如何部署的。这些“一流的”对手在现代化的条件以及繁重的装备下训练如何战斗。对索尔兹伯里勋爵（不是将军的崇拜者）而言，为了这样的事件训练只不过是在表演。“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中，”他1899年说道，“他们应该练习的是在需要时让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迅速远征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点。你的职责就相当于军事消防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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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认为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事务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当欧洲均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时，大多数英国领导者对于对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故意保持含糊不清态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除了欧洲事务的复杂性，保卫帝国也存在着很大争议。最基本的争论是关于何种威胁是最真实的以及谁的需要是最紧急的。在18世纪，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为了寻求英国的保护而与美国殖民者抗争，以此来反对法国人的攻击。在19世纪，开普殖民地的总督与新西兰的移民（惧怕毛利人）、中国的领事和印度的总督为了英帝国主义的长矛——步兵的军营曾一较高下。在20世纪，伦敦面临着让人不安的需求：保卫澳大利亚、埃及、本土岛屿或是大西洋航路（这是最重要的）。与这些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谁来保卫，更是在哪里以及如何保卫。在帝国的几乎每一片疆域，以及沿着其主要路线，似乎总能找到进一步前进的可能：这里的一块锚地、那里的海岸线、堡垒、河流、大山、丘陵、衰退的国家、重要的绿洲和反抗的部落。吞并、占领或军事存在都会缩短路线，降低开销，并且让帝国变得强大，或者看上去强大。经验丰富的政客要学会怀疑。“如果你相信士兵，”索尔斯伯里对一位兴奋的总督说道，“就没有安全可言。”他的侄子A·J·鲍尔福（A. J. Balfour）是少有的认真研究战略的英国首相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怀疑论者。1918年寇松（Curzon）勋爵坚持为了保护印度则需要占领波斯，或许还有高加索。贝尔福说道，进入印度的通道变得离印度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这会被总参谋部向西推进多远。不过就像贝尔福发现的那样，拒绝这样的要求并不总能成功，而且也不总是明智的。大英帝国所拥有的奇特形状实际上是因为需要保护其航道，并且控制其堡垒和缓冲地带，因为它们使帝国得以以较为宽松的方式来统治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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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875年和1898年皇家海军及其补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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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是英国最主要的武器，在局势紧张时期，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军驻扎在何处。在漫长的18世纪的战争（1690~1815年）中，很显然英国需要海军的“木制城墙”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的威胁。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执行的问题有时候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海军犹豫是否应该对主要的法国海军基地（在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维持封锁来阻止法国舰队冒险进入海峡，可是封锁的消耗是出了名的大，而且在雾天或大风天不能保证这会起效。同样还需要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破旧的船和筋疲力尽的船员们需要定期轮换。还有一个问题是海军的火力是否应该转向其他地方。法国在其地中海沿岸的土伦维持着一个规模很大的舰队。如果法国在战斗中取胜，并且对以布雷斯特作为基地的舰队形成支持，英吉利海峡力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英国的地中海军队被要求来抵抗这支力量。不过战时它应该驻扎在哪里呢？离本土基地太远，因此英国不能封锁土伦。只能退守到直布罗陀海峡来封锁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不过这会让法国的舰队控制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破坏英国贸易以及（更糟的是）与西班牙联合行动。没有一个答案是简单的。另一个难题是要保护商业运输，商船成为敌军巡航舰的猎物。当船只进入爱尔兰海的西部海域和海峡时，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不过保卫护航队对于海军的领导者以及他们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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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在英雄人物纳尔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则格言中也有所体现：海战的目标就是“对大海的控制”。要想获得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坚决与敌军舰队交战来确定对方的毁灭或被俘获的结局。一旦确保了控制权，管辖海上通道会减少贸易的损失，海军力量能被用来进一步摧毁敌军。这样做的逻辑并不是让封锁陷入僵局，而是找到让敌军不惜一切加入战争的方法。更深层级的逻辑，当然，是海军力量必须在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集中。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逻辑并不经常受欢迎，尤其是对那些在地球另一端的遥远的殖民地来说，他们非常担心本地入侵。“如果英国舰队在北海被击败，”当时海军部的大臣温斯顿·丘吉尔1913年宣称，“所有他们现在为澳大利亚自治领避开的危险都会解除……太平洋的情形必然会被对北海的局势所牵制。”不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客对日本的海上力量感到十分焦虑，他们很难去相信奥克尼的海军基地是他们区域安全的真正保障。事实上，1914~1918年海战的模式证明了丘吉尔的主张是对的。不过1919年以后，当主要的海军威胁会来自北欧、地中海还是东亚的日本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关于在何处集中英国的海军力量以及如何能够控制大海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英国可能面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联手进行的攻击（1936年之后越发可能）时，这个问题变得几乎无法解决。事实上，此时，英国海上霸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掩盖）的最终消失已经十分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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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如此依靠其海上连接、贸易利润以及最重要的食品进口水平（到19世纪晚期尤其如此）的帝国而言，海军的规模、配置和火力注定是很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对于那些保卫帝国的人而言，这些并不只是他们被迫权衡的事情。他们必须决定在欧洲的哪一部分以及如何保留英国的影响，哪怕并不完全为了英国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必须让自己与欧洲的友好关系和在帝国边界扩张的欲望（大部分摩擦的来源）保持平衡。他们必须要决定在任何特定的地点或者时间扩大帝国或者其影响范围是否会增加其安全或者带来可能的“冒险扩张”——常常是一个不容易做的精细运算。也许他们尤其要留意我们能看到的（后见之明的优势）把控着通往英国世界权力钥匙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条就是避免孤立的必要性。“没有孤立这回事，尤其对一个坐落在世界公路的岛国和海上帝国的中心而言。”一位维多利亚时期末的评论员说道。一个积极的外交策略就是经常被要求要避开这样的梦魇。第二点是帝国给全世界造成的危险可能会被“超级大陆”即欧亚大陆的权力集合（也许是一个大国，也许是一个联盟）所压制。这就是危险所在，1904年，被哈尔福德·麦金德精辟地阐释清楚，它常常困扰着政策制定者。英国人必须决定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减小在亚洲发起的“前进运动”带来的威胁，于是他们在1918年做出了一个突然且重大的决定（我们马上会看到）。第三，如果按照1930年以前还隐而未现的方式，使大英帝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战略性地存活的是一次世界历史上的意外事件。1815年后真正的欧洲均势和东亚的软弱独特的结合为英国的全球帝国主义创造了空间。当这些条件不复存在（就像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威胁要这样做那样），这一艘巨轮（丘吉尔的生动措辞）能否幸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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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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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过山车，175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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