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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都与让人联想到臭名昭著的高地清洗运动的场景颇为相似，但在高地清洗运动已经在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与大量关注的同时，低地乡间在18世纪晚期经历的社会动荡，抑或“低地清洗运动”仍未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然而，讽刺的是，虽然这些重大的社会变动几乎遭到了学术界彻底的无视，它们却在当时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切。一些批评者指出，对茅屋小农的攻击令这个在传统上具备“乡村仆从摇篮”功能的阶层蒙受了严重损害。茅屋小农的子女们通常是地方农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但因为很多地方的茅屋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农村劳动力的雇用将变得更为困难。还有一些评论者提出了一种比较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他们将一些大型城镇济贫法执行成本的上升和茅屋小农的清除联系起来。然而，人口移动、城镇化和济贫法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所认为的更复杂。即便如此，这种观点的存在也再一次表明，时人开始把茅屋小农的流离失所视为对广泛意义上的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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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茅屋小农的威胁来自多个方向。他们的生存空间因对野地的瓜分和对荒地的开垦而受到挤压。野地、沼泽地和苔藓地对茅屋小农的生计至关重要，茅屋小农只需耗费个人劳力就能从这些地方获取家庭日常所需。这些边缘地带向他们提供了石头、木材、石楠、欧洲蕨等建筑材料，以及可用作燃料的泥煤与草皮。小佃农与茅屋小农也经常在野地上放牧。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由于野地遭到瓜分，地主试图阻止外人使用公地，这些为茅屋小农提供生活物资的传统来源也走向了尽头或被大幅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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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农民也开始将茅屋小农制度视为一种不经济的现象。传统的茅屋小农家庭通常只靠耕作数英亩的小片土地和蓄养牛羊为生。在旧时代的内外敞田制之下，由于部分土地的利用率相对较低，这种模式尚且可以被接受，但随着更趋常态化的连续耕作模式在所有土地上得到系统性和彻底的展开，茅屋小农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8世纪晚期的地租上涨意味着农民开始对将土地交给茅屋小农所要付出的实际成本做出更为严苛的评估。例如，在艾尔郡的科尔莫内尔（Colmonell）堂区，那里的茅屋小农一般持有一栋房屋、一个庭院、一小块土地和足够牧养一头或几头牛的草地。“在地租不高的时代”，这样一片土地的价格“曾经微不足道”。但随着地租水平大大提高，农民对茅屋小农放牧用地的估价也相应地升高了。利害计算随之扭转，农民们开始倾向于将茅屋小农的土地改为生产谷物与蓄养牲口的农牧业用地，以在市场上出售这些商品，而不再为作为备用劳动力的茅屋小农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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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茅屋小农将对济贫法的执行造成压力。这种担忧本身并不新鲜。茅屋农舍一向被视为穷人、老弱病残者与堂区外来移民的住处。正因如此，1752年拉纳克郡威斯顿（Wiston）堂区的小会规定“所有农舍户主不得接纳其他堂区无力维持自己生计的个人或家庭居住”。[15]如果违规，接纳移民者必须在没有堂区资助的情况下自行负担移民的生活支出。在18世纪的下半叶，随着人口流动性大大提升，这种对济贫政策的忧虑也大大加强了。与此同时，基于评级或考核而非自愿捐赠的济贫体制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堂区所采用。另外，由于拥有土地权益的人变少，寻求通过获得农舍来在一处堂区定居的人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当然，在18世纪最后25年里，一些堂区里的流浪者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值得警惕。例如，1764年有记载提到道格拉斯堂区内“有大量流浪者与顽固的乞丐”。[16]1788年，道格拉斯堂区的在册穷人数量因大量外来人员试图占据空闲农舍而增加，农民们只得拆毁那些建筑，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这一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1790年代的一些报告中，一些无人居住的农舍并不是简单地遭到抛弃，而是常常被彻底夷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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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小农制度与新型农业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在要求把劳动力在一年内的短暂时间投入收割谷物或收集燃料等工作的农业体系下，茅屋小农制度或许是适用的，它为农民提供了可靠的劳动力储备，既能在农忙时节调用，又能在平时遣散而无须为此花费金钱。但是，改良后农业的需求与此截然不同。对土地的高强度耕作、彻底的翻犁、新作物的引进和革新的轮作制度延长了农民在一年中的工作时间，更为混合的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农活的季节分布总体上变得更为均匀，而不是进一步向农忙季节集中。这一发展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全职农业佣工的发展。这一时期存在一些以年为单位接受雇用的已婚雇工，但在大多数地区，接受半年期雇用的单身男性和女性佣仆更为普遍。只有这些劳动者才能适应低地乡村越来越普遍的长期化劳作。讽刺的是，已婚佣工阶层在很多地方与从前的茅屋小农不无相似：他们都有一座房屋、一处园圃，储有燃料，养有一头牛并享受其他作为薪酬之补充的特权。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佣工是全职劳动者，在雇用期限内完全受制于他们的雇主，在契约到期后可以被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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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佣工的附属地位极为重要。茅屋小农的独立性有可能被夸大——他们确实拥有土地，但规模极为狭小，必须向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力以维持生计——但与完全受制于雇主控制的全职劳动者相比，他们无疑是更自由的。然而，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的佃农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地主阶层推动了地租水平的快速上升；自177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吸引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乡村劳动者的薪资水平也开始上升（这一趋势在1790年代进一步加快）。对于这些挑战，农民做出的一个重要回应便是强制推行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措施，清除茅屋小农的运动也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解释。在那些改良过的地区，詹姆斯·斯莫尔只需一人二马的轻犁取代旧式重犁的变革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效果。当地农业生产方式逐渐以提高马匹的工作效率为中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工作时间和工人的人数都与马队的数量和工作效率密切相关。每一个扶犁工都专门负责两匹一组的驮马，这些人每天从早到晚的工作流程都围绕着准备犁地、实际犁地和事后照料马匹展开。这一体系意味着扶犁工必须成为永久性的雇工，在牧场内部或靠近他们牲口所在地的农舍中生活。在特定农活的所需用工人数可以被精准计算的时代，茅屋小农提供的非全职劳动力已没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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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苏格兰低地发生的这场清洗运动成了一场不为人知的革命。虽然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一种旧的生活方式也被突然打破，我们却很难找到关于激烈抗议或集体性骚动的证据。在近来对这一时期治安官法庭记录的研究中也没能发现任何关于失地茅屋小农发起直接反抗行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因为与高地的小农（crofters）相比，失去土地对这些茅屋小农的生计所构成的威胁不算严重。在茅屋小农清除运动的大多数年份里，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也在增加。1790年代的堂区牧师通常认为当时的工作岗位十分充裕，任何求职者都能为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在科技的作用尚未普及、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动用人工与个人技艺的苏格兰社会，城镇的扩张，道路、桥梁和运河的修建，以及工业和农业的革命性发展造成了用工需求的大幅增长。此外，苏格兰人口在1750年以后数十年里的年均增幅只有0.6%，在同时代的欧洲属于最低水平，而18世纪末的对法战争也从苏格兰的民间劳动力市场抽走大量年轻人以投入陆海军之中。很多雇主因此不得不开出更高的工资来吸引人手，这可能有助于苏格兰社会缓解茅屋小农暴动的潜在压力。一方面，向用工需求高涨的城市移民的趋势可能为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乡村提供了一道安全阀；另一方面，由于苏格兰农业革命早期兴起了很多乡间聚落与村庄，失地农民在大多数时候能比较容易地在乡间找到编织、纺纱、掘土、排水等工作，以及从事一些非常规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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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r John Sinclair，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Edinburgh，1825），1831 edn，vol. Ⅰ，pp. 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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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A. J. S. Gibson and T. C. Smout，Prices，Food and Wages in Scotland 1550-1780（Cambridge，1995），p.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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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 Fullarton，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Ayr（Edinburgh，1793），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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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r John Sinclair，ed.，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1791-97（Edinburgh，1791-7，new edn，Wakefield，1975-9），volume for Lanarkshire，p.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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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r John Sinclair，ed.，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1791-97（Edinburgh，1791-7，new edn，Wakefield，1975-9），volume for Ayrshire，parish of West Kilb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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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托马斯·奇彭代尔（1718—1779），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出身的著名家具工匠，曾著有《绅士与橱柜匠人指南》一书。他的设计风格对乔治时代整个不列颠世界的木制家具乃至建筑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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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托马斯·谢拉顿（1751—1806），英格兰东北部达勒姆出身的家具工匠，风格偏新古典主义（人称“谢拉顿风”），在乔治时代后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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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乔治·赫普尔怀特（1727？—1786），18世纪后期英格兰著名家具工匠，设计风格偏好较细且弧度较大的曲线，但由他亲自设计的作品现已无存。赫普尔怀特、谢拉顿与奇彭代尔并称18世纪晚期英格兰家具界“三杰”（Big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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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在英属东印度通过与印度人打交道而致富，并在回到母国之后沾染印度习气的人的俗称，也写作Na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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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 Galt，The Last of the Lairds（Edinburgh，1976 edn），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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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Donald J. Withrington，‘Schooling，Literacy and Society’，in T. M. Devine and R. Mitchison，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ume Ⅰ，1760-1830（Edinburgh，1988），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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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cottish Record Office，GD150/2388，Morton Papers，Report of the Acre Land of Aberdour，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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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ottish Record Office，BD45/18/2268，Dalhousie Muniments，Memorandum on Edzell Estate，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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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ll quotations on this page from T. M. Devine，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cotland（Edinburgh，1994），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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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cottish Record Office，CH2/378/3，Kirk Session of Wiston，7 June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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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Devine，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cotland，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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