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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高等教育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是与苏格兰经济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苏格兰高等教育和苏格兰经济的联系远远称不上紧密。工业与商业界的大多数行业并不需要以大学训练为基础的专业资格认证，大学学位一般也只被法律、医药、教育和教会等重视“学问”的行业视为用人时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格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有了变化。一份对1860—1960年苏格兰“商界领袖”的研究显示，这一人群当中只有15%获得了大学学位，53%的人几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在这些商业精英看来，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无疑来自实际工作中的训练与积累的经验。187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著名的土木与机械工程学教授W.J.麦夸恩·兰金曾说他的门生在印度、巴西、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找到了工作，唯独在苏格兰没有留下什么业绩。他的很多学界同侪也在向王家科学指导与科学进步委员会作证时就轻视学术知识的问题批评了苏格兰西部的工业资本家。不过，鉴于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巨头仍在世界工业品市场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漠不关心或许并不出人意料。更何况，即便苏格兰的人才市场存在问题，工商业界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在这一时期，像麦夸恩·兰金和伟大的开尔文男爵这样的大学者都对将科学知识直接用于实用领域感到不安。兰金认为大学不应该提供实用技术的训练：“大学的功能有其限度，它应当专注于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并检验他们是否已经掌握，而不是传授他们实用的技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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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真正对苏格兰经济产生影响的不是苏格兰的大学，而是提供技术培训的学院。当时的政府认为职业高中和商校是德意志等欧洲国家实现经济复兴的首要因素，所以对苏格兰的职业培训机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爱丁堡，赫里奥特-瓦特学院（Heriot-Watt College）的前身瓦特学院（Watt Institution）在1885年成立，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Glasgow and West of Scotland Technical College）也于1887年成立。在三所构成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的培训机构中，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College）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1888年，邓迪也开设了一所技术学院。到20世纪初，上述学校与另外八所以艺术、家政学、商业技能和卫生为主要专业的学校一道，构成了所谓“中心培训机构”（Central Institutions），被置于苏格兰教育署的管辖之下。这些学校在1912年拥有超过15000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只在晚间接受培训，且出身于技术性或白领职业。在1912年改名皇家技术学院的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和爱丁堡的赫里奥特-瓦特学院将课程拓展至更高端的领域，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实验室，以满足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与此同时，来自苏格兰教育署的统计也显示，在1913年，1740名获得中等教育结业证书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希望到11所“中心培训机构”就读，这些学校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重视学术性的苏格兰大学所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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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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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ucational News，3 January 1903，pp. 9-10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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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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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1862年由时任枢密院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洛（Robert Lowe）主持发布的《关于枢密院教育委员会修订规范》（The Revised Code of Minut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这项法令规定政府将为符合要求的学校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标志着英国政府系统性介入英国教育事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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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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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 Playfair，Subjects of Social Welfare（London，1889），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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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 Knox，James Maxton（Manchester，1987），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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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pp.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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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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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 Ramsay，A Letter to 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 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Outer Hebrides（Glasgow，1863），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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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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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 M. Humes and H. M. Paterson，eds，Scottish Culture and Scottish Education 1800-1900（Edinburgh，1983），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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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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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A. McPherson，‘Schooling’，in A. Dickson and J. H. Treble，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ume Ⅲ，1914-1990（Edinburgh，1992），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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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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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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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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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oted in R. H. Campbell，The Rise and Fall of Scottish Industry 1707-1929（Edinburgh，1980），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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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八章 高地与小农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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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是19世纪西欧历史上最惨重的人为灾难。在土豆歉收的荒年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饥荒相关的疾病，另有200万人为躲避饥饿与赤贫而背井离乡。爱尔兰饥荒造成的破坏之深重在当时罕有其匹，但在此期间，土豆疫病引发的粮食危机也曾出现在爱尔兰以外的多个国家，不列颠本岛、荷兰、一些德意志邦国和法国的土豆产量都因土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大幅下降。当时的科学界对土豆疫病的性质、成因与防治方法缺乏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疫病可在长达数年（不只是一两个生长季）的时间里给土豆种植业带来浩劫，而在冬季较为温和、夏季较为湿润的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被感染土豆中的疫霉菌萌芽、生存并散播真菌孢子，疫病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在苏格兰，土豆饥荒对高地地区的威胁最为紧迫，这既是因为当地沿海与离岛地区的自然环境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也是因为土豆在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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