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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2 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这一时期颇有影响力，但苏格兰各教派的信徒当中只有少数人参与了这一运动。新教各派的平信徒大多对这一运动态度冷淡乃至怀有敌意，国教会的一些长老则公开指责这种社会服务的做法无异于向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投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当中，而正如一战结束后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场运动在苏格兰国教会信徒当中的根基并不牢靠。但在一战期间，苏格兰教会各派对社会正义的呼吁事实上变得更为强烈了。从1916年起，苏格兰国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就未来苏格兰社会的重建与改革方针提出了一项共同倡议，这两个教会都希望用一个崭新的苏格兰来祭奠这场惨烈战争中的死者，这个新社会将拒绝旧社会的经济个人主义原则，致力于实现平等和人民之间的友爱。为达这一目的，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完全合并的计划再次浮出水面，这样可以恢复长老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确保战后的新社会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诞生。随着战争结束，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共同组建了一个全国再奉献布道团（National Mission of Rededication），以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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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4 然而，这场运动标志着社会主义理想主义思潮在1939年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面前，基于宗教与社会价值的重建战略土崩瓦解。十月革命也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愿景造成了冲击，因为俄国的经历表明，在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乌托邦里，基督教本身就面临毁灭的威胁。在当时的苏格兰，克莱德赛德地区已经爆发了激烈的劳工斗争，工人阶级也因日益壮大的工会和工党而变得更有组织，不少人因此担忧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终将波及苏格兰。随着保守党在1918年大选中取得大胜，以及1921年短暂的战后繁荣期骤然终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重建倡议很快从政治舆论场上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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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6 在这一背景下，约翰·怀特（John White）、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er Martin）和詹姆斯·哈维（James Harvey）等保守派牧师重新确立了各自在国教会和联合自由教会的话语权。在主导了教会法庭的中产阶级平信徒的支持下，他们不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战前的种种抨击，重申了19世纪的福音派神学路径。他们不再批评社会不公，而是再一次将苏格兰社会的弊病归咎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这些弊病只有通过对懒汉和酗酒者的规训与对赌博和性行为的严格限制才能得到解决。清教徒式的严格戒律因此再次降临。更为严苛的是，1922—1938年，苏格兰各长老派教会对爱尔兰移民和爱尔兰裔罗马天主教徒发起了系统性的歧视运动，指责他们拉低工资、夺走本地人的工作岗位，还是犯罪与酗酒问题的渊薮。此外，“苏格兰-爱尔兰人”还在1922年大选中为工党在克莱德赛德的突破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拉格兰（John Maclaglan）牧师在苏格兰教会总会上宣称苏格兰西部的工会和工党都被从爱尔兰来的“外国佬”支配，邓肯·卡梅伦（Duncan Cameron）牧师则说1926年总罢工的绝大多数领袖都是爱尔兰裔。在当年发表于佩斯利的一场讲话中，卡梅伦牧师的夸张指控更进一步，他指责苏格兰-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对于苏格兰民族的威胁甚至大于一战期间的德意志帝国！不过，他们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当作替罪羊的企图没有取得成功。保守党和工党都无意通过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年复一年呼吁的歧视性立法，这场运动的最终效果也适得其反：歧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非但没有重振各教派的福音主义热忱，反而被很多苏格兰人视为与基督徒精神不符的粗鄙之事，令他们对保守派离心离德。这场运动唯一的作用是为1930年代再次崛起的教派冲突蒙上了道貌岸然的色彩，构成了20世纪苏格兰宗教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正如斯图尔特·J.布朗所说：“这一时期的很多苏格兰人都迫切需要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但苏格兰国教会似乎更热衷于重振自己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并鼓吹一种排外的族群民族主义，而不是践行布道使命，把福音传给全体苏格兰人民。”[1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苏格兰各教派一边倒地谴责1926年总罢工，宗教界与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再一次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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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18 早在总罢工之前的几十年里，宗教界与工会之间的裂隙已经浮现。1930年，曾领导苏格兰国教会的约翰·怀特在回忆自己毕生经历时说，从前那种对基督教信条无条件服从的状态如今已荡然无存，现在的苏格兰社会转而服从于“世俗理性主义、无神论和所谓的现代心理学（New Psychology）”。19世纪晚期，《圣经》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开始动摇认为《圣经》经文前后一致，基督徒必须在字面意义上遵循其教导的传统观点，质疑了当时教会的信仰基石。1881年，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的教授威廉·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甚至大胆地提出，摩西五经（Pentateuch）并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虽然他因这一观点失去了教职，但这些新学说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对于传统宗教观念的疑虑也因大众媒体围绕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展开的激烈辩论而日益增加。生物进化理论似乎与《圣经》的字面解读相悖，而在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等地质学家发现《创世记》关于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世界的说法很难解释地球的实际构造之后，科学与宗教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自然科学与心理学、人类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等新学说的崛起逐渐影响了人们的认识，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基督教对于世界的超自然解释。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神职人员认为宗教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足球、舞会等工人阶级的新娱乐活动，它们的吸引力如今已非教会的信仰活动所能比拟。T.C.斯莫特曾斥足球为“人民的新鸦片”，在不少人看来，这一运动在大众当中激起的热情已近乎宗教狂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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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0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很有可能加速了苏格兰人宗教信仰的衰落。苏格兰的新教各派与天主教会都在战争期间庄严且积极地支持了英国对抗德意志帝国的军事行动。有人认为，到1915年，苏格兰已有约90%的“牧师子弟”志愿参军，还有很多牧师投身行伍，充当随军牧师乃至一线战斗人员。苏格兰各教派都没有表达过和平主义的立场，整个宗教界在战时都洋溢着一种道貌岸然的沙文主义气息。华莱士·威廉森（Wallace Williamson）博士曾在1915年的国教会总会上宣称：“举国人民在投入这场战争时都已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将在上帝的审判中成为罪人。”[16]随着前线战事造成的骇人伤亡与恐怖景象传回国内，苏格兰民间看待战争的态度迅速转变，但苏格兰各教派此时已将这场战争歌颂为宗教圣战，因此战争的惨烈现实对基督徒的信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一战尾声阶段，对于前线士兵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显示了令人担忧的迹象：虽然绝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相信上帝与未来的永生，但他们已对基督教的很多基本原则感到困惑乃至彻底将其无视，苏格兰部队中只有20%的士兵还保持着与某个基督教教派的“活跃联系”，尽管这一比例仍远高于同时期的英格兰部队。关于士兵信仰的最低数据总是出现在由城市工人阶级士兵组成的营里。而对新教各派来说同样值得担忧的是，在苏格兰士兵当中，天主教徒与天主教会保持联系的比例远高于新教徒士兵之于新教各派教会。在战争中暴露的信仰危机沉重打击了苏格兰新教各派的士气，促使它们加快推动长老会各派联合的进程。在1921年《责权声明条例》（Declamatory Articles）通过之后，苏格兰国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法律层面得到澄清，教会在属灵事务上得以免受国家干预。这份法律文件最终构成了1929年国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部分组织的历史性合并的基础。在1843年大分裂期间，联合自由教会正是因在国家干预问题的立场上与“老教会”不合才决定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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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2 然而，新教教会在组织上的变动很难阻挡战间期世俗主义思潮在苏格兰的强劲势头。对于这一问题，A.C.切恩曾给出了如下悲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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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4 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面前，定期上教堂和严守安息日等长久以来的宗教惯习节节败退。交通手段的进步——越来越方便快捷且舒适的列车，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私家车带来的交通革命，以及航空运输业的诞生——也令农村社会的衰退步伐大大加快，而那里自古以来便是最坚固的信仰根据地。交通的发展还让人们迎来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让他们可以更轻松地逃离自己不愿服从的旧社会、旧秩序，进一步加快了苏格兰传统风俗的瓦解。这些新的发展也削弱了老一辈人的权威性，他们的经验在新时代面前变得越来越不中用，对于敬畏、节俭、戒酒和自省的坚持变得更像固执的迷信，而非由来已久的智慧。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基于气或电的新照明手段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也鼓励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之余追求更为广泛的兴趣。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无疑取代了布道坛，成为大众生活中最重要的教育和娱乐媒介，集体体育活动则取代了宗教仪式（以及政治活动），主宰了人们的休闲时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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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6 从20世纪的总体变化来看，切恩的结论固然无法否定，但若从1939年以前的形势来看，他的论断未免过于消极。与1905年的历史最高点相比，迟至1956年，苏格兰的教会信徒人数并没有显著下降。直到1950年代末，苏格兰的信徒人数才发生了崩溃式下跌，这一势头在进入1960年代后变得更为显著。若以教会成员人数、洗礼次数与教会婚礼次数计算，1960年代几乎所有教会都遭遇了大规模的信徒流失。不过，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苏格兰国教会的信徒人数仍颇为稳定，只是在某些海外移民人数高涨的年份里才略有下降。二战结束后，苏格兰新教信徒的数量还一度显示出短暂的回升迹象。对苏格兰天主教会而言，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味着信仰生活的复兴与信徒数量的快速增长。苏格兰的天主教徒人数从1892年的343000人增长到1939年的614469人，涨幅接近一倍。在1918年《教育法》通过之后，天主教会不再需要分担维持苏格兰学校系统的重负，得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建造教堂，以及推进宣教事业。战间期对很多苏格兰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信仰振兴的时代。在1920年代的萧条岁月，拉纳克郡卡芬（Carfin）的失业矿工曾修建了卡芬石窟，埃德温·缪尔在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纪行》中以引人入胜的文字描述这处圣所“是那个满目疮痍的区域里……唯一一处彰显人性的地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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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28 1929年，教区理事会和长期以来由神职人员代表主导的地方民选教育理事会被废除之后，长老派教会在苏格兰民政事务中的影响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与此同时，随着战间期地方会众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保留酒馆而非将其禁绝，国教会对严格禁酒的强调与“新”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念遭到了彻底的挫败，教会内的教条主义力量因此大受打击。不过，即便对那些很少上教堂的名义基督徒而言，战间期苏格兰的宗教与宗教价值观也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量口述历史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主日学、少年禁酒会、少女辅导队、基督少年军和女童军（Girl Guides）等青年组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苏格兰的年青一代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基督少年军的成员人数从1900年的12796人增长到1939年的35922人，大多数新成员来自苏格兰西部的工人阶级社区。虽然电影院和舞会颇具诱惑力，但教堂直到1960年代才失去人们业余时间首要活动场所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即便父母本身并不时常上教堂，他们也会让子女参加教会的青少年俱乐部以及主日学。在一战的恐怖经历和战间期漫长的经济苦难之后，苏格兰新教徒的身份认同仍坚强地维持下来。在以戈万地区为舞台的小说《魔笛》（The Magic Flute）中，艾伦·斯彭斯（Alan Spence）曾生动地描述了基督教新教对苏格兰西部工人阶级男孩们的影响，无论主日学、基督少年军、奥兰治派游行，还是去伊布洛克斯球场为“新教徒”的流浪者队加油助威，都是这种熏陶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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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30 大卫·亨普顿曾简要概括了当今学界对于宗教在战间期英国社会发挥的关键作用有何认识，他的结论也与苏格兰的具体情况颇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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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32 ……就连不常上教堂的家庭也会把子女送去主日学，在星期日穿着得体的正装，在求职和申请福利救济时标榜自己的信仰背景，通过唱赞美歌来巩固社区的团结意识，遵从“务实基督徒”的道德规范，在性生活中高度关注基督教伦理（包括以基督教伦理为基准定义自己的行为如何逾矩），在苦难与灾难中诉诸宗教寻求慰藉，承认教堂与礼拜堂、新教与天主教构成了社会矛盾的根本分野，并在不必然参加更为显而易见的“宗教”活动的情况下利用各教派的社会设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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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34 [1] Quoted in A. C. Cheyne，The Transforming of the Kirk（Edinburgh，1983），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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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36 [2] Sydney and Olive Checkland，Industry and Ethos：Scotland 1832-1914（London，198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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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38 [3]Free Church Magazine，August 1847，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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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40 [4]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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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42 [5]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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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44 [6]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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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46 [7] Quoted in V. E. Durkacz，The Decline of the Celtic Languages（Edinburgh，1983），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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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48 [8] Stewart J. Brown and Michael Fry，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Disruption（Edinburgh，1993），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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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50 [9] Henry Cockburn，Journal（Edinburgh，1874），Vol. Ⅱ，p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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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52 [10] David Hempton，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Cambridge，1996），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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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54 [11] Cheyne，Transforming of the Kirk，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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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56 [12] A. L. Drummond and J. Bulloch，The Church in Late Victorian Scotland 1874-1900（Edinburgh，1978），p. 128.

1706379957

1706379958 [13] A. S. Matheson，The Church and Social Problems（Edinburgh，1893），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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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960 [14] Stewart J. Brown，‘“Outside the Covenant”：The 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es and Irish Immigration，1922-1938’，Innes Review，ⅩLⅡ，1991，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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