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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经历了快速的城镇扩张，苏格兰的旧社会与新社会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连续性。19世纪早期的四座主要城市——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邓迪——在17世纪便已是苏格兰最大的自治城镇，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规模、职业构成和经济结构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早期苏格兰最大的13座城镇到1830年依旧位于苏格兰城镇排行榜的前列，其中只有一两座城镇例外。由此可见，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地带都有悠久的城镇化历史，传统的郡与地区首府也继续作为地方行政或统治的中心，抑或为富饶的农业区域充当市场，从而在当地社会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到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体系也已发展出一些象征新时代到来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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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城镇化进程主要集中在低地东部和西部的狭长区域。1801—1841年，上述地区在苏格兰城镇人口（居住在人口5000人以上城镇的总人数）中的占比从未低于83%。而在这一区域内部，人口也高度集中在格拉斯哥与爱丁堡两地，这两座城市早在1800年便已容纳了苏格兰城镇人口的60%。苏格兰城镇结构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大多数苏格兰城镇都可被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四座主要城市；第二类是工业城镇；第三类是拥有历史传统、为周边地区充当集市或提供行政服务的地区性首府。此外，苏格兰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繁多的城镇聚落，包括法夫与马里海岸的渔港、福斯河口地区的传统采煤或盐业城镇，以及布里哲夫阿伦（Bridge of Allan）、皮布尔斯（Peebles）和斯特拉斯佩弗（Strathpeffer）的内陆温泉疗养地。在这些城镇当中，基础工业城镇和一些大城市最容易受这一时期城镇快速扩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影响：佩斯利、福尔柯克、基尔马诺克和霍伊克等城镇发展迅猛，但大多数工人阶级居民只服务于一两种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需求的产业，这导致他们在国际市场行情波动时处境脆弱。1816—1817年、1825年和1836—1837年的严重商业萧条期间，这些城镇的普通居民都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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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城镇相比，那些居住在地区性中心城镇的人的处境要更好一些。这些城镇的人口增长速度一般较为平缓，意味着这里既有的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不会像其他人口快速增长的城镇那样轻易过载，尽管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城镇无论大小都面临着类似的卫生问题。此外，这些城镇居民的职业结构也比工业城镇更为多元，而由于这些中心城镇的经济活动以为周边农业地带提供服务为主，周期性失业也不太容易在这里引发社会危机。然而，这种城镇（例如珀斯）和其他城镇之间的区别不应被高估，因为其中一些地区性中心城镇也很倚重工业，不可能完全避免来自制造业商品外来需求波动的冲击。这种地区性城镇与工业城镇之间的区别往往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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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a）和表8.3（b）呈现了苏格兰四座大城市的居民职业结构。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强调这些城市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除爱丁堡之外，受雇于纺织业的居民人数十分显眼，证明了本章先前所述的棉纺、亚麻与（作用相对较低的）羊毛纺织业在近代苏格兰城镇化第一阶段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爱丁堡的经济基础相对稳定且均衡，这一点在数据中显而易见。这里的大多数受雇人口都从事小规模消费品制造业，其中很多人的生计都仰赖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客户的需求，家务劳动在女性劳动力的雇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一职业构成体现了爱丁堡的大都会属性，城市居民中领取薪金的大量专业服务人员的存在也凸显了爱丁堡对服务业和奢侈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以及作为首府在法律行业、银行业和教育事业上的重要地位。在爱丁堡城区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老城（Old Town）等地，存在着贫穷与流浪者问题，但与邓迪和格拉斯哥相比，这里的普通市民遭遇周期性失业这一灾难性打击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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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虽然规模较小，但在职业构成上与爱丁堡最为接近。一如爱丁堡之于苏格兰，阿伯丁也在苏格兰东北地区充当着法律、教育和金融服务中心的角色。阿伯丁已雇人口中专业服务人员的比重仅次于爱丁堡，家务劳动者的比例也十分显著。此外，这里也有很多居民受雇于纺织业，而和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是，这里从事渔业的男性人口占比很高。总而言之，这座城市的职业构成相对均衡，其在1830年以前的发展速度与其他主要城镇相比也不算快。阿伯丁能够避免那些困扰格拉斯哥与邓迪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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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a） 1841年苏格兰主要城市职业构成（各行业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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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b） 按部门划分的1841年苏格兰主要城市职业构成（各部门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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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和邓迪同样拥有高度依赖纺织业的劳动力结构，在19世纪的扩张速度同样迅猛（虽然邓迪在1820年代到1840年代之间的增速更快），而专业服务人员在城市职业构成中的存在感都比较薄弱。也正是这两座城市，在这一时期遭遇了最为尖锐的健康、卫生与贫困问题。从短期，尤其是1840年以前来看，格拉斯哥遭遇的困难更为引人注目；但从长期来看，邓迪的处境更为糟糕。当地超过一半受雇劳动力只在纺织业内工作，而在粗支亚麻与黄麻纺织业，廉价女性劳动力正在占据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早在1841年，邓迪的城市经济结构便已陷入一种危险的失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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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快速扩张取决于人口的流动。在1851年苏格兰的10座主要城镇中，只有47%的居民在本地出生。大多数移民都是较为年轻的成年人，相对本地居民，处在适婚适育年龄段的移民占比较大，因此这一年龄层人口的高流动率进一步推高了城镇地带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在1851年出生于邓迪的人当中，年龄在20岁及以上的只占37%，但70%移居到城里的人都属于这一年龄段。绝大多数的移民都是在迁徙了较短的距离之后进入城镇的。例如，大多数阿伯丁人来自东北诸郡；格里诺克高地移民最大的来源地是该城镇附近的南部高地地区。在1820年代，教会的埋葬记录显示，三分之一安葬在邓迪的非本地出身者都出生在这座城市所在的安格斯郡，而其余大多数人都来自安格斯附近的东海岸地区。每一座苏格兰的大城镇里都有附近地区移居者形成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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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只有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表现出吸引大量人口长距离移动的能力。一种流行于苏格兰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高地人口因满足大城镇的劳动力需求而大幅减少，但这并非事实。1830年以前，从西北部高地地区向苏格兰南部永久性移居的人口规模与一些低地乡村堂区相比仍颇为有限。迟至185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中只有5%出生在高地地区，其中大部分来自高地南部与低地邻接的边缘地带，而非西部更远处的小农场地带。在赫布里底群岛，19世纪初大多数移民都选择移居大西洋彼岸，而非苏格兰的大城市，尽管这一时期从当地前往苏格兰低地的短期迁徙也颇为普遍，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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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地的人口迁徙相比，1810年代到1820年代爱尔兰人从阿尔斯特和康诺特东部地区向苏格兰移居的规模更为庞大，这既是因为爱尔兰本土的亚麻产业陷入萧条，也是因为新式蒸汽船的使用让爱尔兰人得以更快、更廉价地前往克莱德河畔的苏格兰港口。这一时期的爱尔兰移民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这种传统教派矛盾向苏格兰的移植与苏格兰本地人的歧视一道，在这场移民运动的早期阶段引起了宗教与社会矛盾。1851年，随着爱尔兰大饥荒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苏格兰总人口中有7%的人是爱尔兰裔，是英格兰的两倍以上。但这一平淡的数据低估了爱尔兰因素对苏格兰城镇生活的影响。J.E.汉德利（J. E. Handley）精到地指出，爱尔兰裔人口应和生于爱尔兰的人口一并计算。他得出的新估算显示，1851年苏格兰低地西部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有爱尔兰血统。不止如此，爱尔兰移民还倾向于集聚在特定的城镇地带，而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也掩盖了这一人口分布态势造成的影响。1841年，格拉斯哥总人口为274000人，其中有44000人，亦即16%生在爱尔兰。如果汉德利是对的，这一数字将意味着当时格拉斯哥有约三分之一的居民拥有爱尔兰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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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向城镇移居的趋势背后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城镇对乡村居民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正如A.S.沃尔（A. S. Wohl）所说：“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岗位、更为广泛的社交人脉，也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无数丰富而刺激的新鲜事物。”[2]城镇提供了比乡村通常水平更高的薪酬和更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在18世纪晚期给乡村向城镇移民的趋势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在城镇化进程最快的那些地区，当地的农民也被迫开出更高的薪水以挽留劳动力。甚至在拿破仑战争后，城镇劳动力需求减弱、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显著的劳动力过剩现象的时期，苏格兰的城镇仍对乡村居民充满魅力。大城镇糟糕的健康状况没有吓退移居者，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期遭受致命卫生问题侵袭的城镇有时会在危机过去之后迎来一波“补充性移民”。这一时期苏格兰城镇中的绝大多数新居民都来自周边地区，这个现象便证实了城镇“吸力”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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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者来源地和目的地间较短的距离也是促进移民的一个因素。对乡村居民而言，城镇地带既不远也不陌生。移民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切断一切与乡村故土的联系。很多人只是季节性地或暂时地移居城镇，他们在此期间仍能通过通常居住在不远处的亲属维持与家乡的联系。还有很多人在移居城市之前已经有过城镇生活的经历。这一时期苏格兰最大的一股移民潮发生在不同的城镇地带之间：与传说相反，天真的乡村农民在城镇的新居民中甚至占不到一半。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大规模移民并不只存在于城镇化时代。在远比18世纪晚期更早的前工业化时代，短途移动在苏格兰已经颇为普遍。同样地，被认为会在从乡村向城镇迁徙的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通常也只是想象而非事实。一些说法在城乡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粗略的对比，认为农村的耕作者在进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之后被强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固有印象并不一定适用于大多数移居者。1830年以前的大多数城镇居民并不是工厂工人，而是在作坊、他人家中或者露天场合工作。因此，这一时期城乡的工作内容常常呈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尤其是考虑到在1760年以前，纺纱与编织业已经在苏格兰低地极为盛行，当地大多数乡村家庭都有一些成员已经具备了工业化劳动的经验。移居者也有可能借住在亲戚或故乡亲友家中，从而延缓了在城镇社会的同化速度。由此可见，无论是移居者本身的既有经验还是他们在新生活面前的适应策略，都为乡村人口进城的动向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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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现象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在于，18世纪晚期逐渐加速的农业重组进程在多大程度上将人口从乡村土地“驱赶”到城镇。一方面，如第七章所述，在1780年以后，随着租佃权利大体得到理清，二次租佃现象随着农业合理化进程加速而被清除，苏格兰低地居民中对土地拥有法定或传统权利的人数大大下降。但在另一方面，至少从短期来看，随着近代化的农业格局形成，新的农舍、道路、边界围栏和围堤得到建设，包含牧草与芜菁的新型轮作方式也得到采用，这一切变化似乎都对劳动力提出了比旧式农业更高而非更低的要求。苏格兰的新式轻犁固然节省劳力，改进之后的劳动组织形式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但大多数农活仍未实现机械化，越发集约化的食物与原材料生产活动也在总体上推高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纺织等制造业生产活动也在乡间村落与小城镇中有所扩张。因此，失去土地的茅屋小农往往并不需要到大城市凭一技之长谋生。而现存的关于18世纪晚期（亦即农业重组活动加速的阶段）苏格兰薪资水平的数据显示，乡村雇主不得不开出更高的薪资以与城镇雇主争夺人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应当有很多来自乡村的移居者并不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而是因为更高的薪资与更丰富的就业机会等积极原因才被城镇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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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兰乡村居民向城镇迁徙的现象与苏格兰农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之间确实存在根本性的联系，尽管其运作方式比通常的认识更为复杂。无地劳动者群体的诞生虽不必然导致人口离开乡村社会，但确为后者提供了条件。传统农民素来以拒绝放弃自己土地的顽固态度闻名。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那句名言精到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农民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哪怕那土地只不过是半条犁沟。”相比之下，赚取薪资的无地劳动者要灵活得多。他们靠在市场上出卖劳力谋生，也可以靠持有寒酸的小片土地维持生存。之前提到，除了低地东南部和法夫等地区以外，低地的大多数普通农业劳动者都是未婚的男性或女性佣工，一般与雇主签订为期六个月的契约。在结婚之后，很多人便不得不从事其他行业。对于这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城镇是潜在的迁徙目的地之一。所有对地方性状况的研究都显示，这一时期有大量劳动者在23岁至25岁离开农业领域，而这一年龄段正好与当时苏格兰的平均结婚年龄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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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苏格兰城镇化背后的主要动力可能还是来自苏格兰人口自19世纪初开始的加速增长，以及这一趋势对苏格兰乡村地带和农业重组活动的影响。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人口增长势头与英格兰、爱尔兰和一些欧陆社会相比异常平缓。1755—1801年，苏格兰人口的年增长率仅为0.6%。但1801—1811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1.2%，1811—1821年则上升到1.6%。在这一增速之下，乡村劳动力市场可能很快便迎来供应饱和，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陆海军大规模复员，这一问题还会进一步激化。虽然苏格兰农民需要更多人手，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仍远不及人口的增长势头，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尤其突出，当时，粮食价格的下跌导致了农业领域收入的下降和工作机会的减少。我们据此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一时期的乡村地带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这确实在高地西部发生了。但低地的失业率并未出现大幅增长，这部分是因为苏格兰农业生产参与机制的高度排他性。在18世纪晚期，一片土地上只允许合理耕作所需的人口长期定居是苏格兰农业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一座农场内部及周边的住宿设施也只服务于农场持有者特定的劳动力需求。超出农场所需的农舍将被夷平，新设施的建造也受到严格控制。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将富余劳动力赶出农场土地的机制，而苏格兰济贫法关于具备劳动能力的失业人员无权领取救济（即便他们在遭遇严重困难时有可能得到临时救济）的规定也增强了这一效果。结果，在这种机制、逐渐加快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1812—1813年后增速缓慢甚至趋于停滞的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乡村居民开始迁往城镇。从1810年代至1820年代，苏格兰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但这一问题并未集中显现在低地乡村，而是主要出现在大城镇、高地西部和乡间的产业工人（尤其是手工织工）聚落。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这一现象造成的一些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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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的城镇扩张都没有对其人口死亡率产生显著影响。较大规模的城镇在1790年至1815年基本免受传染性热病侵扰，但这些疾病（以斑疹伤寒为主）在1817年至1820年、1826年至1827年与1836年至1837年反复肆虐。1831年至1832年，苏格兰也经历了第一场可怕的霍乱疫情，约一万名患者死亡。对19世纪上半叶任何时期苏格兰死亡人数的统计都颇具风险，但当时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医生审慎列举出的情况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的死亡率肯定在稳步上升。在爱丁堡（这里的生活条件在苏格兰的较大城镇中绝不算差），死亡率在1810年至1819年下降至25‰之后，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上升到26.2‰，并在1820年至1839年升至29‰。城镇死亡率的显著上升甚至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苏格兰整体的死亡率也在之前数十年间的持续下降之后快速上升。这无疑为大城镇在苏格兰社会生活中占据的新地位提供了绝佳的佐证。事实上，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高死亡率在一些大城市几乎开始引发一场社会危机。在1840年代之前，苏格兰甚至没有人尝试进行有效的社会改革，只是在健康问题上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城市生活中的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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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扩张在不列颠全境都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无论是现存的统计数据还是时人的评论都表明，苏格兰城镇的情况远比英格兰恶劣。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曾在他发布于1842年的《大不列颠卫生状况报告》（Sanitary Report）中断言：“有证据表明，与英格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城镇相比，热病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更为致命。”[3]19世纪上半叶导致苏格兰城市环境恶化的种种因素已经为多位历史学家所详细记载，此处不必加以赘述。这些因素包括有效的卫生体系的缺失，苏格兰市民在高层公寓、围楼与窄巷中居住的传统，贫民区很少（甚至完全未经）清扫的街道，干净水源的不足，行政当局的守旧怠惰，对主要致命性疾病来源与性质的无知，以及当时将贫困与不洁的生活归咎于道德败坏而非环境局限的思想。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导致城市死亡率的上升势头直到1850年代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但这些现象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普遍存在，因此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某些城市的健康问题尤为突出。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挖掘苏格兰独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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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讨论中，一些苏格兰的独特因素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1760—1830年苏格兰的城镇化速度远比西欧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更快，这一进程带来的人口激增直接突破了当时苏格兰城镇的卫生与生活便利设施的承受力极限。例如，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背负了不列颠最不健康城市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因为格拉斯哥经历了整个联合王国境内最为迅猛的一轮扩张，在1820年代每年都要增长5000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规模较大的城镇，尤其是在低地西部和邓迪地区，很多移民都来自爱尔兰和高地部分地区，那里正是整个不列颠列岛上最为贫穷的地带。在这当中，爱尔兰移民在来到苏格兰时往往处在近乎赤贫的状态，他们聚居在城镇中最为贫穷的角落里，在城市里的疾病面前最为脆弱，也不可避免给城市的居住空间带来了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