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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5 但上述大多数观点都没能对1820年风波的真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鉴于政府军仍保持了忠诚,预期将在英格兰北部爆发的起义没有兑现,而苏格兰的有产阶级又坚定地站在当局一边,1820年所有武装暴动的失败或许在所难免。然而,苏格兰政府也确实对武装叛乱爆发的威胁深感忧虑。尽管在1820年4月初,政府已经在格拉斯哥和佩斯利集结了2000名常备军士兵,并得到了一些效忠者团体的武力支援,当局仍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控制艾尔郡或伦弗鲁郡。在布里奇顿(Bridgeton)、斯特雷文、巴尔弗朗(Balfron)和基尔马诺克等相距甚远的地方,仍有消息称大量武装人员正在露天地带公开进行操练。此外,这一时期的军事准备也不局限在编织工人当中。编织工人固然在当地产业工人中占据最大比重,他们在1820年风波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并不出人意料,但政府的激进分子逮捕名单显示了运动的参与者拥有更为多样的职业背景。例如,在1820年于斯特灵高等法院受审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参与过“邦尼缪尔之战”的激进派资深成员)中只有一半的人从事编织业,另外一半参与者包括劳工、制钉者、鞋匠,以及铁匠、裁缝和装订工等传统业者。1820年4月最初几天爆发的总罢工为运动参与者的跨行业团结意识提供了最为鲜明的例证:包括在工厂工作的纺纱工与操作员在内,苏格兰工业核心地带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只有煤矿工人和农业佣工没有以显著的规模投入罢工。苏格兰激进派在1820年风波中对苏格兰当局发起的挑战之严峻,远非英格兰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期间面对的威胁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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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7 相比之下,激进派战争的长期影响则更加难以估计。这场风波可能对苏格兰政治史与工人阶级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效果。虽然1820年风波以彻底失败作结,这起事件却在短期之内再一次发挥了积极作用,为1820年代的工会运动注入能量,而不是令政治运动的理念趋于幻灭。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众政治运动在1832年《改革法案》发布前的政治危机以及1838—1842年宪章运动期间重新点燃,但这两场运动的苏格兰参与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暴力,尤其是在宪章运动中,苏格兰宪章派与提倡“道德感化”的策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转变,1820年风波的耻辱结局或许构成了部分原因。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宪章运动也从激进派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些传统中得到了启发。1820年,苏格兰的工业劳动者第一次产生了跨越职业与宗教分歧的使命感,这一使命的目标在于推翻腐败的旧政治体制,建立一套更加民主的新秩序,一切社会政策上的进步都必须以此为前提。这些理念恰恰构成了二十年后引发宪章运动的思想基础,并将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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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9 [1] 即克里斯托弗·威维尔(Christopher Wyvil,1740—1822),英格兰牧师、政治改革家,他曾在1779年成为约克郡自耕农协会的领袖,反对联合王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和政府增税的举措,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治性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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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31 [2] Quoted in William Ferguson,Scotland: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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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33 [3] Quoted in Michael Fry,The Dundas Despotism(Edinburgh,1992),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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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35 [4] 理查德·谢里登(1751—1816),辉格党政治家、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777年发表的讽刺喜剧《造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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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37 [5]Caledonian Mercury,2 September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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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39 [6]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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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41 [7]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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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43 [8] 不伦瑞克公爵即卡尔·威廉·斐迪南(1735—1806),普鲁士王国军事统帅,在法国革命政府对普鲁士、奥地利宣战并入侵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之后指挥普奥联军攻入法国境内,在1792年9月的瓦尔密战役中受法军炮兵阻击,后败退离开法国。捷报传来之后不久,法国国民大会便宣布推翻王国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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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45 [9]The Edinburgh Gazetteer,7 December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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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47 [10]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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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49 [11]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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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51 [12] 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悉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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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53 [13]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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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55 [14] E. W. McFarland,Ire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Edinburg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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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57 [15] Quoted in Norman Murray,The Scottish Handloom Weavers,1790-1850:A Social History(Edinburgh,1978),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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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59 [16] Strathclyde Regional Archives,E1/1/10,3 February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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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61 [17] Quoted in F. K. Donnelly,‘The Scottish Rising of 1820:A Re-interpretation’,Scottish Tradition(1976),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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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67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一章 高地风尚与苏格兰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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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1 到20世纪晚期,海外视野下的苏格兰几乎是一个高地国家。“山峰与洪流之地”的宣传语出现在无数旅游海报上,而定义了苏格兰文化特色的著名符号,比如长裙、花格布与风笛也都来自高地。然而,这一奇特的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古怪且令人费解的。首先,这种苏格兰印象与苏格兰作为近代世界城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的状况并不相符:早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先驱,近现代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工作,并居住在低地中部。当时苏格兰大部分乡村地带的人口都在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迁往福斯河与克莱德河流域的大城市。但讽刺的是,最终为整个苏格兰的文化身份奠定基调的恰恰是高地,这个苏格兰最为贫穷、最为落后的地区。换言之,苏格兰社会有着高度城镇化的内在实质,却表露出一副充满乡土气息的外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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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73 如果与18世纪晚期低地苏格兰政界、宗教界与社会总体关于高地的主流观点相对照,高地苏格兰在近代的高调形象无疑更令人惊讶。虽然苏格兰南部与北部地理差异极大,“高地”一词直到1400年却未见于书面记载。即便在“高地”于中世纪正式进入苏格兰的词典之后,使用这一词语的目的仍在于指称一个与苏格兰其他地区彼此孤立,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充满异质性的区域。将“高地”与整个苏格兰区分开来的一大关键在于语言:随着盖尔语在中世纪从低地苏格兰退出,“高地”成为王国境内在文化上更为独特、在语言上更为孤立的一个空间。与此同时,苏格兰王国政府也开始将高地视为难治之地。在近代早期,高地苏格兰的动荡局面被视为阻碍国家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宗教改革以后,高地苏格兰没有完全接受新教的洗礼,并在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信者、天主教徒与异教徒之地。对1700年以前的苏格兰政治精英与长老会来说,高地辽远而桀骜,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对当地施加管制,并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改良”。苏格兰上流社会的共识是,因为高地社会落后且充满威胁,高地人必须接受苏格兰其他地方主流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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