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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43 1706年，《联合条约》的条款没能轻易通过苏格兰议会的议决。苏格兰议会是一个一院制立法机构，共有147名议员，代表世袭贵族、封地男爵[7]（即郡选区议员）和城镇市民阶级，他们不是像现代政党那样形成有组织的党团，而是根据政治立场与个人利害关系组成一个个松散的联盟。其中最大的是所谓“宫廷党”（Court Party），这一派别顾名思义，追随苏格兰政府的立场，他们负责协助伦敦方面的政策在苏格兰得到实施，以及对其他议员的收买工作——随着立法委员会被议会解散，这一事业对政府掌控议会不可或缺。当《联合条约》被送交苏格兰议会审议时，正是宫廷党人在女王专员昆斯伯里公爵的领导下受命推动《联合条约》得到议会认可。宫廷党人坐拥政府职位并收买议员，他们仅凭这一点便拥有高度的稳定性与协调性，这正是议会主要的反对势力——乡民党（Country Party）所严重缺乏的。所谓乡民党实质上是一系列志趣各异、有时互相抵触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脆弱联盟，很多势力只是出于对现政府的反感才加入其中，除此之外和其他盟友几无共识可言。因此这一党派的构成极为多变，就连詹姆斯党人有时也会自视为乡民党的盟友，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仍以“骑士党”（Caveliers）[8]自居，与乡民党划清界限。1706—1707年，汉密尔顿公爵自相矛盾的举动（这将在下文中得到详述）也令乡民党缺乏明确的领导，其作为1706年重要会议期间反对派的力量也因此大大被削弱。除此之外，一股名为“新党”（New Party）的力量在1704年脱离乡民党独立，他们将在不久之后以“逍遥派”（Squadrone Volante）这一充满异域风情的诨名为人所知。随着事态发展，这个由二十多名议员组成的独立派系将在《联合条约》的议会表决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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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45 合并原本是应苏格兰政府危机提出的一项政治对策，这一提案在之前历届动荡不安的议会上都未得到通过，因此苏格兰政府能否在1706年至1707年推动其通过表决绝无定数。1703年的议会立法似乎表明，苏格兰人决心进一步弱化而非增强与英格兰的君合纽带；而在1706年秋冬时节，苏格兰议会开始审议《联合条约》之际，王国全境日益激化的愤怒情绪更是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此时的事态更为重大。此次将苏格兰与英格兰两国合并的构想远比之前的构想更为深远，而苏格兰方面也存在一种既支持更紧密的苏英合并又反对彻底合并的意见，这一派担心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议会将就此解散，苏格兰的立法权力也将被彻底转移到威斯敏斯特。《联合条约》承诺，苏格兰地区可以在合并之后的不列颠议会中占据45个下院议席和16个上院议席，这一数字以苏格兰地区在新宪制安排下的预估纳税能力（而非人口）为根据，在一些人看来这对苏格兰极为不利。不过，即便在议会内外面临强烈的反对与诸多潜在障碍，《联合法案》（Act of Union）最终还是得以生效。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议会在一场历史性的决议中以110对67（43票的悬殊优势）通过了《联合法案》，宣告了自身的终结。昆斯伯里公爵和宫廷党人最终克服巨大的阻力，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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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47 在苏格兰人的反合并情绪背后，教会的神职人员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如何消除来自教会的威胁就构成了宫廷党人制胜策略的基础。1706年11月，宫廷党人用一份《苏格兰教会保证法案》（Act of Securit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向教会承诺，维持苏格兰教会的传统权利和长老制组织将构成两国合并的基本要件，这一承诺最终也被纳入《联合条约》的文本之中。尽管宗教事务上的焦虑情绪并未因此消解，宫廷党人还是借此削弱了教会的反对声音，平息了教会最高执行机构——总会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的不满，并一举削弱了支撑反对派力量的一个重要基础。一名合并提案的支持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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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49 在教会内部，悖逆的鼓噪已大体趋于沉寂。那些曾狂热干预政治议题的牧师，如今也懂得把政府的方针交给议会议决。这令汉密尔顿一党大为沮丧，他们曾无比依赖那些牧师为他们鼓动反对合并的情绪，如今他们却被牧师弃于不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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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51 在《联合条约》的文本中，还有一些条款对宫廷党人的政治事业有利。在共同委员会代表英格兰方面起草条约的专员们主要关注国防安全与议会合并本身，为了保证苏格兰议会认可这些必要诉求，他们愿意在其他事务上做出让步。而《联合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也的确意在向苏格兰一些重要的社会群体承诺，其既得利益将得到保障。苏英合并要求苏格兰捐弃独立的议会、财政事务决策权和公法体系，但为其教会的权利、王室特许城镇的特权和精英商人的利益提供了保证。苏格兰私法体系的现状得到保全，领主阶级的世袭领地法权（即私人法庭）也得到维持。由于苏格兰在未来的不列颠议会上院只有16个席位，世袭贵族在合并方案中受到了尤为直接的冲击，但大多数无福享受这等殊荣的苏格兰贵族都安于享受与英格兰贵族同等的特权，例如在负债时免于民事诉讼——对于当时那些长期身陷财政危机的苏格兰贵族来说，这一豁免权带来的好处颇为可观。更重要的是，苏格兰人今后可以自由地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展开贸易，这一妥协是他们多年来梦寐以求，但英格兰方面总是拒绝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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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53 对于贸易自由所带来的诱惑在最终的投票过程中施加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很难给出定论，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过颇为缜密的辩论。不过，《联合条约》中宣布开放“通商、航海之自由”的第四条在议会表决中赢得了最具压倒性的多数支持，总共只有19人投下反对票。一方面，鉴于不少苏格兰贵族的利益都与面向英格兰的牲畜、亚麻布和煤炭贸易密切相关，而苏格兰人素来对英格兰的《航海法》颇感不满，这一结果本身并不意外。另一方面，包括格拉斯哥（这里在后来将成为大西洋贸易在欧洲一侧的重要枢纽之一）在内，大多数城镇的代表议员投票反对这一条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新的不列颠共同市场建立，自己将直面来自英格兰商人的威胁。与贸易自由的条款相比，《联合条约》中关于“等价代偿”（Equivalent）的第十五条或许对整个条约的通过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这一条款规定，苏格兰方面将获得一笔39.8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600万英镑）的款项，以补贴英格兰的巨额国债在合并后对苏格兰造成的负担（此时英格兰的债务因军费需求而大幅增长），但在这笔款项当中也有一部分被用来补偿投资者在达里恩公司的不幸遭遇中蒙受的损失。达里恩公司一些最重要的投资者正好属于议会的“逍遥派”，这一派别规模不大，但在局势胶着的议会内部，宫廷党人想要取得胜利就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对“逍遥派”来说，《联合条约》第十五条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案，于是在针对条约文本的第一场重要投票中，这一派别与政府站在同一立场，投下了25张赞成票。考虑到在1704年和1705年“逍遥派”从未对合并提案表达过支持态度，这一立场转变无疑是出人意料的。尽管我们也无法断言，“等价代偿”的收买是促使“逍遥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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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55 如果说“逍遥派”对合并提案在苏格兰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合并提案顺利通过的基础仍是由宫廷党自身奠定的。现代研究者用计算机对最后一届苏格兰议会的投票分布规律进行分析，证实了这一论断。宫廷党人和“逍遥派”对《联合条约》的支持贯穿了整个条约的二十五项条款，尽管这一结果在议会召开之初并非理所当然。另外，当时的苏格兰政局变化无常，宫廷党人内部的协调性也不可预测，因此在《联合条约》审议期间，宫廷党对17世纪下半叶各种政治运作手段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执政党必须向议员许诺恩惠、提供带薪闲职、支付年金、授予公职乃至直接行贿，才能确保在议会获得稳定的多数支持。宫廷党内部构成芜杂，若干名大贵族各执己见，携各自的追随者松散地聚集于政府之下，在这样的联盟里，如果要避免不满情绪滋生，就必须给支持者充分的酬劳。往年几乎毫无效果的政治运作手段，在《联合条约》问题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在这一关键的会期里向宫廷党提供支持，颇具影响力的阿盖尔公爵同意从佛兰德战场回国，他本人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和英格兰世袭贵族身份。英格兰财政部则秘密向苏格兰调拨了2万英镑（24万苏格兰镑，相当于今天的130万英镑），至于这笔钱究竟是被用来支付公职人员的欠薪，还是如一些人怀疑的那样被用来行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向已担任公职者支付长期拖欠的薪水和直接行贿一样，都是政治收买的有效套路。值得一提的是，“逍遥派”也从这笔巨款中得到了一份丰厚的犒赏。现代研究者还在从前的苏格兰议会反对派中发现了一些执政党政治运作的受惠者，例如皮特梅登的威廉·西顿（William Seton of Pitmedden）、肯尼思·麦肯齐爵士（Sir Kenneth Mackenzie）和格伦凯恩伯爵（Earl of Glencairn），他们在得到好处之后似乎对合并提案采取了更为缓和的态度。但不是所有议员都有受贿之嫌。投票记录显示，至少有十三名议员在没有得到金钱收买或公职许诺的情况下支持合并。但总体而言，宫廷党人的效忠绝非理所当然，因为有说法认为，其中一些成员对合并本身并无兴趣。政府只有通过极为慷慨的收买和运作才能为《联合条约》争取支持，因此1703年那样一败涂地的场面没有在这届议会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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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57 与拥有强大政治收买机器的昆斯伯里一党相比，议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显然未能充分利用国民对合并的反对情绪，对政府产生实质性威胁。反合并派势力主要受制于三个弱点。第一，乡民党人和骑士党人只有在令宫廷党出丑时才会共同行动，但在更根本的诉求上，这两大派系之间毫无协作余地。骑士党（或詹姆斯党）希望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复辟，这绝非领导乡民党的长老派贵族所能容忍的。第二，反对派的领袖汉密尔顿公爵在关键时刻软弱无常，总是不能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先机，他游移不定的立场甚至让一些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反对合并。反对派原本计划在1707年1月正式退出议会，以阻挠议事程序，并向执政党宣示他们反对《联合条约》的坚决立场，但因为汉密尔顿态度犹豫，这一策略最终落空。在反对派计划退出议会当天，汉密尔顿起初以牙痛为借口没有到场，而当他来到会场之后，他又拒绝按计划带领反对派集体离席。爱丁堡民众曾把他视为捍卫苏格兰独立地位的英雄，他却令自己的追随者大失所望。其实，早在1705年9月，当议会讨论参与共同委员会的苏方代表应由议会还是女王提名时，汉密尔顿公爵就曾出人意料地表态支持女王一方，从而令亲合并派在共同委员会中占据多数。1706年11月，他也因叫停卡梅伦氏族在苏格兰高地与西南诸郡起兵的举动备受指责。汉密尔顿的言行令议会内外的反对派极为失望，一些人将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归因于他本人的处境。当时汉密尔顿不但背负巨债，还通过姻亲关系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持有大量产业，假如合并提案没有成功，他就有可能失去这笔财产。这些个人生活上的弱点都让他难以抵御来自执政党的诱惑。苏格兰政府的国务重臣之一、时任主计大臣（Lord Clerk Register）的詹姆斯·约翰斯通（James Johnstone）就曾指责汉密尔顿于1705年冬天主动向伦敦方面寻求支援，以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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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59 反对派的第三个弱点在于，因为宫廷党和“逍遥派”在议会掌握了多数席位，他们只有将议会反对派和怀有不满情绪的民众联合起来，才能在这场斗争中谋求胜利。然而，乡民党的领导者并不希望引起一场大众叛乱，尤其是在苏格兰教会不再公开且主动地反对《联合条约》之后。一旦内战爆发，只有詹姆斯党会乐享其成，内战有可能招来法国人从海外入侵，最终在苏格兰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乡民党领袖们曾热情支持了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并拥护只接受新教君主的继承原则，一旦詹姆斯党得势，这些成果都将受到威胁。除此之外，当时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一旦合并计划遭遇挫折，英格兰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强力干涉，以保障自己北部边界的安全。戈多尔芬伯爵已经给出了威胁性的暗示，英格兰军队也已入驻北部边界地区，并增强了在北爱尔兰的兵力。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大规模军事准备措施到底是一种单纯的武力炫耀，还是有可能在万一之际转变成非常手段，但这些手段的确令苏格兰议会的反对派在1706年下半年辩论《联合条约》各项条款时保持了高度的警觉。这场风波背后隐藏着极为重大的风险，这一点在当时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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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61 1707年5月1日，苏英合并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通过这一安排，英格兰寻求在鏖战欧陆期间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苏格兰，民众对议会主权丧失的愤怒和对“合并”这一构想的强烈敌意几乎不可阻挡。尽管如此，《联合条约》仍然以显著多数在议会得到通过。苏格兰教会曾表达了强烈反对之意，但因为《联合条约》严格保障了教会的权益与特权地位，他们的立场最终有所缓和。在议会内部，政府的收买与操纵手段更加有效地保障了宫廷党的稳定运转，《联合条约》的一些具体条款也针对性地满足了苏格兰比较重要的既得利益团体的诉求。贸易自由得到了保障，“等价代偿”也令执政党成功地争取到了来自“逍遥派”的关键支持。但这些只是苏英合并背后的“胡萝卜”，“大棒”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一些人担心合并谈判流产将导致内战爆发，也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传言声称一旦合并失败，威斯敏斯特方面将进行武装干涉。在这一处境下，议会的反对派又受困于内部分歧和领导力的缺失，其势力遭到了致命性的削弱，根本无力依托国民的不满情绪，与政府和英格兰方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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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65 《联合条约》的第一条庄严地宣示，“英格兰、苏格兰两国……当永结为一邦，其名为大不列颠”。但在现实当中，即便在1707年以后，两国之间的新关系仍需经过一个漫长而坎坷的过程才能得到正式确立，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挫折甚至一度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存续。《联合条约》是爱丁堡和伦敦方面彼此妥协的产物，它在苏格兰议会得到通过只是涉险过关，民众在议会之外释放的强烈敌意也还没有被平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不列颠”并不能走上一条平稳且和睦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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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67 与此同时，詹姆斯党的威胁从未消散，其势力在苏格兰的影响也总是强于英格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往往依赖高地地区一些实力最强的氏族为其提供军事支持。詹姆斯党正确地认识到，苏英合并的最终目的是贯彻并捍卫光荣革命的成果，彻底排除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继承权，因此坚决反对合并。正因如此，直到詹姆斯党的力量被彻底打垮（即1745年）为止，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关系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威胁。而如果法国有意动用其庞大的海陆军力量支持斯图亚特家族夺回王位，这种威胁就更为迫切。1708年，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就曾决定利用苏格兰反对合并的情绪，迫使马尔伯勒公爵从他远征欧陆的得胜之师中抽调几个团的兵力来回防本土。因为天气恶劣、舰队迷路，詹姆斯党人的远征军遭遇了重大挫折，而法国舰队也贻误了与苏格兰盟友在福斯湾会合的时机，导致这场行动以全盘失败告终，但这起事件无疑暴露了苏英合并之后大不列颠的重大破绽。如约翰·S.吉布森（John S. Gibson）颇具说服力的研究所示，倘若法国人成功登陆，苏格兰各地的响应者人数将大为增长，乃至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其规模将远超当时苏格兰政府所能调动的1500名常备军。更有甚者，流亡的“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他的《告苏格兰国民书》中承诺恢复苏格兰议会，意在争取那些反对《联合条约》的势力投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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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69 对于谨慎处理当前复杂局势的迫切性，时人中没有谁比戈多尔芬伯爵认识得更为清楚。在1707年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王室专员与消费税理事会（Boards of Commissioners and Excise）以增加收入之外，他几乎没有对苏格兰的行政事务施加任何干预。在苏格兰政府担任事务大臣的劳登伯爵和马尔伯爵也都得以留任。戈多尔芬伯爵的策略要点在于尽可能避免出手，以确保苏格兰人不会发声抗议。这一策略大体上取得了成功，戈多尔芬伯爵最终只在1708年废除苏格兰枢密院（苏格兰王国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一事上做出了让步。这原本不是威斯敏斯特方面计划的一部分，而是“逍遥派”运作的结果，后者相信枢密院是宫廷党人把持选举机制、为自己制造优势的工具。结果，废除枢密院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苏格兰政府在危急关头进行缜密且决定性决策的能力，构成了苏格兰政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枢密院的缺失在苏格兰政治权力体系中留下的空白也令詹姆斯党更加肆无忌惮。1709年，新组建的联合王国议会为应对1708年詹姆斯党叛乱所昭示的威胁，不顾下院苏格兰议员的反对，将英格兰严苛的反叛国法律推行至苏格兰，这是因为苏格兰詹姆斯党密谋者没有因1708年的计划受到震慑性的惩罚。讽刺的是，詹姆斯党人之所以逃脱了惩罚，是因为当时枢密院已经时日无多，其成员也不再有兴趣执行重大政策。叛国罪立法一事也表明，即便威斯敏斯特方面在大多数时候无意对苏格兰施加直接管治，他们仍愿意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上用更强硬的立场进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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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71 随着托利党在1710年的选举中取代戈多尔芬伯爵所领导的辉格党联盟，英格兰政府对苏格兰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且具挑衅性。高教会派（High Church）[10]托利党人执着于削弱苏格兰教会在《联合条约》中得到保障的特权待遇，这比起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敌意，更像是英苏两国托利党人中的高教会派对长老派教会的全面打击。苏格兰的托利党人以对主教制圣公会的忠诚著称，他们也对这一动议表示了热忱。1711年，一位苏格兰圣公会牧师詹姆斯·格林希尔兹（James Greenshields）向威斯敏斯特议会上院提起上诉，他因在爱丁堡违反该城拥护长老派的规定，使用英格兰式祈祷书而被市政官逮捕。根据1707年的《联合条约》，向议会上院提起上诉是被允许的，但上院最终给出的审理结果判定英格兰式的祈祷书可以在基于主教制的教会集会上使用，这激怒了爱丁堡的长老派基督徒。1712年，议会又通过了《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和《赞助法案》（Patronage Act），在宗教问题上进一步采取了激进的姿态。《容忍法案》规定，只要苏格兰的主教制教会信徒同意在礼拜仪式中加入为现任君主祈祷的内容，就能享有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赞助法案》则重新确立了赞助人（patrons）的基本权利。他们通常是本地的土地主，有权任命当地堂区空缺的牧师和其他教会职位。1690年长老派革命之后，赞助人制度被认为和地方社群自选牧师填补堂区空缺的权利相抵触，因而遭到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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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73 上述举动既激怒了苏格兰教会，又在表面上构成了对《保证法案》的侵犯。《保证法案》保障了长老派在苏英合并后继续享有的权利，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联合条约》能否被苏格兰方面接纳。然而，1712年的两项立法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1707年的《联合条约》到底是一部不可变更、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律，还是会受制于威斯敏斯特主权立法机构的意愿，有可能受到改动。相比之下，苏格兰在苏英合并之后采用的新税制可能给民众带来了更直接的影响。A.L.默里（A.L.Murray）曾指出，在1707年后的头几十年里，苏格兰的关税与消费税收入大幅上涨，被纳入征税范围的商品种类也大幅增加。这部分是因为之前的税收水平根本不足以填补苏格兰政府和行政事务的开支，而伦敦政府也对苏格兰的走私贸易与海关逃税现象深恶痛绝。此外，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713年结束，不列颠主要的税收从土地税转向针对一系列商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啤酒、盐、亚麻、肥皂和麦芽都位列其中，而这些都是苏格兰大部分民众生活中的必要物资。例如，盐是日常生活中运用最为广泛的食品防腐剂，亚麻是一种使用最为广泛的布料。与此同时，苏格兰经济在1707年后的头一个十年里仍处在低迷状态，合并前后小册子作者们乐观企盼的经济奇迹最终并未实现，这令苏格兰因增税受到的损害更加深重。家用盐在1707年以前并未被课税，但在1713年开始征税之后，家用盐的价格翻了一番。就在同一年，议会下院投票决定在苏格兰对麦芽征税，这直接违反了《联合条约》里的规定，并导致苏格兰最受欢迎的饮料——麦芽酒的价格飙升。因为苏格兰民间的愤怒情绪十分强烈，所以这一税目的征收工作从未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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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75 对苏格兰人来说，征收麦芽税意味着近来英格兰方面的一系列挑衅行为达到了一个高峰，甚至有令苏英合并破裂之虞。议会两院的苏格兰议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认定废除《联合条约》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对于这一结论，所有与会派系的态度惊人地一致，这在党争不断的苏格兰政坛实属罕见。1713年6月，芬勒特伯爵在上院提出这一动议，却在投票中因四张代理人票之差落败。这一结果不但体现了苏格兰贵族对苏英合并的绝望态度，也表明很多英格兰人同样对两国合邦不甚支持。而在苏英紧张关系的助长之下，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于1715年在马尔伯爵的率领下再次起事。1706—1707年，马尔伯爵本人曾在宫廷党人操纵《联合条约》投票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在联合王国的议会拥有席位。然而，他在来自汉诺威王朝的君主乔治一世即位后不受宠信，因此转投斯图亚特一方，这正应了他的诨名“跳荡约翰”。马尔伯爵在1715年的叛乱中召集了一支一万人的队伍，相当于阿盖尔公爵当时所能调动的政府军兵力的两倍以上。而在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破产之后，极度忠于辉格党的不列颠驻法大使斯泰尔伯爵曾指出，如果苏英合并的乱局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下一场叛乱的爆发便迫在眉睫。斯泰尔伯爵身居高位且与宫廷党人过从甚密，但就连这样的人也承认苏英合并仍存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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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77 不过，斯泰尔伯爵对于苏英关系改善的期望未免天真，因为两国之间的根本矛盾既不可能轻易化解，也不会很快被时间消磨。在威斯敏斯特方面看来，苏格兰的走私和蓄意的收入瞒报现象一向十分猖獗，这表明苏格兰人没有履行他们的纳税义务。伦敦的商人就对格拉斯哥烟草贸易中严重的逃税行为颇感恼火，而根据现代研究，1707—1722年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进口到苏格兰的货物中，只有一半缴纳了关税。在其他行业，商业舞弊行为的普遍程度也与此相当。此外，在合并之前苏格兰经济早已习惯于低税率和宽松的征收体制，因此1707年后强加于苏格兰的新征收体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这既在苏格兰造成了经济利益的损失，也被苏格兰人视为伦敦方面强迫苏格兰偿还英格兰国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严重膨胀）的一种手段。苏格兰民众对增长的税负与更加收紧的征收制度充满怨恨，这最终导致了针对海关税吏的暴力事件。在苏格兰各地，聚众袭击海关职员、冲击海关库房的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记录在这一时期联合王国海关总署的档案中随处可见。在艾尔、邓弗里斯和格里诺克等地的海关辖区，当地海关人员甚至不敢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征税工作，关于官吏遭到石块攻击、暴力威胁或监禁，以及船上和库房中的货物遭到掠夺的报告也不断从苏格兰各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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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79 然而，与1724年的骚乱相比，上述暴力事件造成的影响几乎不值一提。当时领导政府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决定从1725年6月开始正式在苏格兰征收麦芽税，这一政策曾在1713年于上院表决通过，并险些令联合王国解体。随着沃波尔政府再次将麦芽税提上日程，强烈的民怨在1725年夏天爆发，斯特灵、邓迪、艾尔、埃尔金、佩斯利和格拉斯哥等地都发生了暴动。在这当中，格拉斯哥的局面最为严峻。人们认为代表当地选区的议员绍菲尔德的丹尼尔·坎贝尔（Daniel Campbell）支持可恶的《麦芽税法》，于是对他的乡间豪宅纵火抢掠，并在激战中将当地驻军从格拉斯哥驱逐到邓巴顿，导致8人死亡。直到韦德将军率领一支由400名龙骑兵和更多步兵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这场针对联合王国的危险暴乱才宣告结束。罗莎琳德·米奇森（Rosalind Mitchison）曾将苏格兰人对麦芽税的愤怒反应称为一场“民族抵抗运动”，[11]鉴于当时苏格兰的其他城镇也有意加入格拉斯哥的抗争行列，这一论断可谓准确。1725年的暴乱也理所当然地令沃波尔政府开始关注苏格兰问题。一方面，暴乱本身无疑制造了严重的事态；另一方面，苏格兰行政当局在法治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刻所暴露出的无能也昭然若揭。时任苏格兰检察大臣（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的罗伯特·邓达斯（Robert Dundas）自己就反对征收麦芽税，并因此遭到解职。苏格兰事务大臣罗克斯堡公爵[12]在这场风波中几无表现。苏格兰王国枢密院被取消之后留下的行政权力真空则在危机面前暴露无遗。阿盖尔公爵的弟弟艾莱伯爵受命调查苏格兰当地的情况，并向沃波尔汇报说当地“长期处于没有政府管治的状态”，而且“法律条文本身对民众几乎没有约束力”。[13]这相当于认定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框架下不可能得到有效统治，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手段扭转当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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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81 沃波尔内阁最终决定将无能的罗克斯堡公爵解职，转而任命艾莱伯爵主持苏格兰政务。艾莱伯爵是沃波尔的朋友，因此这一决定的背后存在私交因素，但这也是因为阿盖尔一派在议会中的势力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这一决定构成了英苏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艾莱伯爵（1743年承袭阿盖尔公爵头衔）从此成为苏格兰政坛的主导者，直到1761年去世，只有1742—1746年经历了短暂的低谷。他的权势甚至为他博得了“苏格兰王”的名声。艾莱伯爵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与沃波尔之间严格的政治契约：艾莱伯爵向沃波尔保证苏格兰将保持局势稳定，并操纵自己麾下的议员（占苏格兰议员的大多数）支持沃波尔政府；沃波尔则保证艾莱伯爵在政治赞助的分配中享有优先地位，并允许他全权统治苏格兰。很快，与沃波尔的关系令艾莱伯爵掌握了大量可用于收买他人的政治资源，而这些资源也在他的两个主要代理人——米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法官和卡洛登的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他被高地人称为“邓肯王”）的配合下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艾莱伯爵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由大量荫客与仆从组成的政治帝国，触角遍及苏格兰的民政、司法、军事、宗教机构和大学。有证据显示，当时就任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法官的人中有三分之二依赖于艾莱伯爵的提携，各地治安官的任命也受他左右。有说法称苏格兰的治安官人选“无异于他本人的儿子、女婿和盟友的集合”。[14]到1730年代，就连当时的国王乔治二世也把艾莱伯爵称作“苏格兰的总督（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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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83 艾莱伯爵在苏格兰施行的统治颇见成效，这令联合王国迎来了一个安定时期。他是一位手法巧妙的政治家，在1725年的麦芽税危机中为缓和局势出力不少。但在那之后，他开始积极地应对苏格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避免激起民众更多的反抗行为，确保秩序得到维持。因此，苏格兰政府在1727年设立了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Board of Trustees for Manufactures and Fisheries），旨在振兴苏格兰经济。政府每年投入6000英镑，用于支持亚麻、羊毛和水产品的生产，尽管这并未达到1707年《联合条约》规定的程度，但至少表明政府有意履行条约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内容。法律对格拉斯哥反麦芽税暴乱参与者的惩罚也是严苛的。格拉斯哥城被罚向绍菲尔德的坎贝尔支付赔偿，一些肇事者被判流放。这一软硬兼施的做法表明艾莱伯爵既能改善政府与苏格兰人的关系，也能用强有力的手段让伦敦方面对苏格兰的管治情况感到满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艾莱伯爵的收买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他调解利益集团冲突的手法也越发纯熟。正因如此，沃波尔放任他自行处理苏格兰事务，甚至无须诉诸联合王国政府的权威。诚然，直到1737年为止，伦敦方面都没有再对苏格兰事务施加直接干预。1736年4月，爱丁堡城市卫兵的队长因在一场处决走私犯的行刑仪式上下令对人群开枪而被暴民以私刑处死，这引发了所谓的波蒂厄斯暴乱，迫使伦敦方面出手应对。城市卫兵的行动造成了数人死亡，波蒂厄斯当时正在爱丁堡老市政厅监狱服刑，但愤怒的民众听信了他将得到短期缓刑的消息，强行将他从囚室中拉出来绞死。这一暴行令威斯敏斯特方面大为震动。政府不但对当地法治失效的状况感到惊诧，也怀疑这些民众受到了来自爱丁堡当局的怂恿，于是下令对爱丁堡全城施加严厉的惩罚。只有在艾莱伯爵的兄长阿盖尔公爵表示坚决反对，以及苏格兰政界对严罚政治首府表达强烈抗议之后，这个极端命令的强度才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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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85 波蒂厄斯暴乱损害了艾莱伯爵的名声，也为他在沃波尔政府的任用下全权管治苏格兰的经历蒙上阴影，但在治理苏格兰的十多年里，艾莱伯爵确实为保证苏格兰平稳融入苏英合并新体制出力不少。曾在1712年严重威胁联合王国存续的那些强制同化措施几乎不复存在，到1730年代，艾莱伯爵的政治赞助网络已深入苏格兰政治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令苏格兰得以作为一个联合王国中的国家维持运转。理论上苏格兰的主权依然归属威斯敏斯特的中央政府，但苏格兰地方的实际管治工作仍在沿用1707年以前的体制。《联合条约》本身保证了苏格兰的教会和法律体系不会有根本改变，苏格兰式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也得到了复兴。虽然失去了苏格兰议会，但爱丁堡依然是苏格兰法律和行政事务的中心，苏格兰最主要的法院——最高法院（Justiciary）、最高民事法院（Session）和财税法院（Exchequer），以及海事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都设在爱丁堡，苏格兰教会总会、王室特许城镇大会（Convention of Royal Burghs）、消费税总署（Board of Excise）、邮政总署（Post Office）和苏格兰海关总署亦皆如此。由治安官和治安法官构成的地方司法体系在苏英合并后得到延续，堂区治理中最重要的两项事务——教育和济贫的运作也延续了1707年之前由堂区小会和地主共同承担的模式。这标志着苏格兰在加入联合王国后仍保留了高度的司法、宗教和行政自主性与延续性，也意味着苏格兰的大多数重要决策仍是在苏格兰内部做出的。只要威斯敏斯特方面仍保持低调（他们在1725年后的大多数年份里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像艾莱伯爵这样颇有手段的管理者仍能化解潜在的冲突根源，苏格兰的半独立状态就能得到保证。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平息苏格兰的反合并舆论，并让苏格兰人更容易接受与英格兰合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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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87 进入1740年代，苏英之间的纽带又在另外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加强了。第一，随着1745年的小王位觊觎者之乱在1746年4月以卡洛登之战的惨败收场，曾对联合王国构成重大威胁的詹姆斯党彻底崩溃，再也无法形成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在此之后，高地地区的叛乱被残酷镇压了。第二，1707年《联合条约》中英格兰方面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做出的妥协终于开始兑现为经济上的红利，苏格兰经济版图上最重要的几项产业——亚麻、牲畜与烟草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显著增长。其中，烟草贸易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期。1741年在克莱德河诸港口卸货的烟草总量为800万磅，这一数字到1745年升至1300万磅，在1752年更是激增至2100万磅。亚麻贸易同样异常兴旺，1742年政府对亚麻出口提供的优惠补贴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上述三项产业都高度依赖于与英格兰本土及其殖民地市场的自由贸易，以及从1707年开始针对外国竞争者征收的高昂保护性关税，这两点对于它们在1740年代的繁荣发展都颇为关键。根据官方数据，到1760年代，苏格兰的主要产业——亚麻纺织业近70%的产出都被销往英格兰与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苏英合并带来的现实利益似乎终于有所显现，联合王国也将成为苏格兰未来经济繁荣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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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89 1740年代推动苏英关系趋于稳定的第三种，也是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英格兰及其海外帝国开始为苏格兰中上流阶层提供丰厚的就业机会。数百年来，苏格兰的商贩、贸易商、学者、教士和职业军人遍历欧洲各地。根据现代研究估算，仅在17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就曾有9万到11.5万人移民爱尔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其他国家，而联合王国也很快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全新且更有魅力的海外机遇。早在1707年以前，苏格兰人便在新泽西与南卡罗来纳建立了殖民地，这标志着苏格兰人海外移民活动的重心正从欧洲大陆逐渐转向大西洋彼岸。野心勃勃的达里恩远征行动原本计划在巴拿马地峡建立一处属于苏格兰人的海外商业枢纽，却以一场不幸的失败收场，虽然苏格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也体现出他们向大西洋西岸移民的新志向。到1750年代，一些苏格兰人开始利用联合王国的纽带致富，其中就包括那些在南方国度攫取了丰厚利益的苏格兰贵族与大土地主。1733年，格兰奇的厄斯金（Erskine of Grange）就曾抱怨：“苏格兰人早已视自己的国家为一片废土，不但宫廷中人弃之不顾，连重要的贵族和士绅也不予过问。”[15]相比之下，贵族只要拥有人脉就能在伦敦获得不错的官职、虚衔与丰厚的年金，更有机会开辟自己的仕途，这无疑对他们充满吸引力。在前往伦敦追逐机遇的苏格兰贵族当中，有一些人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1707—1745年，46%的苏格兰从军贵族在联合王国军队中晋升为将官，这个比例在1660年至1706年只有17%。而在校官之中，1750年代有四分之一的英军团级军官是苏格兰人。有鉴于此，一些苏格兰贵族自然开始选择长期定居英格兰，以延续乃至加速推动了始于苏英合并之前的那种向英格兰移动的倾向。例如，第五代汉密尔顿公爵在英格兰的温切斯特和牛津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乔治二世的寝宫侍从，在巴斯去世。苏格兰的“无冕之王”艾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出生在萨里郡，曾在伊顿公学受教。苏格兰贵族的英格兰化可以追溯到1707年之前，而在18世纪中叶，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显著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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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7991 但对那些身份更为卑微的苏格兰人而言，想要在1760年代以前跻身伦敦政界，为自己谋一份事业绝不简单。或许只有在伦敦商界不断壮大的苏格兰商人群体能够异军突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与在格拉斯哥经营烟草业的贵族有亲缘关系或业务往来。或许是因为英格兰社会对苏格兰人开放的机遇太少且不够有前景，很多苏格兰人选择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帝国，在那里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技能与教育背景，取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1690年代，日后发起了达里恩远征的苏格兰非洲和印度公司曾试图挑战东印度公司（EIC）的垄断地位，最终惨遭挫败。但在苏英合并后，苏格兰人开始渗入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到了1730年代，像霍普和德拉蒙德这样在欧洲大陆拥有生意关系的苏格兰银行业世家已经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722年，夸勒尔的约翰·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苏格兰籍总监。到1750年代，早在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把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苏格兰人专属的机构之前，已经有大量苏格兰人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军政部门担任职务。正如安德鲁·麦基洛普（Andrew McKillop）所揭示的那样，早在1767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民政部门已经有了220名苏格兰籍书记官，约占全体书记官人数的10%，这一比例远高于东印度公司中的爱尔兰人与威尔士人。在1760年代申请成为书记官的人员中，后两者所占比例总计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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