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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1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散文作者也参与了这场文化运动。加斯的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 of Garth）、拉根的安妮·格兰特（Anne Grant of Laggan）、帕特里克·格雷厄姆（Patrick Graham）以及最为显赫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都用文字描绘了高地英雄的理想化形象，这些角色固然投身于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却仍保持着赤诚与忠心。以《威弗莱》（Waverley）为代表，司各特爵士的著作在詹姆斯党运动为大众所接受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他的作品甚至更进一步，让詹姆斯党的历史蒙上了一层浪漫且充满魅力的气息，用巧妙的手法将詹姆斯党运动永远地嵌入一个由酋长、氏族和花格布定义的高地文化语境之中。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作家用略带夸张的语气所感叹的那样，拜司各特爵士的小说所赐，“整个国家……都为海峡对岸的查理[12]所倾倒”。[13]如果说1745年叛乱让整个联合王国认识到了高地的存在及其所处的位置，司各特爵士无疑是让这高地广为人知并传遍世界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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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5 1745年叛乱是詹姆斯党领导下的高地武装力量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1688—1689年革命的结果发起的挑战。因此并不意外的是，如彼得·沃马克（Peter Womack）所说，“高地人给不列颠社会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战士，他们的社会也被认为充满了勇敢、忠诚的美德”。[14]高地人不顾一切的骁勇气质只吸引了那些站在詹姆斯党一方的人，但随着盖尔语社会的武力成功地为不列颠联合王国军队所用，政府军高地团的事迹迅速成为高地人浪漫传奇的主要素材，也构成了所谓高地神话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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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7 早在1739年，一个颇有先见之明的人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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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09 他们（高地人）这个族群人数众多，如果能改进他们的品性与举止，并妥善地利用他们，就能显著地增添大不列颠的力量和财富。一些高地氏族娴于战斗，与政府关系亲善，他们可以为该国充当一支善战且有力的防卫力量，其实力将不逊于大不列颠、瑞士或欧洲任何一个地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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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1 即便在1745年叛乱之前，政府就已利用高地人的军事潜能。1739年，高地卫士独立连队（Independent Companies of the Highland Watch）被整编为第43步兵团（日后改为第42步兵团）。这支部队终将以其他更为显赫的名号在无数军歌与战史故事中登场：黑卫士团、王家高地团（Royal Highland Regiment），抑或“勇猛的42团”（The Gallant Forty-Twa）。[16]但直到1757—1760年，当时由老威廉·皮特领导的联合王国政府才开始系统性地将尚武的高地人引入官方军事力量，而在那之后发生于18世纪的军事冲突中，总共有超过50个营的高地士兵应征参战，在魁北克、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滑铁卢等遍布世界各地的战场上立下殊勋。就这样，在这个不列颠与法国频频于世界各地争夺霸权，因而急需可靠兵员的时代，即18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曾被视为不法暴徒的高地人摇身一变，成为联合王国的一笔宝贵财富。无论高地人是否认同其效忠对象，时人都视高地士兵的忠心为他们最为重要的品质，这种品质被认为在1745年叛乱期间詹姆斯党军队的顽强抗争中有所体现，也被认为与高地氏族等级秩序下属民对酋长的效忠传统有关。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崩溃似乎与这种认识并不相干，因为高地团的编制似乎表明氏族的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仍在军中得到保存。弗雷泽的高地团（第71团）的军官队伍中有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克卢尼·麦克弗森（Cluny MacPherson）、麦克劳德、洛基尔的卡梅伦、拉蒙特（Lamont）和科洪（Colquhoun）六位氏族酋长，还有一些出身氏族社会的士绅。因此，高地部队的优势并不只在于英勇善战，也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士兵们总是会忠于那些统治他们的世袭氏族领袖。正如1797年的一份政府文件所述，高地人与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对于当代人提倡的平等的危险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因此可以在一个为激进主义暴动与共和主义思潮所充斥的时代受到信任，获准携带武器。[17]这种过于乐观的认识无疑忽略了18世纪晚期在高地部队中爆发的一系列哗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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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3 在1745年叛乱之后不列颠对于高地社会的认识转变的过程中，高地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高地人的形象从詹姆斯党叛国者转变为爱国英雄，变化之快无疑是惊人的，这在当时著名的歌曲《老高卢人的衣装》（The Garb of Old Gaul）中可见一斑。在这首歌颂高地士兵的歌曲流行于1760年代的版本中，一些日后将构成高地神话之组成部分的要素已经出现。这首歌首先重申了一个传统认识，即古罗马人当年也因高地人的骁勇而未能征服苏格兰。接着，高地团被塑造为一支捍卫不列颠免遭法国与西班牙侵犯的力量，这与20年前卡洛登战役时的印象截然相反，高地人的勇敢事迹也终于被塑造为苏格兰民族英雄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盖尔人在苏格兰被视为一个落后的异族；但现在，随着联合王国开始从高地征召士兵，高地人反而成了苏格兰民族悠久尚武传统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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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5 高地团因此构成了高地风尚流行的关键。高地军人彰显了高地的魅力，奠定了将詹姆斯党运动与氏族制度相联系的认知并将这两者理想化，还强化了时人对“高贵的农民”不受城市恶习玷污，仍保有忠诚、勇敢与忍耐等品质的幻想，令这一想象戴上英雄主义光环。总体而言，穿格子裙的高地部队在高地服装走向流行并成为苏格兰民族象征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亦即高地团的名声鼎盛之时，他们在反法联军进入巴黎的仪式上大放光彩，并以英雄之姿凯旋故乡。黑卫士团在回到爱丁堡时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该团的军需官后来回忆：“……我们在喧嚣的欢呼声与朋友的祝贺声中进入城区。在我们的头顶上，人们在数以千计的窗户里挥舞无数旗帜、方格纹围巾和其他物件，向我们热情致意。”他们最终列队进入爱丁堡城堡，“对本团在充满感激之情的祖国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深感自豪”。[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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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17 不久后，整个苏格兰军事机构的面貌都开始为高地人所主宰。到1881年，高地风尚与军事文化之间的联系已如此密切，以至于联合王国战争部要求所有低地团的士兵都穿方格布长裤和高地式样的紧身上衣，就连那些曾在镇压高地人的战斗中赢得荣誉的功勋部队也不例外。高地风尚至此在苏格兰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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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21 在高地以盛产穿格子长裙的英雄而蜚声世界的同时，欧洲知识界与艺术界的新趋势也在剧烈地改变人们对高地社会与自然面貌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开始寻求以科学方法探究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约翰·穆勒主张人的行为会自然从“粗鲁”向“开化”演进，亚当·斯密则提出了一个严密的社会演化结构，认为人类首先从狩猎时代演进到牧业时代，再逐步进入农业乃至商业主导的时代。这些观念从两个方面影响了时人对高地人的认识。首先，在实践层面，启蒙思想为当时诸如抄没地产委员会、不列颠渔业社等以“改良”为目的，旨在为落后的苏格兰高地带来进步的举措提供了智识上的正当性。其次，这些理念也提出了对“原始”社会加强探究与理解的新需求。正如查尔斯·威瑟斯（Charles Withers）所述：“高地人与……生活在蛮荒之地的粗鲁蛮族的概念相符合。对于18世纪晚期生活在城镇社会的哲学家而言，高地人如同一群活在当代的人类始祖，高地社会则如同苏格兰的古老状态被活生生地摆在门口。”[19]通过这种方式，高地开始被视为苏格兰的一部分；高地不再是一个建立在荒野上的异域世界，而是苏格兰古老社会惯习的生动遗存。高地社会“原始”且古老的一面因此得到了尤为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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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23 在一个所有思想者都在关注落后社会如何走向开化的时代，苏格兰盖尔人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虽然原始，却在迅猛且粗暴的过程中被文明社会驯化的蛮族的角色。苏格兰高地社会对他们来说足够遥远，不至于失去异域气息，又足够接近，不至于遭到忽略，因此为这一角色提供了舞台。那里对他们来说不难探访，却又没有被卷入文明社会的一潭死水当中，失去所有值得关注的特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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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25 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61年发表的伪作“史诗”《芬加尔》（Fingal）对这些思想界的新动向进行了成功的利用。这部作品和其他一些相关作品伪托为公元3世纪一位名叫奥伊辛（Oisein）或莪相（Ossian）的失明竖琴师所作，主角是英雄人物芬恩（Finn）。这部传奇作品只是对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由来已久的诗歌进行了再加工，但一经刊行便令麦克弗森享誉海外，莪相的诗歌最终也被翻译成11种文字，并在整个欧洲造成了广泛的轰动。据说拿破仑是《芬加尔》的狂热爱好者，维克多·雨果、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拉马丁、歌德、赫尔德与席勒等人也曾受其影响。在一个经济、社会、政治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些诗歌牢牢抓住了知识界与思想界认为“原始”社会拥有“现代”社会业已失去之美德的思潮，而这一思潮可以被很容易地代入18世纪苏格兰高地的语境中。在那里，似乎的确有一群“原始”人生活在一片自莪相时代以来便几乎没有变化的古老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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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27 莪相史诗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与这一时期世人对高地面貌之印象的变化相辅相成。在18世纪晚期，高地已不再被视为一片令人不快的蛮荒之地，认为当地风光优美、浪漫乃至令人振奋的观点开始萌生。关于高地观念的审美化转向既催生了近现代社会的“风光”与观光美学意识，也反过来为这种新的意识所推动。莪相热潮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当时高地粗犷狂野的总体面貌与麦克弗森笔下大受欢迎的“原始”社会形象无比契合。这也是爱丁堡大学修辞学与文学教授休·布莱尔在1740年发表的专著《芬加尔之子——莪相诗歌评论》（Critical dissertion on the poems of Ossian，the son of Fingal）中表达的观点，当时正在欧洲知识界逐渐崛起的“崇高”概念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思想基础。布莱尔著作的理论基础来自埃德蒙·伯克的《崇高与美的哲学探源》（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但布莱尔没有像伯克那样比较两种概念所激发的不同情绪，而是将“美”彻底剥除，只论述“崇高”：“崇高的根源在于畏惧，所谓崇高感会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恐惧的意识，让我们的意识里充满宏大的想法，让我们的灵魂为之激荡……任何如魅影一般让人感到不安的事物都能引发崇高的感觉，但那些关乎晦暗、权力、缺乏、庞大、脆弱或艰险的意象尤为如此。”[21]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1792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景观美试论：以苏格兰高地为首的大不列颠多处地区为中心，作于1776年》（Observations relative chiefly to picturesque beauty，made in the year 1776 on several parts of Great Britain，particularly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中提出的“景观美”这一概念也产生了同等重要的影响。吉尔平在这部著作中提出，景观美源自环境当中各种因素的完美结合，只有在细心辨识与观察之下才能被察觉，而一个人想要欣赏景观美就必须有充足的辨别力。不是所有自然风貌都具有魅力，观察者只有在精心遴选之后才能发现真正的好风光。换言之，这一主张阐述了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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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29 这些新生观点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高地的认识，令高地的形象从荒凉的原野转变成充满自然美景的名胜之地。在欧陆旅游因对法战争而面临困难的19世纪初，面向上层阶级的高地旅游业已逐渐成形。正如司各特爵士在1810年所说：“每个伦敦人现在都把洛蒙德湖（Loch Lomond）当成自己的浴盆，随手便把鞋扔过本内维斯山（Ben Nevis）。”不过，司各特本人也促进了高地旅游业的流行。在此之前，高地的旅游业主要局限在高地的边缘地带，当时流行的高地“短途游”路线主要以邓凯尔德（Dunkeld）为起点，以洛蒙德湖为途中的重要名胜区，最后在拉斯（Luss）结束，很少有游人能穿越蛮荒的乡村腹地进入高地北部和西部。起初，司各特本人的作品，尤其是1810年发表的《湖之女士》（Lady of the Lake）为特罗萨克斯山（Trossachs）赋予了浪漫气息，并令卡特琳湖（Loch Katrine）取代洛蒙德湖成为时髦观光客趋之若鹜的新目的地。但他的另一篇作品《群岛之主》（Lord of the Isles）又让斯凯岛进入游客的视野，也让高地旅游的路线延伸到赫布里底群岛。在那里，游客可以直面完全由荒山构成的粗犷风光，体验一回货真价实的“崇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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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31 不过，这一时期对高地风光态度的转变背后除了审美趣味的变化之外，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实影响。游客之所以能大量涌向高地，离不开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在海上航行的明轮蒸汽船的发明尤为关键。到1830年代，由这种新式船舶支撑的近海运输网络已经把苏格兰西海岸地区和内赫布里底群岛与克莱德河流域的核心地带紧密联系起来。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22]从1846年开始经营以蒸汽船和铁道为主要交通方式的苏格兰旅游业务，而正是在这一年，高地农村正因土豆歉收而面临广泛的经济困难。如果游客能乘用更为舒适便捷的交通工具，蛮荒的高地风光看起来便不会像从前那样惨淡。随着经济变革不断深入，这一时期的苏格兰高地获得了一项独特而强大的优势。随着19世纪早期不列颠岛上其他地区的“自然”风貌已被农地圈占，精耕农场和改良农业彻底改变，只有高地这片远在北方的边鄙之地似乎仍未受到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尽管这个地区事实上已经被大规模的商业化绵羊牧场侵占，其经济效率也不逊于不列颠的其他地方，人们仍认为高地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仿佛在释放出“淳朴往昔的光辉”。[23]因此，“古朴”的高地风貌与同样在这一时期被浪漫化的高地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在这里，盖尔语社会在清洗运动面前遭遇的现实苦难几乎无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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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35 在19世纪，高地的各种符号、服饰与意象都被正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苏格兰采用，成为后者民族形象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一现象固然有奇特之处，却并非完全无法理解。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社会在联合王国框架下的地位有其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苏格兰人的经济繁荣有赖南方邻居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英格兰在政治和物质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也令苏格兰面临被彻底同化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8世纪晚期开始，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苏格兰也没有在这场文化与政治思想上的变革中独善其身。但是，任何对苏格兰民族身份的激烈表达都有可能威胁苏英之间的联合关系，而后者对苏格兰社会的物质成就至关重要。所以，高地文化的流行为苏格兰社会希望维持自身文化认同的情感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不仅如此，方格布、高地军人、爱国主义精神和为联合王国服役的事迹反而在苏英之间增添了一条文化和情感上的新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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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37 1804年伦敦高地协会通过动议，决定在每一次召开会议时全体成员须穿着方格布服装，这项提议的发起者正是约翰·辛克莱爵士（他在当时的议会下院被视为最无聊的议员，却是1750年以来苏格兰经济变革最热情的记录者）。他之所以发起这一提议，是为了重新唤起“我们祖先的高贵品质”，也是为了强调与会成员宣扬苏格兰身份认同，以免“苏格兰被英格兰完全吞并”的必要性。[24]正如沃马克所说：“随着低地苏格兰变得越来越像英格兰，低地人开始向高地寻求文化符号与价值信念，以尽可能凸显自身与英格兰之间的区别。”[25]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高地长裙被当成了苏格兰民族亘古以来的传统服饰。麦克弗森、司各特、加斯的斯图尔特等作家则把18世纪的高地文化描述成整个苏格兰早期历史的遗存，从而赋予这种崇尚高地的态度一种感情色彩。他们认为，曾为整个苏格兰民族所采用的惯习与装束如今已基本佚失，只有在当时高地的“落后”社会中才有些许保存。对于既经历了空前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又面临强邻英格兰同化威胁的苏格兰而言，高地无疑提供了一个充满诱惑力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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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39 [1] Quoted in T. C. Smout，‘Tours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Northern Scotland，5（1983），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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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41 [2] S. Johnson，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in 1773（London，1876），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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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43 [3] Quoted in P. Womack，Improvement and Romance（London，1989），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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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45 [4] Quoted in W.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Aberdeen，198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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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47 [5] Geo Ⅱ c.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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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149 [6] Quoted in Speck，The Butcher，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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