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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侨民群体并非因苏英合并而生，毕竟苏格兰人在1707年很久之前就已走遍世界各地。不过，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新型联合关系的确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让他们可以凭技术、才智、闯劲、教育背景和运气谋求并非注定的成功。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人口外流的增长为苏格兰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苏格兰人广泛的国际往来有助于在日后搭建覆盖亚洲和美洲的巨大贸易网络，并为本土工业提供市场空间。一些殖民地冒险者在发家致富之后，还会回到苏格兰故乡购置地产，以实物形式向所有人标榜自己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观察者，如斯特灵郡的约翰·拉姆齐（John Ramsay）和罗克斯堡郡的托马斯·萨默维尔（Thomas Somerville）都记载了一些从东印度归来的本郡人士如何在当地活跃的土地市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及在另外一些地区，来自殖民地的资金支撑了当地的农业进步，也资助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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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苏格兰人在苏英合并之后本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经济失败，却在实际上取得了成功。1707年的苏英合并既没有促进也没有阻挠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它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环境，在这里风险和机遇并存。三个来自苏格兰的因素帮助苏格兰人把苏英合并转变为一起对自身有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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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兰的士绅精英和商人阶层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卓越领导力。在苏英合并之前的几十年里，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关切已开始在苏格兰萌芽，但进入18世纪——尤其是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的大地主开始积极参与本国的农业近代化进程。在建立银行（如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不列颠亚麻银行和一些地方银行）的过程中，苏格兰社会精英也积极参与。与爱尔兰社会精英相比，苏格兰的统治阶级对经济发展的热情更为强烈，他们乐意把这一事业当成一个全国共有的目标。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低地社会精英还直接推动了本地农业革新的进程，其参与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格兰土地主。在此之外，苏格兰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锦上添花。早在1700年以前，苏格兰大城镇历史悠久的商人社群就积攒了在欧洲大陆、英格兰、爱尔兰以及新兴的美洲市场进行贸易的丰富经验。随着18世纪下半叶跨大西洋市场的商机快速涌现，苏格兰商人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借此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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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的地质条件决定了当地盛产煤、铁，且矿区往往靠近水路、大城镇与运输和销售枢纽。这一优势在18世纪仍未被充分地利用（当时水力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煤和铁的重要性将迅速上升。纵观整个欧洲，具备上述自然禀赋的地区都会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和中心，苏格兰低地也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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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格兰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教育基础也值得关注。在1750年后，即苏格兰工业化进程最初的几十年里，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技术转让十分显著，这体现了二者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悬殊。在制铁、制陶、羊毛纺织和玻璃制造业，苏格兰人开始广泛采用更为先进的英格兰技法。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纺纱技术就构成了苏格兰棉纺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时常从英格兰引进工人，以借鉴他们的新技术和更好的工艺。堪称新工业时代最佳代表的卡伦制铁厂（Carron Ironworks）便颇为倚重来自英格兰的技术和资本。不过，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技术创新者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技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亨利·贝尔在1812年建造的“彗星”号是世界上第二艘成功的商用蒸汽船；J.B.尼尔森（J. B. Neilson）则用热风炉工艺为制铁业带来重大变革。到19世纪早期，苏格兰的“改良”农业生产模式已闻名于世，被奉为高效农业的典范。在银行和保险业，苏格兰人也用诸如“现金账户”（cash accompt）和透支等新概念引领了行业发展。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发明创造不胜枚举，但上述例子足以证明，当时的苏格兰与技术更为先进的英格兰之间绝非寄生关系，而是以一己之力对科学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些成就表明，苏格兰社会拥有丰富的才能与创见，足以用苏英合并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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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格兰地区从中世纪晚期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一种制度，指有地贵族基于封建特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的集市城镇，以为领地内外的交易活动提供场所。与王室授权的王室特许城镇（royal burghs）不同，男爵领集镇无权直接参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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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G. Holmes，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London，1967），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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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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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da Colley，Britons（London，1995 edn），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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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四章 启蒙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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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年12月，18岁的爱丁堡大学学生、一名本城医生的儿子托马斯·艾肯黑德（Thomas Aitkenhead）因异端嫌疑接受审判。他被控将神学知识贬低为“一堆做作而蹩脚的废话”，称《旧约圣经》为“以斯拉的寓言”，称《新约圣经》为“冒称基督者的历史”。艾肯黑德最终以自己年少无知为由请求宽恕，表达了完全悔改之意，并郑重承诺弥补自己的过失，[1]但他还是在当年圣诞节前夜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尸体埋在绞架下，可动资产全部没收”。在17世纪末，艾肯黑德案为那一时期严格且无情的加尔文宗信仰加诸苏格兰社会的沉重枷锁提供了典型写照。在他死后的一年里，另有六人在佩斯利被判犯有巫术罪，其中五人被处决，还有一人在狱中自杀，因此逃脱了当众绞死与焚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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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年，苏格兰议会确认一项先前制定的法令生效，宣布渎神者应被处以死刑。这一决定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苏格兰国教会与政府严厉打击宗教异见和不同思想的立场。与此同时，从1690年起，一场旨在强制国民服从长老教会的宗教圣战活动在苏格兰全境展开，1688—1689年革命的胜利者积极且无情地迫害主教制圣公会信徒，剥夺他们的神职与大学教职。在高地部分地区和泰河以北的低地地区，怀恨在心的长老会信徒取得的成果相对有限。但在其他地方，长老会信徒几乎大获全胜。1688—1716年，苏格兰926个堂区当中有至少664名牧师被剥夺神职，接近总数的四分之三。通过教会法庭、教会会议、公会议、地方长老部（presbytery）和堂区小会等机制组成的网络，苏格兰国教会在低地的很多地方拥有比世俗政府更大的权力，而现在，这些权力被用于强制推行、规范并监督正统的信仰实践，1688年以前由圣公会主导的时代则被视为“宗教虔诚的严重衰退”。由此开始，苏格兰全国需要为许多冒犯上帝的行为做出补偿：“罪恶而空洞的秽语，咒骂，不守安息日……未婚乱伦，通奸，醉酒，渎神，以及其他令人作呕的丑恶罪行”。[2]苏格兰国教会固执地试图根除本国的宗教罪人与不受拘束的思想者，并彻底肃清国内一切冒犯神圣律法的傲慢之徒，艾肯黑德的处决便是这种极端立场的鲜明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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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690年代的苏格兰相比，18世纪中叶苏格兰的社会风貌有了颠覆性的变化。对不同意见的不容忍、对宗教教条的顺从和死灰复燃的清教徒主义是17世纪晚期苏格兰社会的代名词。但从1730年代起，苏格兰人在海外开始以博学尚智闻名，他们的学术探究遍及哲学、历史、科学、法律和医药领域。1900年，威廉·罗伯特·司各特（William Robert Scott）提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概念，以描述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苏格兰成功克服被加尔文宗教条主义桎梏的黑暗过去，在18世纪成为欧洲智识生产活动的一大发源地。苏格兰是18世纪欧洲各地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法国被称为Lumières，在意大利被称为Illuminismo，在西班牙被称为Ilustracion。正如亚历山大·布罗迪（Alexander Broadie）所指出的，“启蒙”一词原本被当时一些自视“开明”的思想家用以自称，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理性的光芒之下，而不是像那些只从信仰或古典文本之论述中培养自身理解力的人那样生活在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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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启蒙思想做出世界级贡献的苏格兰哲人名单星光璀璨。大卫·休谟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著有《国富论》（1776）等作品的亚当·斯密则被认为对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历程施加了重大影响。亚当·弗格森、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则分别在社会学、历史学和地质学分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成为领军人物。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提出并发展了所谓“常识”哲学。威廉·亚当（William Adam）与诸子（尤其是罗伯特·亚当）令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建筑设计蜚声欧陆。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发现了二氧化碳和潜热。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和亨特兄弟（威廉·亨特与约翰·亨特）则让苏格兰的医学教育达到18世纪晚期欧洲的顶尖水平。约翰·米勒（John Millar）的研究大大加深了对社会变化的认识，他还考察了法律和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詹姆斯·瓦特改进了蒸汽机的分离式冷凝器，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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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绝不只是关于少数“伟人”为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和科学进步带来了重大的贡献，它也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信念，这种信念重视理性，拒斥无法通过理性论证的传统权威，相信对理性的运用能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带来有益的改变。它缔造的新型道德观与17世纪晚期苏格兰盛行的那种不容忍、宗教迫害和强制的教条主义截然相反。此外，“理性”的概念也不局限于大学讲堂和教科书当中，而是在人类行为的所有层面都施加着影响，无论是爱丁堡新城对称而有序的古典主义规划还是亚当父子杰出的建筑设计，都是苏格兰理性时代最耀眼、最持久的纪念碑。在这个相信人类有能力改变自然的时代，苏格兰社会也盛行一种崇尚理性“改良”的伦理，亦即用人类之手对自然世界进行有思想和计划支撑的改造。这种伦理在18世纪晚期促进了农业改良运动的发展，其中包括可见于启蒙运动时期著作中的好奇心、积极主义及对理性的信仰等所有元素，尽管这一时期的农业改良派人士更多地关注圈养、排水和新谷物引进等实际问题，而不是就哲学议题展开细致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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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论》中，苏格兰启蒙时期最有天赋的“学者”（literati，这是启蒙思想家们的自称）大卫·休谟提出这种关于理性之力量的新信念的极限所在。他认为人不可能证明自我以外之物的存在，并据此主张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在别处，休谟批判了有组织宗教造成的罪恶，谴责了“迷信、宗教虔诚和敬拜行为”，此时距离艾肯黑德因渎神罪被绞死只过去了几十年。休谟的怀疑论可能让他在1745年与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席失之交臂，但他从未失去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他是爱丁堡所有名流俱乐部的常客，也与律师、牧师和大学教授交际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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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不但存在于休谟这样的天才和那一小群广为人知的思想家当中，也在苏格兰的受教育人群中广泛传播。启蒙思想在诸如《苏格兰人杂志》（Scots Magazine）等报刊和小册子里得到描述、分析、质疑乃至反驳，也见于很多同时代的出版物、布道词等。1790年代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的巨著《苏格兰统计通鉴》（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也加入了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讨论，这部作品收录了对超过900个苏格兰堂区的生活方式的考察，素材由各地的牧师提供。这种广泛的传播保证了那些本应抽象、晦涩且遥不可及的基本思想也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接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潮是高度务实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思考常常以他本人对苏格兰商业与经济活动之现实的考察为基础，瓦特的技术创新既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新气象，也延续了威廉·罗伯逊著名的先期研究。凯姆斯法官（Lord Kames）是杰出的法律哲学家，他的经典著作《绅士农夫》（The Gentleman Farmer）也有力地宣扬了农业改良运动。正是上述的理论和实践交互，令启蒙思想得以便利地向更为广泛的群众传播。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到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社会已经广泛接纳了启蒙主义思想，认为人可以比从前更加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其所处的环境，我们便无法理解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飞速发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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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苏格兰的耀眼成就与1690年代苏格兰偏狭的清教徒风气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艾肯黑德被处决的时代和休谟、斯密、弗格森的时代似乎相差云泥——一边是宗教狂热的黑暗，一边则是理性和启蒙的曙光——但我们必须避免夸大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差距。1700年以前的苏格兰在文化领域绝非落后沉闷，这个国家拥有五所大学和一套堂区学校制度，后者在低地大部和高地部分地区颇有成效。在持续数十年的建校运动之后，1696年的《学校安置法》（Act anent the Settling of Schools）将这一风潮推上了高峰。戈登·唐纳森（Gordon Donaldson）的研究表明，到1660年代，苏格兰低地的教区“常常”设有一所接受本地堂区小会监管的学校，其资金部分来自对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课税。这种“全国性制度”在当时并非苏格兰所独有，但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堪称罕见。此外，苏格兰的大学在当时也率先接受了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新思想，在这一方面走在欧洲前列。洛克于1689年发表的《人类理解论》挑战了笛卡尔学说的一些基本认识（后者的学说构成了大学传统课程的基础），这份文献在1690年代已经为一些苏格兰大学所采用，尽管当时的苏格兰国教会仍对其神学立场抱有疑虑。相比之下，直到18世纪，洛克的作品才在法国和瑞典等地得到更广泛的接受。苏格兰大学教育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的接纳更值得关注。到1710年前后，爱丁堡、阿伯丁、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自然哲学课程都已把牛顿学说作为授课基础，这一革新直到数年之后才会在剑桥大学和莱顿大学等学术重镇成为现实。牛顿科学方法还将对社会哲学产生影响，并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休谟的《人性论》（1739—1740）中得到运用。更晚些时候，苏格兰大学将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当时的很多大学教授都将成为这一思潮的先驱人物。这种人才的爆发并非没有来由：早在威廉·卡斯泰尔斯（William Carstares）1703—1715年担任爱丁堡大学校长时，苏格兰大学制度的重组进程便已开启，到1720年代，这场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卡斯泰尔斯和他的妹夫、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威廉·邓洛普（William Dunlop）还成功说服政府增加对大学的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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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学说在1700年以前的传播构成了18世纪苏格兰科学成就的重要一环，但在医学和法学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对知识可以被用来改善人类处境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最为显著的思想突破或许发生在格拉斯哥与爱丁堡两地医学教育的进步当中。这一进程的先驱是所谓的“名家”（virtuosi），亦即17世纪晚期的科学研究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罗伯特·西巴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1641—1722）。他在1681年参与创办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后于1685年成为爱丁堡大学的第一位医学教授。作为一名医师，他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于1670年在爱丁堡荷里路德建立了一座植物园。这座植物园的主要用途是培育教学和研究所需的药用植物，因此与日后爱丁堡作为医学研究重镇的名声有所关联。1682年，西巴尔德被任命为王室地理学家，这进一步体现了他广博的智识兴趣。最为重要的是，西巴尔德在当时的苏格兰绝非孤例。17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拥有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阿奇博尔德·皮特凯恩（Archibald Pitcairn）、罗瑟豪的乔治·麦肯齐爵士（Sir George Mackenzie of Rosehaugh）、安德鲁·鲍尔弗（Andrew Balfour）、詹姆斯·萨瑟兰（James Sutherland）和罗伯特·伍德罗（Robert Wodrow）等人都在其中。从1680年代开始，这些人通过在俱乐部、社团和专业机构中交流观点，为苏格兰的学术领域注入了一股新动力，并为18世纪苏格兰更受瞩目的思想和科学成就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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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活跃的学术活动与1690年代肃杀的加尔文宗教条主义并不一定构成直接冲突。恰恰相反，宗教信仰有可能刺激学者对道德、哲学和科学问题产生兴趣，因为对自然世界的系统性探究拥有坚实的神学基础，学术研究的背后是时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理解规则与规律所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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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的学者当中，斯泰尔子爵詹姆斯·达尔林普尔（James Dalrymple，1619—1685）的著作或许最为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信仰和学术之间的联系。斯泰尔子爵的著作《苏格兰法系大全》（1681）第一次以哲学原则为基础，为苏格兰的法律梳理出一套成文、成体系且合乎逻辑的架构。斯泰尔子爵深受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等欧陆法学大家的影响，但作为一名坚定的长老会信徒，他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苏格兰特色。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结论与《圣经》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以与那些认为基于理性的法学体系可以独立于神学而存在的欧陆法学家拉开距离。在他看来，上帝必然是理性的，因此法律最初根据神意而立。斯泰尔的学术成就为乔治·麦肯齐的《苏格兰刑法与刑罚惯习》（Laws and Customs of Scotland on Matters Criminal）所承接，该书出版于1684年，是苏格兰刑法学的第一部教科书。麦肯齐爵士还在1682年爱丁堡大律师图书馆（Advocates’ Library）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后者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为多个学科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斯泰尔子爵和麦肯齐爵士为苏格兰法律赋予的智识一致性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与英格兰法系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能在1707年《联合条约》签订之后成功融入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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