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330 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巨大人气主要源于其被认作代表进步、改革与自由之党。辉格党人至少在托利党人反对立场的威胁下推行了1832年改革。托利党则日益被人们称为“保守党”，始终坚持维护教会与政府的传统体制，尽可能避免修正。他们不可能带来任何进一步的显著改变。因此，托利党从一开始就在苏格兰颇不受欢迎。此外，托利党也因1832年改革之前半个世纪里的“腐败旧制度”而蒙羞，当时的托利党人正是通过公然使用舞弊、操纵等手段顽固地阻挠政治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在1832年之后获得投票权的新选民也决心用手中的选票支持赋予他们参政权的辉格党人。正如乔治·克拉克爵士在1832年选举后提醒罗伯特·皮尔时所说：“苏格兰选民基础的彻底变化以及那些改革派新选民对自己获得的政治权利的重视，将令一切保守党人，尤其是那些出手阻挠《改革法案》得到通过的保守党人失去他们的信任。”[8]对保守党人卷土重来的担忧也激化了苏格兰选民对保守党的抵触情绪，尤其是考虑到在1830年代以后，保守党在面积较大的郡选区仍有不错的表现。事实上，保守党的事业并未因1832年《改革法案》所带来的影响而轻易失败，也没有在1830年代全盘皆输。即便在城镇地区，保守党仍一度得以维持一定的实力，直到1840年代初仍能部分恢复声势。但在那之后，保守党在苏格兰的命运便因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一蹶不振。

1706379331

1706379332 保守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来自教会。1830年代，随着福音派牧师与信徒在苏格兰教会总会占据上风，教会和政府间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前者得以重燃多年以前反对堂区赞助人制度时的斗志，重申堂区信众拥有无视在俗赞助人意向而直接选择牧师的权利。苏格兰中产阶级对贵族特权的仇视构成了这起冲突背后的一个潜在因素，他们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苏格兰教会是否应获得“独立宗教团体”的地位，免受任何世俗权力影响且不受官方司法制约。在1834年授予堂区信众否决在俗赞助人提名堂区牧师人选之绝对权利的《否决权法案》便是这一问题的体现。这项法案源自一起公然挑战在俗赞助人权威的司法判例，起初诉方的要求遭到苏格兰民事法院驳回，这一判决后来得到了议会上院的承认。作为对苏格兰民事法院和议会上院判决的回应，苏格兰教会总会表示强烈谴责，发表了一份《权利声索书》（Claim of Right，这一名称受到了1688—1689年新教徒革命的强烈启发），并宣布教会在信仰事务上拥有完全不受民事法庭约束的独立裁量权，不会在堂区小会的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托马斯·查尔默斯在1843年教会总会上带领大多数福音派参会代表离席并另行组建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这场危机终于达到顶峰。随着超过40%的神职人员和大约40%的平信徒离去，苏格兰正统教会几乎分裂成两半，这起大分裂几乎可谓19世纪苏格兰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其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影响将在本书第十六章得到阐述。由罗伯特·皮尔和他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领导的保守党在这场危机中采取了寸步不让的态度，因此被广泛指责为导致苏格兰教会大分裂的主要罪人，这些指责不无道理但也并非全然正确。之后苏格兰自由教会获得了富裕的中产阶级市民的忠诚支持，他们很快便将城镇选区转变成未来数十年间坚不可摧的自由党堡垒，令保守党尝到了苦果。1843年似乎再一次印证了1832年给人带来的印象：托利党（保守党）就是一股坚决反对民众权利的势力。由于一些支持托利党的地主拒绝出让土地供自由教会建设教堂，乃至迫使一些高地堂区的会众在山洞与没有遮蔽的山岗上举行宗教仪式，这种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支持自由党的报纸怒不可遏地将这些事件公布于众，对这些反动主义者的歧视性做法大张挞伐。

1706379333

1706379334 在另一个方面，自由党也与苏格兰的主流政治舆论颇为契合。在那个举国呼吁对关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时代，自由党被视为自由贸易的主要拥护者。反《谷物法》联盟在苏格兰城镇地带极受欢迎，而当时苏格兰的海外贸易正在经历一个繁荣时期，贸易保护手段在这一情况下不但没有必要，反而会阻碍货物的自由流通，影响工商业者的利益。在那场最终迫使罗伯特·皮尔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政治危机中，自由贸易议题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即便在苏格兰的乡间选区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事实上，来自东洛锡安郡芬顿巴恩斯（Fenton Barns）的乔治·霍普（George Hope），苏格兰当时尤为著名且极具创新意识的一个农场主，便是废除《谷物法》运动的一个重要支持者。即便在广大普通佃农当中，贸易保护似乎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当时的人们广泛相信苏格兰农业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无须保护措施也能取得成功。此外，“纯粹的”种植农业在苏格兰远不如在英格兰普遍，畜牧业在高地和边境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在低地的大部分地方，混合农业是当时农村经济的主流。

1706379335

1706379336 1867—1868年，首相迪斯累里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议会推动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这本有可能打破自由党在苏格兰由来已久的垄断。就像1832年改革之后的议会选举所呈现的那样，落实改革的政党本应得到新选民的支持，将反对党彻底打垮，但这一情形并没有发生。在城镇，1867—1868年的改革法案将投票权范围扩大到所有缴纳固定资产税的男性户主与年租金10英镑以上的男性住户；在乡村，投票权的资产总额下限从10英镑降到5英镑，佃农获得投票权所需的年租额度从50英镑降到14英镑。从1872年起，选举终于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城镇选民规模在这场改革中的扩大尤为显著，仅格拉斯哥一地，选民总人数便从改革前的18000人增长到47000人。大多数新选民来自技术工人与半熟练工人阶层。在1868年以前，工人阶级只占格拉斯哥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自营工匠，但在1868年的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格拉斯哥近三分之二的选民都是工人。然而，这些新选民并未对保守党政府心怀感激，而是在选举中令保守党迎来了又一次惨败。在苏格兰的60个选区中，自由党人赢得52个，《第二次改革法案》反而在实质上巩固了自由党对苏格兰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所涵盖的选民基础仍只占苏格兰城镇总人口的10%以及农村总人口的4%。不过，工人阶级新选民已经通过压倒性的支持表达了他们对自由党传统价值的赞同。作为一个相信“体面”、自我改良、节制饮酒与道德教育的群体，他们对自由党理念的认同顺理成章。在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的价值观都将是苏格兰社会价值观的写照。

1706379337

1706379338 3

1706379339

1706379340 汤姆·奈恩（Tom Nairn）和乔治·戴维（George Davie）等当代作者曾把1832—1914年自由党主导苏格兰政坛的时代视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一场深刻危机。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上，规模较小、拥有历史传统的族群纷纷开始以民族的身份声索独立的权利，但在苏格兰，这种呼吁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存在，这让苏格兰在政治上陷入一种蹊跷的落后状态。这些作者认为，中产阶级虽然在欧洲大陆领导了民族主义的崛起，但在苏格兰却被联合王国与不列颠殖民帝国的经济利益诱惑，因而坐视其在文化上被英格兰征服。苏格兰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逐渐变得不可辨别，他们的古老惯习和传统因与世界头号强国的政治结合而不断遭到稀释与蚕食，这一过程最终在文化上酿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信心的沦丧造成了苏格兰文化的彻底崩溃。文学退化成矫揉造作、眼界狭窄的菜园派（kailyard），绘画表现的只有了无新意的山谷风光。”[9]

1706379341

1706379342 从表面上看，这种悲观主义论述并不缺乏证据。1843年的危机令苏格兰教会分崩离析，而在1707年苏格兰议会终止之后，教会便是苏格兰最为重要的机构。一个统一的苏格兰教会在苏格兰社会内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监督社会生活中的伦理状况，管理教育和济贫事业，苏格兰教会的总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苏格兰议会的作用。随着40%的信徒在1843年离开正统教会后加入新组建的自由教会，一个具备强制力的苏格兰教会从此不复存在。事实上，如果将1843年大危机之前苏格兰教会已经历过的分裂考虑在内，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徒此时已经分裂成三大阵营，分别是“老教会”、自由教会和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最后一个由反对主流苏格兰教会的救济教会与分离教会在1847年组建。此外，在1845年，苏格兰教会失去了1843年危机之前拥有的一项重要的民政职能——济贫工作被交由各地的堂区委员会执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由本地固定资产税纳税人选举产生。在近三十年后的1872年，苏格兰的每一个堂区也建立了由本地选举产生的学校委员会，并接受坐落在伦敦的苏格兰教育部的监督。苏格兰最大的机构不但分崩离析，而且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在社会事务上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在来自英格兰的同化压力日益增加的时代，这似乎沉重地打击了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雪上加霜的是，到1850年代，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已经让苏格兰社会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一个由繁荣的城市、蓬勃的制造业与改良的农业所定义的新苏格兰已经诞生，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1707年《联合条约》之前几百年里那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没有相似之处。正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所说：“那些决定了苏格兰之所以为苏格兰的东西正在快速消亡。”[10]

1706379343

1706379344 苏格兰贵族与很多地主家庭很早便开始将男性子孙送往英格兰接受教育，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职业前景。作为结果，很多苏格兰议员都在伊顿、拉格比等英格兰公学接受教育，在那之后去牛津或剑桥大学就读，并在内近卫骑兵团（Life Guards）和冷溪近卫团（Coldstream Guards）等英格兰的精英近卫部队服役。就连那些在城镇中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商人也在英格兰拥有与贵族和地主子弟类似的教育背景，往往在不列颠殖民帝国的诸领地上拥有从军或经商的经历，没有本地基础的英格兰“外来议员”也常常来到苏格兰的城镇选区参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下院议员都是不列颠帝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到1850年代，在苏格兰经济的核心地带——低地西部，那里的商界领袖与专业人士也越来越乐见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更为紧密的联合，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推动苏格兰法律制度（苏格兰民族独特性的另一大基础）向英格兰法律制度靠拢的支持便为这一立场提供了佐证。格拉斯哥法律修订社（Glasgow Law Amendment Society）主张，苏格兰法系在一些重要的层面上与当前的经济格局不相容，这一观点在格拉斯哥得到了商界领袖的强烈支持，格拉斯哥商会、商人行会（Merchants House）与主要报纸都对其大加赞许。

1706379345

1706379346 在这一时期，旨在增进苏格兰本地利益的努力也缺乏切实的政治影响力。成立于1853年的全国拥护苏格兰权利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Vindication of Scottish Rights）的确象征着一些苏格兰人对苏英合并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深感忧虑，并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主张，例如认为爱尔兰接受的政府支持多于苏格兰、苏格兰的议席分布不甚公平、建议恢复苏格兰王国枢密院、联合王国应当始终以“大不列颠”为正式国名，等等。全国拥护苏格兰权利协会认为苏英合并关系仍有薄弱之处，这一组织的诉求在于修补这些问题，而非将合并关系整个推翻。1853年12月，协会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一场公众集会吸引了5000人参加，协会提出的很多意见也在19世纪晚期以来的苏格兰自治运动中得到继承，但协会的发展历程证明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在1850年代的苏格兰有多么脆弱。协会在成立三年之后便于1856年停止运作，除了激进派人士邓肯·麦克拉伦（Duncan MacLaren）和詹姆斯·贝格（James Begg）神父之外，这一组织没有吸引任何来自当时苏格兰政界主流——自由主义阵营的显要人物的支持，其领导者则大多是崇尚浪漫主义的保守党人。协会的主席是第十三代埃格林顿伯爵（Earl of Eglinton），他人生中唯一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1839年主持了那场旨在重演中世纪骑士比武的怪异活动“埃格林顿锦标赛”（Eglinton tournament）。这样的一场运动显然无法与1840年代震撼欧洲各国首都的激进民族主义抗争运动相比。

1706379347

1706379348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民族认同的悲观论述无疑得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佐证，但在最近十年间，理查德·芬利、格雷姆·莫顿（Graeme Morton）和林赛·佩特森（Lindsay Paterson）等新一代历史学者对这一解读进行了彻底的再诠释。总体而言，他们认为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在维多利亚时代并未消失，而是因应新的环境做出了改变。此外，虽然同化在议会政治、公共财政和中央政府政策等层面成为主流，但苏格兰本地因素仍在那些与民众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事务，即城市、城镇与地方的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苏格兰文化身份得到重塑的一个历史时期，一些新的文化符号和一些经过重新诠释的传统文化符号继续为苏格兰提供了一种在联合王国之内至关重要的独特认同标尺。

1706379349

1706379350 与同化论的论述相反，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苏格兰的大部分日常治理事务仍掌握在苏格兰人手中。直到1872年《教育法》通过、更多劳动者获得选举权以及1885年苏格兰事务部（Scottish Office）成立之后，联合王国政府对苏格兰的统治才决定性地走上了集权化的方向。而在此之前，联合王国可能是整个欧洲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和18世纪的情况一样，伦敦的联合王国议会很少主动干预苏格兰事务，爱丁堡的苏格兰检察大臣仍对苏格兰的执法、治安等重要事务拥有掌控权。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经济治理上的强力干预被视作既定事实。但在19世纪，政府干预面临着最大限度的约束，这一系统因而赋予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框架下颇为可观的自治权：

1706379351

1706379352 来自苏格兰选区的下院议员越来越倾向于在议会之外处理苏格兰事务，议会对其最终决定的肯认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这些苏格兰议员在整个帝国的立法机关内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本地小议会。例如，除非苏格兰人首先达成肯定性的共识，英格兰大法官不会将一项关于商业事务的立法提案的影响范围扩大到苏格兰。苏格兰人的小议会对私法法案的制定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而与当代相比，私法法案在当时的议会内部更为普遍，也更有影响力（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1832年以前）。通过这些法案，城镇、大学和其他各种公共建制的治理主体委员会得以扩张自身的权力；它们也为铁路、港口和其他重大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框架。一份苏格兰的私法法案往往由来自苏格兰选区的议员提出，并在其他代表苏格兰的议员之间接受审议。这些苏格兰议员的投票结果往往决定了这份法案本身的命运。[11]

1706379353

1706379354 在全国性的议会之下，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被下放到城镇议会和1840年代以来逐渐崛起的各种监事会手中。从1845年开始，苏格兰的济贫工作由苏格兰监事会（Scottish Board of Supervision）负责，狱政监事会（Prisons Board）则在1838年成立。在这之后还成立了一系列管理公共事务的监事会，管辖范围包括公共健康、疯人院（1857年成立）和教育事务（1872年成立）。这些监事会中的新设职位大多由苏格兰本地律师充任，苏格兰本地的医生、调查员和建筑师则构成了监事会机构的巡查团队。1833年的《苏格兰城镇改革法》将城镇事务的管理职能交给广大中产阶级，这部重要的立法与上述种种行政工作上的变革一道，形成了一个由苏格兰资产阶级主持运作，并在实际工作中反映这一阶级政治与宗教观念的强大的地方性政府机器。正是这一机制，而非遥远且通常对苏格兰缺乏兴致的威斯敏斯特中央政府，在实质上治理着苏格兰的日常事务。因此，苏格兰的中产阶级没有理由寻求建立一个专属于苏格兰的议会，或追随一种与不列颠国家体制为敌的对抗性民族主义。他们热情地支持科苏特（Kossuth）在匈牙利以及加里波第（Garibaldi）在意大利实现民族统一的斗争，却没有像那些民族主义者一样认为自己受到了压迫，或认为苏格兰需要一个专属于苏格兰人的议会。事实上，欧洲的民族主义者长久以来渴望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与文化统一，已经为苏格兰追随自由党路线的中产阶级所拥有了。

1706379355

1706379356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鉴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不存在维持一种强势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的基础，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便必然软弱无力。恰恰相反，苏格兰在经济上的成功不但消除了苏格兰人在民族身份问题上的不满情绪，也为苏格兰社会提供了一个民族荣耀与自我标榜的强大源泉。正如《格拉斯哥哨兵报》（Glasgow Sentinel）在1853年发表的文章所说：

1706379357

1706379358 在联合王国境内，没有一家显赫的工商企业能不将自己的成功或多或少地归因于苏格兰人的精明、坚忍与进取心，没有一个工业部门的管理层不高度倚重苏格兰人的参与。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其公民便增加了超过两倍。苏格兰是农业生产方式革新的领军者，而它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幅度甚至更为惊人。[12]

1706379359

1706379360 活跃于世界各地的苏格兰人才也为不列颠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殖民帝国出力甚多。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存在不但没有稀释苏格兰的身份认同，反而为苏格兰人带来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这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证明了苏格兰人在建设伟大帝国的事业中足以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列颠帝国诞生于1707年以后，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共同努力才让不列颠遍布世界的强权成为可能。对苏格兰人而言，不列颠帝国是通往自豪与富裕之路。琳达·科利指出，当时的英格兰人和海外人士都倾向于称大不列颠岛为“英格兰”，但在描述整个殖民帝国时，却总是以“不列颠”相称。在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框架之下，苏格兰人可以获得一种与英格兰人对等的自我感觉。事实上，苏格兰人在建设殖民帝国的事业上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功，“无论作为军人、政治家、理财者、银行家、科学家、教育者、工程师，还是作为商人，苏格兰在帝国所有的殖民领地里不但独当一面，而且亲手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地位”。[13]

1706379361

1706379362 虽然长老会在苏格兰本土陷于严重的分裂，但拜殖民帝国的巨大成功所赐，长老派基督教得以在世界各地苏格兰传教士的努力之下于加拿大、大洋洲和非洲等地落地开花。著名的探险家兼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便在维多利亚时代成为苏格兰的民族英雄。苏格兰人同样以作为帝国殖民领地总督和行政官员的才干著称。1850—1939年，不列颠各殖民领地历任总督中有三分之一是苏格兰人。在加拿大自治领于1867年成立之后，出生在格拉斯哥的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主导了加拿大政坛二十多年。1884年，出身奥克尼群岛的前教师罗伯特·斯托特（Robert Stout）成为新西兰总理。1908年，艾尔郡出身的前矿工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在澳大利亚当选总理，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身工党的政府首脑。

1706379363

1706379364 殖民帝国的建设常常被描述成一种苏格兰人专属的事业，并被视为苏格兰民族使命的一种体现。时人还将帝国建设与詹姆斯党运动的历史联系起来。1745年叛乱被视为一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失败，但也被描绘成一次武装力量的光荣展示，当时的战事令苏格兰人忠勇可靠的尚武品德永远为人铭记，而这些品质恰恰是建设殖民帝国所需的。无数报纸文章、儿童读物、部队史册与军人传记记载了苏格兰部队在不列颠殖民帝国扩张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叙事广受欢迎，塑造并强化了将苏格兰人视为尚武族群的观念。这一时期代表苏格兰的民族英雄不断涌现，例如巴拉克拉瓦（Balaclava）之战中坚守阵线的“细红线”第93高地步兵团、指挥东印度公司军队镇压印度大起义的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和1886年在喀土穆战死的戈登将军（传记作家将他刻画为一位为保全帝国利益而在与野蛮敌人的作战中英勇捐躯的烈士）。在苏格兰，不列颠帝国的军事文化也通过无数由非常备军人组成的志愿役连队在周末进行的操练与队列行军得到彰显，他们身着所挂靠之常备团的全套制服，在行进时用军鼓和风笛奏出意气昂扬的音乐，让本地居民颇感自豪。

1706379365

1706379366 不过，让司各特爵士对于“苏格兰”文化消亡的悲观预期落空的并不只是殖民帝国的成功。即便1843年分裂危机和正统苏格兰教会民政职能的终结沉重打击了苏格兰社会的信仰生活，宗教仍在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这些归根结底只是组织机构上的变动，但在更为根本的价值观层面，长老派基督教仍定义着苏格兰的民族身份。如前所述，即便与整个不列颠的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紧密相关，苏格兰的宪章运动仍因对宗教信仰的强调而与众不同。根据大卫·贝宾顿（David Bebbington）近来的观点，1843年的长老会分裂本身也是出于一种信仰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从正统教会中分裂出来的苏格兰信徒的立场以苏格兰教会在信仰事务上由来已久的独立传统为基础，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560年苏格兰宗教改革时业已定下的方针，在17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也曾得到苏格兰国民的殊死捍卫。反对在俗赞助人制度的信徒所发表的《权利声索书》显然是为了向1689年列举了苏格兰教会反对奉詹姆斯七世为王之理由的《权利声索书》致敬，其措辞则酷似1638年的《苏格兰国民誓约》，其内容还专门控诉了1707年苏英合并以来的现状如何违背了苏英双方当初关于苏格兰教会事务的约定。作为一份强调苏格兰宗教原则的声明，《权利声索书》既以明示也以暗示的方式声援了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传统。

1706379367

1706379368 除此之外，正是长老派基督教传统对节制、独立、戒酒、工作伦理与教育的重视，才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和“可敬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底色。这些价值观通过哈丁顿出身的苏格兰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励》（Self-Help）以及其他极具影响力的文本广为传播，而苏格兰大多数选民对自由党贯穿近乎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忠实支持也是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政治舞台上的体现。格莱斯顿之所以在1879年的中洛锡安造势活动中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他既拥有苏格兰裔的身份，也是在苏格兰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自由党的伟大领袖。随着爱尔兰大饥荒时及之后越来越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迁往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作为苏格兰价值观捍卫者的作用再一次成为焦点。18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格兰有207367名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而在更早之前来到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中，也有很多人仍坚守天主教信仰。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苏格兰西部地区，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苏格兰社会的存在感。作为结果，诸如苏格兰宗教改革社（Scottish Reformation Society）和苏格兰新教协会（Scottish Protestant Association）等反天主教社团，以及《苏格兰新教徒》（The Scottish Protestant）和《护教者》（The Bulwark）等反天主教刊物在1850年代初纷纷涌现。这些团体不仅主张捍卫“真正的”信仰，还自视为保护新教苏格兰民族免受“劣等”族群侵犯的力量。他们认为，那些“劣等”移民会带来疾病传播、犯罪增加和道德败坏的危险。

1706379369

1706379370 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也诉诸那些正在被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威胁的古老传统，以增强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特族群的身份认同。曾担忧苏格兰文化彻底消亡的司各特爵士本人便牵头汇编了一些收录苏格兰民俗歌谣与传说的重要著作。从1828年开始，P.E.泰特勒（P. E. Tytler）耗时15年出版了宏大且渊博的多卷本《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这部重要著作广为中产阶级读者所欢迎，表明当时的苏格兰社会仍对自己的历史充满兴趣。在19世纪晚期大多数面向工人阶级的报纸中，关于苏格兰历史的内容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人民报》（The People’s Journal）在1875年的周发行量为13万份，在一战前一度达到25万份，这份报纸上经常刊登讲述苏格兰历史的连载作品。在主流社会仍只关注君王故事与英雄史诗的时代，该报便已关注苏格兰的民俗传说与社会史。长老派基督教的历史也吸引了广泛的关注，托马斯·麦克里（Thomas McCrie）的约翰·诺克斯传记（1811年刊行）和安德鲁·梅尔维尔传记（1819年刊行）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宗教改革、誓约派运动和长老派英雄人物的事迹在乔治·哈维爵士（Sir George Harvey）的画作中得到表现，也在多座苏格兰城镇的石质纪念物上得到永久纪念。

1706379371

1706379372 但在这些新的文化形象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前工业时代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人物。在这个领域里，司各特爵士再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他的《威弗莱》和《祖父故事》（Tales of a Grandfather）等作品中，司各特爵士赋予苏格兰的往昔以一种迷人的魅力，满足了正在经历空前巨变的苏格兰社会对怀旧的强烈情感需求。司各特爵士是苏格兰传统再发现的杰出先驱，这一过程不但为苏格兰创造了一套新的民族象征，还根据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社会的现状对一些古已有之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再次塑造。早在1830年以前，高地的方格布与格子裙便已被当成苏格兰民族的代表性装束，但这些符号之所以在后来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还应归功于以长裙为标准服饰的苏格兰部队在为不列颠帝国征战时立下的广为人知的功勋，以及世界各地苏格兰侨民群体组建的喀里多尼亚社团与随之得到传播的风笛乐团和方格呢装扮，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对苏格兰高地的钟爱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位近代英国史上最受爱戴的君主在迪赛德（Deeside）建立了巴尔莫勒尔（Balmoral）行宫，从1848年开始每年都会在那里休秋假。相比之下，女王在位期间只去爱尔兰访问过四次。维多利亚女王对苏格兰高地如此钟爱，甚至还曾称自己内心向往詹姆斯党，这种态度必然会带来不小的反响。高地风尚已经得到女王发自内心的认可，方格呢也正式被接纳为苏格兰身份认同的标志。当一群激进派志愿者组成部队去意大利追随加里波第作战时，他们都身穿方格呢上衣，头戴插有苏格兰蓟的无檐帽。与此同时，苏格兰的景物画家也开始对“山峰与洪流之地”的意象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在霍拉肖·麦卡洛克（Horatio McCulloch，1805—1867）等人的画作中可见一斑。麦卡洛克以对苏格兰湖泊、山坳与瀑布的描绘著称，他的代表作《我心在高地》（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1860年）在当时大受欢迎。

1706379373

1706379374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浪漫的高地文化符号的采用正与高地传统小农场社会惨遭清退和人口流失同时发生，但这一变化并不是重塑苏格兰民族形象的唯一因素。苏格兰社会修建城堡、要塞、塔楼与防御设施的传统终结于17世纪晚期，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又以所谓“苏格兰男爵风格”（Scotch Baronial）得到复兴。罗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ings，1813—1874）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1848年至1852年刊行的系列著作《苏格兰男爵与宗教古迹》（Baronial and Ecclesiastical Antiquities of Scotland）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最主要的素材来源。不久后，各式角楼、塔楼与带有垛口的外墙纷纷涌现，这些设计首先出现在乡间别墅中（维多利亚女王修建的巴尔莫勒尔城堡便是个中先驱），随后又为城市治安法庭、市政办公楼和救济设施所采用。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应根据男爵风格对爱丁堡城堡进行改建，以将其从军事营地改造成苏格兰民族的纪念碑。苏格兰男爵建筑风格的领头人大卫·布赖斯（David Bryce，1803—1876）曾大胆地提出修建一座高达165英尺的巨大城堡主塔，以作为“王夫阿尔伯特殿下在苏格兰的国民纪念碑”。这一计划虽未落实，却再一次印证了苏格兰民族与维多利亚女王之间的紧密联系。

1706379375

1706379376 在所有文化元素当中，对民族英雄的崇拜构成了最能将苏格兰城市社会与苏格兰历史联结起来的渠道。这一时期最受尊崇的苏格兰民族英雄是罗伯特·伯恩斯和威廉·华莱士。在1840年以后，伯恩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膜拜。根据估算，在1844年举行的一次伯恩斯纪念日活动曾吸引了八万人参加，其中有2000人在现场共进午餐，还有无数人举杯向这位诗人致敬。这位国民吟游诗人的巨大影响力在苏格兰各地地方报纸“诗歌角”栏目上无数试图模仿他风格的投稿诗作中也可见一斑。不过，这一时期伯恩斯和他杰出的文学成就也根据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读者的政治趣味得到了再诠释。他被塑造为一个反对贵族特权的人，通过个人才干而非世袭特权或尊贵身份取得成功。伯恩斯成为所谓“寒微之士”的代表，这一概念指代那些仅凭个人才能取得成功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最具影响力的传说之一。此外，伯恩斯也因与苏格兰往昔乡村生活的联系而受到尊崇——时人常说他继承了艾尔郡誓约派的血脉——还被认为用他的文学才华保存了苏格兰古老的民族语言。正如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y）于伯恩斯一百周年忌当天在邓弗里斯发表的纪念演说所说：

1706379377

1706379378 伯恩斯荣耀了我们的民族：他让苏格兰和苏格兰的语言受到尊崇……按照他的说法，苏格兰的方言当时正濒临灭绝。伯恩斯在这一时刻决定亲自动手，重申苏格兰独特的民族存在；他的苏格兰歌谣传遍世界，他因此让苏格兰的语言永世长存——人类将永远不会让他在歌谣与诗作中无比珍视的那种语言习惯走向灭亡。[14]

1706379379

[ 上一页 ]  [ :1.706379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