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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0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领导的战后联合政府没能兑现承诺，用经济重建“把祖国建设成英雄宜居之地”，1918—1920年的战后繁荣迅速在1921年转为萧条。随着阿斯奎思派自由党人在1918年大败，工党的地位得以攀升，现在工党已成为英国政坛唯一一个具备实质影响力的非参政党。与此同时，工党也开始从传统政党中吸纳思想更倾向进步主义的人士，例如著名的自由党人R.B.霍尔丹（R. B. Haldane）。他认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新时代，只有工党才能维持英国社会的协调运转。工党的组织性也十分出色。在信奉天主教的帕特里克·多兰（Patrick Dollan）的主持下，工党在格拉斯哥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竞选机制，兼具高效的管理设计与宗教般的热情。这一竞选机制的主要任务是始终不懈地鼓励工人进行选民登记，关注的领域则是住房、房租和工作岗位等关乎日常生计的问题。正如约翰·惠特利所说：“在会议上我们讨论的是本地人的政治，我们追求的是捍卫格拉斯哥东面远郊居民的权益，而不是关注欧洲的近东地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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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2 工党的努力终于在1922年大选中得到了报偿：该党在苏格兰最终赢得32%的选票和29个议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党，其中有10个议席来自格拉斯哥地区。这无疑是工党在苏格兰取得的一场历史性胜利，尽管在格拉斯哥以外，工党的表现并没有那么惊人。例如，在爱丁堡，工党的得票率就不及10%。但无论如何，苏格兰的政治版图都被彻底改写了。在1924年和1929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进一步增长，而直到1935年，工党在苏格兰的选战表现也始终优于英格兰。当1922年当选的工党议员从格拉斯哥的圣伊诺车站启程前往威斯敏斯特履任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将为苏格兰开启一个新时代。在那些议员当中，如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 Maxton）、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和约翰·惠特利等人都有过在战时参与克莱德赛德地区工人权益与政治运动的经历，他们都曾对满怀热情的人群发表雄辩而感人的演说，发誓要“增进同胞的福利与全人类的福祉”，并带领支持者高歌誓约派时代的赞美歌，标榜自己与苏格兰古老的激进主义传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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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4 “红色克莱德赛德”的诞生与工党在选举中的突破只是一战结束后苏格兰政坛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在于自由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彻底消亡。自由党的崩溃并非一蹴而就，但在1924年耻辱的选战失败之后，自由党的全面衰落已显而易见。自由党在1924年大选之后只剩下八个苏格兰议席，其中五个位于高地和西部群岛地区。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自由党灾难性的崩溃，其中一些已经在本章中提及。工党吸收了大量在传统上支持自由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赢得了1918年选举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新选民的支持，并招揽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讽刺的是，工党本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以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政策和苏格兰本地自治等战前自由党激进派的政策为基础，而在1918年之后，大批自由党进步主义者也选择转投工党，其中包括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牧师、J.L.金洛克（J. L. Kinloch）、罗斯林·米切尔（Rosslyn Mitchell）和沃尔特·默里（Walter Murray）。此外，作为一个代表政治光谱中间派的传统政党，自由党在战间期以阶级立场为主要分野的政治新格局当中也面临来自右翼的压力。在1920年代早期，苏格兰中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关切便是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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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6 苏格兰的工党主张改革而非革命，但克莱德河工业区在战时发生的一系列抗争事件仍引发了对“赤色渗透”的担忧，尽管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工人的收入与工作条件，而非发起一场工人起义并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与1919年1月格拉斯哥工人的又一次力量展示在中产阶级当中煽动了恐慌情绪：工人们发起了呼吁落实40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以支持苏格兰工会大会用减少工时来缓解军人复员所造成的失业率上升问题的诉求。罢工者试图阻止政府撤销对工资和房租的战时管制措施，并在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发起了一场10万人规模的大规模游行。随着警察持警棍对人群发起冲击，场面最终演变为一场“暴乱”。尽管参与者曾挥舞红旗，已知证据却显示这场游行背后并无革命者参与，局势的混乱主要是由警察的过度反应引发的。不过，当时的苏格兰政府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看法。苏格兰事务大臣在向其他阁僚提出的建议中称格拉斯哥当前的事态不是一场罢工，而是“一次布尔什维克起义”。就在集会当天，政府向格拉斯哥城内派驻了12000名军人，部署了六辆坦克驻守牲畜市场，并在邮局和宾馆门前设置了机枪。格拉斯哥已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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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8 罢工运动的声势很快消退下去，40小时工作制也没有落实，但后来所谓的“血腥星期五”事件对格拉斯哥政坛造成了长远影响。对城内的很多工人来说，这起镇压事件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压迫态度，令他们对现行体制的幻灭感大大加深，促使更多人支持工党。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1919年1月的工人集会极大地震撼了苏格兰中产阶级，让他们坚决地倒向一个能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不断壮大的政党。至于这个党会是自由党还是统一党，起初尚不明确。统一党的组织性更好，反社会主义立场也更强硬，而自由党在1919年仍拥有一些议会席位。未来五年的变化将决定中产阶级右翼选票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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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0 最终，统一党成为中产阶级选民眼中更可靠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决定这一胜负的时刻出现在1924年，随着阿斯奎思决定带领自由党支持工党的少数派政府，舆论广泛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党派与阶级。有说法称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的大批神职人员在这一时期脱离了自由党，商界则对这一决定深感恐惧，一些曾经忠实追随自由党路线的报纸也改变了立场。格拉斯哥主要的自由党系报纸《每日记录报》（Daily Record）决定转而支持统一党，宣称只有统一党才能建立稳健的统治。但正如I.G.C.哈奇森（I.G.C. Hutchison）的研究所表明的，自由党人的失败背后也存在其他因素。由于战间期苏格兰法律界的精英人物几乎都倾向统一党，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政法体制也偏向统一党一方。苏格兰教会领导者的政治立场也在这一时期右转，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在1926年谴责了总罢工运动。在主张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规模的同时，苏格兰教会总会并没有对大规模失业和日益加剧的贫困问题等现代社会的邪恶现状表示出显著关切。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苏格兰主要城市的所有早报都开始倾向保守党。曾经颇具影响力的激进派周报《人民报》从一份充满社会议题评论的报纸演变为一份以炒作热门话题与东拼西凑的文章为主的报纸，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报界的一大转变。换言之，自由党的媒体声音在这一时期已“在实质上被消灭”了。[14]面对战间期较为有利的条件，统一党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竞选策略，重点关注近来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选民，并再次振兴帝国青年联盟（Junior Imperial League）以吸引年轻人。到1920年代末，统一党党员规模已达约20000人，战间期的保守党[15]可谓在苏格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8—1939年举行了七次大选，其中四场保守党都在苏格兰赢得最多席位，仅这一时期的表现便已经与他们在1832年改革到一战爆发之前大半个世纪里取得的纪录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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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4 从1924年到1930年代，经济状况是决定苏格兰政坛局面的首要因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给苏格兰留下了充斥着经济灾难与社会悲剧的惨痛回忆。工业萧条、大规模失业、饥饿游行与依靠救济金艰难生存的人们构成了整个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不断为后世所提起。然而，近年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英格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历史体验提出新的诠释。他们认为，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特定阶段遭遇的现实困境必须与整体收入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等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看待。汽车制造、电子设备、化工与建筑等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弥补了传统制造业收缩所造成的损失。他们进而主张，战间期英格兰的经济史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而非绝对且不可逆转的经济衰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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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6 如第十二章所述，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套用于苏格兰的情况。即便在衰退最严重的年份，苏格兰仍有五分之四左右的劳动者保有就业岗位，随着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而更低的利率让借贷成本下降，他们的生活水准无疑经历了提升。即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失业救济，苏格兰还是在这些年间经历了娱乐方面的变革。苏格兰消费者为“电影”这一新鲜事物而疯狂，这一热潮在1929年有声片诞生之后更为高涨。1930年代苏格兰较大的城镇往往拥有三四家电影院，而格拉斯哥则拥有惊人的127家。作为整个苏格兰受经济衰退打击最严重之地区的中心城市，格拉斯哥也是苏格兰的舞会之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女涌入这座城市多达30家的舞厅寻欢作乐。随着无线电收音机在1930年代末进入超过40%的苏格兰家庭，苏格兰人的家庭娱乐生活也迎来巨变。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体验有着巨大差异：在苏格兰西部，经济危机令整个社区遭到毁灭性打击，爱丁堡和洛锡安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商界人士与专业人员来说，这一时期的生活条件空前优渥。苏格兰的汽车保有量大幅上升，新建的独栋小别墅遍布于大多数苏格兰城镇的近郊地带，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苏格兰至少有一些社会阶层仍拥有相当的消费能力。“独栋环城带”热潮甚至引来圣安德鲁十字社（Saltire Society）的强烈抨击，这一成立于1935年、旨在弘扬苏格兰文化传统的组织谴责这一风尚为“一种来自英格兰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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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8 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于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纪行》（Scottish Journey）颇为精到地捕捉了1930年代苏格兰社会生活体验的复杂性。他在旅途中遭遇了不止一种苏格兰社会，他的评论文字里则透露着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气息。他注意到加油站遍布格拉斯哥与基尔马诺克之间的道路两旁，而在艾尔郡的伯恩斯故居旁，郊县小路“被停靠的汽车挤满”。缪尔也提到爱丁堡的茶室几乎专属于中产阶级与上流人士，“工人阶级、工会和拥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很少光顾。他如此描述自己位于格拉斯哥城南沿一条街边的家，那里距离欧洲条件最恶劣的一个贫民区并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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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0 邻里大多数住户都是收入较高的职员、店主、领班、采购员和推销员：他们可敬且虔诚，喜欢过一种积累名利的所谓入世生活。他们的居住条件在我看来也是舒适的：屋里有几间房间，有保险柜、扶手椅、钢琴、装饰画和各种小摆设。他们出门时总是衣着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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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2 不过，缪尔也注意到大萧条给苏格兰人带来的可怕后果与苦难，这些场面构成了他笔下1930年代苏格兰社会的底色。他提到“一场寂静的清洗”正在苏格兰西部的工业地带展开：“工业化时代遗留的外观犹在，工业本身却像梦一样消失无踪。”鉴于这一地区构成了“苏格兰的心脏”，即便苏格兰其他地区在大萧条时代受到的打击相对较轻，西部的苦难也将对整个苏格兰的未来造成致命影响。旅途结束后，缪尔的“总体印象”变得极为悲观，近乎绝望：“苏格兰的人口正逐渐枯竭，它的精神、财富、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品德都将耗尽。”怀有这种感受的绝不只有缪尔一个人，其他评论者也把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描述为一个陷入不可逆衰退的地方。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George Malcolm Thomson）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关于苏格兰民族的首要事实是，它开始衰朽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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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4 苏格兰的社会信心之所以崩溃，其根源在于经济危机对该地的影响比对英格兰除北部诸郡工业地带之外的大多数地区都更深重，持续时间也更长。1924—1937年全英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2.2%，但根据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提供的数据，苏格兰的经济表现远比这一数字更差：同期苏格兰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仅为0.4%，1928—1932年，苏格兰还经历了年均2.0%的绝对衰退。到1931年，苏格兰的工业生产总值已低于1913年的水平。超过26%登记社会保险的劳动力处在无业状态，两倍于英格兰的平均水平，还有10万人被归类为“永久性剩余”劳动力。在造船和机械制造业，数以千计的传统技术工人遭到裁员，而在受害最严重的拉纳克郡与邓巴顿郡，就连下层中产阶级也因服务业需求的消亡而陷入绝境。在193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很难在苏格兰得到教师职位，也表明了这一时期就业环境之恶劣。如果没有1920年代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浪潮（苏格兰的总人口在1921年至1931年净减少4万人），就会有更多苏格兰人依靠失业救济金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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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6 经济崩溃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在苏格兰人当中激起了一种悲观的自省情绪，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尚未弥合的可怕创伤加重了这一倾向。在苏格兰各地的城镇与乡村，人们竖立纪念碑，并用频繁举行的民间与军事纪念仪式缅怀战争中的死者。罗伯特·洛里默爵士（Sir Robert Lorimer）设计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于1924年至1927年在爱丁堡城堡内建造，这一设施在完工后立刻成为空前流行的朝圣地。1920年代访问纪念碑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原本用粗糙石板铺装的地面在短短数年之内便被访客的双脚磨平。正如1990年出版的《苏格兰建筑史》（History of Scottish Architecture）所述，战争纪念碑不仅被苏格兰人视为对壮烈战死之士的纪念，也成了对正在逝去的帝国光辉的缅怀。与此同时，苏格兰不得不开始面对沉重难解的社会问题。政府委员会与学术界的调查报告直白地暴露了苏格兰社会的严峻现实。杰出的营养学家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指出，1930年代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在整个欧洲西部仅次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战间期苏格兰新建住房超过30万间，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公有部门，但这些成就仍不足以弥补旧房老化带来的损失，也不能缓解早在战前便已浮现的长期性人口过密问题。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危机严重限制了公共财政，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到1939年，苏格兰有一半的现有住房被判定为不适合居住，住房过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五倍于同期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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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8 这些年里，大多数苏格兰人有幸逃过了最严重的失业危机，生活水平亦得到提高，但在经济上陷于绝望境地的苏格兰人同样为数众多，他们一度对苏格兰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格拉斯哥的剃刀帮（razor gangs）最初便崛起于战后繁荣期之后的经济萧条时代，当时的小说《并非无名小城》（No Mean City）[17]提供了对于这些犯罪团伙的生动描写。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卷土重来的教派冲突。苏格兰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共同发起运动，呼吁严格限制爱尔兰移民，称所谓“苏格兰-爱尔兰”族裔为不可同化的劣等人群，尽管1920年代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人数已大大下降。鉴于用工人数遭到大幅缩减，而工厂领班的职位又多为共济会或奥兰治兄弟会成员所有（或两者兼而有之），就业市场上的教派歧视也越发普遍起来：“对失业的天主教青年来说，这个时代意味着被人盘问‘你在哪里上的学？加没加入基督少年军[18]？主日学老师是谁’。”[19]1930年代初，持反天主教立场的苏格兰新教徒联盟在格拉斯哥市议会选举中赢得六个议席，以67000的得票数超过了得票63000的工党。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卡斯卡特（Cathcart）、戈万希尔（Govanhill）和金宁公园（Kinning Park）等技术工人聚居区，这些地方的居民在1931年至1933年的失业危机期间受损尤为严重。在爱丁堡，约翰·科马克（John Cormack）领导的新教徒行动党（Protestant Action）呼吁取消罗马天主教徒的选举权并将他们驱逐出去，这在1935年夏天酿成了战间期苏格兰最严重的教派纠纷事件。所幸，宗教社群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风险得到遏制，格拉斯哥最终没有成为第二个贝尔法斯特。工党、统一党与民族主义政客都与激进分子拉开距离，苏格兰媒体也很少对此表示支持。事实上，《格拉斯哥周报》（Glasgow Weekly Herald）曾披露一封约翰·科马克未经修改的信件原稿，暴露出他识字能力不强的弱点，令他的声誉大受打击。面向苏格兰西部中产阶级读者的《格拉斯哥先驱报》也刊载了一系列内容扎实的权威文章，试图论证苏格兰教会关于移民管控必要性的大部分说法缺乏事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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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0 即便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钳制，族群与教派仇恨的存在仍昭示着一种遍布全苏格兰的社会弊病，这似乎也对这一时期苏格兰人的创造意志产生了影响。苏格兰文学诚然在经济萧条时期经历了可观的复苏。笔名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的克里斯托弗·默里·格里夫（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被视为伯恩斯以来苏格兰诗坛的头号天才，除此之外，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尼尔·冈恩（Neil Gunn）、埃德温·缪尔、菲昂·麦克科拉（Fionn MacColla）、内奥米·米奇森（Naomi Mitchison）和詹姆斯·布赖迪（James Bridie）等重要作家也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文坛。所谓“苏格兰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无疑值得关注，但上述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在当时给大众的认知带来多少直接冲击。麦克迪尔米德曾希望苏格兰民族能在重拾旧时方言的过程中得到重生，也曾致力于恢复一种正宗的苏格兰民族文化，但在题为《再赞列宁》（Second Hymn to Lenin）的诗作中，他本人也怀疑自己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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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2 在工厂与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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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4 还有城镇的街道上，可有人提及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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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6 若非如此，我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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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8 便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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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30 确实，麦克迪尔米德的影响是有限的。正如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尖刻地评价道：“此时的苏格兰普通人仍在读邓迪的报纸、赴伯恩斯纪念晚餐，麦克迪尔米德的晚期诗歌则变得越来越清高而费解。”[20]事实上，麦克迪尔米德把大部分文学才华都用来回应他自己对苏格兰糟糕状态的认识。在1926年完成的那篇2600行的杰出长诗《醉人观蓟》（A Drunk Man Looks at the Thistle）和自己作为记者写下的论述文章中，他用标志性的尖锐文字批评了苏格兰郊县社会及其上流阶层的平庸气质：“一帮又一帮脑满肠肥的名流要人……那些对英格兰的威风溜须拍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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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32 尽管在文学领域表现了高度的才华与热情，“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却没有在战间期激发苏格兰民族文化界更广泛的繁荣气象，圣安德鲁十字社在1935年的成立也反映了一些人对这一时期苏格兰文化遗产得不到振兴的担忧。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历史学研究也陷入低迷，不仅专著的产量寥寥，《苏格兰历史学评论》（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也从1929年开始停刊。有记载称，这一时期收藏在苏格兰档案馆（Register House）地下室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大量珍贵文献也因保管不善开始霉变。战间期的苏格兰建筑设计起初也以因循传统风格为主，经济条件的局限和大赞助人的消失意味着公共住房和功能性学校设施成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建筑作品的主力，而这些建筑在设计上大多是模式化且缺乏想象力的。直到战间期后期，以现代学院派（这一流派经常被视为电影院、滑冰场与游泳池等“休闲设施”的代表性风格）的崛起以及巴兹尔·斯彭斯（Basil Spence）、贾科莫·科亚（Giacomo Coia）等人为1938年格拉斯哥帝国博览会提供的富有创造力的设计方案为代表，苏格兰设计界的创意活动才终于迎来真正的革新。相比之下，美术界在战间期的社会与经济困境当中受害更为严重。以S.J.佩普洛（S. J. Peploe）、莱斯利·亨特（Leslie Hunter）、F.C.B.卡德尔（F. C. B. Cadell）和J.D.弗格森（J. D. Fergusson）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色彩画派”（Scottish Colourists）早在1918年以前便已奠定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并创作了大部分代表性作品。但在一战结束后，苏格兰美术界再未涌现具有国际性名声的艺术家，而随着富有的赞助人退场，中产阶级开始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要客户，他们的艺术品位往往倾向于更为熟悉且常规的风格，不愿在经济动荡的时代支持大胆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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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34 苏格兰的大学也在战间期经历了显著的衰退。与英国其他地区大学生人数上升的趋势相反，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从1924年的10400人下降到1937年的9900人。苏格兰大学的研究水平也严重落后，导致最具才华的一等学位毕业生大量流向英格兰顶尖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一不利趋势在科技专业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大学科研设施缺乏投资构成了这一危机背后的一个因素，但苏格兰的大学无疑也（和苏格兰的文化生活一样）受到了年轻人才大量战死于西线战场的制约。很多在20世纪科技领域留下显著成绩的青年人才往往都和古老的传统大学没有什么联系，例如电视机技术的先驱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要创始人兼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思（John Reith，后来受封为勋爵）都毕业于格拉斯哥的皇家技术学院（Royal Technical College），亦即后来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曾在1929年的《游荡者》（Drifters）等作品中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社会问题的战间期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森（John Grierson）甚至从未上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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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38 战间期的经济困难也塑造了苏格兰的政治格局。在其支持者看来，工党代表了社会正义，也最能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他们免受大规模失业、糟糕的住房条件与生活水准恶化的侵袭。但工党没能兑现他们的希望与期待。1924年5月，尽管只是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政府，工党还是第一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由于保守党在同年10月的大选中取得大胜，这届政府最终并未统治多久，但左翼在苏格兰的得票状况要好过英格兰。第一届工党政府在政策上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社会议题上值得一提的努力也只有约翰·惠特利提出的《住房法案》，这项重要的法案旨在大幅增加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补助，鼓励后者显著扩大新房建设规模。不过，即便惠特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推动这一法案通过议会审议，其效力也在1926年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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