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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戴维的《智识民主》曾对苏格兰的大学改革运动发起了全面的抨击，他认为这场运动导致苏格兰大学课程严重“英格兰化”，最终对苏格兰文化与苏格兰社会造成了深刻的损害。戴维批评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者通过引进外来的单一学科荣誉学位制，摧毁了苏格兰大学以广博为特点的教学传统；大学入学考试则限制了学生的入学机会，还令哲学失去了在苏格兰大学里作为核心科目的传统地位。戴维认定，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让苏格兰的大学在社会中变得更不民主、更不开放。自1960年代戴维发表这些看法以来，教育史学者已对他的诸多论点进行了具体的实证检验，他们基本同意，戴维对苏格兰哲学衰落的阐述在他的所有主张中最具说服力。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哲学传统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便衰落殆尽，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大部分大学里，哲学课程都以新黑格尔主义为中心，哲学教授也一般由牛津大学毕业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担任。不过，戴维的其他论述在学界看来并没有那么合理。首先，戴维高估了苏格兰大学学位制度的专门化程度。1945年之前，苏格兰只有一小部分专业采用了荣誉学位制，文学专业更是在大体上延续了之前的通识教育色彩，而1889年的行政委员会也没有改变所有大学生必修古典学与哲学的传统规范。其次，戴维在教育改革者当中强调“爱国者”与“崇英派”之分的做法也无助于理解历史真相，这是因为站在上述立场的改革者都基于苏格兰大学教育正在失灵的信念，试图推动现代化革新，而可供苏格兰大学借鉴的外部经验不是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法国和德国。时人相信，这两个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都以该国出色的教育制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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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的批评也提到了大学准入这一重要的问题，并吸引学者关注入学考试的设立以及空前制度化的大学教育体系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苏格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1860年代，阿盖尔公爵领衔的委员会曾以一群大学生为样本进行调查，最终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专业人员家庭（尤其是牧师家庭），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则占到了样本总量的一半左右。样本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来自所谓“工人阶级”，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木匠、鞋匠、石匠等专业手工业者，只有少数人来自普通工人、农场佣工和矿工家庭。有人认为，当时牧师的儿子上大学的概率相当于矿工子弟的一百倍，而“大多数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都来自那个社会阶层中最顶尖的一小撮，乡村贫农、绝大多数工厂工人和城镇里的非技术工人的儿子则根本没有任何机会”。[17]“寒微之士”即便确实存在也极为罕见。最关键的是，大多数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入学时都已成年（其中不少人只能半工半读），并不是直接从备受赞誉的堂区学校申请进入的。传统的苏格兰大学不设入学考试、学费低廉且设有低年级课程，可以为工人阶级子弟“补课”，这些都是工人阶级愿意就读大学的主要原因，而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无疑对这一传统模式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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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1910年的注册大学生档案来看，工人阶级出身者在大学生中占据的比例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造船或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工人到格拉斯哥大学就读的人数反而比以前有所增加。中等教育的发展、奖学金申请机会的增加和苏格兰裔富豪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设立的卡内基信托（Carnegie Trust）都帮助苏格兰大学维持了一定的开放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成立于1900年的卡内基信托，到1910年已为苏格兰约一半的大学生垫付了学费。为了取得学位，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就读大学的同时接受师范培训并承担基础教育阶段的授课工作，其中一个尤为著名的例子便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他出身贫寒，在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最终取得文学硕士（M.A.）学位。不过，即便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的大学入学率都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与大学教育无缘。进入20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开始迎头赶上，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虽然也从1900年的6000人增长到1938年的10000人（招收女大学生是大学生人数增长的原因之一），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大学生规模的扩张几乎陷于停滞，大学生的社会背景构成也没有显著变化。在与专业资格有关的法学院和医学院，中产阶级出身者仍占据着绝对多数，工人阶级学生则几乎总是以普通的文学硕士学位毕业，然后成为职业教师，他们在所有学生当中的占比从一战到1950年代都没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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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高等教育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是与苏格兰经济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苏格兰高等教育和苏格兰经济的联系远远称不上紧密。工业与商业界的大多数行业并不需要以大学训练为基础的专业资格认证，大学学位一般也只被法律、医药、教育和教会等重视“学问”的行业视为用人时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格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有了变化。一份对1860—1960年苏格兰“商界领袖”的研究显示，这一人群当中只有15%获得了大学学位，53%的人几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在这些商业精英看来，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无疑来自实际工作中的训练与积累的经验。187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著名的土木与机械工程学教授W.J.麦夸恩·兰金曾说他的门生在印度、巴西、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找到了工作，唯独在苏格兰没有留下什么业绩。他的很多学界同侪也在向王家科学指导与科学进步委员会作证时就轻视学术知识的问题批评了苏格兰西部的工业资本家。不过，鉴于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巨头仍在世界工业品市场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漠不关心或许并不出人意料。更何况，即便苏格兰的人才市场存在问题，工商业界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在这一时期，像麦夸恩·兰金和伟大的开尔文男爵这样的大学者都对将科学知识直接用于实用领域感到不安。兰金认为大学不应该提供实用技术的训练：“大学的功能有其限度，它应当专注于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并检验他们是否已经掌握，而不是传授他们实用的技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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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真正对苏格兰经济产生影响的不是苏格兰的大学，而是提供技术培训的学院。当时的政府认为职业高中和商校是德意志等欧洲国家实现经济复兴的首要因素，所以对苏格兰的职业培训机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爱丁堡，赫里奥特-瓦特学院（Heriot-Watt College）的前身瓦特学院（Watt Institution）在1885年成立，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Glasgow and West of Scotland Technical College）也于1887年成立。在三所构成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的培训机构中，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College）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1888年，邓迪也开设了一所技术学院。到20世纪初，上述学校与另外八所以艺术、家政学、商业技能和卫生为主要专业的学校一道，构成了所谓“中心培训机构”（Central Institutions），被置于苏格兰教育署的管辖之下。这些学校在1912年拥有超过15000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只在晚间接受培训，且出身于技术性或白领职业。在1912年改名皇家技术学院的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和爱丁堡的赫里奥特-瓦特学院将课程拓展至更高端的领域，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实验室，以满足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与此同时，来自苏格兰教育署的统计也显示，在1913年，1740名获得中等教育结业证书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希望到11所“中心培训机构”就读，这些学校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重视学术性的苏格兰大学所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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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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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ucational News，3 January 1903，pp. 9-10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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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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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1862年由时任枢密院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洛（Robert Lowe）主持发布的《关于枢密院教育委员会修订规范》（The Revised Code of Minut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这项法令规定政府将为符合要求的学校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标志着英国政府系统性介入英国教育事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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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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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 Playfair，Subjects of Social Welfare（London，1889），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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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 Knox，James Maxton（Manchester，1987），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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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pp.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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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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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 Ramsay，A Letter to 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 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Outer Hebrides（Glasgow，1863），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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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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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 M. Humes and H. M. Paterson，eds，Scottish Culture and Scottish Education 1800-1900（Edinburgh，1983），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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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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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A. McPherson，‘Schooling’，in A. Dickson and J. H. Treble，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ume Ⅲ，1914-1990（Edinburgh，1992），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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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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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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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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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oted in R. H. Campbell，The Rise and Fall of Scottish Industry 1707-1929（Edinburgh，1980），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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