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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亚萨兰，即马拉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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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芬尼亚人，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勇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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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孙是《圣经》里的人物，他被上帝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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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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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白人移民在吉卜林的诗歌《本地人》里唱道。大英帝国肯定不是最后的帝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把1945年以后美国建立的具有影响力的帝国算在内，也许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尽管它在全球占有优势地位的时间相对而言很短暂（从18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如果我们将（我们也应该）中世纪这个基础包括进来，由伦敦统治的帝国存在了500多年。我们要摒弃这样一个概念，即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大部分世界历史中，帝国是政治单位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海外帝国建造上与英国是对手，之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俄罗斯至今都是北亚大部分地区的霸主。英国人的动机和策略与那些巨大的亚洲帝国也不是完全不同，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仍被迫要对这些亚洲帝国献殷勤。中国古代的学者–官员相结合的官僚制度使官员们在没有本地纽带的省份中为遥远帝王的理想疲于奔命，这与充斥着英国人的印度治安官制度具有讽刺意味地形成了呼应。印度治安官制度是所谓英国在南亚统治的“钢铁结构”。英国人从之前的莫卧儿统治时期借鉴了许多管理制度。而且就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常常倾向于依据宗教信仰或者通过种族身份的其他标志（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来区别他们的臣民，并不将他们作为具有一致性的臣民整体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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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英国人通过建立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人才、货物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也许还是历史性变革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这种流通许多在统治者或者国家的控制之外，或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它的作用在于创造了地区内以及地区之间，甚至是全球连接的新形式。新的贸易关系、新的宗教观念、新的移民社群（有时候三者都有）常常动摇着现有的社会。它们创造着新机会，挑战着旧利益、威胁着旧的等级制度。因为有着外来者拥有的天赋，它们能够为秘密侵略制造条件：有声望的物质文化、引人注目的宗教、商业优势的承诺。这种多元环境适合那些最能够利用这些关系形式的国家，它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这种关系上，并且还往之前最受它们影响的地区中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大帝国和小帝国走上了这条扩张的道路，有时候是在附近，有时候横跨大陆，甚至在一些例子中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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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不过他们必须等到连接的方式已经准备就绪，再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发挥优势。西班牙人建立了欧洲与大西洋的长久连接（斯堪的纳维亚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失败了），葡萄牙人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荷兰人最先发明了控制亚洲货物对欧洲的供给的商业运作方式。英国人很晚才加入这个阵营。不过到了17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掌控在新的全球风险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关键资源。首先，尽管英国在风系中并不完全处于理想状况，近海的位置让它们处于欧洲主要航海贸易的交叉路口：即北欧和地中海之间、大西洋欧洲和美洲之间。作为增长最为迅猛的贸易的中心，它们处于极佳的位置。其次，除了内战的混乱以及1640~1660年之间的革命，建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手段基本算是成功了。一个资金充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能够派遣一支大军前往欧洲（就像在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样），更关键的是，能够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深海海军，这些都在保护（有时是扩展）商业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其对手们必须要扼杀的。第三，英国人开始享受整合良好的国内经济的优势，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经济。的确，伦敦早就开始处于英国内部、横跨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进行市场信息交换、财政安排的中心位置。伦敦扮演的多重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的中心（也是公共财政的中心）、国内生产及其主要市场最大的消费者以及海外商业巨大的商业海港，它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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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英国在利用和扩张欧洲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英国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观念和目标上强大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英国人构想着帝国的不同类型，寻求与利益群体和臣民不同类型的关系，并且追求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还相互冲突。他们能依靠利益和同情在世界各地吸引一大批合伙人、盟友、代理人、合作者以及皈依者。英国建立的连接点通常是一整套体系。那些不喜欢英国帝国主义某一面的人常常能够在英国身上发现他们更加开明、人道和恭敬的一面。这并不是意外。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到18世纪为止，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接受各种宗教，支持不同的亚文化（地区的、宗教的、知识的以及基于类别的），并具有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影响（福音教义和反对奴隶制度是两个主要的例子）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多元化社会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仅仅出于单一的动机，也不止依靠单一的技术，它所凭借的条件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贵族希望通过海外财富来实现社会抱负，朝臣希望利用英国政府垄断的权利，赞助人和官吏渴望得到殖民委任，天主教教徒和清教教徒渴望得到避难所，奴隶主（在英国有上千名）期望能保证他们的人类财产的安全，废奴主义者专注于镇压奴隶贸易，商人和制造商希望找到市场，移民渴望得到海外免费的空地，牧师和传教士追求“基督的帝国”：所有这些还有更多应征入伍的英国资源都被并入了帝国的雄心壮志中，并且还要扫描全球来发掘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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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完成这一切，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私营企业般的帝国。国家的角色主要局限于为“公司”或“经营者”授予商业垄断或者司法权力的特许状。殖民美洲，就像和东方做贸易一样，取决于私人资本并且需要冒着个人风险。慢慢地，国家开始更加直接地对这个海外企业进行干涉，并且承担起保护责任。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连贯，监管总体来说也不严格。因为主要的动机是利润而不是教会或国王的荣誉，这是一个商业实验的帝国，而不是一个根据设计来进行统治的帝国。经济生存要求采用庄稼的新种类、农业的新方式以及劳工的新来源。巴巴多斯殖民地建立不到30年时间，种植园里的英国移民就被非洲奴隶所取代。因为他们常常出口同一种农作物（糖、烟草、木材、羊毛），并且向英国寻求贷款和资金，有时候是人力，所以殖民地之间被迫彼此竞争。他们有强大的动机要吸引这三样东西——他们的物权法、征税以及土地分配都有着明确的指向。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尽力在伦敦维持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来为他们殖民地的前景唱赞歌，尽量避免“干涉”（就像奴隶制度的废除），或者要求海军或军事帮助。他们渴望得到来自帝国中心的消息，甚至更加渴望在舰队街[1]和格拉布街[2]生产自己的新闻。如有必要，他们会支持团体和社群来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比如塞西尔·罗兹的“帝国南非协会”。尽管种植园主和移民非常擅长这项活动，但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很快发现了绕开“官方思想”和在英国寻找有影响力的盟友和朋友的可能性。正是一个这样的游说团体在1900年以后帮助印度将争取自治政府的要求提上了英国的政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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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造帝国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其中政府的政策或白厅的决定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有时候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到18世纪晚期，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海外帝国开始被分为4个不同的分支，几乎是4个不同的“亚帝国”。大约在1830年以后，英国拥有着由当选议会中的移民或种植园主统治的大量自治殖民地（在北美、加勒比和澳大拉西亚），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尽管原始数量因为合并（加勒比的例子）或种植园主自治政府的失败而削减，如此多的附属地，以及伦敦对它们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控制权的事实困惑着外国观察者以及英国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一个殖民地（好像他们仍会这样叫）是有“自治政府”的殖民地，这是宪法上的一个谜。也许更加奇怪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少量在南非的英国白人）的移民社会强调得更多的不是他们与英国的区别，而是他们与英国性的共同之处，甚至是更好的英国性，即英国性的升级版。在20世纪，这种意义上的共有的英国性就如同自我利益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激发了非凡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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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殖民地看上去似乎是帝国中很奇怪的部分。不过英国对印度的占领使其成了亚洲的大国，而且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唯一的亚洲大国。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欧洲国家能在遥远的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海外领土，或者获得如此惊人的利益。有印度在手，英国人拥有了在世界的很大范围内施展他们权力的方式，从波斯湾到中国南部海域，甚至在某个时期到达了日本海。部分因素是印度提供的很多商业资产（印度商人，还有棉花和鸦片）。不过印度独有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英国人提供了军队。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印度军队缩水，军队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扩大，英国常规军的2/3（印度人和英国人）都由印度纳税人来养活。以印度为基地的军队在过去和将来都可以为帝国各式各样的目标服务，帝国的目标因此变得很难确认。如果印度的贡献（被印度民族主义者强烈憎恨）成了帝国军事阴谋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和平时期，伦敦在陆军上的花费相对而言较少，在海军上的花费更加大方，这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国防开支在英国还不至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其他国家则很难如此。不过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让人不安：因为印度的国防预算对英国的公共开支很重要，印度人被禁止建立同白人殖民地条款一样的自治政府，以防其当选议会拒绝支付“国内费用”（英国守备部队的租金）或者军队的巨大开支。一直到1939年，这个处于印度宪政发展的中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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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第三种类型是真正的大杂烩：英国还有大量面积不大或（常常）不太具有价值的领土，它们是各种基地和堡垒，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中国香港和圣赫勒拿岛（最初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进出印度的小站而被占领），一组热带殖民地，比如锡兰和马来亚这种能获得高利润的种植园殖民地，拥有零星内地的海上桥头堡（就像在东方和西非），其背后是拥有不可限量未来的衰退的“旧”殖民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繁荣的贸易中心（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寥寥可数的一些因为某种原因占领、却又难以抛弃的小地方。它们被独裁统治，就像许多“小印度”一样，但每个地方又有区别。他们的确是两类权力的产物：以英国为基地的海军力量以及以印度为基地的军事（也有海军）力量。看上去随意分布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帝国两个磁极重叠的领域。它们让大英帝国看上去不是拥有边界和限制的可辨认的集团，而是一个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巨大群岛。从政治上来讲，印度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部分英国官员反对克里奥尔政客的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多么英国化、基督化或者忠诚），他们要求共享行政权力，强调承认传统以及寻求传统盟友的必要。这常常是通往“看守帝国主义”的道路：坚持，再坚持，却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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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第四种类型几乎是无形的。无形帝国没有总督或国旗、吞并或统治权带来的利益。它依靠着商人和银行家、领事和外交官的影响，有时候在不远处拥有炮艇和守备部队。典型的代表就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商业帝国、被临时占领的埃及，还有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这提醒了我们有时候地图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无形帝国与有形帝国之间在功能上无法分离。非正式殖民地从商业（比如阿根廷）或战略（尤其是埃及）上来说，比正式殖民地更具有价值。一些正式殖民地相当于英国的基地和仓库，从附近涌现的非正式帝国中获得了他们自身的价值，香港就是如此，也许马尔维纳斯群岛也一样。但是无形帝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类别。英国权力的施加是不正式的，因为为这种统治产生花费和付出努力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因为这种统治实在是难以施加。这种妥协取决于当地人的合作以及对手的缺席。如果这些先决条件不存在，就要在坚持更多的控制权（及其承诺和风险）与接受更少的权威之间做出艰难的决定了。1920年后，在中国沿海地区，前有中国爱国主义，后有日本帝国主义，英国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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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帝国的众多群岛，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不仅是海军和军事力量的衍生物。支持英国扩张的大部分人力资本来自于热衷移民的英国人。正是巨大的移民潮让英国成了“人口统计的帝国主义”的最典型代表，这并不只是统治，而是在实际上占领全球的很多地方。1815~1930年之间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出来的人数是从欧洲其他地方移民出来人数（总数1 900万，意大利占900万，位居次席）的两倍。尽管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在英国这个个案中，它与动态经济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增长。不同的前景让一些英国的地区成了人口的输入区，另一些则成了输出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生态危险增加了一些不安）外流量很大。到19世纪晚期，类似的人口外流同样影响了英格兰的郊区。然而，仿佛是作为补偿，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经济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也许看上去似乎是残酷且不人道的。正是因为移民区域（尤其是在北美）的商业发展让他们能够吸收大量人口的流入，并且有成效地雇佣这些移民。正是英国的工业经济使其大约在1800~1940年之间成为进口农作物、原材料和食品的最大消费者，也成为移民区域巨大的市场。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可以看作是国内经济巨大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料的大量工作被转移到了海外，同样还有这些工作所需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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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国从扩张到成为世界权力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取决于商业的成功。综合商业经济过早的发展也承受了工业化带来的沉重负担（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关联），在19世纪，工业化在英国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广泛且迅速。英国海外帝国的商业根源塑造了它的整体特质。在农业帝国，如果统治者要从权力中获取利润，就必须要对其臣民直接收税，必须实施严格的控制（这是有代价和风险的）以防其代理欺骗他从而把他的收入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样做的努力和负担会限制帝国的野心，因为越远的地方越难从中心实施监管。一个商业帝国基本上不受这样的约束，因为它对筹集本地的直接收入没有兴趣，因此没有必要实施强权统治。相反，它依靠贸易的利润，对最便捷的地方国内港口进行收税。当英国人不再遵守这条黄金定律（就像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所做一样），灾难迅速出现了。然而，英国对商业帝国规模的检查是的确存在的。只要商业利润被认为是来源于和仔细排除的敌对帝国之间的贸易，就需要拥有昂贵设备的海上力量来实施垄断。在漫长的18世纪，直到1815年，欧洲、美洲以及亚洲之间巨大的贸易扩张伴随着欧洲国家之间长期的海上和殖民战争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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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783年美国殖民地的丧失并不是英国作为帝国力量衰落的序曲（正如许多当时的悲伤的故事所认为的一样），而是一个不平凡的过渡。1815年以后，大英帝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1940年。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帝国，是因为在他们的全球地位中结合了两次划时代的变化。第一个是海军所达到的成就，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就确保了这种优势，并且从那之后一直让人嫉妒地保持着。因为摧毁了他们主要对手的海上力量，限制他们贸易的障碍就被打破了，需要支付高额保卫费用的威胁也被消除了。因此，整个世界成了他们的市场——至少理论上如此。维持全球帝国身份的代价正在下降。即便如此，如果英国未从商业帝国转型成工业和商业混合经济体，大英帝国也未必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没有工业化，维持一个全球规模的商业帝国的努力也许是无法继续的。英国的世界帝国不是建立在大胆的扩张或者殖民地官员之上，而是建立在煤、棉花和资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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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在于一个以蒸汽为驱动力的帝国迅速被无线电绑在一起，这比一个依靠风浪来驱动的帝国更加高效。信息和人才更为迅速的流动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贸易量并且允许资源在地区和目标之间迅速交换。一个明显的便利之处在于军队的部署。电报和蒸汽船允许相对较小的英国军队（大约15万人）和印度军队从全球迅速集结到帝国出现危机的地方，就像随叫随到的消防队。以蒸汽为动力的船只让英国的触角延伸到河流（比如长江），还能延伸到之前无法接近的海岸线（比如红海的海岸线）。随着英国的核心技术铁路的建立，世界的大片新地区触手可及，不管是商业上还是军事上。铁路使英国变成了陆地和海上力量（迄今主要是海上力量）的结合体，这是能力的巨大提升。拥有廉价的纺织品（以蒸汽为驱动力的编织在制造花费上有了大幅的降低）之后，英国人现在有了在全球渗透市场的方式。通过放出低价贷款，建立廉价运输，他们吸引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制造商进入他们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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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帝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融合广泛的地区，无论多么遥远，都能形成一个单一的财富和权力体系。这一点从三个方面起作用。首先，通过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无论是出口到英国或者是经过英国），殖民或半殖民经济变得依赖英国为长距离贸易提供的有偿的商业运作方式。一旦它们汇聚到了这一个连接点上，并且为了本地的繁荣而依赖这个连接点，想要撤出来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事实上，总体趋势是要越来越符合连接点的要求，作为对连接点的回报，连接点的经济职能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其次，经济一体化对社会和文化也有影响。在那些把与英国的关系看作他们地位和财富不可分离的支柱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持续成长。它们很渴望促进而不是削弱与英国的关系。贸易带来的财富引发了各国对帝国中心社会和文化的效仿，还刺激了激增的信息量的交换：在帝国不同部分之间，新闻、法律观念、商业和科学调查、幻想类文学和私人信件，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共同的帝国文化纷纷出现。最后，英国的工业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需求、观念和品位的多样性。19世纪中期，英国也是最主要的都市社会之一，它喧闹而富有流动性。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对食品和廉价奢侈品（比如烟草或巧克力）以及对娱乐与知识的需求都让进口量出现了膨胀（1826~1913年之间的烟草进口价值提高了30倍）。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会在英国找不到市场，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商业前景吸引不了英国的投资者、商人和投机商人。处于这种城市–帝国关系网中心的是伦敦，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商业上都是如此，伦敦飞速发展（1801~1911年之间，伦敦的人口从100万上升至700万），直至成为全球性大都会，在帝国的整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伦敦位于（也帮助塑造了）帝国港口城市网络的中心，这些港口城市包括蒙特利尔、开普敦、科伦坡、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墨尔本、悉尼和奥克兰，帝国的大部分的商业交易都是在这些城市之间进行的。大英帝国的特征在都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一特征却并不仅限于英国本土。正是在这些城市桥头堡中，英国的影响被期望深入到殖民地世界的落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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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是这次巨大的对外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英国人很快忘记了他们1815年之前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他们坚持道，自由贸易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大有裨益的，而不是仅有益于他们自己。通过对所有国家实行贸易开放，英国人认为他们已经让世界的其他地方接受了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这样做有可能阻止对抗他们的巨大联盟的形成。不过这样忽略了自由贸易依赖于英国权力发挥的程度。“兰开夏有没有意识到印度棉花的自由进口是通过武力强加给印度的？”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一位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1919年问道，“自由主义类型的自由贸易以及掠夺类型的贸易保护都是大英帝国的政策，并且都是为了战争而塑造的。”英国人利用海上力量塑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德国也建造了自己的公海舰队来制造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帝国。碰撞因此不可避免，麦金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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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帝国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和战略决定的总和，也不是归于英国的代价和利益的理性计算。帝国的构建是由愿景和梦想来驱动、由神话和狂想来支撑的。那些试图演绎帝国构建的人不要忘记英国人观点的反复无常（他们需要的支持和赞同）。英国在阿富汗和南非不计后果的冒险行动惹怒了选民，他们1880年罢免了迪斯罗利。20年后，索尔斯伯里勋爵抱怨说他是被本土的“沙文主义飓风”拖进南非的战争中的。在帝国的大部分地方，英国的统治是通过武力建立并且通过高压来维持的。但是针对原住民的暴力却成了一种惯性而非实际需要。“我注意到印度的所有酒店有一个重要的告示：‘绅士都被严格要求不要袭击仆人’。”1869年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说道。就像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见的非洲矿工时常被施以暴行，这种行为差不多要算是极端行为了。当然，这种蛮不讲理的暴力部分来自于本土的暴力文化：英国人鞭打他们自己的士兵，却没有对印度兵这样做。不过这也来源于他们顽固的信念，他们自认为在种族序列中位居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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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庸俗的种族主义”的起源也许是奴隶制度的实行和19世纪晚期反奴隶制度讨论中公众辩护背后的“逻辑”。它之所以在大英帝国得到如此广泛散播的原因是不难想象的。就如同在财富占领和国家建造过程中，国家、民族和人民不同表现的重要作用，它的命运与社会进化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科学的”或“生物的”种族主义真正地帮助了更古老的、更深的以及主要的文化偏见的形成。从智识上来说，社会进化强化了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事实上，这种强化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庸俗的种族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复杂高深的知识，而是一系列相关的假设和态度的结合体。它认为理所当然的不仅是文明的等级，还有那些处于世界顶端的人们防止自己被“低端人种”“稀释”或推翻的需要。它规定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纯净是防御两种最具威胁的危险的最佳形式：因为种族杂合会导致文明动力的丧失以及对“低等种族”叛乱控制的失效。在帝国的移民殖民地和直接统治地区中，这些种族主义“药片”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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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甚至是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类的地方，原住民人数缩水到四面楚歌的少数族群，对非欧洲移民的种族驱逐到19世纪晚期成了最紧迫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他们的经济扩张有可能利用亚洲劳工，中国苦力帮忙建造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不过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年代需要处于艰苦的边界社群来建造现代国家。节制、教育、稳定的家庭生活、就业的常规形式，这些都是具有良好政策和良好规范的社会的特征。不过它们的制定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即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个范本。推广现代化的人主要看向了英国，这并不让人惊讶。他们急切地要表明他们的社会是新的英国：对移民群众而言，这里是理想的目的地，他们早就想吸引这些人了。他们认为，为了复制英国，并且最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完善，创造一个基于一致意见的井井有条的国家，需要取得很高程度的文化一致性：英国就是模板。只有让全部的人共同分享英国的高雅文化才能够让身处北美和南太平洋的他们成为真正的不列颠民族。进行民族构建必然需要展开对“他者”的种族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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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高尚的目标被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加强了：白人劳工担心中国、印度和非洲劳工会拉低他们的工资水平。在那些白人来自少数群体的移民殖民地，对文明的渴望和对强壮体格的恐慌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征服者会集结起来反抗他们。在受帝国直接统治地区里（比如在以前的奴隶殖民地），同样的叛乱威胁不管多么偏远也是极大的恐惧。即使在形式上是文明的，这些政权也是真正的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小部分外来群体控制着堡垒。权力和权威倚仗于（也许甚至来自于）军队的团结。随着英国的统治在印度的扩张，坚持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部分原因在于英国官员可能被拉入与本地印度人合作的关系网中（其行政代理人“消失”在当地社会是所有“统治帝国”面临的破坏的潜在形式）。但是这种需要也是被对起义的担心和事实所大大强化的，尤其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因此，在印度，没有白人能够摆脱无处不在的提醒，这些提醒通过历史、神话和纪念告诉人们，种族纯净是生存的代价。英国人成为热带非洲的统治者时，这种“印度式的”思想变得十分普遍。它从白人英国官员可能被称为“工会”式的观念中获得了大量的额外力量。他们用微妙的表述方式再三地坚持，皮肤的颜色是政治信任唯一确定的标志。通过屈服于非白人议会或者招募非白人官员来削弱白人权威其实是一条通向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