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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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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在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副校长任期结束后的学术休假年里写成的。我对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校长约翰·阿尔布思诺特爵士（Sir John Arbuthnott）提供的支持深表感谢，同时也要感谢我在该校苏格兰历史研究中心和历史系的前同事们在那些年里给予我的鼓励和情谊。我在阿伯丁大学的新同事们也怀着热情与关切帮助我完成了这一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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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理查德·芬利（Richard Finlay），他不但借给我许多书籍与论文，也与我就近现代苏格兰的政治与身份认同问题有过一些交谈，令我受益良多；此外，他还为我认真审读了本书的最终文稿。安妮-玛丽·基尔迪（Anne-Marie Kilday）在我写作“苏格兰的城市”一章时帮我调查了相关资料，埃伦·奥唐奈（Ellen O’Donnell）、马丁·米切尔（Martin Mitchell）和亨利·迈特尔斯（Henry Maitles）则授权我引用他们关于立陶宛裔、爱尔兰裔和犹太移民的宝贵论文。《格拉斯哥先驱报》前编辑阿诺德·肯普（Arnold Kemp）为本书第二十四章提出了专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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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早期版本曾出现在我于1994年通过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从氏族社会到小农场农民战争：苏格兰高地的社会变迁》（Clanship to Crofters’ Wa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本书的最终稿是在玛格丽特·黑斯蒂（Margaret Hastie）和琼·弗雷泽（Jean Fraser）的帮助下编辑完成的。对于她们的耐心与效率（特别是在处理某些无法追溯来源的资料时），我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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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艾拉·奥尔弗里（Ellah Allfrey）为我提供了无比宝贵的帮助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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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亏欠最多的永远是凯瑟琳与我们的孩子伊丽莎白、诺琳、迈克尔和卡特里娜。在我们共同面临家庭悲剧的时候，是他们与我分担了坚持写作的压力。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从这一点上说，这本书也是他们的心血，一如它是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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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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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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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算，17世纪末苏格兰的居民人口仅略多于一百万，这在当时相当于英格兰的五分之一，西班牙的八分之一。苏格兰的人口规模与瑞士相近，这让该国在一个军事力量更多地取决于人口规模而非技术实力的年代备显脆弱。苏格兰的大部分国土为群山与沼泽地所覆盖，因此人口往往集中于条件更为宜居、对集约化耕作更为有利的地段。事实上，即便到20世纪晚期，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土地开发与排水改良之后，苏格兰仍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只适合粗放畜牧业。因此不出意外的是，绝大多数定居点仍集中在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例如阿伯丁和马里附近的低地、泰河与福斯湾沿岸地带、索尔韦平原、默斯地区（Merse）[1]以及克莱德河下游河谷。即便同样受制于上述自然条件，1700年前苏格兰人口分布的离散程度还是远大于18世纪和19世纪，其格局与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向中央低地和繁荣的格拉斯哥、爱丁堡都市圈集中的状况大相径庭。在17世纪晚期，泰河以北地区的居民可能仍占到苏格兰总人口的一半，尽管在高地的部分区域，当地人口密度之稀疏与今日并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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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农村生活是这一时期苏格兰社会的绝对主题。地主构成了政治和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兽皮、谷物、羊毛和煤炭等土地产品是当时最为关键的商品。每年秋天收成的好坏与居民的健康、财富以及粮食供给状况密切相关。如果当年作物歉收，苏格兰便不得不用珍贵的货币从欧洲其他地区紧急购粮，这将导致国内信贷体系崩溃，货币总量收缩。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居住在田舍。有估算显示，1700年的苏格兰只有约5.3%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城镇，这一比例远远落后于英格兰、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局部）等城镇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甚至也不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一些德意志邦国相当。在当时的苏格兰，就连工匠、作坊劳工和渔民群体也需要耕作土地，以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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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城镇的地位正变得更为重要，城区开发的形式也正在经历演变。1500—1600年，大型城镇居民人数占苏格兰总人口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到1700年，这一比例几乎又增长了一倍。在18世纪早期，苏格兰首都兼最大城市爱丁堡的人口达到约三万人，而在17世纪晚期，格拉斯哥便以约一万五千人的总人口成为苏格兰第二大城镇，这一数字在当时还在不断增长。阿伯丁与邓迪的人口分别达到一万人左右，但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相比，这两座城镇的人口增长趋势便陷入了相对停滞。爱丁堡在苏格兰城镇社会的主导地位由来已久，而格拉斯哥的崛起则体现了爱尔兰及大西洋贸易日趋增长的经济价值，这些活动最终将在1700年以后决定苏格兰的命运。除此之外，苏格兰的绝大多数城镇在这一时期的规模都不比村落大出多少：除因弗内斯、斯特灵、邓弗里斯和伦弗鲁之外，很少有市镇的居民人数超过一千人。即便如此，在以福斯河沿岸地带为代表的部分区域，一系列蓬勃扩张的小镇仍构成了一张区域性城镇网络，其密度足以和西欧其他地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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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数的增长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新增的城镇居民需要农村作物的供养。在16世纪晚期，满足这一需求一度十分困难，因为1550—1600年苏格兰遭遇了长达24年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灾荒。但从1660年开始，粮食收成有所增加，自那时起直到1690年代灾难性的饥荒爆发之前，苏格兰仅在1674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粮食短缺。同样在这一时期，位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一些农庄开始生产大量的谷物以供出口。上述迹象表明，当时的苏格兰农业并不像某些时人所宣称的那样难以自持，这种相对富裕的境况可能有赖于当时更为适宜的气候条件，而得益于当时苏格兰人大举移民阿尔斯特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风潮，苏格兰境内的人口安全阀得到维持，苏格兰国内粮食的供需关系也得以保持平衡。从中世纪开始，苏格兰人便以军人或商人的身份大量移民欧洲大陆。在17世纪，有证据表明这一移民潮达到了一个突出的高点——尤其是在阿尔斯特地区开始从苏格兰西南低地招揽农民和佃户之后。就已知资料来看，17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可能有多达78000到127000人迁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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