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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列举的济贫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也清晰地折射了社会政策背后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此外，和19世纪初苏格兰更为严格的政策执行不同，这一时期的堂区记录甚至显示，济贫政策有时会帮助遭遇灾厄或暂时身体伤残的健全居民渡过眼前的难关。堂区小会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采取了一种务实的考量。虽然1661年的立法明确了有经济能力者不得接受济贫补助，但帮助那些暂时陷入困境的人最终可以防止他们彻底沦为贫民，成为堂区的长期负担，在结果上反而节省了开支。堂区小会可以将教会积蓄中的非贫民法定应得部分（相当于总额的一半）用来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1772—1773年、1782—1783年、1795—1796年和1799—1800年等歉收时期，谷物粗粉价格大幅上涨，这种做法因而广为采用。事实上，正是在上述的最后一次歉收期间，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在波洛克诉达林案（Pollock v. Darling）中裁定健全人也有权接受济贫法所规定之援助。同样在这一时期，一些堂区（尤其是在洛锡安地区、边境和斯特灵郡）为应对1790年代谷物粗粉价格的快速上涨，开始实行一种粮食补贴制度。随着乡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展开，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以雇用工资而非自家种植的粮食为生计来源，一些堂区因此愿意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提供帮助。这种制度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东洛锡安的普雷斯顿柯克（Prestonkirk），当地堂区会收购本地出产的燕麦和大麦，并根据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将这些粮食分配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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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更为宽泛的济贫标准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传统上，堂区经费里的相当一部分济贫款项源自慈善捐赠，这反映出基督教伦理中帮扶穷人的观念。因此，来自教堂门前纳捐、死者遗赠和其他捐赠，以及罚金、盖棺布费用（mortcloth dues）[13]和婚礼费用等收入的一半要被用于接济穷人。然而，18世纪更为宽泛的济贫法对济贫款提出了更高的需求，这导致堂区不得不采用征收手段向会众征款，其中包括对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课税，因此增加的税负又有一半被土地主转嫁到佃农身上。不过，征款行为并不普遍，主要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土地主和佃农能承受更高额开支的低地地区。到18世纪晚期，一些土地主至少已不再抗拒为更慷慨的济贫事业与更有效的流浪管控政策贡献资源。而在扩大征款范围之外，个别土地主也在诸如1740年这样的歉收年份里向本堂区乃至周边地区的穷人直接捐赠谷物粗粉、金钱和煤炭。在整个18世纪，苏格兰地主阶层也曾以郡为单位联合采取措施，压制无业流浪现象，保证每个堂区承担起本地的济贫责任。在1770年代早期，一场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曾遍及苏格兰的11个郡，范围西起阿盖尔，东迄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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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观点认为，这种联合济贫的现象源自当时流行于统治阶级当中的“人文人道主义”（civic humanism）思潮，这一思想主张社会精英有责任建立一个更为良善且文明的社会。但这种现象也有更为现实的一面，它在一个经济变革日益威胁到等级秩序与传统社会规则的时代帮助贫民维持生计，并遏制了流浪问题的蔓延。例如，对流浪问题的恐惧可能折射了精英阶层对这一时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焦虑，有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开始脱离由教会、学校和济贫法支撑的旧社会结构，不再安于本地生活。1760—1815年，苏格兰低地的乡村地带经历了一场经典的农业革命，却没有受到严重社会动荡的困扰，这一点值得瞩目。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更为灵活的济贫政策与相关扶助措施更有力地为失去财产、濒临赤贫的居民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严重社会矛盾爆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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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osalind Mitchison and Leah Leneman，Sexuality and Social Control（London，1989），p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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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五十二次，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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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r John Sinclair，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London，1826），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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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R. A. Houston，Scottish Literacy and Scottish Identity，1600-1800（Cambridg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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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牧师团（college of cannons）管理的教堂，内部制度与主教座堂类似，但不设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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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07年《联合条约》规定苏格兰统一采用英格兰币制，旧货币也统一折价兑换成英制货币。此处的先令与便士对应旧英制货币，即1英镑（￡）=20先令（s）=240便士（d，源自古罗马时代货币“第纳尔”［Denarius］），原文中写作1/6d（先令单位符号省略）。但在1971年2月15日，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改用十进制计算货币，即1英镑（￡）=100新便士（p），故此处1先令相当于5新便士，旧英制6便士相当于2.5新便士（1旧便士相当于五分之十二新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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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于苏格兰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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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 M. Cullen and T. C. Smout，eds，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Edinburgh，n. d.），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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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位于苏格兰西南部沿海的加洛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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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M. Cullen and T. C. Smout，eds，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Edinburgh，n. d.），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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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格兰城镇行政制度中的官职名，相当于英格兰制度中的市镇议员（al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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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salind Mitchison，‘The Poor Law’，in T. M. Devine and Rosalind Mitchison，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 Ⅰ，1760-1830（Edinburgh，1988），pp.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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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堂区教会承办葬礼时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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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部分 176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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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转折中的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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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经济已进入了活跃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格拉斯哥已成为联合王国最大的烟草转运港，也是西欧重要的港口城市。1771年，格拉斯哥总共进口了约4700万磅美洲烟草，格拉斯哥商人在不列颠烟草贸易中占据的份额也日益增长，令伦敦、利物浦、怀特黑文和布里斯托尔等竞争对手节节败退。直到1738年，苏格兰在联合王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只有10%；但到1765年，即便联合王国的贸易总额也经历了飞速增长，但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苏格兰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曾因18世纪早期的海上战争与经济民族主义风潮而衰落，但18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烟草贸易的巨大成功再一次加强了这一传统联系，构成了这场经济奇迹尤为重要的一个侧面。在苏格兰进口的烟草中，有90%最终被重新出口到法国、荷兰与德意志市场。苏格兰的支柱产业——亚麻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也与海外贸易的巨大成就相呼应，与1736—1740年相比，1768—1772年苏格兰的亚麻总产量增长了三倍，这一时期苏格兰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盖戳认证的亚麻布总长度达到近1300万码，有约两万人作为织工受雇于亚麻行业，还有大量来自苏格兰城乡各地的女性从事纺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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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还发生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似乎标志着一个繁荣与进步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苏格兰皇家银行在1727年成立，不列颠亚麻公司（British Linen Company）则成立于1746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建立后不久，就于1728年推出了所谓“现金账户”，亦即世界上第一个透支贷款业务。不列颠亚麻公司则是18世纪联合王国唯一一家专为促进产业发展而设立的特许银行。银行业也在苏格兰其他地区蓬勃发展，例如在格拉斯哥城中一些最为富有的商业大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船运银行（Ship Bank）、徽章银行（Arms Bank）和蓟花银行（Thistle Bank）。而在1759年，卡伦制铁厂的成立几乎可谓苏格兰经济近代化的象征。这座工厂的主要用途是进行大规模的制铁、炼铁作业，其所采用的先进工艺来自英格兰的煤溪谷公司（Coalbrookdale Company）。比卡伦制铁厂早十年成立的普雷斯顿潘斯硫酸厂（Prestonpans Vitriol Works）也在这一时期颇负盛名，占据了纺织品整理加工业的顶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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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和其他领域的成果同样重要。无论在高地还是在低地，商业活动对苏格兰乡村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在《联合条约》之后的几十年里，高地中西部的肉牛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案例。而到1750年代，盖尔语地区的木材、板岩和鱼类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同样地，在低地乡村的很多地区，市场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当地农村佃租的支付方式从实物缴纳到货币缴纳的稳步转变为这一趋势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在一些地主的地产上，由于所有者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小块土地整合成统一的大片土地进行租佃，佃农制度迎来了剧烈的变革：在后来的农业革命时代成为标志性力量的农业资本家阶层已经在此时有所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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