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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在战间期成功地利用选民的焦虑情绪。在1935年大选中，民族党参与角逐七个苏格兰议席，却没有赢得任何一个；在其中五个曾经有民族主义候选人参与竞选的选区中，民族党人的得票数相较之前都有大幅下滑。民族党人或许可以宣称经济萧条的爆发标志着联合王国在苏格兰已经破产，却无法提出重建苏格兰经济的替代方案。与此相对，政府一方坚持认为，苏格兰在一个经济严重衰退、欧洲局势日渐不稳的时代寻求独立无异于自杀。此外，政府也在1937年将苏格兰事务部迁至爱丁堡，以迎合苏格兰人的民族情绪，有人曾精到地评价这一举措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让爱丁堡再一次成为苏格兰政府的所在地、一个货真价实的首府，而不只是教会总会与司法部门的所在地”。[23]不久之后，苏格兰民族党开始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左右两派，政党内部的秩序走向崩溃。到二战爆发前夕，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苏格兰民族主义暂时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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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间期的艰难岁月里，统一党成为苏格兰政坛的最大赢家，该党直到1945年都在苏格兰政界占据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这部分是因为它的主要对手——工党和民族主义者都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此外，即便席卷苏格兰的经济危机影响颇为深重，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却意外地少，大多数抗议活动由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发起，这一组织曾在1931年抗议政府对失业补助的削减和饱受憎恶的“救助资格检验”，又在1933年和1934年发动了反饥饿游行。不过，统一党人也在这一时期积极寻求巩固对苏格兰政治的主导权。他们常在宣传中把工党塑造为一个用国有化政策威胁居民储蓄、年金和投资利益的革命政党，并始终提防来自自由党的竞选威胁。自由党的实力虽远不如以往，却是统一党在很多选区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在那些因农民近年来倒向统一派而重回统一党手中的农村新选区尤为显著。统一党因此采取与自由党人互相妥协的政策，在各场选举中与其达成协议，在立场上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近，拒绝与任何法西斯主义者抑或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新教徒排外主义力量接触，还四度在统一党政府（或由统一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任命自由党人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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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期间，信奉“一国保守主义”的保守党人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曾致力于解决来自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以及正在对苏格兰部分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经济危机。埃利奥特坚持奉行进步主义社会政策，愿意动用政府干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对白厅方面漠视苏格兰危机的态度感到恼火。1932年，当中央政府决定取消冠达邮轮公司（Cunard）的造船计划时，他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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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只在于克莱德河的造船工人。政府可以取消邮轮建造计划，把资金用在其他地方。但苏格兰人民知道，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把钱花在伦敦的桥梁和英格兰的其他项目上，尽管此时苏格兰的失业规模已不可承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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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任期间，英国政府设立了苏格兰经济委员会（Scottish Economic Committee）、苏格兰发展理事会（Scottish Development Council）和经济特别区重建协会（Special Areas Reconstruction Association）等机构，以在苏格兰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这些措施只从表面上缓解了苏格兰积重难返的问题，而随着英国再次扩充军备，苏格兰重工业的用工规模有所扩大，这些问题也暂时变得更加可控。即便如此，上述机构的设立仍标志了苏格兰经济治理的一次重大进步，为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家深度介入经济运转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埃利奥特任内取得的最大成就则是在1937年将苏格兰事务部迁往爱丁堡。在此之前，苏格兰的行政事务必须在不同地点进行，虽然苏格兰事务部本身设在伦敦，负责管理苏格兰各项事务的诸多委员会却在爱丁堡办公。随着苏格兰事务部永久性迁往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府（St Andrews House），传统的委员会被改组为农业、教育、卫生与住房四个更成体系的部门。埃利奥特的改革寻求在不动摇伦敦中央政府对苏格兰的控制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尽可能高效的管理体系，将具体的行政事务下放到苏格兰本地。在苏格兰本地自治议题受到冷落，民族主义者因选战惨败而沦为次要力量的时期，这位拥有统一党背景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却增强了苏格兰的身份认同，确实可谓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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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80年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大选后通过的一部法律，旨在对爱尔兰的租佃关系进行管制，确立所谓“3F原则”：政府限制之下的公平租税额（fair rent）、地主所有地的自由交易（free sale），以及禁止地主在地租得到清缴的情况下驱逐佃户（fixed of tenure）。这部法律大大限制了爱尔兰地主的权力，使爱尔兰租佃关系中的封建因素大大减少，并刺激了对传统地主所有地的收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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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端于苏格兰低地的新教徒兄弟会之一，成立于1795年，因光荣革命中加冕英王的威廉·奥兰治之家族姓氏得名。该团体以捍卫苏格兰与大不列颠作为新教徒国家的纯粹性为基本主张，视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为潜在威胁，并支持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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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00年英国议会选举进行时正逢第二次布尔战争，索尔兹伯里侯爵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最终借战时的民族主义气氛击败自由党成功连任。“卡其布”之名源自当时英国军队新换装的制服，这一名词后来常在英文语境中被用来指代深受战时或战后的特殊政治氛围影响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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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I. G. C. Hutchis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1832-1924（Edinburgh，1986），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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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Aberdeen，1987），pp.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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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Hutchison，Political History，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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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格拉斯哥城郊地名，是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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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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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英国政治家，早年曾属于自由党激进派，在1886年因反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政策转投自由统一党，1895—1903年在保守党-自由统一党联合政府中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从20世纪初开始主张在英国与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间建立特别互惠贸易关系，并对来自英帝国以外的产品征收关税，以应对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工业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他从政期间先后加入自由党、自由统一党与统一党（1912年由自由统一党与保守党合并而成），在帝国关税改革问题上造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的分裂。在193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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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T. M. Devine and R. J. Finlay，eds，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nburgh，1996），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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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T. C. Smout，A Century of Scottish People，1830-1950（London，1986），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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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lasgow Observer，26 October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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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Ⅰ. Donnachie，Christopher Harvie and I. S. Wood，eds.，Forward！Labour Politics in Scotland 1888-1988（Edinburgh，1989），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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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 G. C. Hutchison，‘Scottish Unionism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in Catriona M. M. MacDonald，ed.，Unionist Scotland 1800-1997（Edinburgh，1998），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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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格兰统一党名义上沿袭了1886年自由党右翼另行组建的自由统一党（前述），但在1912年自由统一党与保守党合并后，该党在事实上成为保守党在苏格兰的代表，直至1965年完全并入保守党。今日苏格兰保守党的官方全称仍为“苏格兰保守与统一党”（Scottish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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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 M. Thomson，Caledonia or the Future of the Scots（Edinburgh，1982），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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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小说由苏格兰记者兼作家H.金斯利·朗（H. Kingsley Long）与失业工人亚历山大·麦克阿瑟（Alexander McArthur）共同创作，发表于1935年。“并非无名小城”源自《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保罗的自述：“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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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83年成立于格拉斯哥的新教青少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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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 Cooney，Scotland and the Papacy（Edinburgh，1982），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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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hristopher Harvie，No Gods and Precious Few Heroes（London，1981），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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