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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于1783~1801及1804~1806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领导下，英国人开始复兴海军和外交。1790年，此时已足够强大的英国压制了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对北美太平洋沿岸排他性的控制权，并迫使其正式接受太平洋不再是他们的垄断地带的事实（所谓的“努特卡湾争端”）。三年后，他们和法国开战，这场长达20年的斗争决定了他们全球扩张的命运。这次冲突的规模和时长甚至远远超过了30年前：一方面，陆地力量所拥有的调动欧洲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通过合作以及暴力）震惊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另一方面，海上力量关键要依靠大约1760年以来欧洲殖民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非欧洲世界的贸易增长——尤其是在美洲和南亚。正因为如此，欧洲以及非欧洲的“双重革命”使这场冲突成了“世界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世界的战争”。开始英国只是为了保护其本土岛屿的安全，结果却决定了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欧洲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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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自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英国的帝国制度最薄弱的时刻。“只要让我们做6个小时的海峡主人，”拿破仑说道，“那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拥有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的海上控制权，加上禁止低地国家与大国对抗，这些共同成为保证英国安全的关键。为了反击革命的法国向北部扩张，英国人首先开战。但随着战斗继续，法国的行动被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宏伟的远见激发出来，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出现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这种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贸易。正如英国的战略犹豫不决所反映的一样，如何决定何为最好的抵抗方式是不容易的，更别说怎样有朝一日取得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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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要做的就是将法国驱赶出斯凯尔特河的河口，因为这里是侵略的据点。不过当荷兰沦陷而且爱国党去到了法国后，这就不再是一种好的选择。很明显，抑制法国需要多国力量的联合，奥地利是最佳选择。为了在区域联手，英国人需要预付其军队要求的财政支出。在地中海安排部分海军驻守也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鼓舞他们的盟友并且阻止法国对地中海的主导。这还不是全部。一旦被迫从大陆离开，英国人就不得不始终警觉被侵略的危险，这些侵略并不仅是针对英国的，还有可能深入反抗的爱尔兰岛。英国的第一要务是紧密观察和监视法国的军港和西班牙的意图。西班牙是英国短暂的盟友，不过在当时它却是法国的盟友。不过同时，采取蓝水战略是颇具吸引力的：用英国的两栖力量来攫取敌人的殖民属地，1795年后是荷兰，同样还有西班牙和法国。这并不是唯一的机会主义。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是皮特的得力助手和非官方战略指挥官，他坚持认为英国的“海岛情形以及有限的人口不允许广泛的大陆行动，并且我们相当依赖……贸易和航海的发达程度”，这个结论是“明显的”。英国应该首先致力于扩大其海上力量并且毁灭敌人的海上力量：“我们应该尽早，最好是在战争的开始就切断敌人的贸易资源（并且）不能出任何差错地削弱他们的海上资源”。使英国的这种需求更为紧迫的是对英国制造商采取关闭市场的惩罚以及之后对贸易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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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达斯认为在海外贸易和帝国以及帝国在欧洲战争的独特角色之间有一个固有的联系：帝国是军事同盟的军需官。如果英国的贸易摇摇欲坠，随之而来的就是伦敦金融城管理的信用和贷款的复杂制度的崩溃，紧接着便是财政灾难。这也涉及自信的问题。因此保护英国在加勒比的属地是十分关键的，此处仍然是皇冠上的珠宝。邓达斯在1796年8月说道：“失去牙买加，是对我们信用的彻底毁灭。”失去其出口、汇款以及糖税的收入对英国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邓达斯认为印度也是一样（他的三个兄弟在那里寻求财富）。事实上，伦敦很早就认为东印度公司“大到他们不能失去”。不过即使是与对手进行海战，指挥荷兰、西班牙和自己的海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英国人的封锁政策让他们与可能的朋友之间产生了距离。海战需要大量的海军补给品、木材和焦油来维修和建造，这个考虑使波罗的海甚至是科西嘉岛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尤其是在东方世界，还需要安全的基地使轮船能够得到整修，船员们能够恢复精力。在孟加拉湾，英国人没有安全的海港使他们的船安全度过飓风季节，当西南季风在10月变成东北季风之时，飓风季节便来临了。在通信缓慢且不可靠的时代，愿意冒险的精神变得尤其重要，当时追踪敌人的舰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风向和天气的变化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当敌人的海上力量强于你，而你又有许多偏远的属地要保卫，”海军上将肯彭费尔特（Kempenfeldt）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阶段说道，“很难决定怎样才是调配船只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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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带来了哪些好处，欧洲的战争对法国殖民地的攻击并不能给关键战场做出真正的贡献，它还使英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794~1801年的加勒比远征中大约有66 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因为疾病）。1797年，当拿破仑杀出一条血路到达意大利时，反对法国的联合瓦解了。因为担心侵略（一小支法国远征军实际上到达了威尔士），而且财政状况混乱，加上海军担心起义的危险，英国人放弃了地中海，决定第二年返回。诱骗奥地利重回战争的代价看起来有着巨大的风险。这恰恰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巨大阴谋不经意地吻合了，拿破仑企图第一阶段（看上去很有可能）征服埃及这个大的东方帝国，然后最终进攻印度。“我们最早和你们结识，”1798年6月，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对他们的印度总督警告道，“我们已经收到情报……一大批轮船、军队、军需品最近在土伦就绪并且开始了航行……（在5月19日）……不是没有可能……它们的目的地是印度，要么经过红海（首先要先占领埃及）要么经过巴士拉。”总督早就决定要攻击蒂普苏丹，他是迈索尔的统治者，并且早就被怀疑和法国人有了将英国驱逐出南印度甚至是整个次大陆的秘密协定。法国军队的确入侵了埃及。不过在拿破仑能够进一步利用他的妙计之前，他的计划因为纳尔逊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对其舰队的彻底摧毁而泡汤，那是在8月1日，纳尔逊的行动积攒了巨大的勇气并贯彻得十分完美：纳尔逊需要将他的部分舰队航行到固定的法国舰队与海岸之间，这需要冒着让他的船在深度未明的水域里搁浅的风险。他从这样危险的策略中得到的是巨大的好处是“双倍”攻击法国——立刻从两面攻击他们的船，这是一次致命的突击。尼罗河河口海战和第二年韦尔斯利在塞林伽巴丹对抗蒂普苏丹的压倒性胜利终止了法国对印度的威胁。不过这样做和阻止法国对爱尔兰的侵略来响应1798年的起义都不能确保英国安全所要求的在欧洲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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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很明显是不可能的，这就让英国人于1801年寻求妥协的和平。不过这个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法国人拒绝从低地国家中撤退，而且马耳他（之前被纳尔逊夺取）的英国人也拒绝这样做。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即1803~1814年之间，英国人获取了他们之前没有获得的海上掌控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伟大胜利中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英国人现在可以随意摘取他们敌人的海外领地，并且不用担心在本土发生危险。在他们以前对特立尼达拉岛和锡兰的征服中又加入了开普殖民地、毛里求斯和爪哇岛。拿破仑于1809年企图对英国实施大陆经济封锁政策，设法将英国从欧洲贸易中排除，这项政策的实施像筛子滴漏一般，还惹恼了他的附庸。当他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来镇压反法起义，一支不受法国干扰的海军补给线支撑了在葡萄牙的惠灵顿的军队，并且允许其渐渐前进到西班牙。不过难题依旧存在。只要拿破仑是欧洲的霸主，英国人就无法确定他何时还会来侵略他们，或者建造一支新的舰队，或者拉拢新的盟友。与此同时，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一支很大的陆军和海军。在战争的后半部分，政府开支花费了将近全国收入的1/4来支付国防费用以及战争产生的巨大公共债务。正是在本土的经济扩张（包括蒸汽动力的巨大发展）使得税务的负担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能够被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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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被沙皇俄国反抗拿破仑霸权的行动以及拿破仑1812年侵略沙皇俄国的惨败所打破。起初，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组成的大陆联盟共同反对这位受伤的皇帝。沙皇俄国1813年在莱比锡的压倒性胜利是其侵略法国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序曲。从西班牙来的惠灵顿军队在胜利中起到了作用。不过其更关键的作用是在1815年建立的“百日王朝”中摧毁了拿破仑企图重建他的军事和政治繁荣的疯狂举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对英国人而言）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陆上版，尽管看起来即使是法国的胜利也很有可能无法将拿破仑从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附近集结后的勇猛前进中挽救出来。这几乎必然让法国在陆地和海上遭到失败。这对于英国人希望保留主要战时成果以及在1815年后的全球扩张是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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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在可以向前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的战争中，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在战争中与法国僵持，但并没有将法国击败。为了和平解决，1763年，英国人不得不将他们的胜利果实的大部分（瓜德罗普岛、本地治里、古巴和马尼拉）扔回到桌面上。1805年以后，英国的全球地位从战略上与经济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强大。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他们能够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不管是在大西洋还是印度洋）来维持他们的战争并资助其他人。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部分原因是英国在欧洲之外力量的强大）允许英国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地理战略地位。1815年，为了让不受欢迎的波旁皇族能在巴黎继续存在下去（反对拿破仑复兴的最佳保证）这就意味着交还他们需要交还的产糖的殖民地。为了帮助新晋的“尼德兰王国”保卫低地国家对抗法国，它的宝库爪哇又交到了荷兰人手中。不过英国人仍然控制着马耳他、伊奥尼亚、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他们很快就迫使荷兰人放弃了对新加坡的诉求。法国和西班牙都没资格来争夺这些海战的果实，更别说荷兰人：英国的欧洲盟友几乎都没有兴趣这样做。因此1815年的特殊局面使英国保卫帝国的努力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成功。有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在亭可马里有抗风的海港），他们就拥有了去往印度的干线上所有主要的补给站。在马耳他的大哈伯岛，他们可以观望地中海东部，以及前往东方的“短”路（至今仍是陆上）。有了这些以及在爱尔兰、北美和加勒比的海上基地，他们现在相当于拥有了在航海时代封锁世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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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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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平”，181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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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以后，英国人似乎享有近乎完美的条件来保卫他们拥有的属地，并且还可以为帝国增加新的土地。他们的海军实力让遭受本土入侵的可能大大降低了，除了定期为法国闪电战担心。他们的基地对海道坚不可摧的掌控使得对帝国进行海上攻击（在前一个世纪再普通不过）几乎成了不可能事件。有了汽船、铁路和电报这些更快捷的通信方式，运送货物和步兵营来满足本地应急的需要渐渐变得更容易。同样重要的还有欧洲权力政治的重要变化。对战争、革命和拿破仑军事天才的深深恐惧使欧洲的政治家动摇了，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外交手段。为了保护欧洲脆弱的稳定，他们达成一致，建立一个“音乐会系统”。因此，任何可能会打破欧洲五大权力（沙皇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平衡的对领土控制的变化都要求事先达成共识。任何打破规则的大国都会发现其他各国定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个政策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对于英国而言是巨大的安慰。至此，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欧洲给帝国造成的最大威胁退缩到了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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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直接。英国人非常担心沙皇俄国缓慢但是不停滞的扩张，有些人说就像冰川一般。沙皇俄国巨大的军队、神秘的政治、无懈可击的海上力量以及不可估量的沙皇野心在英国制造了“恐惧沙皇俄国”的气氛。尼古拉斯表现出了“和拿破仑一样的对英格兰的憎恨”，帕尔默斯顿说道。沿着亚洲疆域内部的军事生命的迹象可以被看作是沙皇计划征服（或者至少是破坏）印度帝国的证据。“哥萨克人和印度兵，这两拨分别来自波罗的海以及英国岛屿的人会在亚洲的中央碰面。”帕默斯顿预测道。对法国的疑心同样很快复原，但还有对法国权力的担心，这都是建立在其军队的规模和装备之上的。英国人十分怀疑法国对比利时的意图，并且于1839年坚持用条约来确保比利时的中立（1914年被恺撒无视的一纸空文）。他们反对法国对西班牙和意大利再次施加影响。但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首先当上了总统，并于1851年当上了皇帝，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卡斯尔雷、坎宁、帕默斯顿、阿伯丁、迪斯罗利和索尔斯伯里都是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伟大制定者，都清楚英国在世界的利益需要通过在欧洲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遏制（他们认为的）某些统治者的本能侵略来保障。正是由于与法国结成了同盟，加上奥地利皇帝施压，沙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才成为定局。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认为，只要欧洲是“安静的”，他们就能够处理本土抵抗对他们帝国权威构成的威胁。为了镇压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他们将大部分的（英国）军队派去了印度内部。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关注着爱尔兰。帕默斯顿在印度危机最高峰的时期说道：“在爱尔兰最小的爆发”会“比在印度能发生的危机更加撼动我们权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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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外部防御的焦虑集中在三个“热点”上：第一个，也是最不严重的一个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狭长边界。美国联邦政府的弱点，“暴徒”[1]（未被授权的扩张主义者，聚集了一帮武装之人来侵略邻国的领土）的猖獗，以及伦敦与华盛顿之间定期的紧张局面都意味着这种危险是真实的，虽然它并不存在，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在美国内战期间及战后，这种危机尤其突出，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他们在加拿大薄弱的守备部队，特别是在冬季圣劳伦斯河结冰的时期。第二个是在印度的西北边界，沙皇俄国的影响在里海和中亚的推进一直被紧密监控。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就是被维多利亚时代叫作“近东”的广大地区，从希腊一直到波斯的东部边界。因为他们想要在这里保卫到印度的短途路线（1869年后该路线变成苏伊士运河），驱逐那些来自埃及或者波斯湾附近并且进入印度通道的敌人。的确，印度成了保卫帝国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最易受攻击也最有价值。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留下了两个有趣的遗产。在英国人中间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妄想症的东西，因为他们担心第二次叛乱，所以他们对挑战他们个人尊严的举动（作为统治者的权威）表现得过分紧张。军事失败或者敌人对印度边界的过分靠近都可能引发起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6万~7万名英国士兵（大约是军队的1/3）在1860年以后留在了印度。另一方面，1860年后印度的贸易迅速发展，它作为东非与中国之间海洋区域的中心，无论是作为市场、供应商还是投资，都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不仅是这些，大批英国守备部队驻守在那里（印度人付出代价），改良后的印度军队都成了帝国在亚洲的战略储备、海上力量的矛尖，印度也成了大英帝国进一步扩张的跳板。没有印度的大英帝国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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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印度和帝国因此也意味着英国在近东强大的外交和海军的存在，在近东的沙皇俄国和法国，无论共同行动还是分开行动，都有可能粉碎奥斯曼帝国并且瓜分其省份。沙皇俄国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还有他们在高加索的前沿基地，在那里，他们有一支很大的军队，沙皇想要统治君士坦丁堡和沙皇格勒以及控制土耳其海峡的野心从来未曾熄灭过，都是持续性不安的来源。英国人也没有忘记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所有法国在埃及的利益都招来了怀疑的眼光。防御的主要力量是一支很大的海军分舰队、地中海舰队及其在马耳他的主要补给站，防御的目的是阻止法国和沙皇俄国的推进以及防范奥斯曼帝国。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以及1875年之后这些力量却是不够的。在每一种情形下，都需要灵活的外交政策来召唤欧洲的盟友共同对抗沙皇俄国的扩张。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人被迫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埃及的危机举起了反对外来政权的旗帜。英国人一方面要顾及他们的个人自尊，另一方面又害怕埃及的动乱会带来他们无法控制的权力的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一切导致了格莱斯顿的内阁在1882年采取了“临时占领”的策略。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冒险的承诺，并引来了其他大国对他们的强烈谴责。在非洲“争夺”期间，他们做出了让步来安抚欧洲的批评者，通过分散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平息悠悠众口。逐渐地，他们在尼罗河的临时占领成了“隐形的保护国”，用克罗默（Cromer）勋爵的话来说，埃及是他们的“中介”，是开罗的“宝座背后的耳语”。脱离英国被无限期地推迟。埃及成了未来中东帝国的核心——用来保卫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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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1881年英国军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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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的领导者有意（歪曲地）回头看19世纪的中叶，因为那是安定的黄金时代。他们开始怀疑帝国的巨大规模正在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正在失去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男子气概推行英国主张的意愿和手段。这种情绪是由两个让人不安的发展引起的。第一个是欧洲人日渐激增的侵略野心似乎已经超越了欧洲，回到了1815年以前的重商主义时期。法国和沙皇俄国以及他们在近东、亚洲和非洲最危险的敌人形成了防御同盟。威廉二世将“国际政治”作为他的座右铭，在帝国的太阳下要求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开始建造海军。英国与强大对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第二个便是在非欧洲世界新的危机中心的发展，而那里存在着英国人的巨大利益。沙皇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个新的地区权力）都有很大的诉求：英国人也许会为了他们的份额勇猛战斗。几乎在同一时间，黄金储量丰富的德兰士瓦的兴起打破了南非的权力平衡。这将带来一个可怕的前景：一个独立的寻求法国或德国支持的南非布尔共和国的诞生将会削弱英国对开普的控制权——要知道开普是英国封锁全世界的钥匙之一。德兰士瓦的总统、老斗士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于1899年10月先发制人地侵略开普和纳塔尔，英国人这才发现自身已经陷入战争。当他们遭遇了一系列早期的失败，就像入侵北京的外国军队警告中国的被瓜分迫在眉睫那样，伦敦的反应趋向于恐慌。对于克留格尔最亲密的顾问而言他们的难题是很明显的。扬·史末资1899年写道，大英帝国是“对立民族（开普殖民地、印度、埃及等等）居住的大国，在混乱或遭到袭击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军事组织。大英帝国的主权的施加……更多在于其威望和道德恐吓，而不是真正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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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末资过于乐观。当发现英国与法国和沙皇俄国在近东和东亚有冲突的隐患，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出现了拖延时，这严重刺激了英国人。“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力量，可以强大到击败法国和沙皇俄国，”海军部的第一位大臣塞尔伯恩（Selborne）勋爵1903年1月说道，“还可以对抗德国。”到1905年，英国在海军上的花费比1899年高出50%。英国人开始了海军竞赛，首先是超过了沙皇俄国和法国，在1908年以后，英国的海军力量已能够对抗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对一些急不可耐的帝国主义者而言，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约瑟夫·张伯伦希望通过关税改革和终结自由贸易来谋划一个由白人殖民地组成的帝国联邦，这就意味着要为了现在这个“疲惫的巨人”团结它的后代。但是将所有殖民地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将会给英国造成沉重的负担，保守党在两次选举胜利后废弃了它。另一些人赞成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同样也是一种幻想：没有哪一届的英国政府敢在和平时期这样做。还有一些人催促与德国建立同盟来对抗法俄同盟。但是这样做的外交代价过高：英国要以本来就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本土各部来捍卫其保卫哈布斯堡家族摇摇欲坠的统治，这只能成为一个悖论。事实上，英国人是幸运的。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他们与美国时常紧张的关系大有改善。双方都默许了航海合作关系的优势。西奥多·罗斯福说英国的海上霸权“是世界和平的强大保证”。1905年5月，日本在对马岛破坏沙皇俄国的海上权力之时，英国与日本投机取巧的同盟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回报。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在1904年的英法协约中同样规劝法国解决他们的（主要是）非洲分歧。变弱后的俄国也于1907年加入了协约国，平息了在中亚和波斯的紧张局面。现在就只剩下德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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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计算十分复杂。德国人的战略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制止英国人卷入欧洲的战争或者与他们进行对抗。一支强大的战舰从北海出击，它对英国船舶和殖民地的袭击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它会使英国丧失在这片大陆上进行干涉的能力，也许是在一场决定性战争爆发的关键阶段。相反，对于英国人来说，想要阻止这种威胁需要做两件必要的事情。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坚持的，帝国最好的防御就是阻止敌人的海军离开围绕着欧洲的海域。不过这种观点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如果英国不能作为欧洲的强权之一来阻止欧洲在地缘政治平衡中危险的转变，那么它也无法拥有避免最大危险的方式：整个欧洲用武力或外交团结起来反抗英国。因此英国人开始了庞大的海军项目，以此获得在“所有战舰”或“无畏战舰”中的绝对领先地位。为了将这个想法带回本土，他们在奥克尼的斯卡帕湾集结了军备，将试图从北海逃往大西洋的德国海军封锁起来。为了保证绝对的胜算，他们赶走了德国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所有的现代战船。在所有封锁世界的钥匙中间，斯卡帕湾是最为宏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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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奏效的，就像我们会看到的一样，在很多方面的确如此。不过这还不足以威慑德国人在欧洲获胜的希望。他们的希望建立在对法国的致命一击上——施里芬计划。所以当隐蔽的巴尔干冲突首先影响到奥地利和俄国，德国和法国紧接着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全面战争时，英国人不可能袖手旁观，尽管他们表面的动机是希望柏林能违背比利时的中立。直到和平时代来临，保卫他们帝国的任务看起来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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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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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战争，帝国和平，1914~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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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英国人在三条战线（欧洲、海上以及中东）作战来保卫他们的帝国，并开始了夺取在太平洋和非洲的德国殖民地的行动。澳大利亚和南非军队分别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和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和印度军队分担了大部分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战斗。西线的战争是为了把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的确是一场阻止欧洲屈服于一个主导权力的战争，这将是对英国世界强权的最大威胁。爆发海上战争的部分原因是英国要使德国的公海舰队停留在自己的港口。没必要上演第二次特拉法尔加海战，尽管将军们希望旧景重现。1916年5月的日德兰海战是一次战术上的对峙，不过英国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德国的舰队回国并且停留下来。不过比起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潜水艇战斗的迅速推进，加上他们货物损失的巨大规模，英国人被迫在海上进行防御，直到1918年年末，这种平衡才被打破。这一改变是因为美国在北大西洋海上权力的增加。第三条战线的战争是最具有帝国属性的。当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0月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时，它的军队给英国的两处利益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苏伊士运河（与奥斯曼巴勒斯坦非常接近）和位于阿巴丹岛靠近巴士拉的庞大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保护这些重要的设施需要的背后，隐藏着不那么容易察觉但是十分迫切的重要动机。在他们的印度帝国，英国人统治着人数超过百万的伊斯兰教教徒，对于他们来说，奥斯曼帝国苏丹王就是哈里发（“信徒的首领”），这些人都效忠于他。一旦惨败，或是未能迅速获胜，都有可能会刺激伊斯兰教教徒，引发圣战，或者鼓舞还没被征服的帕坦人沿着西北边境挑战英国人的耐心。还有一个复杂性在于他们要依靠印度军队（北印度穆斯林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参与他们的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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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计划（之前总是如此）发动一场最划算的战争。在一支（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援助对抗法国人的小规模远征军、海军封锁、一些殖民活动、大量使用“第四条手臂”（财政和物资供给）的支持下，法国和俄国的军队达到了能承受陆战的冲突的规模。不过这（之前总是如此）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16年7月，德国人的攻击力度迫使一大支志愿军在索姆河战役中被派出。巨大的损失规模导致德国不得不求助于征兵。不过在1917年，除了另一次代价高昂的攻击，西部战线陷入了僵局。在中东战争中，对到达达尼尔海峡的渴望以及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帮助俄国战斗是另一次代价高昂的灾难。尽管俄国军队袭击了来自高加索的土耳其人，而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英国力量进展却相当缓慢（英国人于1917年12月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之后进展便停滞了）。战争持续了三年多之后，他们陷入了漩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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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国在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就无法再次投入战争。在接下来的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投降”协议让德国人自如地收回了他们东部战线的军队，以便控制乌克兰及其储量巨大的粮仓，还能派遣军事援助包围黑海，帮助它们的奥斯曼同盟国。德国人得到了两个闪闪发光的奖励：俄国在巴库的巨大的油田，还有伊朗北部及其通往中亚、阿富汗最终到达印度道路的控制权。不过西线的前景堪忧。德国大规模的攻击出现重大突破，可能将法国与英国分隔开来，进而占领海岸沿线，迫使英国人撤退（一场1918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使法国人投降。直到1918年7月，英国人面对的前景依然很不乐观，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也许会退出战争。与此同时，如果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通道被打通，整个中东也许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帝国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战时内阁的战略指挥官米尔纳勋爵于1918年6月对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法国和意大利被打到跪地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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