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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地的人口迁徙相比，1810年代到1820年代爱尔兰人从阿尔斯特和康诺特东部地区向苏格兰移居的规模更为庞大，这既是因为爱尔兰本土的亚麻产业陷入萧条，也是因为新式蒸汽船的使用让爱尔兰人得以更快、更廉价地前往克莱德河畔的苏格兰港口。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这种传统教派矛盾向苏格兰的移植与苏格兰本地人的歧视一道，在这场移民运动的早期阶段引起了宗教与社会矛盾。1851年，随着爱尔兰大饥荒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苏格兰总人口中有7%的人是爱尔兰裔，是英格兰的两倍以上。但这一平淡的数据低估了爱尔兰因素对苏格兰城镇生活的影响。J.E.汉德利（J. E. Handley）精到地指出，爱尔兰裔人口应和生于爱尔兰的人口一并计算。他得出的新估算显示，1851年苏格兰低地西部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有爱尔兰血统。不止如此，爱尔兰移民还倾向于集聚在特定的城镇地带，而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也掩盖了这一人口分布态势造成的影响。1841年，格拉斯哥总人口为274000人，其中有44000人，亦即16%生在爱尔兰。如果汉德利是对的，这一数字将意味着当时格拉斯哥有约三分之一的居民拥有爱尔兰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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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向城镇移居的趋势背后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城镇对乡村居民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正如A.S.沃尔（A. S. Wohl）所说：“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岗位、更为广泛的社交人脉，也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无数丰富而刺激的新鲜事物。”[2]城镇提供了比乡村通常水平更高的薪酬和更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在18世纪晚期给乡村向城镇移民的趋势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在城镇化进程最快的那些地区，当地的农民也被迫开出更高的薪水以挽留劳动力。甚至在拿破仑战争后，城镇劳动力需求减弱、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显著的劳动力过剩现象的时期，苏格兰的城镇仍对乡村居民充满魅力。大城镇糟糕的健康状况没有吓退移居者，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遭受致命卫生问题侵袭的城镇有时会在危机过去之后迎来一波“补充性移民”。这一时期苏格兰城镇中的绝大多数新居民都来自周边地区，这个现象便证实了城镇“吸力”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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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者来源地和目的地间较短的距离也是促进移民的一个因素。对乡村居民而言，城镇地带既不远也不陌生。移民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切断一切与乡村故土的联系。很多人只是季节性地或暂时地移居城镇，他们在此期间仍能通过通常居住在不远处的亲属维持与家乡的联系。还有很多人在移居城市之前已经有过城镇生活的经历。这一时期苏格兰最大的一股移民潮发生在不同的城镇地带之间：与传说相反，天真的乡村农民在城镇的新居民中甚至占不到一半。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大规模移民并不只存在于城镇化时代。在远比18世纪晚期更早的前工业化时代，短途移动在苏格兰已经颇为普遍。同样地，被认为会在从乡村向城镇迁徙的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通常也只是想象而非事实。一些说法在城乡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粗略的对比，认为农村的耕作者在进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之后被强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固有印象并不一定适用于大多数移居者。1830年以前的大多数城镇居民并不是工厂工人，而是在作坊、他人家中或者露天场合工作。因此，这一时期城乡的工作内容常常呈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尤其是考虑到在1760年以前，纺纱与编织业已经在苏格兰低地极为盛行，当地大多数乡村家庭都有一些成员已经具备了工业化劳动的经验。移居者也有可能借住在亲戚或故乡亲友家中，从而延缓了在城镇社会的同化速度。由此可见，无论是移居者本身的既有经验还是他们在新生活面前的适应策略，都为乡村人口进城的动向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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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现象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在于，18世纪晚期逐渐加速的农业重组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将人口从乡村土地“驱赶”到城镇。一方面，如第七章所述，在1780年以后，随着租佃权利大体得到理清，二次租佃现象随着农业合理化进程加速而被清除，苏格兰低地居民中对土地拥有法定或传统权利的人数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至少从短期来看，随着近代化的农业格局形成，新的农舍、道路、边界围栏和围堤得到建设，包含牧草与芜菁的新型轮作方式也得到采用，这一切变化似乎都对劳动力提出了比旧式农业更高而非更低的要求。苏格兰的新式轻犁固然节省劳力，改进之后的劳动组织形式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但大多数农活仍未实现机械化，越发集约化的食物与原材料生产活动也在总体上推高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纺织等制造业生产活动也在乡间村落与小城镇中有所扩张。因此，失去土地的茅屋小农往往并不需要到大城市凭一技之长谋生。而现存的关于18世纪晚期（亦即农业重组活动加速的阶段）苏格兰薪资水平的数据显示，乡村雇主不得不开出更高的薪资以与城镇雇主争夺人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应当有很多来自乡村的移居者并不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而是因为更高的薪资与更丰富的就业机会等积极原因才被城镇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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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兰乡村居民向城镇迁徙的现象与苏格兰农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之间确实存在根本性的联系，尽管其运作方式比通常的认识更为复杂。无地劳动者群体的诞生虽不必然导致人口离开乡村社会，但确为后者提供了条件。传统农民素来以拒绝放弃自己土地的顽固态度闻名。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那句名言精到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农民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哪怕那土地只不过是半条犁沟。”相比之下，赚取薪资的无地劳动者要灵活得多。他们靠在市场上出卖劳力谋生，也可以靠持有寒酸的小片土地维持生存。之前提到，除了低地东南部和法夫等地区以外，低地的大多数普通农业劳动者都是未婚的男性或女性佣工，一般与雇主签订为期六个月的契约。在结婚之后，很多人便不得不从事其他行业。对于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城镇是潜在的迁徙目的地之一。所有对地方性状况的研究都显示，这一时期有大量劳动者在23岁至25岁离开农业领域，而这一年龄段正好与当时苏格兰的平均结婚年龄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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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苏格兰城镇化背后的主要动力可能还是来自苏格兰人口自19世纪初开始的加速增长，以及这一趋势对苏格兰乡村地带和农业重组活动的影响。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人口增长势头与英格兰、爱尔兰和一些欧陆社会相比异常平缓。1755—1801年，苏格兰人口的年增长率仅为0.6%。但1801—1811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1.2%，1811—1821年则上升到1.6%。在这一增速之下，乡村劳动力市场可能很快便迎来供应饱和，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陆海军大规模复员，这一问题还会进一步激化。虽然苏格兰农民需要更多人手，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仍远不及人口的增长势头，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尤其突出，当时，粮食价格的下跌导致了农业领域收入的下降和工作机会的减少。我们据此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一时期的乡村地带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这确实在高地西部发生了。但低地的失业率并未出现大幅增长，这部分是因为苏格兰农业生产参与机制的高度排他性。在18世纪晚期，一片土地上只允许合理耕作所需的人口长期定居是苏格兰农业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一座农场内部及周边的住宿设施也只服务于农场持有者特定的劳动力需求。超出农场所需的农舍将被夷平，新设施的建造也受到严格控制。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将富余劳动力赶出农场土地的机制，而苏格兰济贫法关于具备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无权领取救济（即便他们在遭遇严重困难时有可能得到临时救济）的规定也增强了这一效果。结果，在这种机制、逐渐加快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1812—1813年后增速缓慢甚至趋于停滞的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乡村居民开始迁往城镇。从1810年代至1820年代，苏格兰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但这一问题并未集中显现在低地乡村，而是主要出现在大城镇、高地西部和乡间的产业工人（尤其是手工织工）聚落。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这一现象造成的一些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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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的城镇扩张都没有对其人口死亡率产生显著影响。较大规模的城镇在1790年至1815年基本免受传染性热病侵扰，但这些疾病（以斑疹伤寒为主）在1817年至1820年、1826年至1827年与1836年至1837年反复肆虐。1831年至1832年，苏格兰也经历了第一场可怕的霍乱疫情，约一万名患者死亡。对19世纪上半叶任何时期苏格兰死亡人数的统计都颇具风险，但当时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医生审慎列举出的情况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的死亡率肯定在稳步上升。在爱丁堡（这里的生活条件在苏格兰的较大城镇中绝不算差），死亡率在1810年至1819年下降至25‰之后，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上升到26.2‰，并在1820年至1839年升至29‰。城镇死亡率的显著上升甚至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苏格兰整体的死亡率也在之前数十年间的持续下降之后快速上升。这无疑为大城镇在苏格兰社会生活中占据的新地位提供了绝佳的佐证。事实上，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高死亡率在一些大城市几乎开始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在1840年代之前，苏格兰甚至没有人尝试进行有效的社会改革，只是在健康问题上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城市生活中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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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扩张在不列颠全境都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无论是现存的统计数据还是时人的评论都表明，苏格兰城镇的情况远比英格兰恶劣。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曾在他发布于1842年的《大不列颠卫生状况报告》（Sanitary Report）中断言：“有证据表明，与英格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城镇相比，热病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更为致命。”[3]19世纪上半叶导致苏格兰城市环境恶化的种种因素已经为多位历史学家所详细记载，此处不必加以赘述。这些因素包括有效的卫生体系的缺失，苏格兰市民在高层公寓、围楼与窄巷中居住的传统，贫民区很少（甚至完全未经）清扫的街道，干净水源的不足，行政当局的守旧怠惰，对主要致命性疾病来源与性质的无知，以及当时将贫困与不洁的生活归咎于道德败坏而非环境局限的思想。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导致城市死亡率的上升势头直到1850年代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但这些现象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普遍存在，因此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某些城市的健康问题尤为突出。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挖掘苏格兰独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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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讨论中，一些苏格兰的独特因素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1760—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化速度远比西欧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更快，这一进程带来的人口激增直接突破了当时苏格兰城镇的卫生与生活便利设施的承受力极限。例如，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背负了不列颠最不健康城市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因为格拉斯哥经历了整个联合王国境内最为迅猛的一轮扩张，在1820年代每年都要增长5000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规模较大的城镇，尤其是在低地西部和邓迪地区，很多移民都来自爱尔兰和高地部分地区，那里正是整个不列颠列岛上最为贫穷的地带。在这当中，爱尔兰移民在来到苏格兰时往往处在近乎赤贫的状态，他们聚居在城镇中最为贫穷的角落里，在城市里的疾病面前最为脆弱，也不可避免给城市的居住空间带来了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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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爱尔兰移民广为人知的苦难只是19世纪早期苏格兰社会更为普遍且深重的社会危机中的一个部分。苏格兰社会之所以展开了快速工业化，部分是因为苏格兰的劳动力成本低于英格兰。这一差距折射出苏格兰相对贫困的境况：在苏格兰不断扩张的城镇中，有成千上万的居民生活在赤贫线边缘，由于苏格兰济贫法严苛且吝啬，贫困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苏格兰的所有大城镇都存在大量打散工的劳动者，从事搬运、装卸与建筑施工。詹姆斯·克莱兰（James Cleland）曾估计，1831年格拉斯哥有近四分之一的劳动者都在打零工，他们不得不领取微薄的薪水，从事时间不稳定且需求有季节性波动的工作以维持生计。这些人的经济实力通常使其不足以对条件更完善的居住空间产生需求，他们因此只能居住在不断扩张的城市中业已老朽的中心地带，蜷缩于条件恶劣、过分拥挤的高层公寓中，爱丁堡老城与格拉斯哥臭名昭著的窄巷区都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例子。这些地区的居住条件之所以如此糟糕，只是因为很多人除了在这里居住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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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6—1818年、1825年及1836年的三次产业大萧条期间，贫困与城市居民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是这些经济危机（而不只是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苏格兰城市的死亡率在19世纪迎来第一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早些时候，尽管苏格兰城市的卫生条件同样恶劣，热病仍颇为罕见。直到拿破仑战争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斑疹伤寒才成为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致命性传染病。上述三场大萧条之后，1816—1818年、1827—1828年和1837—1839年都暴发了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苏格兰所有规模较大的城镇无情地推高了死亡率。贫困乃至赤贫的生活状态显然与糟糕的下水系统和居住条件同样致命。这些问题并非由城镇化本身造成，而更应被视为苏格兰人口与就业市场在1810年至1830年总体发展不均衡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中叶采煤、制铁等重工业的扩张开启苏格兰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之后，这种不均衡现象才开始得到遏制，即便如此，糟糕的社会生活状态仍存在于苏格兰大城市的核心地带。到1830年，工业扩张及其衍生结果——城镇化已令工作岗位的数量与种类有了显著增长，但在日益膨胀的劳动人口面前，需求的增加并不足以为所有苏格兰劳动者提供稳定且条件适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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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H. Adams，The Making of Urban Scotland（London，1978），pp.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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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S. 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London，1983），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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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T. M. Devine，Exploring the Scottish Past（East Linton，1995），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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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九章 氏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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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观点认为，苏格兰高地的旧社会在血腥的卡洛登战役中已宣告覆灭，而在詹姆斯党战败之后，汉诺威王朝的武力镇压与蛮横的法律制裁令氏族社会彻底消亡。但近来关于贵族和官方文献的广泛研究所形成的新观点显示，苏格兰高地的实情并非如此。卡洛登战役及其后续发展只是不列颠国家机器强加于盖尔语地区的高潮而非开始。从16世纪晚期起，詹姆斯六世便开始强化对高地社会的控制，在1650年代的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以及1688—1689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国家权力对高地的支配力也越发增加。格伦科峡谷的大屠杀表明，1690年代威廉三世的政权不惜动用武力来弹压不愿臣服的氏族势力。1720年代和1730年代韦德修建的包括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军用交通网络虽然在1745年叛乱中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象征了政府权威在高地的渗透。高地氏族的军事化倾向也在趋于衰退。政府与辉格党的鼓吹手将氏族社会描述成一个奸淫掳掠和集体暴力盛行的野蛮世界，但事实上，到18世纪初，掠夺牛只和勒索保护费的行径仅见于高地边境地带和洛哈伯地区某些交通不便的地方。认为高地氏族总是彼此征战（或准备如此）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高地氏族间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厮杀发生在1688年斯皮恩布里奇（Spean Bridge）附近，比1745年的最后一场詹姆斯党叛乱早了半个多世纪。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大多数参与过詹姆斯党叛乱的高地盖尔人在举兵前都没有见过任何军事行动。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在1689年的基利克兰基之战爆发前，叛军指挥官邓迪子爵曾担心自己手下未经战事的氏族民在敌人的枪炮面前会有何反应。在《大不列颠全岛纪游》（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丹尼尔·笛福提到了当时苏格兰氏族尚武风气的消退。他记载，高地中部的居民“凶狠、好斗且易怒”，但在氏族领袖的“良好操行”影响下，他们现在已“大为开化，不同于往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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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影响开始在氏族社会的结构中制造张力。南方市场对高地物产的需求正在增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牛只——整个苏格兰只有这一种商品在《联合条约》签署后立刻迎来了旺盛的需求——还有木材、鱼和板岩。这些贸易活动的所得在氏族精英阶层中助长了远离故土和奢靡的风气。当时的家族档案显示，氏族精英阶层对精美家具、时髦服饰、绘画、书籍和乐器的兴趣逐渐增长。氏族社会中的民俗诗人（bards）对这一趋势深感警惕，并为那些无视传统氏族义务、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爱丁堡乃至伦敦的氏族酋长的习气而哀叹。此时已经有迹象表明，商业利润正在取代对氏族社会的古老责任，成为氏族精英背后的驱动力。氏族社会的平民成员本应用忠诚、军役、贡赋和地租换取统治者一族发挥庇护者与土地所有权保证人的作用，但有证据显示，这种社会契约关系早在1745年叛乱之前就已在部分盖尔语地区面临严峻挑战。当地的地租趋于上涨，这一现象在包括阿盖尔郡大部地区的坎贝尔氏族广大领地上尤为突出。在1730年代，萨瑟兰、阿盖尔和高地中部出现了第一波前往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北美殖民地的移民潮。这一时期对传统氏族社会伦理最为公然的违背发生在斯凯岛上的两位最为显赫的酋长——麦克劳德氏族的诺曼·麦克劳德（Norman Macleod）和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身上。他们密谋驱逐自己名下的一些佃农，让他们携家带口前往美洲殖民地，以作为契约劳工卖给那里的种植园。这一事件最后酿成一起丑闻，两位酋长都险些面临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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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夸大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的意义，将其理解为高地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政府一方的意图非常明确：政府军首先要对追随詹姆斯党的氏族发起可怕的报复，然后一劳永逸地摧毁滋生叛乱与不满的温床，即氏族制度本身。正如第二章中业已阐述的，这些残暴政策产生的长期效果并不明显。当时的秘密政府报告显示，汉诺威王朝军队的恐怖统治在当地往往激起了更大的抵触，而不是令形势平静下来。军事租佃制（例如监督人制度）的废除，以及世袭法权的剥夺没有在高地产生显著效果。当局错误地认为氏族酋长的权力源自对司法的控制，但氏族社会对领袖的忠诚来源于内心意识，而非法律。监督人制度本身则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商业发展面前日薄西山了。当局为消灭氏族制度而制订的军事与立法计划野心勃勃，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些政策的背后，高地氏族社会的传统价值早在1740年代以前便已进入一个持续且根本性的衰退期。此外，与政府的反氏族政策相比，1760年以后市场力量对高地社会的影响更为显著，高地氏族酋长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转变为商业化地主。这些才是最终令氏族制度走向消亡的必要因素，而这正是本章接下来要予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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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和苏格兰其他地区一样，高地社会迎来了日益加速的社会变革，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高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将在物质、文化和人口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迎来革命性的转变。简而言之，传统的高地社会在这一时期被彻底打破，一种基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原则与社会关系的新秩序将取而代之。在这一时期之前，氏族精英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商业活动的影响力正不断增长，政府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对氏族制度施加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然而，在大多数地方，盖尔语社会的基本结构总体上并未发生剧变。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不列颠其他地区对牛、褐藻、威士忌、羊毛、羊肉、木材、板岩等各种高地物产的需求暴涨，令高地社会迎来了决定性的变革期。这些变化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产生了不可阻挡的推动力，永远地改变了苏格兰高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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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盖尔语社会来说，商业活动，尤其是牛只的出口和谷物粗粉的进口，一向至关重要。但在这一时期，南方市场开始对高地社会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几乎将高地变成一个经济上的附庸：当地人口的生计越来越仰赖低地与英格兰城镇和工业设施对产品的需求。高地经济迎来了一个全面商业化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便是地租的变化。从1760年代开始，整个高地的地租水平上涨到空前的高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地租增速进一步加快，这反映了上涨的物价所产生的盈余。正是地租上涨的速度与幅度令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与18世纪早期拉开差距，而这一现象折射出的更多的是外部需求的增长，而非高地地主从对农业改良的投资中得到的回报。在18世纪中后期，斯凯岛的地租水平上涨了两倍，而在韦斯特罗斯的托里登（Torridon），地租在1777年至1805年增长了九倍。在因弗内斯的洛基尔（Lochiel）农场，当地地租从1760年代的560英镑上升到1774年的863英镑，涨幅达到54%，在之后的时期里，地租的增长势头还将更加迅猛。格伦加里（Glengarry）的地租在1768年为732英镑，到1802年已经飙涨了472%，达到418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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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水平如此剧烈的增长表明，这一时期的高地精英阶层开始从市场化生产和新的利润导向来看待他们的土地。176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商品经济的增长或许还能勉强与高地社会的旧秩序相容，但在完全以市场竞争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新模式面前，高地的旧格局已无用武之地。这一变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氏族酋长和土豪转变成新式有地缙绅的过程已经持续了数代人的时间，如今终于宣告完成，高地精英也放弃了一直以来要求他们保障亲族与追随者在本族领地内持有土地的世袭委托制，转而追求其他利益。现在，高地的土地将通过竞价的方式分配，只有愿意且有能力为持有者提供最高回报的人才能获得土地的用益权。这一时期高地地主在处理佃户续租问题时强制推行这些新标准，最终构成了高地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原因，并在18世纪晚期刺激一批又一批高地西部居民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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