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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8 一些人认为，因为穷人们对生活水准缺乏要求，严重的人口过密问题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忍。对很多城市贫民而言，爱尔兰多尼戈尔（Donegal）地区潮湿的陋室民居、高地西部黑暗的房舍与低地农场中的农舍和野外小屋等家乡的传统住所并不比过分拥挤的楼房公寓好到哪里。然而，贫民区过密问题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家庭经济模式。很多城市贫民家庭的经济状况长期处在初级贫困（primary poverty）水平，收入只能勉强覆盖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在1890年代，据说格拉斯哥近27%男性成年劳动者的收入都没有达到每周1英镑的最低水平。在此之外，城市里还有大量流浪者、老人、病人以及从事季节性工作的临时劳动者。过大的家庭可能对低收入者的经济造成毁灭性后果。J.布鲁斯·格莱西尔（J. Bruce Glasier）的研究表明，城市中的不少移民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大多不是熟练工匠”，且“多从事非常不稳定的工作”。[17]但就连熟练工匠也不能完全规避陷于贫困的风险。邓迪和格拉斯哥的经济繁荣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后者的波动及其对就业造成的影响都会对市民生活造成显著冲击。例如，造船行业面临的需求波动从1880年代开始变得越发剧烈，即便在较为繁荣的年份，工人也可能因需求不足以维持全年的工作流程而歇业一两天。即便地位较高的技术工人在疾病、事故和衰老面前也缺乏保障，一旦失业更无法依赖妻子的收入糊口，因为大多数技术工人的妻子并不从事职场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1880年代因无力缴纳房租而向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请求帮助的申请者中，有近四分之一都出自技术工种。1845年的济贫法改革在苏格兰各地设立了地方性的济贫监理委员会，取代了原本负责济贫政策的教会堂区，拥有强制征收济贫所需税费的权力，并设立贫民监察员（Inspectors of the Poor）来审理济贫资助申请，但“身体健全”的失业人员仍没有获取济贫金的法定权利（即便当时已有一些人实际上得到了济贫金的救济），且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济贫制度仍远比英格兰吝啬。以1900—1905年为例，苏格兰每年的人均济贫开支比英格兰少整整50%，表明苏格兰的济贫制度在这一时期甚至无法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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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0 在如此贫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而非生活条件选择住所，但在这种策略背后还存在其他考量。第一，正如理查德·罗杰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苏格兰城市的房租与食品成本（占当时工人阶级总开销的五分之四）高于英国全境的平均水平。1912年，阿伯丁的生活成本比曼彻斯特、利兹和谢菲尔德高7.4%，邓迪和爱丁堡的生活成本也分别比英格兰城市高10.6%和9.6%。第二，苏格兰的租赁制度一贯遵循着谨慎的作风。一般而言，苏格兰的房屋租约以圣灵降临节为起点，为期一年，租赁双方应在租期开始四个月前完成签约，这一常规做法与当时的雇用程序并不吻合。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往往很不稳定，但他们必须提前16个月缴纳定额租金才能租到一间住处。对于这一问题，罗杰曾有如此评价：“鉴于家庭财务状况如此动荡，很多租户不出意外地选择租赁条件最为简陋的住房，这样才能保证无论接下来的12个月里季节性抑或临时性用工需求有何波动，他们都能尽最大可能缴纳房租。这一选择是刻意权衡的结果。”[18]第三，当时的苏格兰城市对于违约租户的惩罚手段极为严厉。欠缴房租有可能导致（在很多案例中也确实导致了）租户被强制清退。在20世纪早期，格拉斯哥每年都要清退约3000户人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被描述为“体面人”。在租户违约尤为严重的一个年份里，格拉斯哥的治安官法庭受理了两万份强制清退申诉书，其中大多数诉求最终都得到了治安部门的认可与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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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2 想要打破贫困与人口过密问题的恶性循环，唯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额外征收地方税或抽调公共财政资源等方式补贴工人阶级的住房开支。尽管这一构想最终成为现实，但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没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当作一个严肃的选项。例如，迟至1911年，格拉斯哥只有0.47%的人口居住在市政公租房中，这一比例在爱丁堡也只有0.61%，而上述两座城市的大多数公租房住户都不是最需要廉价住房的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流舆论都是贫民窟的居民怠惰、酗酒且无能，他们的穷困潦倒应被归因于人格上的败坏与缺陷，因此浪费公共财政资源为这些人提供住处是不可接受的，而对住房的规范和管控政策才是更为合理的做法。格拉斯哥市议会在1866年获得了对容积不足2000立方英尺的住房进行“标记”（ticket）的权力，市政当局可以在金属制的“标记”上记下特定住处的法定居住人数上限并固定在房门或门楣上，警察和卫生监督员则有权在任何时候（无论昼夜）对这些房屋进行检查。“标记”制度在之后的15年间逐渐传播到苏格兰其他城市，并在1903年《城镇警察法》中得到普遍推行。这种直接干预并管制居民住房的强大权力不见于不列颠列岛的其他任何地方，反映了古老的王家城镇制度中固有的干预主义传统在近现代苏格兰地方行政治理中投下的威权主义阴影。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有28288处房屋被“标记”，平均每年接受市政当局夜访的房屋数量在1880年代为约4万处，到1900年代初则达到5万处。值得注意的是，非熟练工家庭租住了被“标记”房屋中的70%，这也正是最难维持基本生计的一个社会阶层。房屋标记制度构成了对贫民生活的一种骚扰，但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一做法对穷人的住房选择造成了多少影响，或者为人口过密问题带来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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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4 1860年代，苏格兰城市的市议会也曾采取另一种做法，即通过各种地方性城镇改造法案推动对贫民窟最恶劣地段的大规模清拆。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的改造法案分别在1866年、1867年和1871年得到通过。格拉斯哥改造法案的结果在学界得到了更多关注，有研究发现这一法案所追求的城区改造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市中心地带的大规模改造计划的影响。1870—1874年，基于这一改造法案设立的城区改造托拉斯（Improvement Trust）在格拉斯哥十字（Glasgow Cross）、卡尔顿（Calton）、特朗门和盐市等地段周边最为拥挤的背街杂院拆除了近15500处房屋，由此彻底清理了城内条件最为恶劣的一些贫民区。然而，居住在这些区域里的不幸居民没有重新得到安置，而是遭到驱逐。此外，铁路造成的影响也固化并加剧了人口过密问题。仅为建造圣伊诺火车站，就有433栋高层公寓楼被拆毁，但在苏格兰其他城市，由于铁路通常不会像格拉斯哥那样大量占用工人阶级的密集居住区，当地居民并未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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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6 不过，到20世纪初，一些在住房问题上限制公共政策干预的传统思维很快走向瓦解。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和希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这一时期分别对伦敦和约克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城市的初级贫困问题主要源自过低的收入、衰老、家庭规模过大和疾病，而非工作意愿的缺乏。这些新发现在苏格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世纪初自由党政府关于养老年金、失业保险等福利制度的立法措施间接地承认了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的人格缺陷，而在于过低的收入水平，这一波及范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也难免对住房问题产生影响。劳工运动主张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建设市政公租房，以足够填补建造和维护成本的低廉租金租出。有趣的是，独立工党曾在这一时期援引格拉斯哥在供气、供水和电车运输等领域取得的先驱成就，指出公共干预手段可以比私人企业更高效地提供服务。一战期间的房租抗议活动也表明住房危机已成为迫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些教会人士也越来越支持社会改革。在更早以前，教会内部普遍希望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强调用纯粹的慈善性工作来解决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到此时，神职人员之间开始兴起一种鼓励社会批评的新氛围。1891年，格拉斯哥长老教会的一份穷人住房问题报告呼吁市议会采取措施以应对贫民窟的危机。讽刺的是，统计数字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过密问题虽仍很严重，但与最糟糕的时候相比已有所改善。1871年，苏格兰32.5%的住房只有一间房间，但到1911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2.8%，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19世纪末苏格兰人实际收入的小幅增长。不过，在（1911年）人口密度两倍于邓迪和爱丁堡的格拉斯哥，住房问题依旧严峻，苏格兰各城市的居住条件亦普遍劣于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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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8 呼吁改革的压力迫使事务大臣组建了一个应对住房问题的王家委员会，并在1917年发布了一份官方报告。报告在结论中对地主和政府发出了尖锐的控诉：“不可容忍的人口过密问题，不同性别的居民在拥挤的村镇中聚居，大家庭蜗居于一室住房，旧城区内大量住房采光和通风条件恶劣，贫民居住区淤积于大城市内。”在这项调查中，委员会以具有空前说服力的方式指出了住房问题惊人的严重性。大多数委员都认为依靠私营部门解决住房问题的努力显然已告失败，政府必须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手段才能应对危机：“国家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以缓解住房供应短缺，并提高住房质量，这些任务只有动用公权力才能完成。”[19]此外，委员们虽然没有彻底否定这一建筑形式，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高层公寓楼构成了苏格兰城市住房问题的核心。他们因此建议苏格兰城市不要再建设一室户型的公寓和超过三层的高层公寓楼，并强调住宅应成排布置，以保障建筑前后侧的通风与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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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90 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理念将彻底改变苏格兰城镇的风貌，并把市政与国家力量置于全国住房发展事业的中心。对于王家委员会的报告，政府很快做出了回应。劳合·乔治在战后的大选中承诺为英国建设“英雄宜居之家”，并对1918年选举改革之后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政治影响力有所注意，格拉斯哥女性居民在1915年发起的房租抗议活动也向他证明了住房问题有可能在民间造成紧张事态。1919年，劳合·乔治领导的联合政府通过了《（苏格兰）住房与城镇规划法》，这是整个20世纪对苏格兰城镇发展格局影响最为重大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令国家财政补贴得以介入住房开发事业，并赋予地方议会更大的权限，从此终结了私人房东和自由市场经济对住房领域的控制。1912—1938年通过的另外六项法案则进一步细化并延伸了《住房与城镇规划法》的规定。1924年通过的法案向地方行政部门提供了一笔每户每年9英镑的财政补贴，这笔补贴一旦转交到租户手中，便相当于削减了一周房租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30年和1935年通过的法案则重点关注了贫民窟清拆，以及将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到新房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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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92 从这一刻开始，苏格兰城市的面貌与住房格局迎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政府公租房（council house）的时代由此诞生了。1919—1941年，苏格兰新建的344209间住房中超过70%都由地方行政部门所有。私人房东群体依旧存在，但规模变得越来越小，1920年《房租限制法》等限制房东权限与租赁获利空间的立法加速了这一衰落过程。与此同时，大量新建的地方政府公租房彻底改变了苏格兰城市多年以来的传统风貌。密集的老式高层公寓楼几乎再也没有得到新建，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园圃、密度较低的住房。苏格兰城市传统的石制房屋逐渐被砖房取代，两层高半独立式成排分布的小屋式住宅成为主流。在格拉斯哥，1920年代在奈茨伍德（Knightswood）、汉密尔顿希尔（Hamiltonhill）、莫斯帕克（Mosspark）和珀西尔帕克（Possilpark）等地段新建的居民区就采纳了上述方式。但在之后的十年里，三层的高层公寓式住宅区则涌现在布莱克希尔（Blackhill）、巴洛尔诺克（Balornock）和哈格希尔（Haghill）等清拆之后得到重建的地段。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新房建设在总体上都集中于地价更为低廉的郊外地段，那种常见于当代苏格兰城市周边的单一阶级环状公租房地带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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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94 上述住宅开发模式倾向于拉大社会各阶层在空间分布上的距离，这一趋势虽然在19世纪已有所体现，但传统的高层公寓楼在当时对这种阶层隔离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城市阶层间的疏离化开始加速推进。1920年代初的很多住房政策立法都以这种理论为支撑：公租房应首先被分配给条件较为良好的社会阶层，这样一来较为富裕的市民就会乐意搬进新居，把自己的旧住处留给穷人，假以时日，这种“攀梯”效应终将彻底消灭贫民窟问题。以爱丁堡为例，在该城于一战后修建的第一批700间公租房中，有80%为非一线工人所居住，格拉斯哥的莫斯帕克和奈茨伍德等模范住宅区起初也是为了容纳“体面”的技术工人阶层而建造的。但到19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住房领域的财政补贴遭到削减，而由于1920年代初的低密度公租房住宅区逐渐占用了城市中最好的地段，建设新房的成本开始快速增长。有鉴于此，这一时期紧随贫民窟清拆之后建造的公租房在成本上远比之前低廉，宜居性也更为逊色，其建造目的主要是安置旧城区最为贫困的那些居民。被新式公租房填充的这些地带很快被贴上了二等城区的标签，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阶层空间区隔的对象。诸如爱丁堡的克莱格米勒（Craigmillar）和格拉斯哥的布莱克希尔这样的地段逐渐被视为不受欢迎之人居住的隔离区。有人曾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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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96 建造于1930年代初的那些街区到1950年代已成为盗贼和罪犯的避风港，这一恶名在全城各地无人不晓。在布莱克希尔，持有公租房的当地行政部门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群体都把住在当地的工人称为“贱民”，这些工人每时每刻都应受到限制、看管和监视。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工人阶级居住区一样，位于格拉斯哥城斯普林本（Springburn）地区的布莱克希尔地带被污名化了，连锁商店曾系统性地将那里的居民列入不可赊欠的黑名单，劳务介绍机构、地方行政服务机构和出租车司机也曾有过类似的歧视手段（至今依旧如此）。这一居民区有一个“专属”的警察局（窗户上装有钢条）和一栋专门为社会福利工作者提供的高层公寓楼。这里的地理空间被三条公路切断，这种社会隔离正是战间期苏格兰住房政策失败的写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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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98 同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格兰的中产阶级逐渐搬离了主城区。虽然这一时期苏格兰人的住房仍以租赁而非自有为主，但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小别墅型住宅在苏格兰所有大城市和一些小城市变得越发普遍起来。那些在这一时期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享受了15%—16%的实际收入增长，其中又以领薪水或自主营业的中产阶级为主要受益者。电车和公交车路线的扩张以及私家车持有率的上升也让经济上较为宽裕的市民能够像更早以前的富人那样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远，但环境更为优美的地段。“小别墅环带”在苏格兰城镇周围的扩张也反映了富裕市民对高层公寓生活的厌恶。为弘扬苏格兰文化而成立的圣安德鲁十字社猛烈抨击了1920年代晚期以来小别墅型住宅的快速扩散，认为这种之前从未见于苏格兰的住宅形式是来自英格兰的文化入侵。但和传统的高层公寓楼相比，小别墅拥有巨大的吸引力。1943年英国卫生部的一份报告指出：“居民对单层独栋小别墅的偏爱与家庭主妇在拥挤的公寓街区中生活的不快经历有关。”[21]和地方行政官员在建设公租房时的选址决定一样，独栋小别墅在无数街区的扩散在苏格兰城市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专属地段，加剧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的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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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00 为解决人口过密问题而推行的公共政策总体上有利有弊。到1951年，只有四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居住在只有一到两间房间的住房里，而这一比例在1921年高达一半，居住条件的改善大部分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便最为寒酸的公租房也有更多的房间和专门的厕所，与老式高层公寓相比，这一改进颇为显著。少数在1920年代便拥有第一批公租房的人则更为幸运，他们的住处拥有一道面朝街道的正门和一个小花园，还有综合了浴室功能的卫生间与热水供应，这些都为居民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一个爱丁堡妇女曾如此回忆自己对公租房优越条件的惊叹：“简直像天堂一样！我和我姐姐曾经共用一间卧室，所以我们会如此惊喜。屋里还有专门的浴室和电灯！”[22]另一个人在回忆搬进公租房之前的生活条件时也毫无怀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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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02 我再也不想回到从前了，一点也不想。那时我们住的屋子都挤成一团，彼此挨着，一间厕所要供一整个楼道的人使用。从前的日子真的很糟。有人谈起什么美好的旧时光，还问我“你愿不愿意回到过去重新活一遍”，我就说“不，绝对不要”。我绝不会回到过去，说什么我也不愿意回到过去。您要知道，我真是受够了那种穷日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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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04 但住房政策的成果并非无可挑剔。1930年代的公租房事业制造了大片单调乏味的二层或三层联排住宅设施，在风格上毫无个性。在1919年获得法定的财政补贴之前，地方政府的公租房建设计划都受制于英国财政部的审核，地方议会因此只能建造财政部许可的少数几种住宅样式。随着经济危机趋于恶化，对公租房设计和建造成本的要求也更为严苛。此外，1930年的《住房法》虽然清拆了一些条件最为恶劣的贫民窟，却没有大量建设新的公租房。对公租房的新住户来说，基本生活设施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高层公寓楼里的那种互帮互助、密切的邻里关系和社群感也因此消失，对工人阶级的身份意识至关重要的酒馆、小商店和廉价杂货铺等设施通常也不见于公租房社区之中，一些住户甚至在搬进公租房后不久便回到了老城区。事实上，尽管公租房建设事业规模可观，苏格兰城市的住房危机直到二战爆发前夕都未见解决。根据1935年《住房法》对人口过密的定义，英格兰及威尔士与苏格兰之间的差距仍十分显著：苏格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住房有过密问题，但在苏英边界以南，这一比例只略高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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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06 讽刺的是，在20世纪初，正是苏格兰出身的帕特里克·格迪斯在现代城市规划领域首先强调了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缜密的城区重建和社会对话、避免阶层分化、整合居住区与休闲区等改善市民生活空间的方法。格迪斯去世于1932年，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城市规划思想给自己的出身地苏格兰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事实上，1930年代苏格兰的城建政策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和格迪斯的思想针锋相对，尽管其中一些冲突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城市居住空间问题过于庞杂，而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央政府可以为此动用的财政资源又颇为有限，这两个因素都大大限制了这一时期住房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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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0 1850年，《苏格兰人报》的一个意见领袖曾如此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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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2 苏格兰是世界上酗酒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一事实几乎无法反驳。因此难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爱丁堡设立总部的各教派的牧师拥有比爱尔兰以外其他地方的神职人员更大的影响力，那里在饮酒问题上表现出的节制胜过了其他任何城市，但在神职人员云集的格拉斯哥，酗酒的罪孽却如此泛滥，堪居基督教世界之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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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4 这一略显夸张的评论或许可以被视为苏格兰东西部矛盾的一个早期范例，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城市，酒精消费的规模的确大得惊人。到1840年代，爱丁堡每30户居民家庭就有5家得到官方许可的酒馆，这一比例在邓迪是24比1，而在拥有2300个官方认证酒馆的格拉斯哥，平均每个酒馆都能对应150个居民。不过，合法酒馆只是酒精消费的其中一个渠道，在城市中更为贫困的地段往往还存在由各种非法酒吧与地窖酒馆组成的地下饮酒网络。1870年代初由《北不列颠每日邮报》（North British Daily Mail）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在格拉斯哥的盐市-加洛韦门地段就有超过150家非法经营的烈酒店，其中既包括一些设施完备，只是缺乏法律认可的“体面的小酒吧”，还有一些“设在楼梯尽头的‘尿坑酒馆’（wee shebeens），只有一个醉醺醺的老太婆戴着一顶肮脏的破帽子，用颤抖着的手从黑色的瓶子里倒出混杂了威士忌和变性酒精的液体，顾客在原地拿起杯子一饮而尽，付完酒钱，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回到大街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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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6 除了庞大的酒精消费量之外，苏格兰的饮酒文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从18世纪晚期开始，威士忌变得比淡啤酒和黑啤酒更受欢迎。啤酒中的酒精含量大约为威士忌的八分之一，其中一些威士忌还是来自高地峡谷和爱尔兰乡村腹地的移民用土法蒸馏而成的私酿酒。不过，威士忌并没有完全取代啤酒的地位，而是通常和啤酒一道饮用。当时有一种名为“纵帆船和棍子”（a schooner and a stick）的鸡尾酒调法颇受欢迎，这种鸡尾酒将一品脱啤酒和一小杯威士忌混合起来，以增强酒劲。烈性酒消费的显著增加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股酒精成瘾的浪潮在这一时期席卷了苏格兰低地的多个城镇。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每逢经济景气的年份，人们收入增加，威士忌的消费量也会随之增长。近代苏格兰饮酒文化的第二个特点在于酒精的普遍易得性。在英格兰，1830年的《啤酒法》明确禁止啤酒馆售卖烈酒，但这部法律并不适用于苏格兰，因此苏格兰的酒馆（虽然写作“公共酒馆”［public house］，但实际上往往开设于私有房屋里）、杂货店和食肆都在同时出售上述两种酒水。1828年的《霍姆·德拉蒙德法》（Home Drummond Act）在苏格兰首次确立了酒馆的官方认证制度，酒馆老板现在必须得到当地行政部门的许可才能营业，但这部法律似乎没有对当时不断扩张的非法酒吧和廉价烈酒店造成多少影响。苏格兰的法律对于购买酒水的资格也没有做出多少限制。事实上，直到1903年，苏格兰的贩酒者仍能把酒卖给所有14岁以上的顾客，而此时英格兰的最低购酒年龄是16岁。烈酒的低廉价格和易于获取的特性都导致威士忌在近代苏格兰社会得到了普遍的（以及过度的）消费。例如，在1830年代，官方数字（无疑低估了现实状况）显示苏格兰每年的人均烈酒消费量超过了2.5加仑，相当于一百年后人均消费量的七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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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18 但价格和易得性并非仅有的原因，近代苏格兰的大量饮酒问题背后也存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因素。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饮酒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婚礼、洗礼、葬礼和新年庆祝仪式上经常有大量饮酒的环节，雇工招聘会也常以聚众酗酒的糟糕场面闻名。在标志一项工作完成、学徒期结束或者缔结一项协议的“社交场合”上，大量饮酒被认为是有益且必要的。和今天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酒馆也承载了更为丰富的社交功能，那里是早期工会、政治组织和联谊社团的常用会场。在1870年代立法禁止实物工资之前，很多雇主都在酒馆向工人支付报酬，那里长期以来也是雇主招募临时工的场所。近代苏格兰的所有城市都充满了外来移民，对孤身一人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旅馆，或者辗转于各处临时住所之间的求职者来说，酒馆不只是一个喝酒的地方，也是一个理想的社交中心和社会连带感的来源。贫民窟的酒馆必须被放在维多利亚时代街头生活的语境之下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这种生活的重心并不在于狭小、简陋而拥挤的家，而在于街头的各种非正式社交生活，酒馆在这种生活中提供了饮酒、交友和娱乐的机会。“不妨设想一下，对于一个逃离逼仄住处、唠叨的妻子（或女房东）和哭闹的子女，浑身疲惫不已的工人来说，一间烈酒店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吸引力。”[26]一些酒馆也有娱乐设施。酒馆里有时设有名为“免费消遣室”（free-and-easy）的空间，这种地方往往有一个舞台和一架钢琴，供三三两两的酒客演唱感伤、滑稽或有些下流的歌谣，这种地方构成了后来的杂耍戏院的前身。其中一些歌唱沙龙“布置精美，拥有精致的绘画和良好的照明”，无疑令那些尽情酣饮的酒客更感愉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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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0 进入1830年代和1840年代，苏格兰社会巨大的酒精消费量不可避免地促使正在苏格兰教会内部崛起的福音派势力采取反制措施。随着统计数据显示苏格兰的酒精消费量增长几乎不可遏制，饮酒开始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1823年，对烈酒征收的消费税从每加仑9先令4.5便士下调到每加仑2先令4.75便士，这最终导致合法烈酒的消费量从1823年的2303000加仑增长至1852年的7171000加仑，涨幅超过两倍。一份调查1831—1851年因酗酒而被捕人数的议会报告书称，格拉斯哥的酗酒问题在联合王国境内最为严重，堪称“长老会地界的罗马，当代的蛾摩拉……格拉斯哥平均每年都有二十二分之一的市民因酗酒而被关进警察局”，这意味着“格拉斯哥的酗酒人数相当于爱丁堡的三倍，伦敦的五倍”。[28]以禁酒运动为代表，苏格兰社会出现了要求严格遏制饮酒的风潮，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将饮酒视为道德败坏与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还认为穷人的苦难生活源自严重的酗酒，而非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其他不利因素。不过，在工人阶级改革派（包括宪章运动的很多参与者）当中也有很多人对反酗酒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热忱，他们相信激进主义的诉求只有在戒除酗酒状态之后才能取得成功。这一思想在19世纪的激进主义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来的合作社运动与独立工党成员产生了影响，尽管后者颠倒了禁酒运动的因果关系，把严苛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视为工人阶级酗酒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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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2 在1820年代晚期，福音派平信徒领袖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与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ins）在苏格兰发起了反烈酒运动。作为格里诺克的一位市政官，邓洛普曾撰写了一份关于苏格兰人饮酒习俗的深入研究，而威廉·科林斯则是格拉斯哥的一个显赫的出版商。但由于运动分裂成呼吁全面戒酒的一派和提倡节制饮酒的一派，他们的努力没有立刻收获成功。直到1840年代，反烈酒运动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富有感染力的爱尔兰禁酒运动领袖西奥博尔德·马修（Theobald Matthew）司铎在1842年对苏格兰的那场著名的访问便是例证。他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表的演说吸引了5万名热情的听众，并得到苏格兰禁酒运动领导者的公开欢迎，还有4万名定居在苏格兰的爱尔兰人向他送出了一份集体请愿书。同样在1840年代，正统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自由教会都采取了提倡戒酒的方针。苏格兰自由教会在1849年向议会发出请愿，最终为禁酒运动赢得了第一场显著的胜利，因立法推动者、皮布尔斯郡地主福布斯·麦肯齐（Forbes Mackenzie）得名的《福布斯·麦肯齐法案》在1853年得到通过。这部专门针对苏格兰的法案要求所有酒馆在周日全天歇业，在每周另外六天的半夜1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也不得开放。在1862年《公共酒馆修订法》（Public House Amendment Act）等后续立法的补充下，这一法规在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始终保持了效力。在安息日当天，只有所谓“出于善意的”旅行者可以在旅馆中饮酒，结果后来有很多人都利用这一漏洞绕过了法律的限制。随着禁酒运动在城市中产阶级当中越发得到尊重，城镇议会开始扩大警察的权力，允许他们查处非法酒吧和地下蒸馏设备。更大的影响来自烈酒消费税：之前这一税目的下调曾加剧了苏格兰人大量饮酒的倾向，但1853—1860年，烈酒消费税的税率上升了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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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4 到19世纪晚期，反对酗酒的宗教圣战演变得愈发热烈。宗教界组织的少年禁酒会（Band of Hope）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酗酒问题，而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禁酒会（Rechabites）等互助社团也坚定支持禁酒运动。所有基督教派别都支持禁酒运动，天主教会也设立了自己的禁酒协会“十字联盟”（League of the Cross）。禁酒运动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提供一系列替代性活动，以避免潜在酗酒者在饮酒场所的诱惑面前沦陷。禁酒活动家还创作了《离开威士忌》（Whisky’s Awa’）等宣扬禁酒的歌曲，诸如《荒野的流浪者》（The Wild Rover）这样的歌曲得到广泛传唱，甚至被人们当成了祝酒歌。绝对禁酒派人士也筹办了禁酒演奏会，以取代酒馆里的“免费消遣”。1854—1914年，格拉斯哥戒酒者联盟（Glasgow Abstainers Union）每周六晚上都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举办音乐会，这一不间断的努力最终大获成功。禁酒活动家还开办竞赛以吸引新的艺人加入，其中就包括哈里·劳德（Harry Lauder），他在一场禁酒艺术竞赛中出名，最终凭借对苏格兰人刻板形象的独特呈现成为近代苏格兰第一个赢得国际性声名的大众娱乐明星。禁酒运动甚至还拥有一艘专门的明轮蒸汽船“艾凡霍”号（The Ivanhoe），它从1880年开始在克莱德河上提供短途航行服务，以与那些作为水上酒馆而臭名昭著的蒸汽船相抗衡。在那些蒸汽船上，人们可以开怀畅饮而不必担心受到1853年安息日酒水禁售令的制裁，“冒热气”（steaming）因此也成为苏格兰俗语中“醉酒”的代名词。禁酒运动远远不只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发起的道德圣战。包括基尔·哈迪和克莱德赛德地区出身的大卫·柯克伍德、威廉·加拉赫等人在内，很多工党领袖都是在禁酒运动的协商会所里接受了自己的政治启蒙。工会坚持不懈地鼓励工人戒酒，“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也怀有坚定的禁酒立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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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726 禁酒运动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首先，禁酒运动影响了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到1850年代，禁酒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普遍立场，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市民之间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趋势正好与苏格兰中产阶级追求以理性且有道德的方式打发休闲时间的风潮同时兴起。园艺、保龄球和业余合唱团等活动都在这一时期大为流行。中产阶级开始视适度的身体运动为增进友谊以及锻炼意志力、韧性和勇气的方式，冰壶、乡间远足、板球以及最重要的高尔夫球因此得到了他们越来越热烈的欢迎。还有迹象显示，到1860年代，越来越多地位较高的工人开始选择在家喝酒，或彻底放弃烈酒。“在苏格兰，随着中产阶级、技术工人和妇女选择远离，酒馆逐渐成为不那么‘体面’的男性工人专属的地方。”[30]无论作为顾客还是酒吧招待，女性都逐渐退出了酒馆空间，苏格兰酒馆因此成为男性主导的领域，直到1960年代。不过，禁酒运动并未立刻撼动苏格兰的酒水消费总量。虽然禁酒活动家多年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到1840年代末，苏格兰的税后烈酒消费量仍略高于1820年代的水平。直到1850年代烈酒消费税提高，以及1853年更为严格的许可制度出台之后，苏格兰烈酒消费量才开始减少。到1900年，苏格兰人均威士忌消费量与1830年代水平相比已减少了一半，啤酒的消费量虽然有所增加，但不足以与烈酒消费量的大幅下跌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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