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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78 福音派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1834年的《否决权法》。这部法律没有直接提议废除赞助人制度，但其主张颇为激进，它要求堂区会众在赞助人提名牧师人选时应拥有绝对否决权。起初，新的牧师任命大多得到了平稳的解决，但不久之后，随着一些候选人就堂区会众的否决提起上诉，事态变得难以收拾。1838年，在一起发生于金诺尔伯爵（Earl of Kinnoul）提名的牧师与奥赫特拉德（Auchterarder）堂区会众之间的诉讼中，苏格兰民事法院裁定《否决权法》没有法律效力，这场诉讼最终成为一起著名的判例，英国议会上院也在几年后维持了民事法院的判决。火上浇油的是，上院还否决了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诉求。这一决定必然令托马斯·查尔默斯领导下的大多数福音派教士怒不可遏，他们因坚决拥护国家无权干预教会事务的“两个王国”基本原则，反对世俗赞助人提名的牧师人选“侵入”堂区而被称为“反侵入派”（non-intrusionists），但苏格兰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已经用一起判决公开否定了他们的主张。1842年，苏格兰教会总会用一份名为《权利声索书》的文件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这份文件重申了教会的领导权只在主基督之手的原则，认定接受国家权力的至高性等同于否定上帝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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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80 危机由此愈演愈烈。苏格兰民事法院要求教会向金诺尔一案中遭到否决的牧师和他的赞助人赔偿15000英镑的损失费，构成了又一次冲击。鉴于此时还有39起与世俗赞助人提名权有关的诉讼等待审理，教会若要继续坚持原则，势必将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反侵入派”的另一个选择是集体退出教会。鉴于议会和政府都试图介入这起争端，争取让教会方面妥协，这一选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事实上，1843年初，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的政府曾轻描淡写地抨击《权利声索书》“蛮不讲理”，如果政府向这份文件提出的诉求让步，无异于开启一条通往教士独裁的道路。事已至此，大分裂恐怕在所难免，查尔默斯早在1842年便开始筹备一项计划，试图在仅靠信众自愿捐赠的情况下维持一个覆盖整个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1843年5月18日，苏格兰教会总会年度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教会内部的冲突在爱丁堡的圣安德鲁斯教堂迎来高潮。在开幕祷告结束后，即将离任的议长大卫·韦尔什（David Welsh）博士宣读了一份篇幅颇长的声明，抗议联合王国政府侵犯了苏格兰教会在属灵事务上的独立性。宣读完毕之后，他将抗议声明放在桌上，然后带领大量福音派教会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走上街头，几乎令圣安德鲁斯教堂中属于福音派神职人员的席位空空如也。他们沿着汉诺威街游行，“从密不透风的声援人群中穿过，街边的窗外伸出无数挥舞手帕的手，向他们表示支持”。[9]在坦菲尔德大厅（Tanfield Hall），另有数百名牧师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同样决心退出苏格兰国教会。接下来，集会的人们正式宣布成立“苏格兰自由抗议教会”，并签署了退职声明，至此共有超过450名牧师宣布退出国教会，放弃自己的教堂、住处与收入。这场集会充分证明了宗教原则和信仰在当时的苏格兰具有多么惊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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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82 苏格兰教会的分裂本身并非没有先例。在18世纪中叶，随着有组织的异见信徒日益增加，教会分裂的迹象开始抬头。然而，1843年大分裂的范围与规模无疑是空前的，这场大分裂动摇了苏格兰教会的根本，绝非寻常的分裂运动所能比拟。在这次大分裂中，近40%的牧师和三分之一的会众离开了国教会，国教会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最具活力与感召力的信仰领袖。到1851年，当年的宗教信仰普查显示苏格兰的基督教信仰已彻底分为两派，国教会与自由教会的信众人数几乎相当。自由教会在那些实现了阶级跃升的新兴中产阶级、技术工人以及在之前数十年间皈依福音派基督教的高地西部小农当中特别受欢迎。虽然失去了如此众多的信众，但苏格兰国教会的地位没有彻底衰落。国教会仍在苏格兰边境地区得到了大多数信众的支持，并在低地的乡村地带维持了可观的影响力。在城市里，国教会的信徒主要分布于地位稳固的传统专业服务人员、商人以及城市贫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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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84 在1840年代，苏格兰长老派基督教的分裂几乎势不可挡，到1847年，名为联合长老会的第三大派系又在18世纪两大分离教派的基础上诞生了。一些人认为，这些时而激烈的分歧对苏格兰的新教信仰造成了致命打击，让教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力对抗世俗化的影响与信徒弃教的趋势。诚然，1843年大分裂加快了国家权力向教会的传统管辖领域渗透的进程。1845年，堂区对济贫政策的执行权限被转移到地方民选理事会手中。1852年，苏格兰的大学废除了对除神学以外所有教职就任者的信仰测试。在乡村堂区，本地小会贯彻道德戒律的权力早在1840年代以前开始瓦解，到1850年代及1860年代终于走向消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843年的剧变也为苏格兰的长老派基督教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自由教会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只靠信徒自愿捐款维持的全国性教会，并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捍卫了属灵事务独立的原则，因此获得了广泛的信赖。到1849年，自由教会已建立了730处礼拜场所、400座牧师住宅，资助513名教师为44000名儿童提供教导，还在爱丁堡土丘上建立了宏伟的建筑，以容纳一所专门用于培训牧师的学院。自由教会还发起了一场面向城市贫民的“本土传教”运动，并在海外建立了传教机构。上述种种成果建立在福音主义精神和城市富裕中产阶级与工匠阶层（他们构成了自由教会信众的主心骨）慷慨捐助的基础之上，可谓十分出色，自由教会的成功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苏格兰经济的繁荣与活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富人将捐赠数额与自己得到救赎的机会挂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教会的传教方针也很有可能被这些利益上的考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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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86 不过，自由教会并不是19世纪中叶苏格兰社会宗教热情的唯一表达渠道。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谣里，国教会曾被如此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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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88 老教会，冷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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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90 这个教会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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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92 然而，国教会在爱丁堡、格拉斯哥和整个低地仍拥有颇为可观的信众基础，并将很快在格拉斯哥巴罗尼教堂（Barony Church）的诺曼·麦克劳德和爱丁堡大学教会史教授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等人的领导下重振人气。这些人试图证明，只有国教会才能真正代表苏格兰，为各阶层的信众服务。从1860年代开始，国教会的信众人数的确开始上升。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工人阶级社区里也发生了一系列情绪高涨的信仰复兴事件。在1840年代，基尔赛斯（Kilsyth）和阿伯丁都发生了“觉醒”浪潮，而1859—1862年，更为显著的“觉醒”事件出现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和E.P.哈蒙德（E. P. Hammond）等美国福音派领袖首次在苏格兰引入了颇有特色的信仰复兴崇拜仪式，在发表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布道词之后，向那些担心自己是否能得到救赎的信徒发出“呼唤”。这种仪式的重点在于让信众远离罪恶和永劫的恐怖威胁，追求皈依与救赎的愉悦体验。这种新的布道方式产生了轰动效应，还从1873年到1874年经过另外两位美国福音派领袖——德怀特·L.穆迪（Dwight L. Moody）和艾拉·大卫·桑基（Ira David Sankey）的改进之后变得更具号召力。穆迪与桑基在崇拜仪式上极力调动信众的情绪，还特别注意对音乐的运用，他们的苏格兰巡回布道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艾拉·桑基让簧风琴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以至于1870年代工人阶级社区的传教会众团也开始呼吁在宗教活动中引入器乐演奏。对穆迪和桑基这种布道活动的反应表明苏格兰信仰中的清教色彩正在淡化，诉诸地狱永火的严厉布道词已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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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94 维多利亚时代活跃的宗教气氛并不局限在长老派各教会当中。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苏格兰圣公会似乎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但从1850年代开始，圣公会在苏格兰迅速复苏，在接受英格兰文化影响的上层阶级当中吸引了大量对长老会的新变化感到不安的成员，也于19世纪末期在城市工人阶级当中广为传播。圣公会的一些信徒来自原本追随爱尔兰圣公会的爱尔兰裔新教徒移民。作为坚定的奥兰治派，他们的加入让苏格兰圣公会信徒的社会成分变得更为多样且奇特。从1877年开始，直到1914年达到峰值，苏格兰圣公会的信徒总数增长了两倍。鉴于新教会众派（Congregationalists）与浸礼教会（Baptists）等少数派系的信徒人数也多有增长，苏格兰的信仰版图在19世纪晚期变得更为多样。在这些新的变化当中，一个尤为突出的趋势是天主教信仰的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涌入，从1880年代开始，还有少数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立陶宛的移民加入了天主教徒的行列。当苏格兰天主教会在1878年恢复圣统制时，苏格兰可能有约30万名天主教徒。自苏格兰宗教改革时代以来，阿伯丁郡、班夫郡和因弗内斯郡部分岛屿和本土地区便拥有天主教传统，但到1870年代，大多数苏格兰天主教徒都是爱尔兰裔，主要居住在苏格兰西部的工业城镇，还有相对较少的人居住在邓迪和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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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896 大卫·亨普顿（David Hempton）曾说：“研究19世纪英国历史的学者常常过于草率地认为城镇化令有组织的宗教一蹶不振，但他们应该好好审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体验。”[10]显然，在1850年代第一波爱尔兰移民涌入之际，其中有很多人都脱离了天主教信仰的怀抱。在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苏格兰天主教会没有足够的神职人员，也没有足够的礼拜场所容纳这些新来的人。但在那之后，形势有了显著的变化。仅在格拉斯哥（那里的天主教徒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增长了10万人以上）大主教区，当地的神职人员总数就从74人增至234人，其中很多人都在爱尔兰出生并接受教育。与1843年后自由教会的发展轨迹类似（尽管可用资源要少得多），苏格兰的天主教会和信徒社区建立了一个由新堂区、礼拜堂、学校和会堂组成的巨大网络，以满足信众的灵性与社会生活需求，信众对宗教戒律的遵奉程度也因此大为提高。有记录显示，1880年代定期参加主日弥撒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比例高得惊人。由此可见，天主教会无疑在苏格兰城市工人阶级里最为贫困的某些人中取得了成功。天主教信仰赋予了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移民一种身份认同，还为他们提供了信仰上的慰藉与社群归属感。近代苏格兰的很多天主教移民非但没有与信仰渐行渐远，反而加强了自己与教会的联系，让天主教会在苏格兰发展得比在爱尔兰乡间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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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00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各教派都很少对社会秩序提出公开批评。教会史研究者A.C.切恩（A. C. Cheyne）曾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当时的宗教界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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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02 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神职人员仍以一种几乎毫无保留的态度承认现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向社会弱势人群宣扬服从才是最重要的美德。苏格兰社会的贫困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个人道德缺失，外部环境的因素则被严重轻视乃至忽略。虽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宗教界人士仍广泛信奉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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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04 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之前，像詹姆斯·贝格（他领导过一场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的运动）和托马斯·格思里（他曾致力于改善城市流浪儿童的处境）这样的牧师仍非常罕见。托马斯·查尔默斯对自愿善举的无条件信奉、对国家干预的坚决拒绝和对工人结社和集体谈判以提高工资的强烈反对，为当时盛行的社会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依据。无比崇尚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查尔默斯甚至“认为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后果在性质上类似上帝的裁决”。[12]在1840年代，苏格兰大多数牧师的立场都与查尔默斯相近，这从当时出版的《新苏格兰统计通鉴》（New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中收录的来自各堂区的信息当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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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06 在1870年代以前，上述格局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宗教界依然认为现有的社会秩序是上帝的安排，社会上的问题主要是个人人格缺陷、信仰缺失和道德败坏所致。联合长老会在政治立场上更为开明，但大多数神职人员仍对扩大参政权范围深表怀疑，他们对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的反对态度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不过，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苏格兰宗教界的思潮经历了一场颇为激进的变化。这场思想领域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世俗世界思想与社会力量变化的影响。查尔斯·布思和希伯姆·朗特里等人开创的社会问题调查，以及由王家调查委员会对住房、济贫政策、工作条件和工人薪酬水平等问题发起的一系列调研，都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环境因素在社会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个人道德责任与人格素质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各教派内部也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与探究，其结果最终促使国教会在1888年至1891年设立了格拉斯哥长老会贫民住房及社会生活状况委员会，并在1889年至1896年设立了人民信仰生活状况委员会。它们的调查结果让教会开始注意到一些关于苏格兰社会的残酷现实，也推动宗教界与工会势力和工党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建立联系，在日后促进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古典经济学理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思想家提出的新观点动摇，整个英国社会对国家干预经济和动用公权力帮助贫民、病人、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也变得更为积极。1888年苏格兰工党的成立和1892年基尔·哈迪当选下院议员表明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欢迎，人们也开始越发清楚地注意到外部环境对个人境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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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08 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新变化无疑对苏格兰宗教界产生了影响，但神职人员并不是新时代的被动接受者。与世俗社会的思想一样，苏格兰的宗教思想也在这一时期有所演进。在新教各派当中，最显著的变化是1880年代到1890年代自由神学的崛起。这种新思想重视耶稣关于“神的国度”的教导，认为“神的国度”并不只存在于天堂，也可在人间实现。联合长老会的司各特·马西森（Scott Matheson）牧师曾在1893年发表的《教会与社会问题》（The Church and Social Problems）中如此描述这一思想的推导结果：“教会要保证上帝的意志在天堂和人间都能得到贯彻，而整治社会弊病、消除贫困、用一切合法手段让劳动者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为劳动者在生活中增添更多便利，这些都是上帝的愿望。”[13]与19世纪上半叶宗教界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盘接受相比，19世纪末苏格兰宗教界的观念无疑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马西森等主张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牧师没有将自己的理据建立在世俗社会的思想，而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性之上，他们的观点具备强大的说服力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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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0 所谓“社会神学”思潮很快在一些新生代神职人员的实践中得到了公开的体现。教会对工会的敌视态度逐渐消退，而在旷日持久的1890—1891年铁路罢工期间，一些神职人员对参与罢工的铁路工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在1880年代高地西部的“小农场农民战争”（Crofters’ War）期间，自由教会总会虽不支持农民进行暴力抗争，但也开始主张国家有必要介入高地社会事务，以解决当地严重的社会不公。1890—1914年，来自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的约一百名工会领袖、学者、下院议员以及宗教人士组成了一个联合小组，进一步增进了宗教界与工会运动间的联系，国教会、自由教会、联合长老会、苏格兰圣公会和天主教会都有神职人员参与其中。正如教宗利奥十三世发布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所显示的，将宗教使命与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趋势并非新教各派的专利。通过上述网络，神职人员可以就养老年金和国民保险等重大社会议题与改革派人士和工党活动家交流观点。这些将社会运动与宗教界联系起来的关系网也意味着苏格兰各教派对工人结社的态度日趋包容，让苏格兰的教会免于陷入法国和德国等欧陆国家的教会在这一时期遭遇的窘境，与结社的工人阶级脱节。事实上，工党运动的一些早期领袖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信奉新教的基尔·哈迪和信奉天主教的约翰·惠特利，以及独立工党的一些主要成员。在一战前的几年里，苏格兰的一些教会也为社会公益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国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都在1908年到1909年经济萧条期间为失业信徒提供资金援助，开设婴幼儿诊所，为贫民窟的儿童提供住所。到1910年，上述两个教会都已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订应对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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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2 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这一时期颇有影响力，但苏格兰各教派的信徒当中只有少数人参与了这一运动。新教各派的平信徒大多对这一运动态度冷淡乃至怀有敌意，国教会的一些长老则公开指责这种社会服务的做法无异于向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投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当中，而正如一战结束后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场运动在苏格兰国教会信徒当中的根基并不牢靠。但在一战期间，苏格兰教会各派对社会正义的呼吁事实上变得更为强烈了。从1916年起，苏格兰国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就未来苏格兰社会的重建与改革方针提出了一项共同倡议，这两个教会都希望用一个崭新的苏格兰来祭奠这场惨烈战争中的死者，这个新社会将拒绝旧社会的经济个人主义原则，致力于实现平等和人民之间的友爱。为达这一目的，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完全合并的计划再次浮出水面，这样可以恢复长老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确保战后的新社会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诞生。随着战争结束，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共同组建了一个全国再奉献布道团（National Mission of Rededication），以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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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4 然而，这场运动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主义思潮在1939年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面前，基于宗教与社会价值的重建战略土崩瓦解。十月革命也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愿景造成了冲击，因为俄国的经历表明，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乌托邦里，基督教本身就面临毁灭的威胁。在当时的苏格兰，克莱德赛德地区已经爆发了激烈的劳工斗争，工人阶级也因日益壮大的工会和工党而变得更有组织，不少人因此担忧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终将波及苏格兰。随着保守党在1918年大选中取得大胜，以及1921年短暂的战后繁荣期骤然终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重建倡议很快从政治舆论场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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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6 在这一背景下，约翰·怀特（John White）、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er Martin）和詹姆斯·哈维（James Harvey）等保守派牧师重新确立了各自在国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的话语权。在主导了教会法庭的中产阶级平信徒的支持下，他们不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战前的种种抨击，重申了19世纪的福音派神学路径。他们不再批评社会不公，而是再一次将苏格兰社会的弊病归咎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这些弊病只有通过对懒汉和酗酒者的规训与对赌博和性行为的严格限制才能得到解决。清教徒式的严格戒律因此再次降临。更为严苛的是，1922—1938年，苏格兰各长老派教会对爱尔兰移民和爱尔兰裔罗马天主教徒发起了系统性的歧视运动，指责他们拉低工资、夺走本地人的工作岗位，还是犯罪与酗酒问题的渊薮。此外，“苏格兰-爱尔兰人”还在1922年大选中为工党在克莱德赛德的突破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拉格兰（John Maclaglan）牧师在苏格兰教会总会上宣称苏格兰西部的工会和工党都被从爱尔兰来的“外国佬”支配，邓肯·卡梅伦（Duncan Cameron）牧师则说1926年总罢工的绝大多数领袖都是爱尔兰裔。在当年发表于佩斯利的一场讲话中，卡梅伦牧师的夸张指控更进一步，他指责苏格兰-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对于苏格兰民族的威胁甚至大于一战期间的德意志帝国！不过，他们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当作替罪羊的企图没有取得成功。保守党和工党都无意通过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年复一年呼吁的歧视性立法，这场运动的最终效果也适得其反：歧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非但没有重振各教派的福音主义热忱，反而被很多苏格兰人视为与基督徒精神不符的粗鄙之事，令他们对保守派离心离德。这场运动唯一的作用是为1930年代再次崛起的教派冲突蒙上了道貌岸然的色彩，构成了20世纪苏格兰宗教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正如斯图尔特·J.布朗所说：“这一时期的很多苏格兰人都迫切需要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但苏格兰国教会似乎更热衷于重振自己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并鼓吹一种排外的族群民族主义，而不是践行布道使命，把福音传给全体苏格兰人民。”[1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苏格兰各教派一边倒地谴责1926年总罢工，宗教界与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再一次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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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8 早在总罢工之前的几十年里，宗教界与工会之间的裂隙已经浮现。1930年，曾领导苏格兰国教会的约翰·怀特在回忆自己毕生经历时说，从前那种对基督教信条无条件服从的状态如今已荡然无存，现在的苏格兰社会转而服从于“世俗理性主义、无神论和所谓的现代心理学（New Psychology）”。19世纪晚期，《圣经》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开始动摇认为《圣经》经文前后一致，基督徒必须在字面意义上遵循其教导的传统观点，质疑了当时教会的信仰基石。1881年，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的教授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甚至大胆地提出，摩西五经（Pentateuch）并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虽然他因这一观点失去了教职，但这些新学说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对于传统宗教观念的疑虑也因大众媒体围绕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展开的激烈辩论而日益增加。生物进化理论似乎与《圣经》的字面解读相悖，而在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等地质学家发现《创世记》关于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世界的说法很难解释地球的实际构造之后，科学与宗教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自然科学与心理学、人类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等新学说的崛起逐渐影响了人们的认识，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基督教对于世界的超自然解释。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神职人员认为宗教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足球、舞会等工人阶级的新娱乐活动，它们的吸引力如今已非教会的信仰活动所能比拟。T.C.斯莫特曾斥足球为“人民的新鸦片”，在不少人看来，这一运动在大众当中激起的热情已近乎宗教狂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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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0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很有可能加速了苏格兰人宗教信仰的衰落。苏格兰的新教各派与天主教会都在战争期间庄严且积极地支持了英国对抗德意志帝国的军事行动。有人认为，到1915年，苏格兰已有约90%的“牧师子弟”志愿参军，还有很多牧师投身行伍，充当随军牧师乃至一线战斗人员。苏格兰各教派都没有表达过和平主义的立场，整个宗教界在战时都洋溢着一种道貌岸然的沙文主义气息。华莱士·威廉森（Wallace Williamson）博士曾在1915年的国教会总会上宣称：“举国人民在投入这场战争时都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将在上帝的审判中成为罪人。”[16]随着前线战事造成的骇人伤亡与恐怖景象传回国内，苏格兰民间看待战争的态度迅速转变，但苏格兰各教派此时已将这场战争歌颂为宗教圣战，因此战争的惨烈现实对基督徒的信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一战尾声阶段，对于前线士兵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显示了令人担忧的迹象：虽然绝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相信上帝与未来的永生，但他们已对基督教的很多基本原则感到困惑乃至彻底将其无视，苏格兰部队中只有20%的士兵还保持着与某个基督教教派的“活跃联系”，尽管这一比例仍远高于同时期的英格兰部队。关于士兵信仰的最低数据总是出现在由城市工人阶级士兵组成的营里。而对新教各派来说同样值得担忧的是，在苏格兰士兵当中，天主教徒与天主教会保持联系的比例远高于新教徒士兵之于新教各派教会。在战争中暴露的信仰危机沉重打击了苏格兰新教各派的士气，促使它们加快推动长老会各派联合的进程。在1921年《责权声明条例》（Declamatory Articles）通过之后，苏格兰国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层面得到澄清，教会在属灵事务上得以免受国家干预。这份法律文件最终构成了1929年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部分组织的历史性合并的基础。在1843年大分裂期间，联合自由教会正是因在国家干预问题的立场上与“老教会”不合才决定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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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2 然而，新教教会在组织上的变动很难阻挡战间期世俗主义思潮在苏格兰的强劲势头。对于这一问题，A.C.切恩曾给出了如下悲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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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4 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面前，定期上教堂和严守安息日等长久以来的宗教惯习节节败退。交通手段的进步——越来越方便快捷且舒适的列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带来的交通革命，以及航空运输业的诞生——也令农村社会的衰退步伐大大加快，而那里自古以来便是最坚固的信仰根据地。交通的发展还让人们迎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让他们可以更轻松地逃离自己不愿服从的旧社会、旧秩序，进一步加快了苏格兰传统风俗的瓦解。这些新的发展也削弱了老一辈人的权威性，他们的经验在新时代面前变得越来越不中用，对于敬畏、节俭、戒酒和自省的坚持变得更像固执的迷信，而非由来已久的智慧。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基于气或电的新照明手段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也鼓励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之余追求更为广泛的兴趣。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无疑取代了布道坛，成为大众生活中最重要的教育和娱乐媒介，集体体育活动则取代了宗教仪式（以及政治活动），主宰了人们的休闲时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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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6 从20世纪的总体变化来看，切恩的结论固然无法否定，但若从1939年以前的形势来看，他的论断未免过于消极。与1905年的历史最高点相比，迟至1956年，苏格兰的教会信徒人数并没有显著下降。直到1950年代末，苏格兰的信徒人数才发生了崩溃式下跌，这一势头在进入1960年代后变得更为显著。若以教会成员人数、洗礼次数与教会婚礼次数计算，1960年代几乎所有教会都遭遇了大规模的信徒流失。不过，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苏格兰国教会的信徒人数仍颇为稳定，只是在某些海外移民人数高涨的年份里才略有下降。二战结束后，苏格兰新教信徒的数量还一度显示出短暂的回升迹象。对苏格兰天主教会而言，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味着信仰生活的复兴与信徒数量的快速增长。苏格兰的天主教徒人数从1892年的343000人增长到1939年的614469人，涨幅接近一倍。在1918年《教育法》通过之后，天主教会不再需要分担维持苏格兰学校系统的重负，得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建造教堂，以及推进宣教事业。战间期对很多苏格兰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信仰振兴的时代。在1920年代的萧条岁月，拉纳克郡卡芬（Carfin）的失业矿工曾修建了卡芬石窟，埃德温·缪尔在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纪行》中以引人入胜的文字描述这处圣所“是那个满目疮痍的区域里……唯一一处彰显人性的地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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