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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也见证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冒险小说的流行，他的代表作有1883年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1886年的《绑架》（Kidnapped）。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创作了超过一百部畅销小说，她在1886年发表的《埃菲·奥格尔维》（Effie Ogilvie）和在1890年发表的《柯尔斯廷》（Kirsteen）是刻画当时苏格兰人生活风貌的重要作品。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为儿童和成年人创作的幻想小说得到了他笔名为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朋友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的盛赞，无疑也对后者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产生了影响。在文学创作光谱的另一端，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小说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苏格兰低地东北部，他的代表作《古谢纽克的约翰尼·吉布》（Johnny Gibb of Gushetneuk）用十分尊重历史与现状细节的现实主义笔调探索了当地农业社会从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时代过渡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他采用的语言则来自19世纪初阿伯丁郡中南部的俚俗方言。亚历山大的作品几乎与菜园派描绘的浪漫化乡村世界截然相反。在苏格兰美术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创作主题也和同时代的苏格兰文学一样丰富多样。正如菜园派并未垄断文学领域，“山谷风光”也没有主宰苏格兰的绘画界。威廉·麦克塔格特（William McTaggart）的风景画作便与以高地风尚为主题的霍拉肖·麦卡洛克和汤姆·费德（Tom Faed）等人不同。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E.A.沃尔顿（E. A. Walton）、约翰·莱弗里（John Lavery）、W.N.麦格雷戈（W. N. McGregor）和E.A.霍内尔（E. A. Hornel）等人组成了所谓的“格拉斯哥小子”一派，他们的风格深受法国印象派影响，令苏格兰美术融入了当时欧洲美术界的主流。从上述事迹很难看出苏格兰文化在19世纪晚期陷入了危机。恰恰相反，帕特里克·格迪斯在他的期刊《长青》（Evergreen）中宣称，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正在经历一场文艺复兴。这一断言显然比后世评论者的悲观论调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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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Cockburn，Journal（Edinburgh，187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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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chael Dyer，Men of Property and Intelligence（Aberdeen，1996），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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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Derek Fraser，‘The Agitation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in J. T. Ward，ed.，Popular Movements（London，1970），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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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W. Hamish Fraser，‘The Scottish Context of Chartism’，in T. Brotherstone，ed.，Covenant，Charter and Party（Aberdeen，1989），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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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Alexander Wilson，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Scotland（Manchester，1970），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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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Alexander Wilson，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Scotland（Manchester，1970），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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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Aberdeen，1987），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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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I. G. C. Hutchis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Edinburgh，1986），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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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Ferguson，Scotland 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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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R. J. Finlay，‘The Rise and Fall of Popular Imperialism in Scotland’，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113（1997），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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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indsay Paterson，The Autonomy of Modern Scotland（Edinburgh，1994），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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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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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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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The Burns Cult and Scottish Ident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in Kenneth Simpson，ed.，Love and Liberty（Edinburgh，1997），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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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Crosbie Smith and M. Norton Wise，Energy and Empire（Cambridge，1989），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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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将这些观点归功于阿伯丁大学道德哲学荣誉教授戈登·格雷厄姆（Gordon G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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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omas D. Knowles，Ideology，Art and Commerce：Aspects of Literary Sociology in the Late Victorian Scottish Kailyard（Gothenburg，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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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四章 自由党霸权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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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自由党主宰苏格兰的选举政治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880年代才终于面临挑战。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法案》授予所有男性户主投票权，并为大城镇和工业地带设置了数量空前的下院议席，这些变化构成了自由党内分歧激化的主要因素。自由党从来都是一个松散的党派，但1884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令党内辉格派一翼与激进派一翼间的冲突大大加深了。随着更多的普通工人与小农得到投票权，自由党激进派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乡村地带，地主阶层的自由党人与他们的佃户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苏格兰自由党的头号大亨第八代阿盖尔公爵就曾因担心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1]的条款会被施加于苏格兰高地而退出了自由党。结果，因为高地西部和海外群岛部分地区的小农场农民引起了持续不断的骚动，以及内皮尔勋爵领导的王家调查委员会的介入，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最终在1886年推动通过了《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让阿盖尔公爵的担忧成为现实。这部法律显著削弱了地主的权力，让当地的小佃农得以享受稳定的租期与较为公平的租税率。而在前一年的大选中，1884年新改革法案的效果已经在高地地区鲜明地显现出来，所谓“小农场农民党”在阿盖尔、凯斯内斯、罗斯和克罗默蒂等郡击败了自由党的官方候选人，还在因弗内斯同时击败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高地清洗运动的创伤记忆让高地地区的选战具有了情绪化的一面，但在低地，自由党辉格派世家的影响力也在快速衰退。1885年自由党在苏格兰有九名地主阶层出身的下院议员，这一数字到1910年底已经减少到三名。在城市选区，随着自由党激进派对辉格派的传统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自由党的内部分歧也愈演愈烈。1885年，苏格兰的自由党激进派人士建立了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of Scotland），这一组织不但独立于自由党内部的层级架构，还旨在推动上院改革和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等一系列涉及面甚广的议题，而这些主张都非党内保守派所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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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讧激化的背景下，还有三个具体的因素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处境越发困难。第一，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吸引了不少1884年改革中获得投票权的男性工人新选民，这让以熟练工匠为传统基础的自由党受到威胁。一些工人开始视自由党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对该党感到失望。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可能是当时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对自由党心存怀疑的人。在中拉纳克选区补选中惨败之后，哈迪在1888年苏格兰工党的成立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举行的一场会议后建立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的过程中，他也发挥了主要作用。独立工党在两年后与苏格兰工党合并，而在这些工人政党成立之初，有不少关键人物都是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前自由党人，例如曾在1886年于东北拉纳克郡选区当选的R.G.坎宁安·格雷厄姆（R. G. Cunninghame Graham），他后来在以伦敦为据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影响下左倾。在独立工党领导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基尔·哈迪、布鲁斯·格莱西尔（Bruce Glasi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等人都对自由党是否真心想要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抱有疑虑。此外，自由党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尚与工会运动之间也存在潜在冲突，该党的党内意见此时正越来越多地批评后者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对特定行业的发展施加限制。1897年，旨在扩大工会政治影响力的苏格兰工会大会（Scot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STUC）成立，构成了苏格兰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苏格兰工会大会与独立工党一道在1900年帮助建立了苏格兰工人议会选举委员会（Scottish Worker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Committee），这一具备强大政治潜能的组织将工会利益与工人在政治上的诉求统合起来，并让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通过完全独立于自由党的组织得到表达，这一为部分人所秉持的方针就此终于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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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纵观整个1880年代，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运动都构成了一个刺激自由党内派系分裂的严重问题。作为自由党的传统支持者之一，苏格兰自由教会在雷尼神父（Principal Rainy）的领导下从1875年开始坚决主张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党内辉格派与激进派也从那一刻开始陷入内讧之中，直到1885年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成立，并推动将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一事写入自由党下一次大选的政纲。格莱斯顿抵制这一主张，因此遭到了全国自由党人联盟的谴责，后者随即决定自行指派候选人参选以作为报复。作为结果，就连在党内极具声望的格莱斯顿也未能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四年后，当他终于决定做出让步，承认大多数苏格兰人支持让苏格兰教会独立于政府时，自由党内在这一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结果冲突再一次爆发。此外，由于去官方化运动威胁到了苏格兰官方教会的公开地位与影响力，自由党的内部动向也让官方教会的很多普通信徒感到受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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