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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坎伯兰公爵打算将所有高地氏族流放到海外殖民地，但他最终选择在高地执行焦土政策。1746年5月，坎伯兰公爵前往大谷地（Great Glen）的奥古斯都堡，在那里发起了对周边詹姆斯党最牢固根据地的恐怖统治，他的公开意图在于给当地民众一个永远难忘的教训。从格莱内尔格（Glenelg）、金泰尔、洛哈伯（Lochaber）到莫文（Morvern），四支劫掠部队在皇家海军的支援下焚毁了多处定居点。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持续近一年的无情扫荡当中，就连那些忠于汉诺威王朝的氏族也未能幸免。政府军还在当地大量没收牛，这种牲口在高地的畜牧业社会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可以用来从富裕地区换取粮食的重要货物。由于周边地区的大量劫掠所得集中流向奥古斯都堡，那里一度成为整个苏格兰最大的牲口市场，据称在一年之内便有20000头牛，以及大量绵羊、阉牛、马和山羊上市出售。即便在大规模劫掠行动结束很久之后，政府仍坚持在高地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韦德等人开辟的道路系统得到了大规模扩张，到1767年在高地修建的道路总里程已超过1000英里。而比这一工程更为显著的是在1748年到1769年间建造的乔治堡，这座堡垒位于因弗内斯以东的阿德希尔（Ardersier），它是欧洲最为坚固的炮兵要塞，也以实物形式永久性地体现了汉诺威王朝政府彻底镇压高地氏族，杜绝其对新教继承原则之威胁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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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镇压结束之后，针对氏族制度的立法制裁开始了。高地人的特有装束被视为武装叛乱精神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一部新的《解除武装法》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法律规定，禁止高地人携带作战武器。废除世袭法权（即领地所有者的私法法庭）和军事租佃制的目的则在于消灭氏族酋长的传统权力。不过，在现实中，氏族内部忠诚纽带的维持主要依靠其成员的心意而非法律条文，诸如监督人制度（wardship）这样的军事租佃制则已经因高地商业经济的发展而成了历史。相比之下，旨在禁止拒绝宣誓派圣公会信徒（他们在卡洛登之战后的数月里成为政府在高地和苏格兰东北诸郡开展劫掠行动的重点目标）举行宗教集会的法律造成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因为这一举动正式承认了苏格兰圣公会牧师是詹姆斯党运动背后重要的理念推手。叛乱地主的财产被收归王室所有，其中大部分都被出售以偿还王室的债务，但有13处地产被永久性抄没，并在1752年至1784年交由一个委员会管理，以“在当地鼓励新教信仰，促进良好统治，推动产业发展，增强当地对国王陛下的效忠之志”。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政府认为新教信仰有助于促进当地人在意识形态上向当局看齐，而经济繁荣则有助于消除贫困，从而断绝叛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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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上述镇压手段如此严苛，我们仍很难断言高地的詹姆斯党运动因此遭到了毁灭。在一些地区，汉诺威政府军的暴行在当地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当中激起了坚决的反抗情绪，令坎伯兰公爵的继任者阿尔伯马尔伯爵（Earl of Albemarle）不堪其扰，甚至让他一度考虑彻底摧毁那些地区的设施，并将当地居民强制迁走。此外，对高地的军事占领非但没有促进当地的法律和秩序的建立，反而令盗匪活动更为猖獗，强盗活动不但出现在兰诺赫（Rannoch）、洛哈伯等一向不安宁的区域，还在高地中部及南部的一些地区蔓延。阿尔伯马尔的报告显示，即便王室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阿平（Appin）、莫伊达特、阿里塞格（Arisaig）和诺伊德特（Knoydart）等反对情绪高涨的地区仍期盼着来自法国的援兵，直到1747年冬天依旧如此。由此可见，无论是卡洛登之战的惨败还是在那之后的镇压行动，都没能立刻扑灭詹姆斯党的火苗，只有远比这些镇压手段深刻的力量才能迫使詹姆斯党彻底走向衰败，乃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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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15年的叛乱中，斯图亚特王朝的确有复辟的可能，但在1745年，詹姆斯党人达成这一目标的希望就颇为渺茫了。在泰河以南的低地地区，詹姆斯党运动不受欢迎。低地中部对詹姆斯党人的敌对情绪尤为突出，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城镇的反对态度也十分坚决。1715年，1707年《联合条约》的反对者为詹姆斯党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但在1740年代，更多人接受了与英格兰的关系。克莱德河流域发达的跨大西洋贸易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旺盛的亚麻、牲口、煤炭和谷物需求已让苏格兰的很多商人和土地主获利颇丰，尽管在苏格兰东海岸一些与欧洲往来更为密切的港口，经济没有那么景气。此外，斯图亚特王室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也成为阻挠他们实现复辟目标的一个根本障碍。斯图亚特王室不愿为政治野心牺牲自己的信仰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因如此，那些来自低地西部、中部和东南部的长老会教士为政府在当时的苏格兰充当了最有影响力的鼓吹手，那些地方也是苏格兰经济的心脏地带。他们四处宣扬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的恐怖图景，声称斯图亚特王朝将在苏格兰建立一个独裁的天主教政权，对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正确信仰”构成威胁。辉格党人的宣传则不遗余力地将查尔斯斥为一个从意大利（天主教廷所在地）来的外国人，以煽动民众的反天主教情绪，鼓动他们反对查尔斯。一个辉格党人曾作诗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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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基督从罗马伸出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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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该下地狱的高地贼人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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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匆匆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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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天罚降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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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洛登战役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人看来只是一场针对敌基督的天谴。《格拉斯哥日报》刊发了一则大印张特别报道，庆祝“圣乔治骑士（Chevelier de St George）[9]的长子”被击败，并对格拉斯哥城内“前所未有的欢庆气氛”进行了记录。[10]对于政府军在卡洛登大获全胜的消息，苏格兰长老会核心地带的居民也感到解脱和欢乐，而在整场叛乱期间，只有极少数有地贵族出面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事业。即便在传统上支持詹姆斯党的一些地区，来自麦金托什（Macintosh）和齐硕姆（Chisholm）等部分氏族的上层人士也在1740年代就阵营归属问题陷入了分裂。而在赫布里底群岛上，诸如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Sir Alexander Macdonald）、锡福斯伯爵肯尼思·麦肯齐和斯凯岛的麦克劳德根本没有参与这场叛乱。早在卡洛登的惨败之前，詹姆斯党人在苏格兰的支持力量就已很薄弱。正是在这一背景和英格兰詹姆斯党支持者彻底消亡的作用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希望才彻底破灭，政府军战胜并镇压詹姆斯党的武力手段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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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邦尼”（Bonnie）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北部英语中有形容人富有魅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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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第一代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1670—1734），逊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在父亲流亡法国之后曾在法王路易十四军中担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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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urray G. H. Pittock，Jacobitism（London，1998），pp.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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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于珀斯附近，在盖尔语时代曾是古苏格兰的政治中心，在中世纪建有斯昆修道院，是苏格兰国王传统的即位之地。始于14世纪的传说宣称当地的一块石头“斯昆石”曾为苏格兰著名国王大卫一世（1124—1153年在位）加冕时所坐之物，在现代仍作为联合王国君主统治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在举行加冕礼时被置于王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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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1674—1723），法王路易十四的侄子，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法兰西摄政者，直至1723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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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ulloden Papers（London，1912），Ⅰ，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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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詹金斯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指1739年爆发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1731年，英国商船船长罗伯特·詹金斯在加勒比海遭西班牙殖民当局搜查时，两者发生冲突，詹金斯的一只耳朵被割下，这一纠纷最终在1738年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并导致英国政府在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这场战事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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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W.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Aberdeen，198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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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查尔斯之父——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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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lasgow Journal，28 April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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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三章 联合王国与苏格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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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签订之前的数年里，苏格兰经济陷入了危机。1695—1699年的“灾年”造成大量苏格兰人因饥荒死亡，也令迁居阿尔斯特的移民数量大幅增长。根据估算，这些现象令苏格兰人口减少了15%。苏格兰商人迫切地希望用现金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应急，但因为货币稀缺，这反而破坏了苏格兰的信贷渠道，不断上涨的粮价也令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此外，1689—1697年的英法战争造成的压力，以及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更趋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对苏格兰出口市场的限制，都加剧了饥荒在苏格兰的影响。1689年后，苏格兰与法国之间的鱼和羊毛纺织品贸易被彻底禁绝，煤炭等其他商品的贸易则被加征了惩罚性关税。而在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尾声，达里恩公司的倒闭更造成了153000英镑的巨额损失。有观点认为这场灾难令苏格兰失去了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流动资产，但其造成的具体损失的规模已无法准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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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灾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无可否认。然而，我们很难断言这场危机到底是源自苏格兰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还是由一些短期困难所造成的。例如，1690年代的饥荒肯定因一连串严重但短暂的气候灾害而起，苏格兰只是受其影响的多个西欧国家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苏格兰人之所以对1690年代粮食供应危机怀有如此普遍的警觉之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往年已经习惯于更好的年景。从1650年代开始，苏格兰只在1674年至1675年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粮食歉收，这段较为宽裕的时光与16世纪下半叶的恐怖境况形成了对比。1560—1600年，苏格兰部分地区曾在多达三分之一的年份里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17世纪下半叶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粮食供给政策的大幅改变也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年景的相对改善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苏格兰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禁止粮食出口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是试图用补贴鼓励苏格兰人将谷物粗粉出口海外。169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影响重大的《谷物补贴法》（Corn Bounty Act），而那一年正好是1690年代粮食歉收的开始。事实上，苏格兰农业真正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周期性粮食富余对粮价造成的下行压力，以及粮价下降对地主和佃农收入水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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