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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党在1744年的入侵计划最终无限期推迟，这无疑令一心想要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以偿父亲之夙愿的查尔斯大为沮丧。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情绪，查尔斯决定自行前往不列颠领导一场叛乱，以迫使他的法国盟友诚心诚意地提供军事支援，帮助这场针对光荣革命的反正事业取得成功。这无疑是一场大胆乃至鲁莽的豪赌，而查尔斯的抉择也将决定他此后的命运。对查尔斯来说，最佳的登陆地点显然是苏格兰高地西部，这里是詹姆斯党的根据地，也远在敌人的耳目之外。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曾向查尔斯提出谏言，认为这场叛乱至少需要6000名法国士兵、可供10000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和一笔3000金路易的军费资助才能成功，但查尔斯不以为意。对于自己军事指挥经验的欠缺，查尔斯显然也毫不在意。1745年夏天，当他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登陆时，他身边只带着少数随从，即所谓的“莫伊达特七忠臣”（Seven Men of Moidart），以及少量武装和4000枚金币。这将是詹姆斯党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场叛乱，其开端却简朴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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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阶段，查尔斯的冒险气魄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靠着几位重要的詹姆斯党氏族酋长的帮助，查尔斯很快集合了一支2500多人的队伍，快速攻向低地，并在登陆一个月后夺取了爱丁堡，接着在爱丁堡以南的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彻底击溃了约翰·科普爵士（Sir John Cope）率领的政府军。在离开法国仅数周之后，查尔斯就成了苏格兰的主人。这场胜利体现的不只是高地氏族的骁勇善战和乔治·默里勋爵（1745年叛乱中最具影响力的詹姆斯党将领）高超的指挥手腕，苏格兰政府有效应对措施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令查尔斯早期的成功成为可能。1745年夏天，苏格兰政府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当斯图亚特家族的旗帜在当年8月飘扬于希尔湖畔的格伦芬南（Glenfinnan）时，政府却将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到欧洲前线，以缓解正面战场的沉重压力，这意味着科普爵士不得不凭区区3000人防御苏格兰全部地区。在苏英合并之后不久的1708年，苏格兰枢密院的废止令苏格兰政府失去了一个探听高地情报的重要机关，形成了长久的隐患。而随着第二代阿盖尔公爵从1737年开始推行土地产权改革，高地氏族的传统权威和影响力遭到削弱，一向为政府在高地西部充当战略缓冲力量的大氏族坎贝尔家也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因此，詹姆斯党军在格伦芬南和爱丁堡之间势如破竹的进军彻底暴露了苏格兰当局在军事上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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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在查尔斯的军事会议上，很多将领开始主张暂停进军，巩固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以让法国人更愿意为下一步入侵英格兰的行动提供军事援助。然而，查尔斯坚决主张立刻入侵英格兰，他的决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成为多数意见。但在1745年11月初，当大约5500名詹姆斯党步兵与骑兵越过边境进入英格兰时，战局的形势正不断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联合王国政府已经从普雷斯顿潘斯的惨败中回过神来，火速从欧洲战场调遣精锐部队回防不列颠本土。虽然有三艘法国船在1745年秋季携带一些士兵和武器弹药抵达苏格兰东北的斯通黑文（Stonehaven）和蒙特罗斯港（这更像是一种姿态），但法国军队并未如詹姆斯党人期待的那样发起一场入侵。此外，查尔斯也未能在英格兰北部吸引大量詹姆斯党人和托利党的斯图亚特同情者前来投靠，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詹姆斯党人事实上只从英格兰詹姆斯党人中动员了一个曼彻斯特团，其成员大多是天主教徒。这最终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看不到法军登陆，詹姆斯党在英格兰北部的潜在支持者便不愿出手帮助，而法军入侵的消息最终没有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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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查尔斯要求手下从德比向伦敦进军时，他在军事会议上只得到了两个成员的支持。那些建议他慎重行事的将领无疑已经通过自己的线人掌握了或真或假的情报，得知三支汉诺威王朝的大军正齐头并进，向詹姆斯党军队扑来。查尔斯的军队最终得以在当年冬季穿越敌对的领土，逃脱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平安回到苏格兰，这一耀眼的成就既应归功于乔治·默里勋爵的战术技巧，也有赖于詹姆斯党人过硬的军事素质。然而，在1746年1月于福尔柯克（Falkirk）再一次击败政府军之后，詹姆斯党人开始不断向高地退却，他们将再也无法通过对富饶的低地城镇和诸郡乡村课税来填补自己的军费开支，但这一经济损失只是他们最终走向军事挫败的先声。运送军费的法国船只一直未能突破英国海军的封锁抵达苏格兰，而在苏格兰本地的财源彻底枯竭之后，这一问题对詹姆斯党造成的影响同样致命。最终，在这种濒临破产的绝境之下，查尔斯决定在因弗内斯附近的卡洛登迎击政府军，而非遵从手下一些将领的建议展开游击战。对詹姆斯党来说，因弗内斯是最后一座可以作为据点的城镇，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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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登战役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746年4月16日，在坎伯兰公爵的指挥下，汉诺威王朝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实质上为这场詹姆斯党叛乱画上了句号，也为后续一系列针对起事的高地氏族的军事、司法和政治迫害拉开了序幕。卡洛登战役当天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对查尔斯一方不利。作为詹姆斯党人的最高指挥者，他首先为这场决战挑选了一个对敌人极为有利的战场：卡洛登荒原平坦开阔，天然有利于训练有素的步兵和发射霰弹（或葡萄弹）的炮兵发挥火力优势。而在奈恩，詹姆斯党人对坎伯兰公爵军发起的一场无果而终的夜袭也令氏族战士们筋疲力尽，无法在第二天早上有效作战。或许正是在这一因素的作用下，查尔斯手下五分之一的潜在兵力甚至没有被投入卡洛登的最终决战当中。在数量上，面对拥有约9000名步兵与骑兵的政府军，詹姆斯党陷入了相当于一比二的显著劣势。而在战斗当天，查尔斯迟迟没有下达冲锋命令，导致高地氏族战士组成的脆弱阵线在政府军的精准炮击之下暴露长达一个小时。不过，詹姆斯党人虽然在战斗中溃败了，却没有土崩瓦解。很多幸存者与迟到的参战者在巴德诺赫（Badenoch）地区的拉斯文重新集结，直到查尔斯命令他们各自逃生之后，这支队伍才最终解散。战败之后，查尔斯在高地躲避了长达数月的追捕，最终在1746年9月初逃回法国，这场冒险对他而言就此结束。但对他在苏格兰高地的支持者来说，1745年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还远远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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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坎伯兰公爵手下庞大的正规军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深入高地腹地，詹姆斯党人领地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这支政府军的手中。此时整个詹姆斯党地区事实上已处在军事占领之下，政府军将不会像1715年之后那样，用宽纵的政策错失惩戒詹姆斯党人的良机。那些詹姆斯党氏族的善战和忠诚让查尔斯几乎在苏格兰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氏族们必须被一劳永逸地打垮。在卡洛登战役期间和之后不久，估计有2000名高地氏族成员遭到屠杀，但如此惨痛的军事灾难依然没有扑灭詹姆斯党人的斗志，那些在拉斯文重新集结的败兵便是证明。这也让坎伯兰公爵意识到，只有在战后断然采用最为残酷的镇压手段，才能彻底消灭这种不可接受的悖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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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坎伯兰公爵打算将所有高地氏族流放到海外殖民地，但他最终选择在高地执行焦土政策。1746年5月，坎伯兰公爵前往大谷地（Great Glen）的奥古斯都堡，在那里发起了对周边詹姆斯党最牢固根据地的恐怖统治，他的公开意图在于给当地民众一个永远难忘的教训。从格莱内尔格（Glenelg）、金泰尔、洛哈伯（Lochaber）到莫文（Morvern），四支劫掠部队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焚毁了多处定居点。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持续近一年的无情扫荡当中，就连那些忠于汉诺威王朝的氏族也未能幸免。政府军还在当地大量没收牛，这种牲口在高地的畜牧业社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可以用来从富裕地区换取粮食的重要货物。由于周边地区的大量劫掠所得集中流向奥古斯都堡，那里一度成为整个苏格兰最大的牲口市场，据称在一年之内便有20000头牛，以及大量绵羊、阉牛、马和山羊上市出售。即便在大规模劫掠行动结束很久之后，政府仍坚持在高地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韦德等人开辟的道路系统得到了大规模扩张，到1767年在高地修建的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000英里。而比这一工程更为显著的是在1748年到1769年间建造的乔治堡，这座堡垒位于因弗内斯以东的阿德希尔（Ardersier），它是欧洲最为坚固的炮兵要塞，也以实物形式永久性地体现了汉诺威王朝政府彻底镇压高地氏族，杜绝其对新教继承原则之威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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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镇压结束之后，针对氏族制度的立法制裁开始了。高地人的特有装束被视为武装叛乱精神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一部新的《解除武装法》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法律规定，禁止高地人携带作战武器。废除世袭法权（即领地所有者的私法法庭）和军事租佃制的目的则在于消灭氏族酋长的传统权力。不过，在现实中，氏族内部忠诚纽带的维持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心意而非法律条文，诸如监督人制度（wardship）这样的军事租佃制则已经因高地商业经济的发展而成了历史。相比之下，旨在禁止拒绝宣誓派圣公会信徒（他们在卡洛登之战后的数月里成为政府在高地和苏格兰东北诸郡开展劫掠行动的重点目标）举行宗教集会的法律造成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因为这一举动正式承认了苏格兰圣公会牧师是詹姆斯党运动背后重要的理念推手。叛乱地主的财产被收归王室所有，其中大部分都被出售以偿还王室的债务，但有13处地产被永久性抄没，并在1752年至1784年交由一个委员会管理，以“在当地鼓励新教信仰，促进良好统治，推动产业发展，增强当地对国王陛下的效忠之志”。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政府认为新教信仰有助于促进当地人在意识形态上向当局看齐，而经济繁荣则有助于消除贫困，从而断绝叛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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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上述镇压手段如此严苛，我们仍很难断言高地的詹姆斯党运动因此遭到了毁灭。在一些地区，汉诺威政府军的暴行在当地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当中激起了坚决的反抗情绪，令坎伯兰公爵的继任者阿尔伯马尔伯爵（Earl of Albemarle）不堪其扰，甚至让他一度考虑彻底摧毁那些地区的设施，并将当地居民强制迁走。此外，对高地的军事占领非但没有促进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的建立，反而令盗匪活动更为猖獗，强盗活动不但出现在兰诺赫（Rannoch）、洛哈伯等一向不安宁的区域，还在高地中部及南部的一些地区蔓延。阿尔伯马尔的报告显示，即便王室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阿平（Appin）、莫伊达特、阿里塞格（Arisaig）和诺伊德特（Knoydart）等反对情绪高涨的地区仍期盼着来自法国的援兵，直到1747年冬天依旧如此。由此可见，无论是卡洛登之战的惨败还是在那之后的镇压行动，都没能立刻扑灭詹姆斯党的火苗，只有远比这些镇压手段深刻的力量才能迫使詹姆斯党彻底走向衰败，乃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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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15年的叛乱中，斯图亚特王朝的确有复辟的可能，但在1745年，詹姆斯党人达成这一目标的希望就颇为渺茫了。在泰河以南的低地地区，詹姆斯党运动不受欢迎。低地中部对詹姆斯党人的敌对情绪尤为突出，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城镇的反对态度也十分坚决。1715年，1707年《联合条约》的反对者为詹姆斯党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但在1740年代，更多人接受了与英格兰的关系。克莱德河流域发达的跨大西洋贸易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旺盛的亚麻、牲口、煤炭和谷物需求已让苏格兰的很多商人和土地主获利颇丰，尽管在苏格兰东海岸一些与欧洲往来更为密切的港口，经济没有那么景气。此外，斯图亚特王室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也成为阻挠他们实现复辟目标的一个根本障碍。斯图亚特王室不愿为政治野心牺牲自己的信仰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因如此，那些来自低地西部、中部和东南部的长老会教士为政府在当时的苏格兰充当了最有影响力的鼓吹手，那些地方也是苏格兰经济的心脏地带。他们四处宣扬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的恐怖图景，声称斯图亚特王朝将在苏格兰建立一个独裁的天主教政权，对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正确信仰”构成威胁。辉格党人的宣传则不遗余力地将查尔斯斥为一个从意大利（天主教廷所在地）来的外国人，以煽动民众的反天主教情绪，鼓动他们反对查尔斯。一个辉格党人曾作诗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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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基督从罗马伸出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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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该下地狱的高地贼人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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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匆匆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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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天罚降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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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洛登战役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人看来只是一场针对敌基督的天谴。《格拉斯哥日报》刊发了一则大印张特别报道，庆祝“圣乔治骑士（Chevelier de St George）[9]的长子”被击败，并对格拉斯哥城内“前所未有的欢庆气氛”进行了记录。[10]对于政府军在卡洛登大获全胜的消息，苏格兰长老会核心地带的居民也感到解脱和欢乐，而在整场叛乱期间，只有极少数有地贵族出面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事业。即便在传统上支持詹姆斯党的一些地区，来自麦金托什（Macintosh）和齐硕姆（Chisholm）等部分氏族的上层人士也在1740年代就阵营归属问题陷入了分裂。而在赫布里底群岛上，诸如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Sir Alexander Macdonald）、锡福斯伯爵肯尼思·麦肯齐和斯凯岛的麦克劳德根本没有参与这场叛乱。早在卡洛登的惨败之前，詹姆斯党人在苏格兰的支持力量就已很薄弱。正是在这一背景和英格兰詹姆斯党支持者彻底消亡的作用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希望才彻底破灭，政府军战胜并镇压詹姆斯党的武力手段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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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邦尼”（Bonnie）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北部英语中有形容人富有魅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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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第一代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1670—1734），逊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在父亲流亡法国之后曾在法王路易十四军中担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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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urray G. H. Pittock，Jacobitism（London，1998），pp.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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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于珀斯附近，在盖尔语时代曾是古苏格兰的政治中心，在中世纪建有斯昆修道院，是苏格兰国王传统的即位之地。始于14世纪的传说宣称当地的一块石头“斯昆石”曾为苏格兰著名国王大卫一世（1124—1153年在位）加冕时所坐之物，在现代仍作为联合王国君主统治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在举行加冕礼时被置于王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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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1674—1723），法王路易十四的侄子，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法兰西摄政者，直至1723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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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ulloden Papers（London，1912），Ⅰ，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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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詹金斯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指1739年爆发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1731年，英国商船船长罗伯特·詹金斯在加勒比海遭西班牙殖民当局搜查时，两者发生冲突，詹金斯的一只耳朵被割下，这一纠纷最终在1738年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并导致英国政府在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这场战事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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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W.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Aberdeen，198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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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查尔斯之父——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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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lasgow Journal，28 April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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