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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的大城镇以外，大量居民信仰宗教的证据也不少见。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居民在19世纪早些时候已皈依了福音派基督教，在那之后也保持了虔诚的风气，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大堡垒。在低地中部及南部主营农业的堂区，大多数居民家庭虽然在虔诚的程度上不如盖尔语地区的基督徒，但都维持了与教会的关系。在拉纳克郡与洛锡安地区的矿业地带，居民对宗教的态度相对冷淡，即便在那里，宗教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仍颇为强大。例如，拉纳克郡的马瑟韦尔在当时是一座繁荣的工业城镇，在1891年有近19000名居民，大多数劳动力都受雇于采矿或制铁行业，该镇唯一一座较为显要的公共建筑是1887年竣工的城镇礼堂，那里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直到1904年才正式开放。然而，那里在1891年已有不少于11座教堂，足以容纳当地60%的适龄人口进行宗教活动。在教堂之外，当地还有一系列唱诗班、男性信徒俱乐部、少女辅导队、禁酒协会与基督少年军等组织，还在1899年成立了一所颇为引人注目的基督教青年会学院（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stitute）。关于宗教在苏格兰城镇社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瑟韦尔的案例无疑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写照。各派教会的社会影响力远及正式成员群体之外，它们在近代苏格兰推行了一整套社会与宗教措施，针对城镇居民酗酒无度、铺张挥霍与缺乏信仰的问题发起了不遗余力的教化运动，通过由一系列俱乐部、学校、讲堂、社团组成的网络，以及大批虔诚的平信徒的不懈努力，让基督教的福音在本地社区里广泛传播。在如此强大的社会能量背后提供信仰基础的，则是基督教福音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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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基督徒认为，信仰的关键在于发自内心而非主观意志的信靠，个人只能通过接受上帝的启示来实现从不信到信的转变，只有上帝的拣选才能保证真心悔改的罪人终将得到救赎。基督的牺牲已足够让救赎成为现实，但上帝拣选的信号也在严守安息日、诚心事工和弥补罪过的灵性修养中清晰可见。不过，比起投身神学辩论，福音派基督徒更重视采取行动，他们最优先的目标是彻底改变个人作风，帮助每一个他人走上属于自己的信仰之路，然后让社会风气得到改良，以保证人们的信仰之路可以走得更为顺畅，减少信徒面临的风险或损失。这一教派相信上帝号召信徒积极行动，这在他们当中激起了强大的传教热忱，并最终演变为所谓的“进取型基督教”（aggressive Christianity）。在19世纪的苏格兰，整个城镇社会都被持续不断的主日学、传教社团、慈善社团、《圣经》学习班和祈祷小组的活动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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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查尔默斯曾在1830年代为福音主义的传教理念提供了一套连贯一致的主张。他本人在1811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信仰变化，成了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并试图在法夫郡基尔马尼这个乡下堂区的牧师任上将自己的宗教理念付诸实践。查尔默斯的原则以16世纪和17世纪关于“虔信共同体”（godly commonwealth）的理念为基础，这一理念不承认教会与国家的彼此独立，认为两者应结成一种牢固且神圣的合作关系，以创造一个符合造物主意志的理想社会。通过布道、教育、全面走访和高效的济贫政策等措施，查尔默斯将基尔马尼堂区变成了一个实验场，试图根据上帝描绘的图景塑造当地社会的模样。在那之后，随着查尔默斯被委任为格拉斯哥特隆（Tron）堂区的牧师，他得到了一个进行更大规模实验的机会。一个名为圣约翰的堂区于1819年在这个较为广阔的地区建立起来，在那里，查尔默斯启动了一场著名的社会实验，试图彻底改变这个贫穷的内城社区里的信仰生活、道德观念与社会伦理。这一堂区内建立了四所学校，济贫制度也得到了彻底改变，不再以强制征收的济贫款为基础，而是完全依赖自愿捐赠，教会人员也更重视积极的行动，其中包括专门的平信徒家访员和主日学教师。这个实验起初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但最终远远未能达成其核心目标，将圣约翰堂区改造成一个“虔信”社会。事实上，查尔默斯的实验可能取得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查尔默斯认为贫穷的根源是个人道德操守的欠缺，坚持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根据强制的人格测试判断居民是否有资格领取微薄的救济金，这显然不太可能让他那严格的宗教立场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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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圣约翰堂区的实验在日后所谓“进取型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查尔默斯等人相信这场实验取得了成功，还认为如果格拉斯哥城镇议会给他们更多支持，在圣约翰堂区使用过的方法肯定可以更好地解决城市居民缺乏信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宗教与民事当局之间真正的密切合作必然将令基督教信仰有充分的底气应对工业化社会的挑战，“虔信共同体”也将最终成为现实。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城市中产阶级当中引起了不少共鸣，这部分是因为查尔默斯是当时苏格兰最杰出的布道者，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教会领袖。当他在1847年去世时，约10万人在爱丁堡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一场面无疑证明了他的巨大影响力。查尔默斯也为福音主义运动提供了一幅看起来颇为可行的蓝图，似乎为解决当时最为严重且难解的一个社会问题指明了方向。此外，他的社会观念也与当时有产阶级的思想相吻合。与后者一样，他认为苏格兰现有的经济秩序是上帝意志的安排，而与之相对的“民主”必然导致彻底的无序。他还谴责了工会结社，认为一个所有人都追求自利的社会必然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增进所有人的共同福利。然而，查尔默斯也认为，财产私有权应伴随着慈善的沉重责任。这一观点在他的中产阶级追随者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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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响应积极行动的号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把福音主义宗教思想当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来源，让他们得以与老派地主精英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穿着“主日正装”（Sunday best），在租赁了位置的教堂长椅尽头刻下的自家姓氏所带来的归属感，向教会的传教资金“捐款”的显在动作，更富有的人还可以出资赞助一位传福音者的开销，甚至赞助一整支传教士团队在“贫民窟”传播信仰。志愿者，尤其是自1840年代以来人数不断增长的“本土传教士”的事工通过他们的中产阶级赞助者得到广泛传播，通过展现传教工作改善社会的巨大力量，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与独特身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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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福音主义的信仰与社会力量并不局限于苏格兰城镇。在19世纪上半叶，福音主义也在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部分地方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迹。那里不但经历了一场崭新的灵性觉醒运动，也见证了越来越频繁的宗教复兴事件：从1816年珀斯郡的布雷多尔本（Breadalbane）到1824—1833年刘易斯岛上兴起的一系列宗教热潮，再到1840年代初整个斯凯岛及外赫布里底群岛部分地区经历的信仰爆发。关于这些热潮的文献记载常常描述了当地居民如何陷入宗教狂热之中，躁动不安、大声哀恸乃至抽搐不止。不过，这些过于戏剧化的突发事件只是当地很多堂区大众信仰热情普遍增长的偶发表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高地清洗运动和饥荒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当地居民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目睹自己熟悉的旧秩序飞速瓦解，因此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陷入恐慌，直到福音派的宗教理念让他们获得了希望、安慰与灵性关怀。一个人似乎只有全然服从上帝的意志才有可能皈依福音派基督教，拒绝接受苦难被认为与质疑上帝的意志无异，而忍受痛苦则被视为基督徒服从上帝安排的表现。在高地发生土豆饥荒的头几年里，在高地活动的一个传教团队曾说：“上帝说过，祂将永远不会离弃你们。你们的教导者正是为了把这些话语传播给高地和群岛地区忍饥挨饿的人家，才会不舍昼夜、不辞辛劳。”[7]在高地社会从传统氏族时代过渡到清洗运动时代的过程中，福音主义也为因社会动荡而受创的当地人提供了信仰上的确定性，让人们把注意力和情绪集中在个人为获得神恩与上帝的拣选所必须经历的严格试炼之上。对那些想要在死后得到永远救赎的人来说，此世生活的困难便不是一个需要忍耐的痛苦来源，而是信仰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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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语地区部分地方的宗教复兴运动受到了来自低地的福音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取决于高地原生宗教力量的发展进程。高地的福音派布道与传教活动早在1790年代便已展开，当时由詹姆斯·霍尔丹（James Haldane）与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兄弟创立的本土福音传播社（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t Home）把在高地传教视为向边远地区无信仰居民传播基督教的一种手段。事实上，他们的传教工作在很多地方和后来的海外传教团颇为相似。传教者在各地巡回奔走，用盖尔语宣讲基督教教义，他们在布道时直接诉诸听众的情绪，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散发大量传教小册子。在之后几十年里继续霍尔丹兄弟未竟事业的传教组织，例如高地传教社（Highland Missionary Society）与三个盖尔语学校社团（Gaelic Schools Societies）都在传教时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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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尔语地区，所谓的“常人”（Na Daoine），亦即平信徒传教士（这一称呼将他们与被教会正式按立的牧师区别开来）构成了本地传教运动的主力。作为信仰生活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继承了从前氏族时代中间地主的社会地位，对于19世纪上半叶福音派基督教在本地社区内部的广泛传播厥功至伟。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影响力在很多地方相对有限，这包括斯凯岛以东的内赫布里底群岛与高地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其他地方，这些平信徒传教士直到1840年代以前无疑都在当地的信仰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早在1740年代，“常人”传教士的影响力开始在伊斯特罗斯（Easter Ross）地区显现，并在之后五十年里向西方和北方扩散。这些传教士既是社会精英又是信仰领袖，在传统社会秩序因地主制度的商业化和中间地主阶层日益恶化的处境而逐渐消亡的时代，他们在当地社区填补了领导者的空白。“常人”传教士大多来自较为富裕的小农场农民和工匠家庭，而不是更为贫穷的茅屋小农或游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总体上仍取决于个人素质，例如强烈的宗教热忱、对《圣经》的深入了解，以及将基督教教义与盖尔语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能力。一些“常人”在传说中具有预言抑或千里眼的异能，表明他们能够直通上帝，还有很多“常人”将盖尔语民俗文化与传统符号加以改编，使其符合传教的要求。“常人”并不都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显然天生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可以有效地传播上帝的话语，促使19世纪上半叶的高地地区迎来一系列信仰复兴浪潮，定义了当地在这一时期的信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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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在早些时候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与他们在常见于盖尔语地区很多地方的大规模公众圣餐礼上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关系。因为信徒赶赴圣餐礼需要跋涉很远的路程，所以这些公开的宗教仪式不会频繁举行，但每一次举行时都能吸引极为庞大的人群前来参与。在仪式正式开始前的数天里，信徒们召开团契会议，为之后的仪式做准备。在这些集会上，“常人”将充当平信徒教理讲师，为信众解读经文，帮他们处理信仰生活中的顾虑与问题，这让一些人（尤其是长老会温和党的堂区牧师）感到担忧，怀疑他们具有让教会分裂的倾向，有可能在教会内部形成自己的宗教组织。因为“常人”歌颂福音派牧师，视温和党牧师为缺乏信仰之辈，所以他们确实对后者的地位构成了潜在威胁。在1843年长老会大分裂之际，自由教会之所以能在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取得优势，“常人”的作用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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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主义是1843年苏格兰长老会大分裂的根源所在。在1830年代，福音派在苏格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福音派领袖托马斯·查尔默斯在1832年成为苏格兰长老会的议长。高地地区的宗教皈依热潮推动一个真正的福音派根据地在高地西北部与赫布里底群岛大部地区建立，大城镇的福音派狂热与捐款热情也得到了有效的动员，以至于在短短7年之内，超过200座教堂被建立起来。在这一背景之下，自信满满的福音派神职人员能在1834年首次打破温和党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对苏格兰教会总会的垄断，也就不足为奇了。温和党倾向于回避过于强烈的宗教热忱，对智识上偏离正统教导的思想持包容态度，对遵守教会纪律的要求也较为宽松，更倾向于承认政府的民事权力，而非与其抗衡。与此相对，福音派的立场更加强硬，他们坚决主张苏格兰教会应保持独立，只服从基督的领导，不愿把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权柄转让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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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833—1843年的“十年冲突”震动了整个苏格兰教会，直到教会最终分裂才告结束，这场动荡背后的一大因素在于围绕世俗赞助人制度的争议，亦即由谁来掌握堂区牧师任免的最终决定权。根据1712年《赞助法》暧昧不清的条文规定，私人赞助者（主要是地主阶层）在受惠于自己的堂区出现职务空缺时有权自行推举就任者，但这一提名必须得到一份由堂区内全体男性户主联署的“背书声明”的认可才算有效。然而，从175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温和党主导教会总会的时代，信众的“背书声明”逐渐成为一种没有实际效力的形式，教会法庭的态度也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赞助人的任命权。斯图尔特·J.布朗（Stewart J. Brown）曾说：“赞助人制度象征着苏格兰教会屈服于权贵阶层，尤其是地主阶层的利益。”[8]从1730年代开始，很多信奉福音主义原则的人将赞助人制度视为世俗权力对基督国度的悍然侵犯，对此大感恼怒，因此退出苏格兰国教会、投奔分离派教会的长老派基督徒与日俱增，达到成千上万之多。不过，此时仍有很多福音派基督徒留在传统教会之内。从1830年代夺取教会总会领导权的时刻开始，他们便决心改正这个长久以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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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1834年的《否决权法》。这部法律没有直接提议废除赞助人制度，但其主张颇为激进，它要求堂区会众在赞助人提名牧师人选时应拥有绝对否决权。起初，新的牧师任命大多得到了平稳的解决，但不久之后，随着一些候选人就堂区会众的否决提起上诉，事态变得难以收拾。1838年，在一起发生于金诺尔伯爵（Earl of Kinnoul）提名的牧师与奥赫特拉德（Auchterarder）堂区会众之间的诉讼中，苏格兰民事法院裁定《否决权法》没有法律效力，这场诉讼最终成为一起著名的判例，英国议会上院也在几年后维持了民事法院的判决。火上浇油的是，上院还否决了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诉求。这一决定必然令托马斯·查尔默斯领导下的大多数福音派教士怒不可遏，他们因坚决拥护国家无权干预教会事务的“两个王国”基本原则，反对世俗赞助人提名的牧师人选“侵入”堂区而被称为“反侵入派”（non-intrusionists），但苏格兰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已经用一起判决公开否定了他们的主张。1842年，苏格兰教会总会用一份名为《权利声索书》的文件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这份文件重申了教会的领导权只在主基督之手的原则，认定接受国家权力的至高性等同于否定上帝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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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由此愈演愈烈。苏格兰民事法院要求教会向金诺尔一案中遭到否决的牧师和他的赞助人赔偿15000英镑的损失费，构成了又一次冲击。鉴于此时还有39起与世俗赞助人提名权有关的诉讼等待审理，教会若要继续坚持原则，势必将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反侵入派”的另一个选择是集体退出教会。鉴于议会和政府都试图介入这起争端，争取让教会方面妥协，这一选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事实上，1843年初，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的政府曾轻描淡写地抨击《权利声索书》“蛮不讲理”，如果政府向这份文件提出的诉求让步，无异于开启一条通往教士独裁的道路。事已至此，大分裂恐怕在所难免，查尔默斯早在1842年便开始筹备一项计划，试图在仅靠信众自愿捐赠的情况下维持一个覆盖整个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1843年5月18日，苏格兰教会总会年度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教会内部的冲突在爱丁堡的圣安德鲁斯教堂迎来高潮。在开幕祷告结束后，即将离任的议长大卫·韦尔什（David Welsh）博士宣读了一份篇幅颇长的声明，抗议联合王国政府侵犯了苏格兰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独立性。宣读完毕之后，他将抗议声明放在桌上，然后带领大量福音派教会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走上街头，几乎令圣安德鲁斯教堂中属于福音派神职人员的席位空空如也。他们沿着汉诺威街游行，“从密不透风的声援人群中穿过，街边的窗外伸出无数挥舞手帕的手，向他们表示支持”。[9]在坦菲尔德大厅（Tanfield Hall），另有数百名牧师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同样决心退出苏格兰国教会。接下来，集会的人们正式宣布成立“苏格兰自由抗议教会”，并签署了退职声明，至此共有超过450名牧师宣布退出国教会，放弃自己的教堂、住处与收入。这场集会充分证明了宗教原则和信仰在当时的苏格兰具有多么惊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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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教会的分裂本身并非没有先例。在18世纪中叶，随着有组织的异见信徒日益增加，教会分裂的迹象开始抬头。然而，1843年大分裂的范围与规模无疑是空前的，这场大分裂动摇了苏格兰教会的根本，绝非寻常的分裂运动所能比拟。在这次大分裂中，近40%的牧师和三分之一的会众离开了国教会，国教会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最具活力与感召力的信仰领袖。到1851年，当年的宗教信仰普查显示苏格兰的基督教信仰已彻底分为两派，国教会与自由教会的信众人数几乎相当。自由教会在那些实现了阶级跃升的新兴中产阶级、技术工人以及在之前数十年间皈依福音派基督教的高地西部小农当中特别受欢迎。虽然失去了如此众多的信众，但苏格兰国教会的地位没有彻底衰落。国教会仍在苏格兰边境地区得到了大多数信众的支持，并在低地的乡村地带维持了可观的影响力。在城市里，国教会的信徒主要分布于地位稳固的传统专业服务人员、商人以及城市贫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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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0年代，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的分裂几乎势不可挡，到1847年，名为联合长老会的第三大派系又在18世纪两大分离教派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些人认为，这些时而激烈的分歧对苏格兰的新教信仰造成了致命打击，让教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力对抗世俗化的影响与信徒弃教的趋势。诚然，1843年大分裂加快了国家权力向教会的传统管辖领域渗透的进程。1845年，堂区对济贫政策的执行权限被转移到地方民选理事会手中。1852年，苏格兰的大学废除了对除神学以外所有教职就任者的信仰测试。在乡村堂区，本地小会贯彻道德戒律的权力早在1840年代以前开始瓦解，到1850年代及1860年代终于走向消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843年的剧变也为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自由教会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只靠信徒自愿捐款维持的全国性教会，并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捍卫了属灵事务独立的原则，因此获得了广泛的信赖。到1849年，自由教会已建立了730处礼拜场所、400座牧师住宅，资助513名教师为44000名儿童提供教导，还在爱丁堡土丘上建立了宏伟的建筑，以容纳一所专门用于培训牧师的学院。自由教会还发起了一场面向城市贫民的“本土传教”运动，并在海外建立了传教机构。上述种种成果建立在福音主义精神和城市富裕中产阶级与工匠阶层（他们构成了自由教会信众的主心骨）慷慨捐助的基础之上，可谓十分出色，自由教会的成功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苏格兰经济的繁荣与活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富人将捐赠数额与自己得到救赎的机会挂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教会的传教方针也很有可能被这些利益上的考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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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教会并不是19世纪中叶苏格兰社会宗教热情的唯一表达渠道。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谣里，国教会曾被如此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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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会，冷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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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会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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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教会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整个低地仍拥有颇为可观的信众基础，并将很快在格拉斯哥巴罗尼教堂（Barony Church）的诺曼·麦克劳德和爱丁堡大学教会史教授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等人的领导下重振人气。这些人试图证明，只有国教会才能真正代表苏格兰，为各阶层的信众服务。从1860年代开始，国教会的信众人数的确开始上升。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工人阶级社区里也发生了一系列情绪高涨的信仰复兴事件。在1840年代，基尔赛斯（Kilsyth）和阿伯丁都发生了“觉醒”浪潮，而1859—1862年，更为显著的“觉醒”事件出现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E.P.哈蒙德（E. P. Hammond）等美国福音派领袖首次在苏格兰引入了颇有特色的信仰复兴崇拜仪式，在发表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布道词之后，向那些担心自己是否能得到救赎的信徒发出“呼唤”。这种仪式的重点在于让信众远离罪恶和永劫的恐怖威胁，追求皈依与救赎的愉悦体验。这种新的布道方式产生了轰动效应，还从1873年到1874年经过另外两位美国福音派领袖——德怀特·L.穆迪（Dwight L. Moody）和艾拉·大卫·桑基（Ira David Sankey）的改进之后变得更具号召力。穆迪与桑基在崇拜仪式上极力调动信众的情绪，还特别注意对音乐的运用，他们的苏格兰巡回布道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艾拉·桑基让簧风琴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以至于1870年代工人阶级社区的传教会众团也开始呼吁在宗教活动中引入器乐演奏。对穆迪和桑基这种布道活动的反应表明苏格兰信仰中的清教色彩正在淡化，诉诸地狱永火的严厉布道词已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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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活跃的宗教气氛并不局限在长老派各教会当中。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苏格兰圣公会似乎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但从1850年代开始，圣公会在苏格兰迅速复苏，在接受英格兰文化影响的上层阶级当中吸引了大量对长老会的新变化感到不安的成员，也于19世纪末期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广为传播。圣公会的一些信徒来自原本追随爱尔兰圣公会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作为坚定的奥兰治派，他们的加入让苏格兰圣公会信徒的社会成分变得更为多样且奇特。从1877年开始，直到1914年达到峰值，苏格兰圣公会的信徒总数增长了两倍。鉴于新教会众派（Congregationalists）与浸礼教会（Baptists）等少数派系的信徒人数也多有增长，苏格兰的信仰版图在19世纪晚期变得更为多样。在这些新的变化当中，一个尤为突出的趋势是天主教信仰的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涌入，从1880年代开始，还有少数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立陶宛的移民加入了天主教徒的行列。当苏格兰天主教会在1878年恢复圣统制时，苏格兰可能有约30万名天主教徒。自苏格兰宗教改革时代以来，阿伯丁郡、班夫郡和因弗内斯郡部分岛屿和本土地区便拥有天主教传统，但到1870年代，大多数苏格兰天主教徒都是爱尔兰裔，主要居住在苏格兰西部的工业城镇，还有相对较少的人居住在邓迪和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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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亨普顿（David Hempton）曾说：“研究19世纪英国历史的学者常常过于草率地认为城镇化令有组织的宗教一蹶不振，但他们应该好好审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体验。”[10]显然，在1850年代第一波爱尔兰移民涌入之际，其中有很多人都脱离了天主教信仰的怀抱。在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苏格兰天主教会没有足够的神职人员，也没有足够的礼拜场所容纳这些新来的人。但在那之后，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仅在格拉斯哥（那里的天主教徒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增长了10万人以上）大主教区，当地的神职人员总数就从74人增至234人，其中很多人都在爱尔兰出生并接受教育。与1843年后自由教会的发展轨迹类似（尽管可用资源要少得多），苏格兰的天主教会和信徒社区建立了一个由新堂区、礼拜堂、学校和会堂组成的巨大网络，以满足信众的灵性与社会生活需求，信众对宗教戒律的遵奉程度也因此大为提高。有记录显示，1880年代定期参加主日弥撒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比例高得惊人。由此可见，天主教会无疑在苏格兰城市工人阶级里最为贫困的某些人中取得了成功。天主教信仰赋予了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移民一种身份认同，还为他们提供了信仰上的慰藉与社群归属感。近代苏格兰的很多天主教移民非但没有与信仰渐行渐远，反而加强了自己与教会的联系，让天主教会在苏格兰发展得比在爱尔兰乡间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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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各教派都很少对社会秩序提出公开批评。教会史研究者A.C.切恩（A. C. Cheyne）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当时的宗教界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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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神职人员仍以一种几乎毫无保留的态度承认现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向社会弱势人群宣扬服从才是最重要的美德。苏格兰社会的贫困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个人道德缺失，外部环境的因素则被严重轻视乃至忽略。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宗教界人士仍广泛信奉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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