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366 不过，让司各特爵士对于“苏格兰”文化消亡的悲观预期落空的并不只是殖民帝国的成功。即便1843年分裂危机和正统苏格兰教会民政职能的终结沉重打击了苏格兰社会的信仰生活，宗教仍在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这些归根结底只是组织机构上的变动，但在更为根本的价值观层面，长老派基督教仍定义着苏格兰的民族身份。如前所述，即便与整个不列颠的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紧密相关，苏格兰的宪章运动仍因对宗教信仰的强调而与众不同。根据大卫·贝宾顿（David Bebbington）近来的观点，1843年的长老会分裂本身也是出于一种信仰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从正统教会中分裂出来的苏格兰信徒的立场以苏格兰教会在信仰事务上由来已久的独立传统为基础，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560年苏格兰宗教改革时业已定下的方针，在17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也曾得到苏格兰国民的殊死捍卫。反对在俗赞助人制度的信徒所发表的《权利声索书》显然是为了向1689年列举了苏格兰教会反对奉詹姆斯七世为王之理由的《权利声索书》致敬，其措辞则酷似1638年的《苏格兰国民誓约》，其内容还专门控诉了1707年苏英合并以来的现状如何违背了苏英双方当初关于苏格兰教会事务的约定。作为一份强调苏格兰宗教原则的声明，《权利声索书》既以明示也以暗示的方式声援了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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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68 除此之外，正是长老派基督教传统对节制、独立、戒酒、工作伦理与教育的重视，才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和“可敬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底色。这些价值观通过哈丁顿出身的苏格兰人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励》（Self-Help）以及其他极具影响力的文本广为传播，而苏格兰大多数选民对自由党贯穿近乎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忠实支持也是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政治舞台上的体现。格莱斯顿之所以在1879年的中洛锡安造势活动中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他既拥有苏格兰裔的身份，也是在苏格兰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自由党的伟大领袖。随着爱尔兰大饥荒时及之后越来越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迁往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作为苏格兰价值观捍卫者的作用再一次成为焦点。18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格兰有207367名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而在更早之前来到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中，也有很多人仍坚守天主教信仰。这些人主要集中在苏格兰西部地区，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苏格兰社会的存在感。作为结果，诸如苏格兰宗教改革社（Scottish Reformation Society）和苏格兰新教协会（Scottish Protestant Association）等反天主教社团，以及《苏格兰新教徒》（The Scottish Protestant）和《护教者》（The Bulwark）等反天主教刊物在1850年代初纷纷涌现。这些团体不仅主张捍卫“真正的”信仰，还自视为保护新教苏格兰民族免受“劣等”族群侵犯的力量。他们认为，那些“劣等”移民会带来疾病传播、犯罪增加和道德败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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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70 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也诉诸那些正在被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威胁的古老传统，以增强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特族群的身份认同。曾担忧苏格兰文化彻底消亡的司各特爵士本人便牵头汇编了一些收录苏格兰民俗歌谣与传说的重要著作。从1828年开始，P.E.泰特勒（P. E. Tytler）耗时15年出版了宏大且渊博的多卷本《苏格兰史》（History of Scotland），这部重要著作广为中产阶级读者所欢迎，表明当时的苏格兰社会仍对自己的历史充满兴趣。在19世纪晚期大多数面向工人阶级的报纸中，关于苏格兰历史的内容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人民报》（The People’s Journal）在1875年的周发行量为13万份，在一战前一度达到25万份，这份报纸上经常刊登讲述苏格兰历史的连载作品。在主流社会仍只关注君王故事与英雄史诗的时代，该报便已关注苏格兰的民俗传说与社会史。长老派基督教的历史也吸引了广泛的关注，托马斯·麦克里（Thomas McCrie）的约翰·诺克斯传记（1811年刊行）和安德鲁·梅尔维尔传记（1819年刊行）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宗教改革、誓约派运动和长老派英雄人物的事迹在乔治·哈维爵士（Sir George Harvey）的画作中得到表现，也在多座苏格兰城镇的石质纪念物上得到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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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72 但在这些新的文化形象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前工业时代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与人物。在这个领域里，司各特爵士再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他的《威弗莱》和《祖父故事》（Tales of a Grandfather）等作品中，司各特爵士赋予苏格兰的往昔以一种迷人的魅力，满足了正在经历空前巨变的苏格兰社会对怀旧的强烈情感需求。司各特爵士是苏格兰传统再发现的杰出先驱，这一过程不但为苏格兰创造了一套新的民族象征，还根据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社会的现状对一些古已有之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再次塑造。早在1830年以前，高地的方格布与格子裙便已被当成苏格兰民族的代表性装束，但这些符号之所以在后来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还应归功于以长裙为标准服饰的苏格兰部队在为不列颠帝国征战时立下的广为人知的功勋，以及世界各地苏格兰侨民群体组建的喀里多尼亚社团与随之得到传播的风笛乐团和方格呢装扮，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对苏格兰高地的钟爱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位近代英国史上最受爱戴的君主在迪赛德（Deeside）建立了巴尔莫勒尔（Balmoral）行宫，从1848年开始每年都会在那里休秋假。相比之下，女王在位期间只去爱尔兰访问过四次。维多利亚女王对苏格兰高地如此钟爱，甚至还曾称自己内心向往詹姆斯党，这种态度必然会带来不小的反响。高地风尚已经得到女王发自内心的认可，方格呢也正式被接纳为苏格兰身份认同的标志。当一群激进派志愿者组成部队去意大利追随加里波第作战时，他们都身穿方格呢上衣，头戴插有苏格兰蓟的无檐帽。与此同时，苏格兰的景物画家也开始对“山峰与洪流之地”的意象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在霍拉肖·麦卡洛克（Horatio McCulloch，1805—1867）等人的画作中可见一斑。麦卡洛克以对苏格兰湖泊、山坳与瀑布的描绘著称，他的代表作《我心在高地》（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1860年）在当时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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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74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浪漫的高地文化符号的采用正与高地传统小农场社会惨遭清退和人口流失同时发生，但这一变化并不是重塑苏格兰民族形象的唯一因素。苏格兰社会修建城堡、要塞、塔楼与防御设施的传统终结于17世纪晚期，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又以所谓“苏格兰男爵风格”（Scotch Baronial）得到复兴。罗伯特·比林斯（Robert Billings，1813—1874）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1848年至1852年刊行的系列著作《苏格兰男爵与宗教古迹》（Baronial and Ecclesiastical Antiquities of Scotland）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最主要的素材来源。不久后，各式角楼、塔楼与带有垛口的外墙纷纷涌现，这些设计首先出现在乡间别墅中（维多利亚女王修建的巴尔莫勒尔城堡便是个中先驱），随后又为城市治安法庭、市政办公楼和救济设施所采用。当时甚至有人主张应根据男爵风格对爱丁堡城堡进行改建，以将其从军事营地改造成苏格兰民族的纪念碑。苏格兰男爵建筑风格的领头人大卫·布赖斯（David Bryce，1803—1876）曾大胆地提出修建一座高达165英尺的巨大城堡主塔，以作为“王夫阿尔伯特殿下在苏格兰的国民纪念碑”。这一计划虽未落实，却再一次印证了苏格兰民族与维多利亚女王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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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76 在所有文化元素当中，对民族英雄的崇拜构成了最能将苏格兰城市社会与苏格兰历史联结起来的渠道。这一时期最受尊崇的苏格兰民族英雄是罗伯特·伯恩斯和威廉·华莱士。在1840年以后，伯恩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膜拜。根据估算，在1844年举行的一次伯恩斯纪念日活动曾吸引了八万人参加，其中有2000人在现场共进午餐，还有无数人举杯向这位诗人致敬。这位国民吟游诗人的巨大影响力在苏格兰各地地方报纸“诗歌角”栏目上无数试图模仿他风格的投稿诗作中也可见一斑。不过，这一时期伯恩斯和他杰出的文学成就也根据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读者的政治趣味得到了再诠释。他被塑造为一个反对贵族特权的人，通过个人才干而非世袭特权或尊贵身份取得成功。伯恩斯成为所谓“寒微之士”的代表，这一概念指代那些仅凭个人才能取得成功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最具影响力的传说之一。此外，伯恩斯也因与苏格兰往昔乡村生活的联系而受到尊崇——时人常说他继承了艾尔郡誓约派的血脉——还被认为用他的文学才华保存了苏格兰古老的民族语言。正如罗斯伯里伯爵（Lord Rosebery）于伯恩斯一百周年忌当天在邓弗里斯发表的纪念演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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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78 伯恩斯荣耀了我们的民族：他让苏格兰和苏格兰的语言受到尊崇……按照他的说法，苏格兰的方言当时正濒临灭绝。伯恩斯在这一时刻决定亲自动手，重申苏格兰独特的民族存在；他的苏格兰歌谣传遍世界，他因此让苏格兰的语言永世长存——人类将永远不会让他在歌谣与诗作中无比珍视的那种语言习惯走向灭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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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80 19世纪苏格兰社会对威廉·华莱士的崇拜背后有着同样复杂的机制，与1990年代好莱坞电影《勇敢的心》（Braveheart）当中那种粗糙的民族主义情绪几乎没有关系。华莱士无疑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赫的传奇英雄之一，在特威德河畔与拉纳克都设有这位独立战争英雄的雕塑，但这些作品都无法与1859—1869年建于斯特灵附近的那座高达220英尺的国家华莱士纪念碑（National Wallace Monument）相比。在14世纪的独立战争中，这座巨大的纪念建筑俯瞰的苏格兰乡野上曾爆发过斯特灵桥和班诺克本等决定性战役。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人并不只用建筑和雕塑的形式纪念华莱士。盲人哈里创作于15世纪的史诗《华莱士》（The Wallace）尽管在言语间表达了强烈的反英格兰情绪，却依旧在维多利亚时代广受欢迎，关于罗伯特·布鲁斯和华莱士的传说也经常见诸苏格兰的地方性报纸。不过，尽管全国拥护苏格兰权利协会曾热烈支持建造华莱士纪念碑的提议，对华莱士的崇拜却并不等于否定苏英合并或号召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华莱士崇拜让当时的苏格兰人认识到，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正是因为华莱士捍卫自由的斗争才成为可能。华莱士的奋战让苏格兰在之后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正是因为他们在中世纪为国家独立英勇抗争，1707年的苏格兰才能与英格兰以对等的姿态结成联合王国，并在这一新关系中取得丰硕的成果。此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阶级区隔严重的苏格兰社会而言，华莱士的形象也颇为受用。对中产阶级自由党支持者来说，华莱士在贵族阶层背叛国家时拯救了苏格兰，而这个贵族阶层直到19世纪仍在把持苏格兰的权力，并被很多城市资产阶级视为反动主义敌人。对那些经常在集会时高唱《苏格兰勇士》的工人阶级宪章派支持者来说，华莱士代表了平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苏格兰上下对华莱士的关注表明，对苏格兰民族身份的自豪感与对联合王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忠诚可以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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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82 如上所述，我们很难认为政治民族主义的“失败”构成了苏格兰文化的一场危机。强大且完备的苏格兰民族认同可以在联合王国的政治框架内存在，并为苏格兰社会的文化成就提供坚实的基础，维多利亚时代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为这一点提供佐证。苏格兰的科学、医药与技术发展维护并增强了苏格兰享誉世界的声名，一些科学家的个人成就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例如后来成为开尔文男爵的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1824—1907），以及运用多种才能让格拉斯哥成为英国领先的应用科学与工程学研究中心的威廉·麦夸恩·兰金（William McQuorn Rankine，1820—1872）。值得注意的是，开尔文男爵从事科学研究的驱动力来自他的宗教志业，这一点让他与18世纪苏格兰科学界的伟大先驱者不无相似之处。在1846年的就职讲座上，开尔文男爵提出物理学的价值不但体现在智识与实用上，更重要的在于探求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而上帝正是通过这些法则“维持他所造之世界的和谐与永存”。[15]19世纪苏格兰最伟大的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97）是当时最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他提出的电磁学理论构成了无线电等新技术研发的基础。在医药领域，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开创了外科消毒法，詹姆斯·辛普森爵士（Sir James Simpson，1811—1870）则是第一个在分娩时使用麻醉剂的人。不过，苏格兰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科技成就并不局限在大学实验室、大型医院与福利院中。克莱德地区的造船厂在船舶工程设计领域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级领先地位，苏格兰的土木工程人才则在全世界的桥梁、港口和其他设施的建设工程中得到广泛使用。1890年建成的福斯河大桥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土木工程领域的最高杰作，也标志着苏格兰土木工程技术达到了历史性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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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84 18世纪苏格兰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学界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关注，这让19世纪苏格兰哲学的研究与认知度受到打击。学界甚至存在专门研究特定启蒙时代思想家的学术期刊，但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哲学界，目前却没有一部专门的著作进行考察。鉴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存在像J.F.费里尔（J. F. Ferrier）这样被一些时人称为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及曾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阿伯丁大学的逻辑学钦定讲座教授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这样杰出的学者，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缺失诚然令人遗憾。[16]在社会学领域，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是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曾受教于格拉斯哥大学与剑桥大学，在古典学研究上深受威廉·汤姆森爵士（开尔文男爵）影响，他也在后者的启发下试图探究自然法则的终极规律。他的代表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专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这部著作初刊于1890年，在早期人类社会的研究上提出了极富冲击力的新观点。与他同时代的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也因对新兴城市的研究而闻名世界，他认为新型城市格局将彻底改变所有工业化国家的面貌，并相信通过高效的城市规划与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工业化社会的市民生活将得到改善。在今天的学界看来，格迪斯对社会学与城市规划学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也被视为环保主义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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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86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现代批评家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文化沦为空洞菜园派的指责也与事实严重不符。托马斯·诺尔斯（Thomas Knowles）曾如此定义所谓菜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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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88 在“经典”意义上，菜园派的主要特征是对苏格兰田园风光感伤而怀旧的表达，其作品通常以堂区社群为中心，往往关注那些在天真的环境中度过早年，并在城市环境里长大（并受到玷污），最后回归乡土重获安逸的个人经历。“寒微之士”构成了这类作品的典型主题，它主要讲述了一个出身贫苦的苏格兰男孩如何受益于苏格兰较为“民主”的教育体系，但在长大成人并成为牧师之后英年早逝，最终在所有堂区乡亲的注视下死在母亲怀中。堂区居民自己的口音常常会在作品中转译成英语读者能读懂的形式，他们的对话中闪烁着乡土文化中的机智桥段，内容经常在琐碎的乡间流言与故作深沉的淳朴哲思之间转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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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90 S.R.克罗克特（S. R. Crockett，1860—1914）、伊恩·麦克拉伦（Ian Maclaren，1850—1907，真名约翰·沃森）和J.M.巴里（J. M. Barrie，1860—1937）堪称菜园派文学的代表。在第一部作品《荆棘丛旁》（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1894年发表）中，麦克拉伦引用了伯恩斯的两行诗句，其中便出现了“kailyard”（种植卷心菜等蔬菜的园圃）一词，这一词语随后便与这种文学类型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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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92 这漂亮的荆棘丛长在我们的菜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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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94 在菜地上开出洁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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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96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菜园派作家因糟糕的艺术品位、俚俗的文化趣味和粗糙的情感表达备受批评界的无情贬低。而菜园派作品在当时的苏格兰本土与侨民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令这些作家在文学史上万劫不复。对一个既拥有世界领先的城镇化水平，又对乡村有着强烈且相去不久的情结的社会来说，菜园派文学无疑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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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398 然而，19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文化远比菜园派文学更为丰富。上述三位声名狼藉的作者只在十年间出版了十几本书，这些作品主要服务的也只是一个由苏格兰本土居民和海外侨民中的上流中产阶级组成的市场，但这些只是苏格兰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威廉·唐纳森（William Donaldson）对当时苏格兰面向大众出版的几千部系列小说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清楚地显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苏格兰作家并没有局限在田园牧歌式的主题之中，而是经常在作品里用写实且冷峻的笔调描写城市与贫民窟、贫困与疾病，以及工人与资本家。上述很多大众小说用苏格兰低地的方言写成，这种语言当时仍在日常口头表达中为大多数低地居民所使用。19世纪末苏格兰文学界在盖尔语文学的开拓则标志着一种新兴的文化自信心。英文名为威廉·利文斯通（William Livingstone）的乌利姆·迈克邓莱卜（Ulleam MacDhunleibhe）与英文名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伊兰·麦克-阿-戈拜恩（Ilan Mac a Ghobhainn）在诗歌中对高地清洗运动与各种信仰和世俗权威的代表发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强硬的语调和19世纪早期较为柔弱温和的盖尔语诗歌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正为一个因饥荒、人口流离与强制清退而陷于破碎的社会提供了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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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00 19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也见证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冒险小说的流行，他的代表作有1883年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1886年的《绑架》（Kidnapped）。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创作了超过一百部畅销小说，她在1886年发表的《埃菲·奥格尔维》（Effie Ogilvie）和在1890年发表的《柯尔斯廷》（Kirsteen）是刻画当时苏格兰人生活风貌的重要作品。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为儿童和成年人创作的幻想小说得到了他笔名为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朋友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的盛赞，无疑也对后者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产生了影响。在文学创作光谱的另一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小说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苏格兰低地东北部，他的代表作《古谢纽克的约翰尼·吉布》（Johnny Gibb of Gushetneuk）用十分尊重历史与现状细节的现实主义笔调探索了当地农业社会从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时代过渡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他采用的语言则来自19世纪初阿伯丁郡中南部的俚俗方言。亚历山大的作品几乎与菜园派描绘的浪漫化乡村世界截然相反。在苏格兰美术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创作主题也和同时代的苏格兰文学一样丰富多样。正如菜园派并未垄断文学领域，“山谷风光”也没有主宰苏格兰的绘画界。威廉·麦克塔格特（William McTaggart）的风景画作便与以高地风尚为主题的霍拉肖·麦卡洛克和汤姆·费德（Tom Faed）等人不同。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E.A.沃尔顿（E. A. Walton）、约翰·莱弗里（John Lavery）、W.N.麦格雷戈（W. N. McGregor）和E.A.霍内尔（E. A. Hornel）等人组成了所谓的“格拉斯哥小子”一派，他们的风格深受法国印象派影响，令苏格兰美术融入了当时欧洲美术界的主流。从上述事迹很难看出苏格兰文化在19世纪晚期陷入了危机。恰恰相反，帕特里克·格迪斯在他的期刊《长青》（Evergreen）中宣称，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这一断言显然比后世评论者的悲观论调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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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02 [1] H. Cockburn，Journal（Edinburgh，187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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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04 [2] Michael Dyer，Men of Property and Intelligence（Aberdeen，1996），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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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06 [3] Quoted in Derek Fraser，‘The Agitation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in J. T. Ward，ed.，Popular Movements（London，1970），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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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08 [4] Quoted in W. Hamish Fraser，‘The Scottish Context of Chartism’，in T. Brotherstone，ed.，Covenant，Charter and Party（Aberdeen，1989），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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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10 [5] Quoted in Alexander Wilson，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Scotland（Manchester，1970），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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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12 [6] Quoted in Alexander Wilson，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Scotland（Manchester，1970），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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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14 [7]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Aberdeen，1987），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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