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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种传言称从1959年10月开始，麦克米伦和他任命的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决定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英国在非洲的统治，将权力移交给非洲民族主义者，正是他们坚定的自由主义让英国避开了灾难。这个传言主要源自麦克劳德自己的杜撰。事实上这两个人都紧紧地抓住手中的牌守口如瓶（麦克劳德确实也是个职业桥牌玩家），当然这不无道理。他们俩并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也都对迅速的权力过渡有着深深的疑虑。麦克米伦在中非联邦的问题上含糊其辞，他们的主要构想是通过说服白种殖民者和非洲民族主义者接受权力进一步下放的联邦形式以保留中非联邦，可惜两边都不同意。虽然有德夫林的调查报告，麦克劳德仍然不愿就此放弃尼亚萨兰——因为北罗德西亚的非洲领导人也会要求脱离联邦，这样一来中非联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当麦克罗德与海斯廷斯·班达见面时，麦克罗德不仅没有向班达表示称赞，反而把他当“极度虚荣无知的人”打发走了。虽然如此，麦克罗德希望能把班达与他的“极端分子”朋友分开，并通过做出一些明智的让步让班达支持中非联邦。这是一个荒唐（但有启迪意义）的错误判断。英国人既想安抚非洲领导人，又担心控制了地区所有军事力量的白种人会干脆攫取独立权——用白厅的官方话语来说就是：“扮演参孙[5]的角色。”麦克米伦不愿为中非联邦的瓦解背负骂名，不愿激起党派右翼的后座议员反叛。结果导致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纷纷夭折的政治干预，却没有制定任何确定的计划。到了1962年初，很明显英国人已经在当地失去了掌控权，也不打算重新夺回统治权。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英国人既无法阻止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非洲民族主义党派上台掌权，也无法免除南罗德西亚的移民掌握的控制权。英国被迫于1963年解散中非联邦、分割联邦资产，他们只留下了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作为英国重要想的标志），而这个硕果仅存的地盘还随时可能单边宣布独立——这无疑显现了英国此时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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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克米伦发表“变革之风”演讲到中非联邦解体，非洲局势已经大变。其中一个迹象便是戴高乐于1960年突然允许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这让英国人尴尬不已。更重大的是“刚果危机”的爆发。1960年1月，大概是为了安全地设立附庸政权，比利时人仓促允许了广大非洲殖民地独立，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巨变。盛产铜矿的加丹加省旋即在比利时矿产业的公开支持下宣布脱离刚果，中央政权在其他地区也控制不了局势了。在比利时（或许还有美国）的共谋下，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绑架杀害。与此同时，刚果军队（或称治安队）军事叛乱，杀死了几十个白种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无数白人难民南下，途经白人统治的中非联邦前往南非港口回国避难。随着刚果分裂成相互争斗的数个辖地（就像麦克米伦警告的一样），苏联开始拉拢非洲民族主义者，谴责西方国家的阴谋，将刚果遭受的厄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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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经历的漫长恐怖时期一直牵动着英国人的心，他们更加厌恶使他们泥足深陷的非洲冲突。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于1960年11月记录道：“首相和殖民地大臣说他们不想要个阿尔及利亚那样的烂摊子。”刚果则更糟糕，因为它更加靠近英国在中非和东非的遗留领地。在殖民地独立前的日子里，英国人度日如年，越来越害怕莫斯科会对非洲国家产生更大的诱惑力，于是刚果的邻国坦噶尼喀和乌干达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仓促独立。同样的影响在另一个例子中可见一斑：肯尼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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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茅运动结束后，英国人急于设计一个政权制度以便集合忠诚于英国的非洲人并消除他们对白人移民的主要愤恨。英国人已经开始谨慎地均衡白种人、亚洲人（肯尼亚另一个人数众多的移民民族）和非洲人的政治代表。同时，英国人担心对茅茅运动的妖魔化和被广泛宣传的白种人面临的危险会导致移民背叛英国，麦克劳德提出了一个极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由移民温和派组成的团体——“新肯尼亚团”，麦克劳德的亲兄弟是这个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麦克劳德抓住了这个机会，1960年1月，他在伦敦圣詹姆斯区的兰开斯特宫召集会议。在会上虽然没有具体制定独立时间，但是确定了殖民地的命运将会掌握在非洲人手中。麦克劳德的真正意图是联合新肯尼亚团和非洲温和派——即由非基库尤团体组成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简称KADU），他投出的诱饵是许诺把统治权逐渐转交给以非洲人为主导的肯尼亚政府，该政府将有途径（并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之下）争取民心并控制激进分子。1961年4月，麦克劳德在肯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后给总督致信：“很高兴收到你传来的好消息，得知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为主导的政府正在逐渐赢得支持，我非常欣慰。如果这次能成功，它将与我们在兰开斯特宫商定的组织构想完全一致。”麦克劳德丝毫不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告诉总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非常欢迎主要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和新肯尼亚党为基础的肯尼亚政府，我也很乐意看到我们有机会遥遥领先于肯雅塔。”肯雅塔——总督雷尼森（Renison）口中那个“领导非洲走向黑暗和死亡的人”，将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肯尼亚走向未来（他此时仍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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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劳德不过是在痴心妄想。很快人们就发现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凝聚力与由基库尤人和卢奥人共建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KANU）竞争。为了赢得更多支持，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不得不恳求伦敦释放肯雅塔，结果肯雅塔一被释放就出任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伦敦政府坐立不安，抱着一线希望想重提（当时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的）东非联邦，把肯尼亚纳入其中，或者把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从内部分裂——总之除了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外的一切方法都行。决定伦敦政策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对新一轮对抗的恐惧。据《泰晤士报》报道，肯尼亚关押了8万名前茅茅运动成员。到了1962年初，大局基本已定。新的制宪会议即将召开，接替麦克劳德担任殖民地大臣的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粉碎了英国人残留的非洲统治幻想。他警告内阁同僚说：“我们最多能期望把权力有序地交接给一个真心诚意想把肯尼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非洲人政府，期望肯尼亚能避免动乱、内战或倒退到部落制。”让肯尼亚支持西方阵营（到此时）已经成了奢望，顶多能希望它会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说服反对者，麦德宁点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恐惧：“茅茅运动的威胁、原先被囚禁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成员以及持续的个人暴行笼罩在一切之上。”这是个转折点。虽然肯雅塔花了好几个月才与少数民族部落达成协议，但是实权已经落入了他手中。1963年12月，在这个三年前人们不敢想象的环境下，肯尼亚独立了，由肯雅塔担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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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动态并不在英国计划当中。在表面上，在英国人撤离非洲那一刻以前，权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原本期望通过逐步让渡政治权利保持他们的势力，而这个期望逐渐落空。英国人看好的非洲温和派领导人没有办法只依靠一半权力维持统治：如果要赢得民心并击退政敌，他们需要全部的权力。当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武力时，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底牌可用于对抗顽固的敌人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相当有技巧地掩饰了自己的无力，也很巧妙地设计出了让自己得以和平撤离的机制。只不过这并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功劳。那些意图接管英方权力的人很清楚自己的统治基础薄弱、掌控权并不完全，因此，贸然动手搞垮英国统治的国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要的是在一切照常运作的前提下取得掌控权，符合宪法上的合法性以及象征性地接管殖民地政权才更加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所以当非殖民化成为大势所趋、独立时间也已经敲定时，他们心甘情愿地摆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感谢英国“送给”他们独立。这样一来，权力的过渡成为和平而庄严的事件，辅以皇家威严。大家心照不宣地上演了一出皆大欢喜的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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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英国世界地位的巨大改变也影响了英国与老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1939年之前，4个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把英国当作自己利益和安全的守护神，唯英国马首是瞻（当然热情程度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如此，它们与英国之间隔着一个亚洲，作为白人英属国家，它们深感自己的孤立无援，因此对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几乎珍视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然而在南非，白人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是布尔人的后裔，他们则更倾向于脱离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加拿大，英国人占大多数，要保证国内稳定就需要小心地安抚法裔加拿大人对帝国的敌意。尽管如此，在战争爆发时所有自治领都站在了英国这边（南非议会以弱票通过支持英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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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年间，英国在战略上的失败标志了一个重大转变：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反而不在其中）发现了自己对美国势力的战略依赖性。自1926年以来，它们获得的理论上的主权国地位在此时变得越来越实际，特别是加拿大已经发展为拥有极强军事力量的一大工业国，它的海军对北大西洋海上通路争夺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相对下降（无论是以战略标准还是以经济标准来看）导致了它与自治领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在当时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战后作为“英镑国家”被绑入了伦敦的美元存储计划，这三处都是英国制造业的重要市场。而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联结越来越紧密，在此时已经是个“美元国家”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战后英国移民潮的主要目的地，这三个国家也都仍然承认英国君主是它们的元首。去南非的英国移民不多，但是南非也承认英国君主的领导地位——虽然1948年南非国民党赢得南非联邦大选，开始单独执政。冷战带来的不安以及英国投资的重要性（尤其在金矿上的投入）暂时比共和国孤军奋战要有吸引力——他们仍打着旧时德兰士瓦的Vierkleur旗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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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0年，尽管有战争及其余波的影响，南非的种族政治也导致暗流涌动，但是英国人仍可能相信南非会与旧的英联邦维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是英国重夺世界强国地位的关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对英国高调表示忠心。从某种观点来看，澳大利亚当时与英国的关系比以前还要紧密，这是因为伦敦正在南澳大利亚的伍默拉镇开发和测试英国的核威慑，堪培拉是伦敦的重要伙伴。然而到了1970年，旧英联邦的聚合力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减弱了。最大的变故就是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让麦克米伦大为懊恼的是，南非的脱离实际上是因为英联邦的亚非成员国的坚持。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正在润物细无声地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加拿大人原本强调的英国属性随着“国旗之争”而消散无踪——枫叶旗取代了原来的英国商船旗，而且没有在左上角加上英国国旗。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甚至一度考虑过让加拿大成为共和国。英国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举动震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终结了它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会继续在经济和文化上紧跟英国脚步的想法。1960年，英国为发展本国核导弹的“蓝光”弹道导弹计划失败，1968年又宣布撤离东南亚，英澳“联盟”逐渐破裂。接下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多种族身份（而不是英国身份），越来越认为亚洲——而不是英国，掌握了它们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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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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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64年，英国领导人的希望和抱负在冷战竞争和英国的经济困境中摇摆不定。偶尔出现成功的希望（例如麦克米伦的“大计划”），但是随后就被危机和失败以及纳赛尔和戴高乐带来的耻辱粉碎。到了1964年，英国的情绪更加低落了。1964年在大选（和保守党结束执政）不久前，外交大臣R·A·巴特勒冷冰冰地总结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实力远逊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看来，美国对我们海外政策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只是有用的，有时是有价值的。”麦克米伦曾经坚持要实现的英美互为支撑的梦想就此破灭。与此同时，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以疯狂的速度给予殖民地独立主权，直到领地中最小、最穷的地区也独立成新兴国家为止。1961~1966年，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西萨摩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马耳他、新加坡、冈比亚、马尔代夫、圭亚那、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巴巴多斯纷纷独立。至于还没有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在刻意拖延，而主要是因为当地政治团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来不及制定立国基本的相关制度。英国人似乎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结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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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完。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了。担任首相的是艾德礼内阁的老臣——哈罗德·威尔逊。上任前，威尔逊对守旧的保守党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坚称，正是这种态度阻碍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时媒体和社会各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声讨政府（当时的“讽刺运动大爆炸”就是一个表现），舆论认为与帝国相关的陈腐观点和等级态度以及领导人对帝国复兴的幻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无法建立精英统治的元凶。威尔逊的言论无疑与舆论潮流合拍。威尔逊宣称，必须“趁着科技革命白热化”构建一个新英国。但是当他正式就职后，他的这些激进观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很快，威尔逊就开始热情澎湃地谈论英国的世界地位。毕竟，贝文在工党的工会支持者（或许还有许多工人阶级选民）中影响巨大，而他的思想主要是重现英国的“伟大地位”，况且英国的英雄代表温斯顿·丘吉尔尚在世（丘吉尔于1965年1月辞世）。威尔逊也（在更严峻的形势下）继承了麦克米伦的衣钵：相信在西方阵营中，英国至少应该是美国的左膀右臂。维持这个地位成了英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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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是这个观点的中心，它具体表现在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军事投入。英国人在从东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包括波斯湾和前英属马来亚和加里曼丹岛（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广阔海域充当了西方利益的守卫者以及友好国家的保护者。在势力壮大一些后，英国人又重提要守护印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1965年6月哈罗德·威尔逊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暗示会在印度与中国的冲突中支持印度。英国的真正军事负担在于保卫脆弱的南阿拉伯联邦——亚丁的军事基地也被纳入了该联邦，以及保卫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尤其是它的加里曼丹岛领地）对印度尼西亚企图统治整个马来亚的抵抗。苏伊士以东地区也是加强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一个筹码，毕竟澳大利亚仍然是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依旧是英国移民的首选地。但是成本在不断增加。要在这片广大海域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意味着英国人不仅需要海上力量还需要空中力量：要新航空母舰和飞机，还要可以部署这些武器的基地。然而掌权不过几周，工党政府就面临了新一轮的英镑危机，需要大幅削减海外开支。1965年6月，就在威尔逊踌躇满志地指点喜马拉雅山脉的江山时，他的内阁决定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结束，英国就应该立刻离开它的新加坡基地，只在中东小规模地保留军事存在。在美国的强硬施压之下（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是此时威尔逊及其同僚已经进退维谷。他们急于阻止国内高失业率的爆发，也就是说此时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及提高贸易顺差；他们更加急于控制英镑贬值趋势（当时巨大的贸易逆差威胁着英镑的价值）以体现英国保持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决心。如果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后果将不可预计，当时的主要官员（包括威尔逊本人）全都害怕会被这个“仕途的绊脚石”（一位内阁评论家戏谑的说法）绊倒。威尔逊在1966年6月对一群工党后座议员说：“他绝不能否定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但是总要有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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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一面要考虑偿付能力，一面要维持国家声誉，因而伦敦的政策摇摆不定。1966年春，伦敦宣布英国军队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守一段时间。差不多整整一年后，伦敦决定将军队分为两批撤走，一批于1970~1971年，剩下的于1975~1976年撤离。1976年下半年，在与敌对派系的城市游击队对抗了许久未果之后，英国人撤离了亚丁：南阿拉伯联邦只能听天由命了。同时，一位英国官员被派去波斯湾向那里的领导人们保证无论亚丁形势如何，英国人都会驻守波斯湾。这种折中方案并没有持续多久。11月初，英镑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1月18日，或许是因为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察会让英国丢脸，威尔逊及其同僚只能放弃漫长的抵抗，吞下这剂苦药。英镑贬值15%，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新财政大臣走马上任——这就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出场。詹金斯是个积极拥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谓欧洲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英国在后殖民时代的军事行动，认为那“纯属多余”。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这次战场在白厅。在詹金斯看来，经济复苏需要在国内大幅削减开支，这样一来当然引起了后座议员们的不满，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后座议员的敌意，那么政府必须得做个象征性的牺牲。于是詹金斯挺身而起，不顾激烈的反对强行做了在1971年前终止英国在波斯湾和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决定。1968年1月，威尔逊宣布英国将于1971年底以前撤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英国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一大亚洲势力，威尔逊的演讲给它的这个身份画上了句号。英国在战后为了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而付出的努力也在这一天彻底付诸东流。三年后，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成功的谈判终于为英国赢得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门票。新政府欢欣鼓舞地宣告英国的归宿是欧洲，这无疑抛弃了过时的英联邦——那个模糊的影子帝国。它冰冷地宣称：“英联邦成员国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在政治观念和经济发展上差异巨大……它们与联合王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仍然在不断变化。”这其实就是在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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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仍然没有结束。有些殖民属地仍然存在，它们就像八爪鱼一样死死地扒着帝国不放手。有几个殖民属地是因为太小太穷，英国无法逼迫它们独立；其他的（例如直布罗陀）则是不愿意被伦敦如此直白地踢开。其中三个给英国政府造成了无尽的烦恼：第一个是罗德西亚，从宪法上说，伦敦仍然对它负责——尽管非常不情愿。1965年11月之后，白人殖民政权宣告独立。伦敦政府做出了三次努力希望与其达成协议：伦敦赋予它合法独立，它却让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参政。但是三次都没能成功。在此期间，这里的非洲政府对伦敦极尽嘲讽，而英国也对它们的政局极力地讽刺挖苦。当1974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统治崩溃，罗德西亚人无法再抵挡游击队的进攻，他们的南非支持者们也慌了神，此时转折点才到来。反叛政府主要受到美国和南非的压力，英国人在这场变故中仅仅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由于只有英国人才有权从宪法上宣布该地独立，于是伦敦成了签订独立协议的舞台，而英国和英联邦国的军队将游击军队控制在被监管的营地以确保双方停战。伦敦习惯了对非洲政治掌握控制权，所以这次白厅期望接下来的大选会把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不那么温和的派系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踢出局。让白厅放下心来的是穆加贝获得胜利后信守了承诺，没有没收白人农民的土地。伦敦的希望到后来才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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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另一块帝国遗地——远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另一场更惊险的危机。伦敦同样早就想甩掉这个麻烦的包袱，但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们（从人种上来说是英国人）拒绝接受白厅把他们逐步变为阿根廷国民的官方计划——按计划英国会把群岛割让给阿根廷，再把它们租回来。可以理解，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对官僚主义的信誉有所怀疑，再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的法西斯行为和伦敦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他们更加不愿被并入阿根廷。但当1982年谈判破裂、阿根廷人入侵殖民地时，英国人陷入了两难之地。英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压力迫使阿根廷撤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英国非常遥远，要跨越这么大的距离打反侵略战，从后勤上来说就是个大难题——而灾难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可是如果就此接受既成事实，英国的声誉又会遭受重大损失——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敌人在地处偏远的殖民地对英国主权发起挑战时，英国政府已经退缩了太多次了。但事实上这次事件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海军首席顾问的积极支持下立刻派遣了一支特遣舰队。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她得到了工党的热烈支持。撒切尔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巧妙：英国打出的口号不是“捍卫领土”，而是维护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民族自决权。几周后，外交交涉失败，于是英国人（并不是没有损失和伤亡）退回了岛上，迅速击败了岛上缺少有效指挥的驻军。英国大胜，在帝国节节败退了几十年之后，英国人终于重拾了自信。但是其实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非常走运，他们能看到华盛顿搜集的情报（或许是为了奖励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达成的密切共识），除了人和，还有地利——马尔维纳斯群岛刚好地处阿根廷空军力量覆盖范围的最边沿。阿根廷的战机到达群岛后只能再坚持几分钟飞行时间，英军主力舰队又恰好停在范围之外，阿根廷强大的空中力量实在力有不逮，但也只能称得上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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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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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历史学家对英国斩钉截铁地结束大英帝国的决定颇为赞赏，常常用它来反衬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肮脏的”战争。一个广为流传的（许多政治回忆录都深表认同的）说法是英国人善于践行“有管控的下降”——他们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实际地调整了他们的帝国野心。如前文所述，很显然英国人极度不情愿对抗群众性政治运动（无论是在1945年后的印度还是在1959年后的非洲），但是他们在更有机会、动机更强的时候却没有不情愿动用武力：例如在马来亚、塞浦路斯和肯尼亚。正如本章所述，英国领导人并没有根据英国实力的降低和经济潜力的下降而迅速调整他们对于英国世界地位的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坚信英国仍然是世界霸主——被认作实用主义忠实信徒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为保持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而制定的宏伟计划暴露了他对欧洲政治的认识不足，也显示出他完全没有理解非洲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并不是在嘲笑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因为英国的战后地位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思维的定式也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要当时的决策人理智地判定英国的衰落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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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本章中我们回顾的一系列“错误判断”：例如对印度的错误希望、对非洲的错误预期、认为英国是第三大世界强国的观点、建立在英镑复苏基础上的经济大计、保住中东统治权的努力（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真正原因）、建立不朽而花费不多的世界地位的美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错误判断向我们展示了比后见之明更有趣的事实。它们证明了预测历史变迁是一件危险的事：其中牵涉了太多的因素，在破译正确信号的时候又有太多干扰。它们尤其提醒我们帝国衰落的速度不可预测，帝国衰落的过程更不可预知。例如奥斯曼帝国，它在17世纪中期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人们通常轻蔑地称它为“欧洲病夫”，但是它直到1918年在与两大世界强国进行了艰苦军事斗争之后才解体。另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苏联在突然崩塌的近十年前还被认为是一个攻不破的国家，在“越战”后打击美国信心的那些因素对苏联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它的突然衰落震惊了世界。因此英国领导人没有正确预测英国的未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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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可能打动我们的观点就是，解释帝国为什么会衰败并不比预测它们的衰败来得简单。或许造成帝国衰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战场上的失利——尽管那意味着要解释为什么会战败。通常帝国衰败的原因有四类：与外国的战争失利或者地缘政治弱势、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合法地位的丧失、帝国中心的内部衰弱——丧失政治意愿或经济实力以及殖民地起义。虽然有时把其中一个原因当作决定性因素很有吸引力（所以民族主义者往往喜欢说是殖民地起义的影响造成了帝国解体），但是这极少能具有说服力——尤其对于像大英帝国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帝国的瓦解看作一个物理性破裂的过程——在一个部分的失误会对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造成无法忍受的应变；为了应对应变，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应力，直至整个系统被分裂或者被更强大的后起之秀逐渐吞噬。本书的论点就是，就英国来说，1939~1942年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失利已经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从那以后，他们系统的整体平衡便被彻底打破，英国的合法地位被损害，与其附庸和臣民的合作条件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虽然不是立时的）变化。1945年之后，英国领导人徒劳地力图修正不平衡性（尤其是那些极大地将帝国负担转嫁到英国肩上的致命不平衡性），他们计划一边通过承认自治（有时是独立）来缓解主要应力一边保存自己在原统治地的主要影响力。他们为计划正在奏效的迹象而鼓舞，也被反对者或敌人的谨慎而误导。直到1960年，我们仍有可能认为帝国的绝大部分（以更为分散的形式）依然可以保留，虽然联结各部的线已经松散，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切断。但是随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最后一拽，所有的连线都被拉断了，帝国裂为了碎片。剩下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构想未来——以及捏造一个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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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贱民，又称“旃陀罗”，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种分类，主要以不可接触为其特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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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卫和歌利亚出自圣经故事，是一个以弱（大卫）胜强（歌利亚）的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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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亚萨兰，即马拉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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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芬尼亚人，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勇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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