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8083 其他的一些挫折也令詹姆斯党的士气大大降低。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中，法国被迫放弃支持斯图亚特家族的复辟事业，流亡王室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国土。但在此之前，来自法国的支援已日渐减少。从1715年开始，法国的主要决策权落到了摄政者奥尔良公爵[5]手中。与路易十四不同，奥尔良公爵对詹姆斯党运动并无支持之意，此时的他正在争取英国方面承认自己为法兰西的王位继承人，不希望法国对詹姆斯党的公然支持会干扰这一目的。他不但没有为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提供支援，甚至还在1719年西班牙入侵期间派兵协助英国。他的继任者枢机主教弗勒里（Fleury）对1726年至1743年法国的外交政策拥有绝大的影响力，此人延续了奥尔良公爵的方针，拒绝向詹姆斯党提供帮助，以免破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英法和平局面。随着汉诺威家族继承联合王国君主之位，法国可以通过威胁新王室在德意志领地的利益来制衡英国，与劳师远征支援斯图亚特王朝在海外的苏格兰复辟相比，这一做法显然更为简便。此外，英国政府在斯图亚特流亡宫廷迁居的目的地——罗马拥有发达的间谍与线人网络，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渗透到王位觊觎者詹姆斯身边，向本国提供关于斯图亚特家族行动计划的具体情报。综上所述，这一时期詹姆斯党运动的威胁似乎已彻底消散，这在英格兰尤为明显，1715年之后，那里的詹姆斯党运动便一蹶不振。保罗·莫诺德（Paul Monod）注意到，尽管当时有四分之一的英格兰乡村士绅仍有可能对詹姆斯党心怀同情，且他们的支持力量在兰开夏等北方郡更为强势，但随着1688年以来英格兰国教会中支持斯图亚特的神职人员遭到驱逐，英格兰詹姆斯党运动失去了重要的领导者和支援。到1730年代，光荣革命的成果在英格兰已不可撼动。在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也陷入了低谷。苏格兰政府在1720年代和1730年代遭遇了两次重大危机——1725年的麦芽税骚乱和1736年爱丁堡的波蒂厄斯暴乱，这两起事件对汉诺威王朝在当地的统治构成了显著威胁，但詹姆斯党人并未把握住这些机会，这一点无疑标志着他们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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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5 不过，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并没有因此走向消亡。很多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流亡王室的支持背后都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与宗教原因，因此眼前的困难很难让他们彻底放弃希望，这种立场的坚定性在信仰天主教与主教制圣公会的大土地主家族以及失去神职的拒绝宣誓派教士当中尤为显著。在西欧各国还有支持詹姆斯党运动的大量苏格兰侨民，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商人、金融家、银行家和教士，他们经常通过经济手段或人际关系支援留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党家族，这种国际化布局也令詹姆斯党运动在极端恶化的环境中得以延续。此外，与1745年相比，1715年叛乱失败之后，苏格兰政府没有对詹姆斯党人施加残酷的报复，尽管19名苏格兰上院贵族（以及2名英格兰上院贵族）被剥夺私权，最终却只有2人被处死，苏格兰政府也没有全面没收叛乱参与者的地产。在苏格兰，詹姆斯党运动仍然是一个有切实可能性的政治选项。当地在苏英合并和其他很多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为詹姆斯党提供了政治资源，而苏格兰詹姆斯党人中又不乏身居要位的人物，导致政府不能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加以打压。贸然推行恐怖统治只会进一步激化反对声音。毕竟，正如卡洛登的邓肯·福布斯所指出的那样，“整个苏格兰只有不到200个绅士能保证自己的近亲里没有叛贼”。[6]不过，苏格兰政府或许对民间的斯图亚特支持者采取了较为宽纵的态度，但对官方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的确吃了苦头。那些在1715年叛乱中与詹姆斯党人合作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系统性的排挤。在东北诸郡和珀斯郡，大量城镇议员、教士、教师、律师、医生和学者遭到解职，其中包括阿伯丁国王学院的院长。那里和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一样，都是当时詹姆斯党支持者的聚集地。被排挤的知识分子阶层最终演变成苏格兰反汉诺威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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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7 1715年以后的詹姆斯党不但保持了政治上的存在感，也是一股依然有可能引起革命性变化的力量。高地的一些重要氏族此时仍支持詹姆斯党运动，正是他们为斯图亚特流亡王室提供了关键的军事支持，令詹姆斯党运动没有在1715年的惨败之后变得无足轻重。詹姆斯党人和高地氏族间的关系颇为复杂。首先，显然不是所有氏族都支持詹姆斯党。苏格兰高地最强大的坎贝尔氏族就坚决反对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还有一些追随长老教会的氏族积极支持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例如麦凯（Mackay）、罗斯（Ross）、冈恩（Gunn）和芒罗（Munro）。而在那些消极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复辟的氏族当中，实际提供给詹姆斯党的军事支持也不稳定，其力度常因时间、地区而异，不同氏族之间支持力度的差异十分显著。例如，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最忠诚的亲詹姆斯党氏族中，对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事业的支持力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衰弱。在1689年有28个氏族起兵为斯图亚特而战，但在1745年的最后一次叛乱中，举兵氏族的数量下跌到了18个。一些家族因政治和宗教问题上的分歧陷于分裂，只有少数氏族能全盘支持斯图亚特或汉诺威当中的一方，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高地氏族认为两边下注才是能够保全本家土地的稳妥之策。因此，以第一代阿索尔公爵为例，他本人虽然坚定地支持了1688年拥戴威廉即位的革命，但他有三个儿子在1715年马尔伯爵的叛乱中投奔了詹姆斯党一方。此外，对詹姆斯党的支持并不局限在高地一带。如前所述，斯图亚特王室在泰河以北地区广受支持，以苏格兰东北地区为甚，当地的一些主要城镇也在其中。不过，高地仍是詹姆斯党势力范围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所有大规模叛乱都始于且终于高地，而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1745年发起的最后（也是最为人所知的）一场叛乱也是从高地开始的。在1689—1691年的叛乱中，詹姆斯党的大部分兵力来自高地氏族，而在1715年和1745—1746年的后续叛乱中，来自苏格兰低地的叛乱者数量显著增加，但高地氏族在那些叛乱中仍充当了主力。氏族战士构成了叛军的第一线突击部队，他们不但在战场上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任务，也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可谓三场詹姆斯党叛乱中的骨干。这些战士装备轻简，吃苦耐劳，比正规军士兵更为灵活，且严格遵守氏族社会的秩序与规则，为斯图亚特王室复辟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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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89 1715年叛乱之后，高地氏族中亲詹姆斯党的势力有所减退，但大部分詹姆斯党支持者的立场并未因此改变。苏格兰政府在1715年叛乱后没有对举兵地区采取惩罚措施，这向高地氏族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并在当地造成了权力真空，反而增加了叛乱复发的风险。就连那些基于剥夺民权法令遭到没收的财产也在六年后物归原主，高地酋长们为此只需对自己未来的行为做出担保。1719年失败的西班牙入侵行动导致1725年《解除武装法》的颁布，但这部法律对亲政府氏族的影响较亲詹姆斯党氏族更甚。从1725年到1740年最终离开苏格兰时，乔治·韦德（George Wade）将军修建了长达250英里的道路和桥梁，以便政府军在高地行动。这一交通网络也把威廉堡、奥古斯都堡、伯纳拉（Bernera）和拉斯文（Ruthven）等政府用以监控詹姆斯党控制区的基地连接起来。苏格兰政府在高地倾注了如此庞大的资源，正体现了这一地区在詹姆斯党运动中的战略地位。然而，随着政府从1730年代后期开始削减高地要塞的驻军，以集中力量参与另一场欧洲战争（后来被称为“詹金斯耳朵战争”[7]），这一制衡战略的执行力度大为减弱。韦德将军修建的军用道路最终得到了使用，但其使用者却不是当初预想的政府军。1745年，小王位觊觎者正是沿着这些道路飞速推进，率领着他手下的高地战士向苏格兰低地奔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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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1 发生在上一场叛乱约三十年之后的1745年叛乱，正值詹姆斯党运动在陷入低潮之后再一次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活跃之际。1743年弗勒里去世后，法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大幅变化。随着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支援斯图亚特王室再一次提上了法国的战略议程。到1743年，英法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法国最终在当年6月的代廷根战役中被击败，路易十五和他的大臣们因此决定重新使出斯图亚特王室这张王牌，支援詹姆斯党人入侵英格兰，以迫使不列颠从欧洲大陆撤军，乃至彻底推翻汉诺威王朝。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1744年初，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的长子、时年24岁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从罗马赶往巴黎，就任詹姆斯党军队名义上的指挥官。这次入侵计划颇具野心：詹姆斯党人将以10000人的兵力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登陆，并在那里与汉诺威王朝军决战。然而，这项计划被一个法国间谍泄露给英国方面（这或许并不意外），令皇家海军得以抢在入侵舰队集结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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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3 詹姆斯党在1744年的入侵计划最终无限期推迟，这无疑令一心想要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以偿父亲之夙愿的查尔斯大为沮丧。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情绪，查尔斯决定自行前往不列颠领导一场叛乱，以迫使他的法国盟友诚心诚意地提供军事支援，帮助这场针对光荣革命的反正事业取得成功。这无疑是一场大胆乃至鲁莽的豪赌，而查尔斯的抉择也将决定他此后的命运。对查尔斯来说，最佳的登陆地点显然是苏格兰高地西部，这里是詹姆斯党的根据地，也远在敌人的耳目之外。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曾向查尔斯提出谏言，认为这场叛乱至少需要6000名法国士兵、可供10000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和一笔3000金路易的军费资助才能成功，但查尔斯不以为意。对于自己军事指挥经验的欠缺，查尔斯显然也毫不在意。1745年夏天，当他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登陆时，他身边只带着少数随从，即所谓的“莫伊达特七忠臣”（Seven Men of Moidart），以及少量武装和4000枚金币。这将是詹姆斯党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场叛乱，其开端却简朴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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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5 在初始阶段，查尔斯的冒险气魄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靠着几位重要的詹姆斯党氏族酋长的帮助，查尔斯很快集合了一支2500多人的队伍，快速攻向低地，并在登陆一个月后夺取了爱丁堡，接着在爱丁堡以南的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彻底击溃了约翰·科普爵士（Sir John Cope）率领的政府军。在离开法国仅数周之后，查尔斯就成了苏格兰的主人。这场胜利体现的不只是高地氏族的骁勇善战和乔治·默里勋爵（1745年叛乱中最具影响力的詹姆斯党将领）高超的指挥手腕，苏格兰政府有效应对措施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令查尔斯早期的成功成为可能。1745年夏天，苏格兰政府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当斯图亚特家族的旗帜在当年8月飘扬于希尔湖畔的格伦芬南（Glenfinnan）时，政府却将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到欧洲前线，以缓解正面战场的沉重压力，这意味着科普爵士不得不凭区区3000人防御苏格兰全部地区。在苏英合并之后不久的1708年，苏格兰枢密院的废止令苏格兰政府失去了一个探听高地情报的重要机关，形成了长久的隐患。而随着第二代阿盖尔公爵从1737年开始推行土地产权改革，高地氏族的传统权威和影响力遭到削弱，一向为政府在高地西部充当战略缓冲力量的大氏族坎贝尔家也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因此，詹姆斯党军在格伦芬南和爱丁堡之间势如破竹的进军彻底暴露了苏格兰当局在军事上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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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7 正因如此，在查尔斯的军事会议上，很多将领开始主张暂停进军，巩固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以让法国人更愿意为下一步入侵英格兰的行动提供军事援助。然而，查尔斯坚决主张立刻入侵英格兰，他的决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成为多数意见。但在1745年11月初，当大约5500名詹姆斯党步兵与骑兵越过边境进入英格兰时，战局的形势正不断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联合王国政府已经从普雷斯顿潘斯的惨败中回过神来，火速从欧洲战场调遣精锐部队回防不列颠本土。虽然有三艘法国船在1745年秋季携带一些士兵和武器弹药抵达苏格兰东北的斯通黑文（Stonehaven）和蒙特罗斯港（这更像是一种姿态），但法国军队并未如詹姆斯党人期待的那样发起一场入侵。此外，查尔斯也未能在英格兰北部吸引大量詹姆斯党人和托利党的斯图亚特同情者前来投靠，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詹姆斯党人事实上只从英格兰詹姆斯党人中动员了一个曼彻斯特团，其成员大多是天主教徒。这最终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看不到法军登陆，詹姆斯党在英格兰北部的潜在支持者便不愿出手帮助，而法军入侵的消息最终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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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099 因此，当查尔斯要求手下从德比向伦敦进军时，他在军事会议上只得到了两个成员的支持。那些建议他慎重行事的将领无疑已经通过自己的线人掌握了或真或假的情报，得知三支汉诺威王朝的大军正齐头并进，向詹姆斯党军队扑来。查尔斯的军队最终得以在当年冬季穿越敌对的领土，逃脱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平安回到苏格兰，这一耀眼的成就既应归功于乔治·默里勋爵的战术技巧，也有赖于詹姆斯党人过硬的军事素质。然而，在1746年1月于福尔柯克（Falkirk）再一次击败政府军之后，詹姆斯党人开始不断向高地退却，他们将再也无法通过对富饶的低地城镇和诸郡乡村课税来填补自己的军费开支，但这一经济损失只是他们最终走向军事挫败的先声。运送军费的法国船只一直未能突破英国海军的封锁抵达苏格兰，而在苏格兰本地的财源彻底枯竭之后，这一问题对詹姆斯党造成的影响同样致命。最终，在这种濒临破产的绝境之下，查尔斯决定在因弗内斯附近的卡洛登迎击政府军，而非遵从手下一些将领的建议展开游击战。对詹姆斯党来说，因弗内斯是最后一座可以作为据点的城镇，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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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1 卡洛登战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746年4月16日，在坎伯兰公爵的指挥下，汉诺威王朝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实质上为这场詹姆斯党叛乱画上了句号，也为后续一系列针对起事的高地氏族的军事、司法和政治迫害拉开了序幕。卡洛登战役当天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对查尔斯一方不利。作为詹姆斯党人的最高指挥者，他首先为这场决战挑选了一个对敌人极为有利的战场：卡洛登荒原平坦开阔，天然有利于训练有素的步兵和发射霰弹（或葡萄弹）的炮兵发挥火力优势。而在奈恩，詹姆斯党人对坎伯兰公爵军发起的一场无果而终的夜袭也令氏族战士们筋疲力尽，无法在第二天早上有效作战。或许正是在这一因素的作用下，查尔斯手下五分之一的潜在兵力甚至没有被投入卡洛登的最终决战当中。在数量上，面对拥有约9000名步兵与骑兵的政府军，詹姆斯党陷入了相当于一比二的显著劣势。而在战斗当天，查尔斯迟迟没有下达冲锋命令，导致高地氏族战士组成的脆弱阵线在政府军的精准炮击之下暴露长达一个小时。不过，詹姆斯党人虽然在战斗中溃败了，却没有土崩瓦解。很多幸存者与迟到的参战者在巴德诺赫（Badenoch）地区的拉斯文重新集结，直到查尔斯命令他们各自逃生之后，这支队伍才最终解散。战败之后，查尔斯在高地躲避了长达数月的追捕，最终在1746年9月初逃回法国，这场冒险对他而言就此结束。但对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支持者来说，1745年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还远远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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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3 现在，随着坎伯兰公爵手下庞大的正规军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深入高地腹地，詹姆斯党人领地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这支政府军的手中。此时整个詹姆斯党地区事实上已处在军事占领之下，政府军将不会像1715年之后那样，用宽纵的政策错失惩戒詹姆斯党人的良机。那些詹姆斯党氏族的善战和忠诚让查尔斯几乎在苏格兰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氏族们必须被一劳永逸地打垮。在卡洛登战役期间和之后不久，估计有2000名高地氏族成员遭到屠杀，但如此惨痛的军事灾难依然没有扑灭詹姆斯党人的斗志，那些在拉斯文重新集结的败兵便是证明。这也让坎伯兰公爵意识到，只有在战后断然采用最为残酷的镇压手段，才能彻底消灭这种不可接受的悖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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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5 起初，坎伯兰公爵打算将所有高地氏族流放到海外殖民地，但他最终选择在高地执行焦土政策。1746年5月，坎伯兰公爵前往大谷地（Great Glen）的奥古斯都堡，在那里发起了对周边詹姆斯党最牢固根据地的恐怖统治，他的公开意图在于给当地民众一个永远难忘的教训。从格莱内尔格（Glenelg）、金泰尔、洛哈伯（Lochaber）到莫文（Morvern），四支劫掠部队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焚毁了多处定居点。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持续近一年的无情扫荡当中，就连那些忠于汉诺威王朝的氏族也未能幸免。政府军还在当地大量没收牛，这种牲口在高地的畜牧业社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可以用来从富裕地区换取粮食的重要货物。由于周边地区的大量劫掠所得集中流向奥古斯都堡，那里一度成为整个苏格兰最大的牲口市场，据称在一年之内便有20000头牛，以及大量绵羊、阉牛、马和山羊上市出售。即便在大规模劫掠行动结束很久之后，政府仍坚持在高地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韦德等人开辟的道路系统得到了大规模扩张，到1767年在高地修建的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000英里。而比这一工程更为显著的是在1748年到1769年间建造的乔治堡，这座堡垒位于因弗内斯以东的阿德希尔（Ardersier），它是欧洲最为坚固的炮兵要塞，也以实物形式永久性地体现了汉诺威王朝政府彻底镇压高地氏族，杜绝其对新教继承原则之威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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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7 在军事镇压结束之后，针对氏族制度的立法制裁开始了。高地人的特有装束被视为武装叛乱精神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一部新的《解除武装法》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法律规定，禁止高地人携带作战武器。废除世袭法权（即领地所有者的私法法庭）和军事租佃制的目的则在于消灭氏族酋长的传统权力。不过，在现实中，氏族内部忠诚纽带的维持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心意而非法律条文，诸如监督人制度（wardship）这样的军事租佃制则已经因高地商业经济的发展而成了历史。相比之下，旨在禁止拒绝宣誓派圣公会信徒（他们在卡洛登之战后的数月里成为政府在高地和苏格兰东北诸郡开展劫掠行动的重点目标）举行宗教集会的法律造成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因为这一举动正式承认了苏格兰圣公会牧师是詹姆斯党运动背后重要的理念推手。叛乱地主的财产被收归王室所有，其中大部分都被出售以偿还王室的债务，但有13处地产被永久性抄没，并在1752年至1784年交由一个委员会管理，以“在当地鼓励新教信仰，促进良好统治，推动产业发展，增强当地对国王陛下的效忠之志”。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政府认为新教信仰有助于促进当地人在意识形态上向当局看齐，而经济繁荣则有助于消除贫困，从而断绝叛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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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09 即便上述镇压手段如此严苛，我们仍很难断言高地的詹姆斯党运动因此遭到了毁灭。在一些地区，汉诺威政府军的暴行在当地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当中激起了坚决的反抗情绪，令坎伯兰公爵的继任者阿尔伯马尔伯爵（Earl of Albemarle）不堪其扰，甚至让他一度考虑彻底摧毁那些地区的设施，并将当地居民强制迁走。此外，对高地的军事占领非但没有促进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的建立，反而令盗匪活动更为猖獗，强盗活动不但出现在兰诺赫（Rannoch）、洛哈伯等一向不安宁的区域，还在高地中部及南部的一些地区蔓延。阿尔伯马尔的报告显示，即便王室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阿平（Appin）、莫伊达特、阿里塞格（Arisaig）和诺伊德特（Knoydart）等反对情绪高涨的地区仍期盼着来自法国的援兵，直到1747年冬天依旧如此。由此可见，无论是卡洛登之战的惨败还是在那之后的镇压行动，都没能立刻扑灭詹姆斯党的火苗，只有远比这些镇压手段深刻的力量才能迫使詹姆斯党彻底走向衰败，乃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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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11 在1715年的叛乱中，斯图亚特王朝的确有复辟的可能，但在1745年，詹姆斯党人达成这一目标的希望就颇为渺茫了。在泰河以南的低地地区，詹姆斯党运动不受欢迎。低地中部对詹姆斯党人的敌对情绪尤为突出，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城镇的反对态度也十分坚决。1715年，1707年《联合条约》的反对者为詹姆斯党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但在1740年代，更多人接受了与英格兰的关系。克莱德河流域发达的跨大西洋贸易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旺盛的亚麻、牲口、煤炭和谷物需求已让苏格兰的很多商人和土地主获利颇丰，尽管在苏格兰东海岸一些与欧洲往来更为密切的港口，经济没有那么景气。此外，斯图亚特王室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也成为阻挠他们实现复辟目标的一个根本障碍。斯图亚特王室不愿为政治野心牺牲自己的信仰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因如此，那些来自低地西部、中部和东南部的长老会教士为政府在当时的苏格兰充当了最有影响力的鼓吹手，那些地方也是苏格兰经济的心脏地带。他们四处宣扬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的恐怖图景，声称斯图亚特王朝将在苏格兰建立一个独裁的天主教政权，对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正确信仰”构成威胁。辉格党人的宣传则不遗余力地将查尔斯斥为一个从意大利（天主教廷所在地）来的外国人，以煽动民众的反天主教情绪，鼓动他们反对查尔斯。一个辉格党人曾作诗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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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13 敌基督从罗马伸出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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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15 与活该下地狱的高地贼人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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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17 他们匆匆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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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19 只等天罚降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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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21 因此，卡洛登战役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人看来只是一场针对敌基督的天谴。《格拉斯哥日报》刊发了一则大印张特别报道，庆祝“圣乔治骑士（Chevelier de St George）[9]的长子”被击败，并对格拉斯哥城内“前所未有的欢庆气氛”进行了记录。[10]对于政府军在卡洛登大获全胜的消息，苏格兰长老会核心地带的居民也感到解脱和欢乐，而在整场叛乱期间，只有极少数有地贵族出面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事业。即便在传统上支持詹姆斯党的一些地区，来自麦金托什（Macintosh）和齐硕姆（Chisholm）等部分氏族的上层人士也在1740年代就阵营归属问题陷入了分裂。而在赫布里底群岛上，诸如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Sir Alexander Macdonald）、锡福斯伯爵肯尼思·麦肯齐和斯凯岛的麦克劳德根本没有参与这场叛乱。早在卡洛登的惨败之前，詹姆斯党人在苏格兰的支持力量就已很薄弱。正是在这一背景和英格兰詹姆斯党支持者彻底消亡的作用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希望才彻底破灭，政府军战胜并镇压詹姆斯党的武力手段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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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23 [1] “邦尼”（Bonnie）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北部英语中有形容人富有魅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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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25 [2] 即第一代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1670—1734），逊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在父亲流亡法国之后曾在法王路易十四军中担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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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27 [3] Murray G. H. Pittock，Jacobitism（London，1998），pp.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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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29 [4] 位于珀斯附近，在盖尔语时代曾是古苏格兰的政治中心，在中世纪建有斯昆修道院，是苏格兰国王传统的即位之地。始于14世纪的传说宣称当地的一块石头“斯昆石”曾为苏格兰著名国王大卫一世（1124—1153年在位）加冕时所坐之物，在现代仍作为联合王国君主统治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在举行加冕礼时被置于王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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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1 [5]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1674—1723），法王路易十四的侄子，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法兰西摄政者，直至1723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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