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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厄斯暴乱损害了艾莱伯爵的名声，也为他在沃波尔政府的任用下全权管治苏格兰的经历蒙上阴影，但在治理苏格兰的十多年里，艾莱伯爵确实为保证苏格兰平稳融入苏英合并新体制出力不少。曾在1712年严重威胁联合王国存续的那些强制同化措施几乎不复存在，到1730年代，艾莱伯爵的政治赞助网络已深入苏格兰政治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令苏格兰得以作为一个联合王国中的国家维持运转。理论上苏格兰的主权依然归属威斯敏斯特的中央政府，但苏格兰地方的实际管治工作仍在沿用1707年以前的体制。《联合条约》本身保证了苏格兰的教会和法律体系不会有根本改变，苏格兰式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也得到了复兴。虽然失去了苏格兰议会，但爱丁堡依然是苏格兰法律和行政事务的中心，苏格兰最主要的法院——最高法院（Justiciary）、最高民事法院（Session）和财税法院（Exchequer），以及海事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都设在爱丁堡，苏格兰教会总会、王室特许城镇大会（Convention of Royal Burghs）、消费税总署（Board of Excise）、邮政总署（Post Office）和苏格兰海关总署亦皆如此。由治安官和治安法官构成的地方司法体系在苏英合并后得到延续，堂区治理中最重要的两项事务——教育和济贫的运作也延续了1707年之前由堂区小会和地主共同承担的模式。这标志着苏格兰在加入联合王国后仍保留了高度的司法、宗教和行政自主性与延续性，也意味着苏格兰的大多数重要决策仍是在苏格兰内部做出的。只要威斯敏斯特方面仍保持低调（他们在1725年后的大多数年份里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像艾莱伯爵这样颇有手段的管理者仍能化解潜在的冲突根源，苏格兰的半独立状态就能得到保证。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平息苏格兰的反合并舆论，并让苏格兰人更容易接受与英格兰合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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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40年代，苏英之间的纽带又在另外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加强了。第一，随着1745年的小王位觊觎者之乱在1746年4月以卡洛登之战的惨败收场，曾对联合王国构成重大威胁的詹姆斯党彻底崩溃，再也无法形成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在此之后，高地地区的叛乱被残酷镇压了。第二，1707年《联合条约》中英格兰方面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做出的妥协终于开始兑现为经济上的红利，苏格兰经济版图上最重要的几项产业——亚麻、牲畜与烟草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显著增长。其中，烟草贸易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期。1741年在克莱德河诸港口卸货的烟草总量为800万磅，这一数字到1745年升至1300万磅，在1752年更是激增至2100万磅。亚麻贸易同样异常兴旺，1742年政府对亚麻出口提供的优惠补贴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上述三项产业都高度依赖于与英格兰本土及其殖民地市场的自由贸易，以及从1707年开始针对外国竞争者征收的高昂保护性关税，这两点对于它们在1740年代的繁荣发展都颇为关键。根据官方数据，到1760年代，苏格兰的主要产业——亚麻纺织业近70%的产出都被销往英格兰与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苏英合并带来的现实利益似乎终于有所显现，联合王国也将成为苏格兰未来经济繁荣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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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代推动苏英关系趋于稳定的第三种，也是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英格兰及其海外帝国开始为苏格兰中上流阶层提供丰厚的就业机会。数百年来，苏格兰的商贩、贸易商、学者、教士和职业军人遍历欧洲各地。根据现代研究估算，仅在17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就曾有9万到11.5万人移民爱尔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其他国家，而联合王国也很快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全新且更有魅力的海外机遇。早在1707年以前，苏格兰人便在新泽西与南卡罗来纳建立了殖民地，这标志着苏格兰人海外移民活动的重心正从欧洲大陆逐渐转向大西洋彼岸。野心勃勃的达里恩远征行动原本计划在巴拿马地峡建立一处属于苏格兰人的海外商业枢纽，却以一场不幸的失败收场，虽然苏格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也体现出他们向大西洋西岸移民的新志向。到1750年代，一些苏格兰人开始利用联合王国的纽带致富，其中就包括那些在南方国度攫取了丰厚利益的苏格兰贵族与大土地主。1733年，格兰奇的厄斯金（Erskine of Grange）就曾抱怨：“苏格兰人早已视自己的国家为一片废土，不但宫廷中人弃之不顾，连重要的贵族和士绅也不予过问。”[15]相比之下，贵族只要拥有人脉就能在伦敦获得不错的官职、虚衔与丰厚的年金，更有机会开辟自己的仕途，这无疑对他们充满吸引力。在前往伦敦追逐机遇的苏格兰贵族当中，有一些人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1707—1745年，46%的苏格兰从军贵族在联合王国军队中晋升为将官，这个比例在1660年至1706年只有17%。而在校官之中，1750年代有四分之一的英军团级军官是苏格兰人。有鉴于此，一些苏格兰贵族自然开始选择长期定居英格兰，以延续乃至加速推动了始于苏英合并之前的那种向英格兰移动的倾向。例如，第五代汉密尔顿公爵在英格兰的温切斯特和牛津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乔治二世的寝宫侍从，在巴斯去世。苏格兰的“无冕之王”艾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出生在萨里郡，曾在伊顿公学受教。苏格兰贵族的英格兰化可以追溯到1707年之前，而在18世纪中叶，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显著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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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那些身份更为卑微的苏格兰人而言，想要在1760年代以前跻身伦敦政界，为自己谋一份事业绝不简单。或许只有在伦敦商界不断壮大的苏格兰商人群体能够异军突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与在格拉斯哥经营烟草业的贵族有亲缘关系或业务往来。或许是因为英格兰社会对苏格兰人开放的机遇太少且不够有前景，很多苏格兰人选择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帝国，在那里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技能与教育背景，取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1690年代，日后发起了达里恩远征的苏格兰非洲和印度公司曾试图挑战东印度公司（EIC）的垄断地位，最终惨遭挫败。但在苏英合并后，苏格兰人开始渗入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到了1730年代，像霍普和德拉蒙德这样在欧洲大陆拥有生意关系的苏格兰银行业世家已经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722年，夸勒尔的约翰·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苏格兰籍总监。到1750年代，早在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把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苏格兰人专属的机构之前，已经有大量苏格兰人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军政部门担任职务。正如安德鲁·麦基洛普（Andrew McKillop）所揭示的那样，早在1767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民政部门已经有了220名苏格兰籍书记官，约占全体书记官人数的10%，这一比例远高于东印度公司中的爱尔兰人与威尔士人。在1760年代申请成为书记官的人员中，后两者所占比例总计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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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群体的成长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更为显著，那里在苏英合并后的头五十年里接纳了约30000名苏格兰移民。至少在苏格兰低地，前往英属北美的移民潮主要是由受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商人阶层推动的。在18世纪，超过150名苏格兰医生渡海移居美洲，成为殖民地医疗界的主要力量。苏格兰人也主宰了殖民地的圣公会与长老会组织，向包括中南部的诸多地区输出了大量教师。在七年战争之后，拜在苏格兰出生的时任事务大臣比特伯爵（Lord Bute）所赐，苏格兰人占据了东西佛罗里达的大多数王室官职。苏格兰商人和种植园主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经济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他们运作了大西洋两岸的大宗烟草、稻米与靛蓝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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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拥有异常发达的教育系统，包括五所大学，相比之下，本地社会可供大土地主、律师、牧师、商人、医生和教师等阶层的子弟从事的就业岗位比较有限。苏格兰经济比英格兰更为贫困，从很久以前开始，苏格兰人便已习惯了到海外谋求发展。在1707年之后，这种出海打拼的传统和欧洲大陆发达的商业网络一道，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不少机遇。对于一个并非与世隔绝的社会来说，移民是司空见惯的。因此，苏格兰人对不列颠殖民帝国贸易、军政与各专业部门的参与只是一种海外开拓方向上的转变，并不是一场全新潮流的开始。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由于对法战事的胜利为不列颠在北美大陆、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印度赢得了广袤的新领地，苏格兰人参与殖民帝国事业的回报也更为丰厚。随着帝国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面向苏格兰军官的职缺也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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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期间，此前由詹姆斯党主宰、对联合王国素怀不满的苏格兰高地地区也为英军提供了兵员，而在之后的北美战争与拿破仑战争中，高地人还将提供更多的士兵。高地诸氏族摇身一变，成为不列颠帝国的战士，征募本地人为英军效力也为氏族酋长们提供了丰厚的额外收入。在不列颠军队中，苏格兰高地出身的轻步兵因顽强、忠诚且灵活的作风颇负盛名。但他们也如老威廉·皮特所承认的那样，是一些“死了也无所谓”的人。七年战争期间共有六个团的苏格兰高地步兵应征参战，而在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又有十个高地团加入英国陆军。尽管在军饷未按时按量发放，或者在部队有可能与低地团整编时爆发过一些哗变，但这些穿呢子裙的军人很快就成为不列颠帝国令人生畏的急先锋，截至1815年，他们的足迹已遍及西欧、北美、加勒比和印度。1784年，英格兰政府出于对苏格兰高地人的感激，宣布将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被没收的地产归还原主，此时那些曾经不忠的氏族已经转变为帝国军队的一部分，这对上述决定也有一定推动作用。在当年通过的《解除没收法案》中，政府用热情的笔调歌颂了高地人在北美战争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很多（苏格兰高地）人在最近的战事中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来自哪一职种、哪一层级……他们的忠心与责任感在陛下的任何一片领地都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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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伦敦方面对苏格兰人并不总是报以赞赏之情。事实上，1750年代和1760年代伦敦方面针对苏格兰人的歧视现象恰恰从侧面印证了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取得的成功。这种反苏格兰情绪在比特伯爵约翰成为第一任苏格兰籍首相时尤为高涨，很多苏格兰人在他就任期间得以担任重要公职。1747—1753年，只有8名苏格兰籍下院议员占据了政府要职，1761—1767年，这一数字增至28人。苏格兰人的快速崛起深为英格兰人所忌惮，当时的英格兰政治讽刺漫画也以充满种族主义的笔调把苏格兰人描绘成狡诈的乞丐，说他们性格奸猾，完全不值得信任。比特伯爵本人就受到了一些尤为尖锐的挖苦，在一份又一份滑稽小报上被描述成一个因勾引乔治三世的母亲而备受宠爱的淫棍。正如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指出的那样，这一表述露骨地表明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渗透本国政坛、寻求年金与职缺的现象深感焦虑。在1762年发生在考文特花园的那起著名事件里，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显然也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当时有两名高地人军官走进剧院，在场观众纷纷发出“不要苏格兰人！不要苏格兰人！让他们滚”的喊声，并向这两个倒霉的军人投掷苹果。目睹此景暴跳如雷的博斯韦尔咆哮道：“你们这些天杀的混账！我恨透了那些英格兰人，我打心底希望联合王国散伙，这样我们就能让他们再尝尝班诺克本之战的滋味。”[16]就连18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也体会过民族歧视的滋味：“一些人恨我是因为我不是辉格党人，一些人恨我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但他们都恨我这个苏格兰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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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的《民兵法》构成了对苏格兰民族尊严的又一次侵犯。这部法律宣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组建一支本土防御力量，苏格兰却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威斯敏斯特高层直到1760年代仍认为苏格兰人大多是潜伏的詹姆斯党人，因此不宜持有火器。《民兵法》在苏格兰知识界引发了激烈抗议，并促使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倡议，在苏格兰建立一支自己的民兵武装。但在这一阶段，爱国热情和尊严受损所带来的愤恨已不太可能动摇联合王国的存续。自1707年以来，苏英合并已经为苏格兰的贵族、商人和知识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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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苏格兰人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一理念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积极。毕竟，写下《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就是苏格兰人。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和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即罗伯特·彭斯）都曾写下以不列颠为主题的热情诗句。弗格森曾说“你们这些幸福的不列颠人……保卫不列颠尼亚免遭外敌突袭”，伯恩斯则在《华盛顿将军生日颂》中歌颂“不列颠人生于自由，灵魂似火”。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城内诸如汉诺威街、乔治街、女王街和弗雷德里克街这样的地名也体现出城市精英对大不列颠及汉诺威王朝的忠诚。在苏格兰的地主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子女送到英格兰的中学和大学受教，以让他们的前途发展更为可观。苏格兰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他们过于“土气”的口音和言辞感到在意，其中就包括大卫·休谟这样的知名人物。1761年爱丁堡的精选俱乐部（Select Society）[18]中就有人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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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地与大不列颠之首都的往来日盛，无论贸易、娱乐还是其他必要之联络都将继续发展，然而在苏格兰受教的绅士不谙英格兰的语调与言辞，并早已对这一问题造成的缺陷感到困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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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精选俱乐部提议从英格兰引进称职的发音学教师为苏格兰人提供指导。18世纪的苏格兰史学家也开始变得倾向于用负面态度审视苏格兰在此之前的历史，当时最为显赫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就曾将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的苏格兰历史斥为一段处于无政府状态、充斥着野蛮行径和宗教迷信的黑暗岁月，他的这些抨击论调还将在无数次要史家的论述中得到重申。对苏格兰的盖尔-爱尔兰文化遗产与苏格兰民族复杂的族群渊源的贬损也构成了这些史学研究共有的核心课题。正因如此，约翰·克拉克爵士才否定了之前的一切既有观点，主张苏格兰人是苏格兰本地的原生民族，认为拉丁文文献中记载的“斯科提人”（Scotti）并不来自爱尔兰。他进一步提出早期的苏格兰人说撒克逊语，这一夸张的论述彻底否定了苏格兰的盖尔语传统，认为古代苏格兰人与古代不列颠人虽然在政治上归属不同，在语言上却有相通之处，正是这一点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8世纪的彻底合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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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在18世纪不可阻挡的英格兰化潮流中彻底沦丧。苏格兰当地的生活仍遵循苏格兰本地的机制与习惯运转：长老教会仍然维持着作为独立教会的尊严，苏格兰的民事法律、堂区学校和五所大学也依旧存在。苏格兰人不分贵贱，仍保持着苏格兰口音。约翰·巴伯（John Barbour）和盲人哈里（Blind Harry）创作的那些歌颂中世纪民族英雄布鲁斯和华莱士事迹的诗歌也在苏格兰广受欢迎且经久不衰，表明普通大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并未消退。一些知识分子或许将17世纪的苏格兰誓约派斥为宗教狂热分子，但对低地的普通民众来说，誓约派是勇敢捍卫苏格兰长老教会的英雄，是他们用自己的英勇奋斗保护了苏格兰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强权压迫。与华莱士和布鲁斯一样，誓约派也成了苏格兰的民族象征。而到19世纪初，在班诺克本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已成为常态，苏格兰国王布鲁斯曾在那里取得了反抗英格兰统治的关键胜利，而英国内战时期的誓约派也曾在那里抛洒热血。誓约派传统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时刻提醒着苏格兰人，让苏格兰人意识到自己的长老制是一种不同于英格兰新教的独特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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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诸如《苏格兰名人传》（Scots Worthies）这样的大众读物仍在纪念宗教改革与誓约派时代的事迹，那些历史故事中记载了加尔文派关于一切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信念，也为1790年代的激进运动提供了启发。此外，由于苏英合并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苏格兰精英阶层对联合王国的态度有时也有所保留。如前所述，在1760年代早期，伦敦的反苏格兰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把苏格兰人描述成一个利用联合王国渗透到政府高层，并在不列颠帝国体系内攫取肥差的异族，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煽动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描述无疑有夸张成分，但休谟所谓“对苏格兰人的怨怒”显然有损联合王国的稳定，也与苏格兰人对于苏英以对等姿态合并的信念相悖。这一反苏格兰情绪最终令苏格兰精英对自身的苏格兰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双向的效忠观念，一方面在政治上忠于不列颠，即便英格兰人对他们施以最为尖刻的攻击也不为所动；另一方面又延续了长久以来的传统，对自己的母国维持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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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W. Ferguson，Scotland’s Relations with England：A Survey to 1707（Edinburgh，1977），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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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M. Gray，ed.，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892），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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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早期苏格兰王国的临时议事机制，初期仅贵族与教士阶层出席，后也允许城镇与郡民代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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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第五代罗克斯堡伯爵约翰·克尔（John Ker，1680—1741），英苏合并前夕曾任苏格兰政府事务大臣，1707年两国合并后受封第一代罗克斯堡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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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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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支持1638年苏格兰长老教会提出的《苏格兰教会全国誓约》（National Covena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的加尔文宗信徒。该誓约旨在抵制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强行引入英格兰国教会制度与仪礼的政策，与18世纪初苏格兰教会反对苏英合并的理由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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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格兰的“男爵”（baron）头衔与英格兰贵族秩序中的“男爵”不同，并非世袭，仅用于称呼庄园或城堡地产（caput）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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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17世纪中后期，在英国内战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反对加尔文宗与清教徒革命者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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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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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国国教会信徒中的一派，在教会传统与信仰生活等方面更接近天主教会（如强调主教制与圣事的仪式性），与更具福音主义倾向（信众组织更扁平，仪礼更简化）的派别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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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salind Mitchison，A History of Scotland（London，1970），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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