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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A. C. Cheyne，The Transforming of the Kirk（Edinburgh，1983），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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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ydney and Olive Checkland，Industry and Ethos：Scotland 1832-1914（London，1984），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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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ree Church Magazine，August 1847，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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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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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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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Callum G. Brown，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Since 1707（Edinburgh，1997）.，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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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V. E. Durkacz，The Decline of the Celtic Languages（Edinburgh，1983），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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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ewart J. Brown and Michael Fry，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Disruption（Edinburgh，1993），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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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enry Cockburn，Journal（Edinburgh，1874），Vol. Ⅱ，p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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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avid Hempton，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Cambridge，1996），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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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eyne，Transforming of the Kirk，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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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L. Drummond and J. Bulloch，The Church in Late Victorian Scotland 1874-1900（Edinburgh，1978），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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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 S. Matheson，The Church and Social Problems（Edinburgh，1893），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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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tewart J. Brown，‘“Outside the Covenant”：The 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es and Irish Immigration，1922-1938’，Innes Review，ⅩLⅡ，1991，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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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 C. Smout，A 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1830-1950（London，1986），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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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Cheyne，Transforming of the Kirk，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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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Cheyne，Transforming of the Kirk，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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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 Muir，Scottish Journey（London，1935），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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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empton，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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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七章 大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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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苏格兰，教育的意义远不止在于知识的传授与获得。教育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他们打上了潜在的苏格兰印迹，也是苏格兰的民族身份在不威胁联合王国体制的前提下得以保全的一种手段。然而，苏格兰教育制度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并不是鼓励学生学习本土语言文学和苏格兰的历史。恰恰相反，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教育体系常被人指责忽视了苏格兰本地的文化遗产，迟至1901年和1911年，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才分别设立了专门教授苏格兰历史的教席。让苏格兰的学校教育得以巩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不是课程的内容，而是整个体系：苏格兰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普遍认为，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不但在本地取得了优秀的成果，也比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出色。尽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关于苏格兰教育制度的一些溢美之词在当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这种毫无保留的自豪感仍作为苏格兰大众观念的一部分，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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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去，苏格兰教育的优越性的确能在现实中得到有力支撑。毕竟，在英格兰只有两所大学的时候，苏格兰就已拥有五所大学了。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世纪里，苏格兰就发展出一套“全国性”教育体系，为生活在各阶层的苏格兰人提供普遍的受教育机会，并将学费维持在颇为低廉的水平。苏格兰教育制度被认为更加民主，能更公平地择优栽培，它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从堂区和城镇学校直到高等学府的上升渠道，即便出身低微的优秀学童也能凭一己之才爬上显赫的位置。苏格兰人广泛相信，对于那些靠学习崭露头角的“寒微之士”，阶级跃升的壁垒并不存在。一个学校巡查员曾在1872年的报告中说：“苏格兰的穷人没有放过高等教育繁荣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将更广泛的受教育机会为己所用。在英格兰，只有天才才能从一所公立学校升入大学。但在苏格兰，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细心且勤奋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曾致力于鼓励科技教育发展的莱昂·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也在1872年强调，苏格兰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实际取得学业成功的学生的人数，而在于工人阶级出身的优秀学生有多大机会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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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多利亚时代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可能是上述关于苏格兰教育体系的信念的高峰时期，而安德鲁·麦克弗森（Andrew McPherson）等现代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这种想法直到1970年代乃至以后仍在影响苏格兰教育界的高层人物。不过，大多数关于苏格兰教育的神话都是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随着1872年法定的公立教育制度诞生，人们开始对从前的教会堂区学校抱有怀念之情，将其视为苏格兰教育制度优秀传统的基石。正是在这一时期，所谓“怀才之人”（lads of pregnant parts）的说法开始见诸教育议题的有关文献，而在1894年，苏格兰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寒微之士”的说法。“寒微之士”一词始见于伊恩·麦克拉伦的菜园派短篇作品《教书匠》（Domsie），这是一篇讲述出身贫寒但成绩优异的乡村学子在大学取得双一等学位的煽情故事。这篇作品的标题“教书匠”指的是村里的学校教师（也写作“dominie”），他的门下子弟中有七人成为牧师，四人成为教师，四人成为医生，还出过一位大学教授和三名公务员。1870—1914年，这种对农村生活进行理想化描写的大众传奇故事在中产阶级读者当中颇受欢迎，侨居国外的苏格兰人也乐于通过这些作品追忆长辈在乡下农场度过的恬静往昔。在殖民地“出人头地”（getting on）的故事构成了“寒微之士”题材的另一个变种，一些苏格兰人在海外取得的成就也常常被轻易地和苏格兰本地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同时佐证了后者的优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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