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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Edinburgh Gazetteer，7 December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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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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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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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悉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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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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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 W. McFarland，Ire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Edinburg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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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Norman Murray，The Scottish Handloom Weavers，1790-1850：A Social History（Edinburgh，1978），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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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trathclyde Regional Archives，E1/1/10，3 February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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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F. K. Donnelly，‘The Scottish Rising of 1820：A Re-interpretation’，Scottish Tradition（1976），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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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一章 高地风尚与苏格兰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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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晚期，海外视野下的苏格兰几乎是一个高地国家。“山峰与洪流之地”的宣传语出现在无数旅游海报上，而定义了苏格兰文化特色的著名符号，比如长裙、花格布与风笛也都来自高地。然而，这一奇特的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古怪且令人费解的。首先，这种苏格兰印象与苏格兰作为近代世界城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的状况并不相符：早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先驱，近现代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工作，并居住在低地中部。当时苏格兰大部分乡村地带的人口都在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迁往福斯河与克莱德河流域的大城市。但讽刺的是，最终为整个苏格兰的文化身份奠定基调的恰恰是高地，这个苏格兰最为贫穷、最为落后的地区。换言之，苏格兰社会有着高度城镇化的内在实质，却表露出一副充满乡土气息的外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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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18世纪晚期低地苏格兰政界、宗教界与社会总体关于高地的主流观点相对照，高地苏格兰在近代的高调形象无疑更令人惊讶。虽然苏格兰南部与北部地理差异极大，“高地”一词直到1400年却未见于书面记载。即便在“高地”于中世纪正式进入苏格兰的词典之后，使用这一词语的目的仍在于指称一个与苏格兰其他地区彼此孤立，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充满异质性的区域。将“高地”与整个苏格兰区分开来的一大关键在于语言：随着盖尔语在中世纪从低地苏格兰退出，“高地”成为王国境内在文化上更为独特、在语言上更为孤立的一个空间。与此同时，苏格兰王国政府也开始将高地视为难治之地。在近代早期，高地苏格兰的动荡局面被视为阻碍国家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宗教改革以后，高地苏格兰没有完全接受新教的洗礼，并在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信者、天主教徒与异教徒之地。对1700年以前的苏格兰政治精英与长老会来说，高地辽远而桀骜，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对当地施加管制，并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改良”。苏格兰上流社会的共识是，因为高地社会落后且充满威胁，高地人必须接受苏格兰其他地方主流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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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层面，低地人对高地人的态度同样很不友好。在低地苏格兰的诗歌与歌谣传统中，嘲讽高地人的题材经久不衰，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与理查德·霍兰爵士（Sir Richard Holland）等低地诗人在作品里将说盖尔语的高地人讽刺为愚蠢粗暴、品行恶劣、仪表邋遢的丑角。一首写于1560年前后的短诗还曾以“上帝用一坨马粪捏出世上第一个高地人之传说”为题。高地人居住的地理空间被认为是蛮荒且丑陋的；在低地人眼中，直到审美趣味在18世纪晚期发生转变之前，苏格兰北部的高地地带都有着危险且充满敌意的色彩。迟至1800年，即便时人的高地观已开始发生转变，当时刊行于伦敦的《简明地理学概念指南》（The General Gazetteer or Compendious Geographical Directory）第11版仍记载“苏格兰北部大体上由广阔的荒山地带组成”。[1]在1773年到访苏格兰西部群岛的那场著名的旅行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曾对“广大且毫无希望的贫瘠”感到惊讶乃至嫌恶。[2]英格兰的陆军军官爱德华·伯特（Edward Burt）则在描述自己于1730年在因弗内斯附近看到的高地群山时说，他看到的是“一片阴郁凄凉的棕色……到处开着野花的荒野是这景象当中最令人不快的一幕”。对他来说，被荒野覆盖的山岭既没有浪漫气息也缺乏吸引力（后世之人将如此看待这个地方），反而是一片丑恶的景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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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高地氏族对历次詹姆斯党叛乱提供的支持令低地苏格兰的新教徒辉格党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泰河以南地区政经精英阶层的主力）对高地盖尔语社会越发猜忌。在1745年叛乱中，高地人已不再是可笑的族群歧视对象，而是有可能威胁到新教徒王位继承制度之存续的可怕力量，这在低地上层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反扑。一个化名“苏格托-不列颠尼库斯”（Scoto-Britannicus）的人曾将高地居民描述为活在文明教化之外的蛮族。小王位觊觎者曾在苏格兰王国的边远地区登陆，“置身于不受法纪约束的野蛮盗匪之窠臼”与“见利忘义之恶徒、蛮族和叛贼之中”。[4]在低地长老派基督徒看来，高地詹姆斯党人与天主教会的往来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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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新教徒将小王位觊觎者视为与敌基督者和天主教教宗一样的宿敌，小王位觊觎者的追随者也被认为拥有恶魔般的本性，因此并不意外的是，低地当局对高地叛乱的反制措施不但包括军事镇压与司法制裁，还包括在立法层面推动高地经济转型、扩大长老会的影响力，并消除高地与不列颠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以彻底改变高地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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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年的《解除武装法》标志着詹姆斯六世以来低地当局对高地社会进行同化的努力达到巅峰。除了禁止高地居民携带武器之外，《解除武装法》还禁止任何参军入伍的高地人穿着高地风格的服饰，甚至不允许他们穿戴“方格呢披肩、方格呢长裙、格子短裤、肩带……花格布或杂色方格呢服饰”。[5]一名政府大臣曾称这部法律的目的是“让那些蛮夷放下武器，脱去奇装异服”。[6]初次触犯《解除武装法》的人将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再犯者则将被流放七年，这项法律的效力最终维持了三十五年。《解除武装法》的实际影响或许存疑（尤其是在远在政府驻军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地方），而在1760年代早期，这项法律的实际执行力度总体上已在下降，直到1781年最终被废止。但正是在这一时期，高地的花格布与方格呢服饰开始在低地中上流阶层当中流行。这一奇特现象背后更广泛的背景在于，这一时期低地苏格兰的精英阶层开始肆意吸纳假想的乃至不存在的高地“传统”，以为一种新的苏格兰身份认同提供文化符号，这一过程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才告完成。所谓“高地风”（Highlandism）是一种几乎完全出自人为创造的文化传统。这一风尚的讽刺意味并不只来自18世纪之前低地苏格兰对古盖尔语文化的轻蔑态度，也源自其诞生时高地社会的历史体验。在“高地风”形成之时，苏格兰北部的传统社会格局正因商业化的地主经营策略、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居民清洗运动而蒙受毁灭性打击。事实上，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很多发扬了“高地风”这一传统主义时尚的主要人物本身就是早已从氏族酋长转型为改良派地主，对领地居民巧取豪夺的高地大土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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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风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甚至更早的时期，但在组织层面，1778年伦敦高地协会（Highland Society）的成立构成了高地文化流行史上的一个更重要的节点。这一社团公开的成立目的在于保存高地社会的古老传统，呼吁在苏格兰废除高地服装禁令。随着1782年格雷厄姆侯爵（Marquis of Graham）在高地协会的敦促下向议会提交了废除禁令的立法动议并成功得到通过，后一个目的最终实现，高地花格布服饰在这之后得以迅速复兴，乃至一炮走红。当小王位觊觎者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酗酒与颓废中结束了晚年岁月，于1789年在罗马去世时，英王乔治三世的三个儿子——威尔士亲王，亦即后来的乔治四世，以及他的弟弟威廉·亨利与弗雷德里克——都穿上了全套高地服饰。在约翰·斯莫尔（John Small）[7]上校的指导下，他们穿戴了“方格呢披肩、长裙并配有高地挎包和其他饰物”，威尔士亲王还在伦敦的一次化装舞会上穿着高地长裙登场。而在这次有些怪异的亮相之前，花格布在不列颠各地的人们眼中已开始成为整个苏格兰的象征，而不只是盖尔人的标志。在艾伦·拉姆齐为赞美高地苏格兰的这种传统布料而作的诗歌《花格布颂》（Tartana）中，古喀里多尼亚的战士与牧民都被描述成身穿方格纹服饰的人。而在1773年，《麦克白》的主角第一次在戏台上穿起了花格布服饰，这一创新很快就成为这出莎翁戏的经典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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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陆军部队在历次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中的优异表现也为穿着花格布服饰的风尚带来了一种新的荣耀与武勇气息。来自高地的陆军部队得到了特别豁免，可免受1746年《解除武装法》对穿着高地传统服饰的限制，高地的花格布长裙从此便与苏格兰军人的勇敢行为密不可分。在对法战争期间，不列颠境内的爱国气氛大为高涨，来自苏格兰各地的一些志愿役部队与本土国防部队的士兵也在短暂的服役期间使用花格布服装与长裙作为他们的制服。到1803年底，已经有超过52000名苏格兰人在这些武装力量中服役，而加入联合王国陆军正规部队的人数还要更多。尚武传统一向是苏格兰文化认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那些穿着带有高地特有花纹配色的长裙的军人被奉为氏族勇士的直系传承者，他们的服饰也因此成为苏格兰武德的写照。而尤为关键的是，现在这些军人代表的已不再是苏格兰那个曾经备受蔑视的高地地区，而是整个苏格兰民族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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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王乔治四世在1822年8月历史性地访问爱丁堡，这场文化变革迎来了顶峰。乔治四世是自1651年的查理二世以来第一个踏上苏格兰土地的执政君主，在他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驻跸的两个星期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主持举行了一系列带有凯尔特与高地风味的盛大仪式以为他提供娱乐。在这一盛事之后举行了所谓“方格呢大观”（plaided panorama），其陈设大多基于虚构的高地特色服饰和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各种风俗与传统。司各特本人认为乔治四世一定对高地人的文化最感兴趣，于是要求高地酋长带上各自的“随从”，穿着适当的服装来爱丁堡迎接国王。在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期间，麦格雷戈家、格伦加里的麦克唐奈家、萨瑟兰家与坎贝尔家等七支“氏族民”列队接受了检阅，国王本人则穿戴长裙、方格呢披肩、无边帽与花格布外套到场。随着一支以曾被判非法的格雷戈氏族为首的游行队伍在国王的检阅之下奉戴苏格兰王国诸宝器（王冠、权杖与王权宝剑），庄严地从圣十字宫走向爱丁堡城堡，整场盛事终于迎来高潮。在议会大厅的宴会上，国王亲自举杯向苏格兰的诸氏族与诸酋长致意，尤安·麦格雷戈爵士（Sir Ewan MacGregor）则恭敬地以“敬众酋之长，我们的国王”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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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各特爵士希望把国王的这次访问塑造成一场“盖尔人的盛会”，但他对凯尔特文化的想象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对高地苏格兰历史与现状的歪曲，并塑造了一种与低地苏格兰几乎无关的民族形象。在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期间举行的大型舞会上，人们纷纷以全套高地服饰出席，这标志着高地长裙从此被接纳为苏格兰民族的代表性服饰。毕竟，作为国家元首的君主本人已经给这种服饰赋予了一种正统的错觉，而苏格兰的统治阶级也在公开场合被国王称为“苏格兰的诸酋长与诸氏族”。但对于这种高地风尚，仍有一些对“长裙爱好者”不敢苟同的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司各特的女婿兼传记作者J.G.洛克哈特（J. G. Lockhart）便将这些庆典活动称为“幻象”，认为这是让一群“在苏格兰总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且一向扮演次要角色”的人为苏格兰光辉的历史传统代言。[8]麦考莱男爵（Lord Macaulay）对于1822年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一事的态度更为负面，1850年代的他在回想此事时认为，这位君主试图对苏格兰民族的历史传统表达敬意，可他“身上的装束若放到联合王国成立之前，十个苏格兰人有九个见了都会视其为贼寇”。[9]尤为出人意料的是，在高地花格布如此盛行的时候，真正的高地社会正在走向崩溃——事实上，1822年庆典中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例如格伦加里的麦克唐奈家）都是这场无情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推手，正是他们通过对居民的强制性清退，把自己的领地转变成以赚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资产。但这些风波没有对国王访问期间的热烈气氛造成任何干扰。狂热的高地风尚与高地社会在当时和不久以前的实际情况是严重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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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不列颠境内对于苏格兰高地的不少新认知都与詹姆斯党运动，尤其是174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有关。正是这场叛乱让高地真正进入了文化界的视野。欧洲上流社会很快就对这场叛乱的经过与参与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诸如《小犹巴，抑或小骑士党人传》（Young Juba or the History of the Young Chevalier）之类关于这场叛乱的历史著作广为刊行，其中最具人气的是“王子藏身石楠之野”（Prince in the Heather）的故事，以及他在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等忠义之士的庇护下潜伏高地数月的经历。这一题材最为热门的著作是《阿斯卡尼乌斯或小冒险者传奇，关于某人自1746年4月刻骨铭心的失败以来在北方游荡数月，直到当年9月19日虎口脱险之经历的详述》Ascanius or the Young Adventurer，containing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all that happened to a certain person during hi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 from his memorable defeat in April 1746 to his final escape on the 19th of September in the same year），这本畅销著作几经再版，在发行后不久便有了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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