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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的《民兵法》构成了对苏格兰民族尊严的又一次侵犯。这部法律宣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组建一支本土防御力量，苏格兰却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威斯敏斯特高层直到1760年代仍认为苏格兰人大多是潜伏的詹姆斯党人，因此不宜持有火器。《民兵法》在苏格兰知识界引发了激烈抗议，并促使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倡议，在苏格兰建立一支自己的民兵武装。但在这一阶段，爱国热情和尊严受损所带来的愤恨已不太可能动摇联合王国的存续。自1707年以来，苏英合并已经为苏格兰的贵族、商人和知识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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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苏格兰人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一理念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积极。毕竟，写下《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就是苏格兰人。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和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即罗伯特·彭斯）都曾写下以不列颠为主题的热情诗句。弗格森曾说“你们这些幸福的不列颠人……保卫不列颠尼亚免遭外敌突袭”，伯恩斯则在《华盛顿将军生日颂》中歌颂“不列颠人生于自由，灵魂似火”。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城内诸如汉诺威街、乔治街、女王街和弗雷德里克街这样的地名也体现出城市精英对大不列颠及汉诺威王朝的忠诚。在苏格兰的地主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子女送到英格兰的中学和大学受教，以让他们的前途发展更为可观。苏格兰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他们过于“土气”的口音和言辞感到在意，其中就包括大卫·休谟这样的知名人物。1761年爱丁堡的精选俱乐部（Select Society）[18]中就有人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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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地与大不列颠之首都的往来日盛，无论贸易、娱乐还是其他必要之联络都将继续发展，然而在苏格兰受教的绅士不谙英格兰的语调与言辞，并早已对这一问题造成的缺陷感到困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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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精选俱乐部提议从英格兰引进称职的发音学教师为苏格兰人提供指导。18世纪的苏格兰史学家也开始变得倾向于用负面态度审视苏格兰在此之前的历史，当时最为显赫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就曾将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的苏格兰历史斥为一段处于无政府状态、充斥着野蛮行径和宗教迷信的黑暗岁月，他的这些抨击论调还将在无数次要史家的论述中得到重申。对苏格兰的盖尔-爱尔兰文化遗产与苏格兰民族复杂的族群渊源的贬损也构成了这些史学研究共有的核心课题。正因如此，约翰·克拉克爵士才否定了之前的一切既有观点，主张苏格兰人是苏格兰本地的原生民族，认为拉丁文文献中记载的“斯科提人”（Scotti）并不来自爱尔兰。他进一步提出早期的苏格兰人说撒克逊语，这一夸张的论述彻底否定了苏格兰的盖尔语传统，认为古代苏格兰人与古代不列颠人虽然在政治上归属不同，在语言上却有相通之处，正是这一点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8世纪的彻底合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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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在18世纪不可阻挡的英格兰化潮流中彻底沦丧。苏格兰当地的生活仍遵循苏格兰本地的机制与习惯运转：长老教会仍然维持着作为独立教会的尊严，苏格兰的民事法律、堂区学校和五所大学也依旧存在。苏格兰人不分贵贱，仍保持着苏格兰口音。约翰·巴伯（John Barbour）和盲人哈里（Blind Harry）创作的那些歌颂中世纪民族英雄布鲁斯和华莱士事迹的诗歌也在苏格兰广受欢迎且经久不衰，表明普通大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并未消退。一些知识分子或许将17世纪的苏格兰誓约派斥为宗教狂热分子，但对低地的普通民众来说，誓约派是勇敢捍卫苏格兰长老教会的英雄，是他们用自己的英勇奋斗保护了苏格兰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强权压迫。与华莱士和布鲁斯一样，誓约派也成了苏格兰的民族象征。而到19世纪初，在班诺克本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已成为常态，苏格兰国王布鲁斯曾在那里取得了反抗英格兰统治的关键胜利，而英国内战时期的誓约派也曾在那里抛洒热血。誓约派传统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时刻提醒着苏格兰人，让苏格兰人意识到自己的长老制是一种不同于英格兰新教的独特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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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诸如《苏格兰名人传》（Scots Worthies）这样的大众读物仍在纪念宗教改革与誓约派时代的事迹，那些历史故事中记载了加尔文派关于一切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信念，也为1790年代的激进运动提供了启发。此外，由于苏英合并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苏格兰精英阶层对联合王国的态度有时也有所保留。如前所述，在1760年代早期，伦敦的反苏格兰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把苏格兰人描述成一个利用联合王国渗透到政府高层，并在不列颠帝国体系内攫取肥差的异族，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煽动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描述无疑有夸张成分，但休谟所谓“对苏格兰人的怨怒”显然有损联合王国的稳定，也与苏格兰人对于苏英以对等姿态合并的信念相悖。这一反苏格兰情绪最终令苏格兰精英对自身的苏格兰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双向的效忠观念，一方面在政治上忠于不列颠，即便英格兰人对他们施以最为尖刻的攻击也不为所动；另一方面又延续了长久以来的传统，对自己的母国维持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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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W. Ferguson，Scotland’s Relations with England：A Survey to 1707（Edinburgh，1977），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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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M. Gray，ed.，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892），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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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早期苏格兰王国的临时议事机制，初期仅贵族与教士阶层出席，后也允许城镇与郡民代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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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第五代罗克斯堡伯爵约翰·克尔（John Ker，1680—1741），英苏合并前夕曾任苏格兰政府事务大臣，1707年两国合并后受封第一代罗克斯堡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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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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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支持1638年苏格兰长老教会提出的《苏格兰教会全国誓约》（National Covena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的加尔文宗信徒。该誓约旨在抵制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强行引入英格兰国教会制度与仪礼的政策，与18世纪初苏格兰教会反对苏英合并的理由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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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格兰的“男爵”（baron）头衔与英格兰贵族秩序中的“男爵”不同，并非世袭，仅用于称呼庄园或城堡地产（caput）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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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17世纪中后期，在英国内战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反对加尔文宗与清教徒革命者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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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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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国国教会信徒中的一派，在教会传统与信仰生活等方面更接近天主教会（如强调主教制与圣事的仪式性），与更具福音主义倾向（信众组织更扁平，仪礼更简化）的派别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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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salind Mitchison，A History of Scotland（London，1970），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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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即上文提到的第五代罗克斯堡伯爵约翰·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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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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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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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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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Janet A. Smith，‘Some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of Scotland’，in N. T.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Edinburgh，1970），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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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Janet A. Smith，‘Some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of Scotland’，in N. T.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Edinburgh，1970），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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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754年成立于爱丁堡的一个俱乐部，由当时苏格兰政商文化界的上流人士组成。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等人都曾是这一俱乐部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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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uoted in E. C. Mossner，Life of David Hume（London，1954），p.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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