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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690年代的苏格兰为清教主义的宗教压迫所笼罩，但这一时期狂热分子的实际权威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强大。事实上，长老派压迫宗教异端分子的力度之大，可能部分源自他们对自身相对弱势地位的认识，他们充满焦虑地怀疑苏格兰的多数人口反对1688—1689年的革命，因此不受在这场革命中恢复权威的教会总会制约。1690年代的宗教迫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宗教反革命势力在过渡时期的过度反应，他们曾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权力，急切盼望着清算从前的敌人和正确信仰的违背者。但在公开的迫害事件之外，激进的新理念正从欧洲大陆和英格兰逐渐渗入，并开始动摇加尔文宗的顽固思想。霍布斯、莱布尼茨、格劳秀斯、普芬多夫、沙夫茨伯里、伯克利、洛克和牛顿等人的新思想显然与《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的规定不符，而正是后者在1690年的苏格兰解决方案中为苏格兰国教会的科条提供了基础文本。新的思想已经在苏格兰的大学讲堂中传播，至于苏格兰的下一代教士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则远未可期。或许正是在这些思想的作用下，18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国教会开始采取一种比从前更为务实的态度。1707年，国教会先是反对，然后（在自身相对于英格兰国教会的独立性得到《保证法案》保障之后）支持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议会联合，令两个拥有鲜明宗教差异的新教国家和平合并，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苏英合并可能反而为长老派在苏格兰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为正是这一联合对詹姆斯党人的反革命活动构成了重大障碍。因此，苏格兰教会的态度本可以日益缓和。但苏格兰国教会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1715年，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西姆森（John Simson）因异端罪嫌疑受到教会总会审判。他承认加尔文宗神学思想的正确性，但认为神学讨论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并鼓励自己的学生独立思考。关于西姆森的争议持续了多年，直到他在1729年被取消授课资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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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有三种因素对在苏格兰社会中塑造一种更为开明的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种是1712年托利党政府在威斯敏斯特通过的《赞助法》，这部法律重申了地方上的世俗赞助人任命本地牧师的权力，令主张由地方信徒群体选举牧师的长老派颇为满意。但当苏格兰的地主阶层第一次广泛践行这种新权力时，苏格兰长老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在1740年导致了一场由埃比尼泽·厄斯金（Ebenezer Erskine）领导的分裂运动。1752年，随着救济教会（Relief Church）成立，苏格兰国教会迎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分裂。其中一些脱离苏格兰国教会的宗教人士拥有坚定的清教徒倾向，这在1740年尤为突出。他们的退出令开明派意见在教会总会的影响力上升，因为地方赞助人往往任命与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人担任本地牧师，而非那些背负“野蛮”、狂热之名的人，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国教会的分裂本身也颇有深意，这表明在苏格兰推行一种一元化的服从已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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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牧师在苏格兰的大学中接受教育，到了1720年代和1730年代，其中一些学府的神学教育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在这当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在1729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46年去世，在此期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哈奇森生于北爱尔兰阿马（Armagh）地区的一户苏格兰裔长老派基督徒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担任牧师。在受教于格拉斯哥大学期间，他受到在那里任教的约翰·西姆森的影响，接受了后者的开明思想。在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之后，哈奇森又对整整一代受教于他的神学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最著名的学生亚当·斯密曾在后来回忆了“永世难忘的哈奇森博士那卓越的才能与品德”。[3]哈奇森在讲座中侃侃而谈，使用英语而非拉丁语。他坚信理性探究是推进神学研究的唯一路径，强调仁慈是道德伦理的基础，并对人性怀有比堕落和原罪论更为积极的态度。他曾在1740年向一个爱尔兰朋友总结了自己的目的。他说，自从来到格拉斯哥，他便致力于“在苏格兰宣扬宗教信仰中那些更为温和、更为仁善的情感。在这里，人们对于和真正的信仰关系不大的问题怀有过度的激情与怒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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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哈奇森和他的朋友兼后继者威廉·利奇曼（William Leechman）的教化，“温和仁善的情感”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纲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日后牧师教育中的关键因素。从现有资料来看，18世纪中叶，大约四分之一的苏格兰教士曾受教于格拉斯哥大学。哈奇森思想令苏格兰的神学变得更为宽容，他主张在论证宗教信仰的正确性时，理性和信仰之心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呼吁思考更广泛的伦理问题，而不只是关注狭义的神学问题。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如此书写了哈奇森和利奇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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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学派在苏格兰西部兴起了。到那时为止，当地的教士阶层仍怀有狭隘而排外的思想……虽然两位教授没有宣扬任何异端思想，但他们打开并拓宽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很快让他们转向自由探究，而这又塑造了一种更为诚恳、更为开明的风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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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推行的教育新制也极大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背后第三大因素的发展，即苏格兰国教会内部开明风气的形成。这一趋势是以所谓温和党的崛起为标志的。在1740年代和1750年代早期的分裂运动中，一些教条主义人士退出了苏格兰国教会，令教会的清教主义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赞助法》的影响犹存，且很多地方堂区的会众并不接受由世俗赞助人任命的牧师，所以教会内部的矛盾尚未消除。因为连虔诚的长老派基督徒有时也会出于信仰上的良心而拒绝总会关于赞助制的裁定，苏格兰国教会的权威面临着瓦解的威胁。苏格兰基督徒的强烈抵触再一次叩问了苏格兰国教会与政府间的关系，正是后者推动了赞助制立法的通过。正是出于对这些争端的关切，温和党在1750年代早期形成了。温和党由一些年轻的牧师组成，其中包括威廉·罗伯逊和休·布莱尔（Hugh Blair），他们决心在赞助制争端中重新确立苏格兰国教会总会的权威。他们主张，因为赞助制是苏格兰国教会牧师选任制度的法定基础，所以只有强制推行苏格兰的法律才能让教会正当合理地独立于政府干预。换言之，接受赞助制是苏格兰基督徒为保证教会的独立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此基础上，罗伯逊本人还认为与把牧师人选问题交给当地会众定夺相比，赞助制可以为教会选拔出教育水平更高、价值取向更开明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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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温和党的影响力上升，苏格兰国教会内部的批判性意见就会得到更大的空间，教会与世俗价值观及世俗权力间的关系也会空前紧密。温和党人主张容忍教派分歧，适应现行的政治体制。在1745年小王位觊觎者叛乱中，一些温和党人坚决支持汉诺威王室的统治，而温和党的领袖威廉·罗伯逊本人曾参与了在爱丁堡抵御詹姆斯党叛军的作战。他们也支持建立一个思想更加开明的教士集团，并保障非苏格兰国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只要他们遵守法律）。因此，曾亲自宣判托马斯·艾肯黑德死刑的托马斯·哈里伯顿（Thomas Halyburton）会做出如此抱怨便毫不令人意外了：“一种基于理性的信仰即将到来。我所说的这种信仰只寻求在表面上遵从信徒的义务与戒律，毫无神性可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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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哈里伯顿有些多虑了。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信奉传统的加尔文宗基督教，无论是本书下一章中将要描述的堂区小会规则的持续性影响，还是18世纪中叶新兴的反对派教会（此时正值温和党在苏格兰国教会内部的势力开始壮大）所吸引的广泛支持，都能为此提供证明。对赞助制持续不断的反感，大量地方教堂会众对于放弃牧师选任权的排斥，以及对强加于一些堂区之上却不受欢迎的牧师的激烈反对都表明，大众信仰的热度与力量并未消退。例如，1740年代初，一股福音派信仰浪潮席卷苏格兰部分地区；1742年，威廉·麦卡洛克（William McCulloch）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曾在拉纳克郡的坎布斯朗（Cambuslang）向约三万人布道，吸引许多人在高涨的宗教热情中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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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50年之后的数十年里，温和党人还是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多所大学教席的把持，在苏格兰国教会总会中取得了主导权。反之，温和党人的影响力也保证了过去针对宗教异端的猎捕运动不会再次发生。因此，在1755年和1756年，当大卫·休谟和凯姆斯法官遭到苏格兰国教会总会抨击时，因为威廉·罗伯逊（他在1762年至1780年领导温和党，在1762年至1793年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介入，两人都没有遭到惩罚。在他的两卷本名著《苏格兰史》（1759）中，罗伯逊更进一步，攻击了苏格兰的长老派传统。通过表明苏格兰的宗教誓约并不来自神意的指引，而是源自苏格兰人“结伙”（banding）自保的封建传统，罗伯逊粉碎了认为苏格兰民族因1581年、1638年和1643年与上帝订立誓约而凝聚起来的观点。他也强烈谴责了17世纪誓约派（大多数普通苏格兰新教徒将他们奉为民间英雄）为自己的不法暴行所付出的血腥代价。这位启蒙时代的新人正在与人们历史记忆中被他斥为恐怖且非理性的部分拉开距离，无论其他人对这些往事如何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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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这种新生的自由主义倾向中推断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启蒙学者正大举抛弃加尔文宗神学、倒向世俗主义也是极为错误的。宗教仍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影响力仍无远弗届。加尔文宗思想依旧广泛见于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例如，加尔文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7]与历史变迁趋势中的“看不见的手”概念都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所涉及。苏格兰国教会的温和党人并没有忽视宗教信条，而是将教义作为社会分析的一种工具。他们正是用上帝关于宇宙秩序的神圣计划来解释为什么社会的政治结构应有等级之分。归根结底，这一时期教会依然在学校和大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后两者正是启蒙运动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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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大学都值得重点关注。大多数主要的启蒙思想家（除大卫·休谟和詹姆斯·赫顿等人之外）都曾在大学担任教授，他们在大学的授课活动也是启蒙思想向苏格兰新一代牧师、教师、医生与律师传播的主要手段。此外，18世纪大学教纲的彻底改革正是以改良、美德和务实主义等启蒙时代的价值为基础展开的。因此，在促进这一时期思潮变化的同时，苏格兰的大学本身也为这些新思想提供了关键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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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690年代长老派基督徒曾大肆迫害主教制圣公会派学者，一些苏格兰大学仍从那时起开始采纳牛顿的科学方法、约翰·洛克的原则和来自荷兰的新理念，以影响这些机构的教学实践与思辨方式。但这只是18世纪更为深远的思想进步的一篇序曲。在苏格兰，只有圣安德鲁斯大学几乎没有受到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丹尼尔·笛福曾在1727年称这所大学“行将就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曾在1773年称这里“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败，只能挣扎求生”。[8]但在其他地方，形势乐观得多。苏格兰大学生人数快速上升：爱丁堡大学在1690年代只有400名学生，这一数字在一个世纪后上升到1300人；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1696年的250人上升到1824年的1240人；阿伯丁国王学院的学生人数则从1776年的50人上升到1812年的156人。苏格兰人拥有远赴欧陆大学就读的传统，但在这一时期，苏格兰赴欧陆留学人数下降，苏格兰本地的学府则开始吸引来自阿尔斯特的长老派基督徒学生，以及那些未能在牛津、剑桥或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的英格兰宗教异见者。学生往往在十几岁时进入大学，而对这一年龄段的青年来说，苏格兰学府有着强大的魅力。苏格兰大学的学费远比英格兰大学低廉，前者也更强调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科目教育，如法学和医学。在这一时期，像格拉斯哥大学这样的学府吸引了大量商人阶层出身的学员前来就读。在1740年代，来自商人阶层的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26%；而到183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50%左右。鉴于这一阶层注重从教育中获得实际利益，这种吸引力无疑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总体而言，苏格兰大学生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苏格兰堂区与城镇学院为高等学府供应了大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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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中，苏格兰大学制度的一些特点值得关注。从长期来看，导师制度的废除（1708年始于爱丁堡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举措，以及在一些科目的教学方法上对背诵固定文本的摈弃，都令苏格兰大学的教学方法更为发散且开放。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和约翰·米勒的《等级差异的起源》（1771），最初都是以讲座稿的形式诞生的。在这一时期，良好的教学似乎确实成了苏格兰大学的特色所在。在常规讲座之外，一些教授还会参与“学理问答”（catechizing），就之前讲座的内容进行讨论与答疑，这与现代大学教学中的导师辅导制颇为相似。一些人认为，苏格兰大学优异的教学质量有赖于当时的授课费制度。大学教授从校方领取一份数额有限的津贴，但每名学生缴纳的学费构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因此鼓励教师在授课时更认真高效，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堂听课。作为结果，这一时期有很多名师通过极具启发性的讲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弗朗西斯·哈奇森、威廉·卡伦、亚当·斯密、约翰·米勒与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等人都曾被心怀感激的门生深深敬仰，斯图尔特的一个学生曾回忆他“就连吐一口唾沫也无比雄辩”。但因为大学教授职位的任免取决于外界赞助和个人人脉，并不是所有执教者都具备如此高的水准。基于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的遗愿，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被建立起来，这所大学起初名为安德森大学，即后来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安德森在遗嘱中对委托执行人提出了明确要求，禁止“怠惰者、庸人、醉汉或者在其他方面有严重欠缺的人，像在其他大学那样”[9]在自己的大学里任教。虽然格拉斯哥大学在早年享有盛名，但安德森指责他的同僚犯有滥用教职、结党内讧等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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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的改善也因大学科目的发展而如虎添翼。16世纪，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等宗教改革者视大学为训练牧师的神圣学校。到18世纪，苏格兰大学的基础已经显著世俗化了。这一时期的大学正在转变成一种教育科目广泛，并对牧师以外的律师、医生等职业的专业培训格外关注的教育机构。以温和党人对苏格兰国教会的影响力为保障，苏格兰的大学开始以满足苏格兰社会在经济变革中的需求为己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虽然没有产生多少具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作，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科学领域却出版了很多杰出作品。苏格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设立了大量医学、法学、化学、植物学和历史学教职，但神学教育的规模未见大幅扩张。到18世纪末，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职已多于神学教职，这无疑体现了这一时期苏格兰学术界的兴趣已经从神转移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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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五所大学中有四所位于城市（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歇尔学院），这一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爱丁堡大学最初是爱丁堡市议会以“本城学院”的名义建立的，爱丁堡医学院建立的背后则有亚历山大·门罗一世（1720—1758年任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和爱丁堡市监（Lord Provost）[10]乔治·德拉蒙德（George Drummond）两人的密切合作。大学所在的城市环境有利于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启蒙运动的时代氛围欢乐且开明，人们经常在城镇中的酒馆里一边畅饮（往往是豪饮）波特酒与干红葡萄酒，一边讨论问题。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有精选俱乐部、拨火棍俱乐部（Poker Club）和猜想社（Speculative Society）等正式社团，也有为数更多的非正式聚会团体，而苏格兰国教会温和党始于在一个爱丁堡酒馆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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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正在把“触手”伸向当地的城镇居民。175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曾向当地居民讲授物理学和天文学课程。他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也对市民发表了关于实验物理学的演讲。此外，安德森十分重视给工商业带来直接效益的“实学”，这正为启蒙思想的“改良”理念走出大学课堂、影响广大城镇居民指明了道路。安德森的性格几乎与启蒙学者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后者温和、宽容且有礼貌，安德森本人却喜好争辩、坚持己见，是一名坚定的福音派基督徒。在1770年代关于废除迫害天主教徒法律的讨论中，安德森向托马斯·里德提出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前者“将天主教徒比作响尾蛇，在受到妥善约束时不会为害，一旦遭到放纵便十分危险，准备向四周喷射致命的毒液”。[11]不过，如内德·兰兹曼（Ned Landsman）所述，在格拉斯哥与苏格兰西部地区，启蒙思想原本就同时存在于温和党与福音派基督徒当中，安德森和像他这样的人更强调学术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实际联系，重视教育的价值。在安德森死后的1797年，他在遗嘱中计划建立的新大学在格拉斯哥的贸易大厅举行了首场讲座，聆听托马斯·加尼特（Thomas Garnett）教授讲课的听众中有一半是女性，这在当时颇为独特。此外，即便格拉斯哥与苏格兰西部的福音派牧师强烈反对启蒙思想中的一些古典理念，他们也强烈主张个人自由与宽容开明，这些恰恰也是温和党的传统意见。因此，温和党的坚定反对者、福音派牧师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在移民北美之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第二届大陆会议中的一员，并作为唯一一名神职人员在《独立宣言》上签字，也就没有什么意外可言。由此可见，在格拉斯哥和长老派基督徒势力强大的苏格兰西部，所谓温和党代表进步、福音派代表落后的论调并不成立，理性主义在两种宗教立场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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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苏格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启蒙学者进行知识探究。在1707年之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曾在18世纪初期陷入紧张，詹姆斯党获得的广泛支持也对1688—1689年革命的结果构成了威胁。但到了1740年代，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苏格兰现在开始从苏英合并中受益，尽管联合王国带来的经济红利相对有限，也没有像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那样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1707年苏格兰议会的终止造成了政治真空，导致这一时期苏格兰国教会总会的辩论往往比那些在威斯敏斯特不列颠议会代表苏格兰选区的议员的发言更能代表苏格兰本地的利益。随着温和党在1750年代掌握教会总会的主导权，业已盛行于世俗社会的务实主义准则也将主导教会事务的运行。因此，18世纪中叶的苏格兰政局趋于平淡温和，却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on）指出，在之前的时代，苏格兰知识分子总是被迫在政治议题上选边站。但现在，无论是更为文明且客观的辩论还是对不同意见的容忍，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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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人不同，苏格兰哲学家没有受到来自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政治压迫。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同时是当地政治建制的成员，他们几乎都是支持汉诺威王室的辉格党人，认为詹姆斯党运动对新教徒的自由构成了致命威胁。在171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位于苏格兰东北部圣公会派势力范围内的两所阿伯丁的学院（国王学院和马歇尔学院）曾遭到迫害，但它们在1745年叛乱中效忠汉诺威王朝，圣安德鲁斯大学甚至把拥有“屠夫”之名、在卡洛登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政府军主帅坎伯兰公爵选为校长。由艾莱伯爵（后来的阿盖尔公爵）建立，并由比特伯爵继承的一套高效的政治赞助体系保证了大学教职的就任者一定服从于现行的政治制度。有记录显示，1764年爱丁堡大学19个教职中有至少7个、格拉斯哥大学13个教职中有至少5个由得到比特伯爵支持的人选担任。如前所述，大卫·休谟的极端怀疑论与宗教观让他未能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取得教职，但他还是在1752年得到了另一个体制内的职位，成为大律师图书馆的管理员。温和党人还致力于维护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他们强烈支持法治、风纪与等级秩序，认为这些约束对于阻止苏格兰再度陷入宗教与政治动荡至关重要。如威廉·罗伯逊所言：“社会无服从则不立。”对他们而言，1688—1689年新教徒革命与1707年的苏英合并完美地调和了自由与秩序两种价值。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认为层级间的不平等是社会体系的基本特征，而统治国家的权力只应由一个拥有财产的精英阶层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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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党人的保守主义立场背后有着1730年代以来苏格兰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因素。18世纪初，苏格兰的物质基础似乎并不足以支持一场活跃的文化复兴。1690年代的危机令全国陷入贫困，而与英格兰的合并也未能在短期有效提振苏格兰经济。苏格兰仍位列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1603年失去了独立的宫廷，又在1707年失去了本国的议会。这样的窘境似乎不可能为18世纪中叶惊人的文化成就提供基础，但即便在1700年以前最为困难的时期，苏格兰的农业产量仍有所增加，其外贸活动的中心也在稳步从欧洲市场向英格兰及其殖民地转移。早在1729年，当时的一个评论者博鲁姆的威廉·麦金托什（William Mackintosh of Borlum）就已注意到苏格兰土地主阶层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革，他们的“服装、桌椅和家具都更为精美了”。[12]土地主的妻子们开始穿着法国和意大利丝绸制成的服装，菜肴中多了用于提味的腌菜、印度芒果和凤尾鱼酱。著名建筑师威廉·亚当的职业生涯也为这种繁荣提供了写照。到1720年代，他已开始大量受理乡间宅邸装修工程的咨询与承包业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他从1721年开始对霍普顿大宅（Hopetoun House）进行的野心勃勃的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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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精英阶层生活品质的提高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更为丰裕的社会背景。苏格兰上流社会有更多人有能力为启蒙学者提供赞助；农业改良意味着对法学技能的需求增加，这提高了律师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声望，而律师恰恰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主愿意为精美的艺术品、画作与建筑投入金钱。因此，经济增长固然没有直接引发启蒙运动，却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此外，启蒙哲学家的大量社会分析都以经济问题为基础。威廉·罗伯逊认为，对社会的深入理解必须以对社会生计问题的理解为基础。他说：“在对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之行为的每一种探究过程中，首先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都是他们谋生的模式。”[13]亚当·斯密和约翰·米勒都视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为人之本性。他们和其他启蒙学者一道，对社会从原始状态向开化状态的演进过程深感兴趣，而经济因素总是在他们的分析中占据根本地位。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世界上第一位，也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史学家。启蒙时代的苏格兰能够孕育出对历史演进之物质层面如此透彻的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本身就经历着一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空前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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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Andrew L. Drummond and James Bulloch，The Scottish Church，1688-1843（Edinburgh，1973），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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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Andrew L. Drummond and James Bulloch，The Scottish Church，1688-1843（Edinburgh，1973），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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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 C. Mossner and I. S. Ross，eds，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Oxford，2nd edn，1987），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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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Richard B. Sher，‘Commerce，Relig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Glasgow’，in T. M. Devine and G. Jackson，eds，Glasgow Volume Ⅰ：Beginnings to 1830（Manchester，1995），p.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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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Hill Burton，ed.，The Autobiography of Dr Alexander Carlyle of Inveresk 1722-1805（London，1910），pp.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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