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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来说，减少领地人口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在1840年代末，牛只价格的下降导致越来越多依靠出售牛只的收入来购买口粮的小佃农开始拖欠地租；与此同时，绵羊的价格正在增长，这一市场在走出了1820年代到1830年代的低迷行情之后开始持续复苏。绵羊养殖业的吸引力不只在于高于传统养牛业的地租产出，也在于更少的放牧人手，这意味着和大多数贫穷的小农场农民相比，牧羊人提供的地租收入更为稳定，也更便于征收。作为结果，在这一时期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私人地产上，绵羊牧场的扩张、针对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清退和地主支持下的人口外流共同形成了一套浑然一体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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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在这一时期高地地主的土地管理策略中构成了核心要素。1848年以后，高地西部治安官法庭支持当地地主驱逐佃户的传票数量大幅增长。1846—1848年，仅在马地臣爵士位于刘易斯岛的地产上，法庭便发出了187道强制驱逐令，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更是增长了近六倍，达到1180道。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清退或以强制清退为要挟只是这一时期地主将居民从地产上赶走的多种手段之一，他们可以使用的方法还包括威胁从欠租佃户手中没收牛只，禁止农民在夏天采集并切分越冬用的泥煤，以及拒绝向身陷困境的贫民提供赈济。地主在施展这些手段时颇为精明，通常只有那些处境最为困难的赤贫者才能得到帮助。1851年5月，阿盖尔公爵曾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把那些如果留在家乡就会仰赖我们施舍的人全部赶走，让这个群体从我的土地上消失就是我的追求。”[7]他在自己位于泰里岛和马尔岬的地产上采取了彻底的区别措施，以彻底驱逐“当地最为贫穷，以及最有可能对地产的经营造成负担的那些居民”。阿盖尔公爵的经营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以消除那些因褐藻产业衰退而陷于贫困的“冗余”人口为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当地居民在抵达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之后，常因贫寒邋遢的形象而被与爱尔兰人相提并论。在刘易斯岛上，地方行政当局一方面试图把人口从西部以采集褐藻为主业的村社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又试图让东部地租缴纳状况较为良好的渔业村社的人口保持稳定。这种对移民促进措施的选择性运用归根结底建立在暴力、压迫和威胁的基础之上，最终让那些没有面临“强制外流”威胁的小农场地带也感到警惕乃至恐慌。这些手段带来的总体效果必然是增加了整个高地乡村社会对强制驱逐的恐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永远离开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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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初，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苦难之后，关于高地社会出现复苏迹象的乐观报道才第一次见诸苏格兰报端。在这一年里，《因弗内斯广告报》（Inverness Advertiser）提到高地南部和东部有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工作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高地的土豆产量也开始上升了。不过，土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像1846年前那样主宰高地人食谱的重要地位，而到1870年代，已经有充分的文献证据表明高地社会的饮食习惯已发生改变。进口谷物粗粉在高地的消费量大幅增长，以至于高地本地出产的大部分作物和一部分土豆被广泛用作牲畜的冬季饲料，人们一般只食用进口的存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地茶、糖、果酱和烟草进口量的显著增长。1850年代之前，上述商品在高地仍只是罕见且昂贵的奢侈品，但到1880年代，饮茶已经成为遍布整个高地小农场社会的习惯，融入了无数家庭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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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变化为苏格兰小农场社会在灾荒后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最为显著的例证。土豆地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地部分地区人口压力的缓解。人口外流此时仍持续不断，在除了长岛之外的大多数地方，茅屋小农阶层的规模都有所收缩。然而，即便在人口过密和土地稀缺等传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新的饮食习惯也开始兴起。事实上，这种更为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只是影响苏格兰高地所有地区的一场更为深远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高地西部的大多数居民对土地的经济依赖都有所减轻，另外两种在灾荒期间被证明更具韧性的营生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即渔业和外出务工。高地西部的居民更加深入地参与货币经济，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酬劳，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时更多地依赖购买，而非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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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社会的新结构建立在五个基础因素之上：高地黑牛行情的复苏，世界粮价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间的大幅下滑，高地西部蒸汽船运输业的持续扩张，本土渔业活动的发展，以及外出务工和临时性劳务雇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提到这些具体的因素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高地西部经济大环境在更长时间里经历的决定性变革，这一进程从1850年代晚期开始，到1860年代和1870年代仍在发生。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土豆饥荒暴发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高地的收入与就业机会都经历了持续的下跌和收缩。在土豆危机之后的三十年里，高地社会的这两个指标都经历了显著复苏，无论成本的增长还是人口压力的加剧都没有完全抵消这一增长期产生的效应。即便将居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在内（这一重要指标将在接下来的段落中得到阐述），高地的一些居民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经济条件上的相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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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代到1870年代，市场行情对小农场地带的居民有利，这一态势与1846年以前的经济环境迥然不同。牛只价格的回升始于1852年并长期持续，养牛小农场农民在刘易斯岛市场上贩卖牛只的成交价在1854年仅为30先令到2英镑，到1883年便增至4—5英镑。绵羊市场的上扬行情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末，让那些从事绵羊养殖业的小佃农获益不少。养牛农民也在越冬时为牛只提供了以谷物和土豆为主、营养价值大为提升的饲料，进一步增强了牛只在市场上的吸引力。现在，从事畜牧业的高地农民不再沿袭传统做法，以缴纳地租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而是试图尽最大可能开发牲畜的经济潜力，以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资金收益，用于从外界购买粮食和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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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船舶运输量的进一步增长也让牛羊出口与谷物进口成为可能。1850年初，克莱德河口与伯特利之间只有一艘两周一班的轮船通航，但在30年后，每周都有两艘更大的轮船在克莱德河口与斯凯岛和刘易斯岛之间航行，还有三艘轮船每周访问巴拉岛和南北尤伊斯特岛。交通技术的发展与这一地区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当地居民对货币经济的更深度参与互为因果。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铁路和轮船运输的发展将欧洲国家与北美内陆连接起来，令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下跌，苏格兰运输技术的发达也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得以抓住这个机会。1840年代初，克莱德河沿岸进口的谷物粗粉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均价为每博尔2英镑2先令；到1880年代，这一价格只略高于每博尔16先令。粮食成本的大幅下降让越来越多的高地农民选择用本地谷物喂牛，再用销售牲口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购买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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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社会贸易、信贷与货币流通全面扩张的背后，季节性工作机会的大幅增长，以及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原生白鱼和鲱鱼捕捞业的空前发展，都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卡斯尔贝（Castlebay）、洛赫博伊斯代尔（Lochboisdale）和洛赫马迪（Lochmaddy）形成了新的渔业基地，当地的水产腌制商也从1853年的7家增长到1880年的50家。在1850年代初，外赫布里底海域有约300艘小型渔船从事捕捞活动，但在30年后，这一数字就增长到600艘左右。当地渔业的管理组织和商业资本主要来自苏格兰东海岸，但赫布里底群岛本地人也从这一产业新增的季节性工作机会中得到了好处。随着蒸汽船运输业不断发展，资本从东部不断涌入，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冬季白鱼捕捞业得到了尤为强烈的刺激。高地人还可以在私家休闲胜地从事追猎者与用人等工作，或者作为工人参与修建因休闲产业的发展而兴起的道路与度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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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高地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变革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即便土豆饥荒已经平息，高地人外出务工的规模仍持续扩大。从低地乡村的农业到大城市的家政服务业，乃至海上商贸和杂务劳动（例如在大城市的煤气厂工作），苏格兰经济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为高地务工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正因如此，劳动者的“季节性”迁徙往往会演变成“短期”迁徙，高地务工人员的离乡时间不再局限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而是延长到大半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工种的季节性需求波动规律不一，劳动者可以在一年之内兼顾多项外地工作，乃至在本地务农和外出务工之间两相调剂。这种循环工作制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明奇海峡的渔业，当地渔民在冬天捕捞白鱼，在春天捕捞鲱鱼，进入夏季则来到东海岸继续捕捞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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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高地腹地的大多数居民在1860年以后仍过着贫困且缺乏保障的生活，高地人生活水准的提高绝非普遍现象。经济状况的相对改善并没有让高地居民的生活变得更有保障，一旦当地人赖以为生的那些脆弱的经济活动在短时间内发生崩溃，他们便很容易再度陷入赤贫当中。1856—1890年，高地便经历过不止一个糟糕的时节，由此引发的困难甚至可与土豆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相比，尤其是在1864年，当时的艰难处境甚至能让人回想起1840年代高地社会最为悲惨的经历。在阿盖尔公爵位于马尔岛的地产上，小佃农与茅屋小农的地租欠缴率在这一年大幅攀升，当地居民从1862年开始便遭遇了生计上的困难，到此时已不得不依靠外界的援助才能获得足够维持生活的粮食、种子与劳动力。四年之后，马尔岛的居民再次陷入危机，而此时该岛的人口已持续下降多年：马尔岛在1841年尚有10054人居住，这一数字到1861年已减少至7240人。如之前提到的，外界最终为马尔岛提供了粮食赈济，当地的公共工程也开始启动。1881—1882年，整个高地西部连绵不断的恶劣天候不但引发了广泛且深重的苦难，迫使超过24000人接受救济，也为1880年代规模最大的小农场农民暴乱提供了最初的经济诱因。1888年，高地小农场社会的处境再一次迎来危机，外赫布里底群岛地区一度被认为“濒临饥荒”，当地居民因此再一次得到了来自低地城市慈善组织的救助。刘易斯岛的地产代管人曾估计，1853—1883年当地至少经历了九个受灾季，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向当地提供数量不等的种子与粮食，以为陷入困境的小农场农民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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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苏格兰高地乡村的“复苏”在总体上仍有限、不稳定且时断时续。在一些居住环境恶劣、卫生条件糟糕、人与牛只仍像从前一样混居一室的地方，斑疹伤寒依旧普遍。高地人的居家环境仍十分邋遢，令外地来的观察者深感不安。大规模清退虽已成为历史，但农民的租佃权依旧得不到保障。“还有一些农民正在法律程序的压迫下，以所谓自愿迁徙的名义被寂静无声地赶出他们的家园。律师的笔端比士兵的钢枪更为凶狠。”[8]与此同时，高地社会的年轻人仍持续不断地涌向新大陆与低地城市。归根结底，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并未忘却几十年前的苦难记忆，流离失所的创伤感始终萦绕在民俗文化当中，不断酝酿着不满情绪，直到在1880年代引发了公开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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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点中，清退时代的高地人通常被视为一个被动且软弱的群体，但近来的学术研究揭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1780—1855年，苏格兰高地发生了至少50起反抗地主权威的抗争事件，如果对相关资料多加调查，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集体反抗事例。正如1792年伊斯特罗斯的抗争事件那样，农民发起抵抗的规模有时相当可观，当时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民众聚集到一起，试图把威胁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恶羊群赶走。不过，绝大多数抗争都是地域范围狭小的偶发事件，缺乏协调性与计划性，往往在强制清退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才突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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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地农民的抗争运动中，妇女和打扮成妇女的男性常常站在前列，他们的武器通常是棍棒和石块。地产代管人、警察与地方治安官常常在抗争中遭到袭击与羞辱，但抗议者往往在军队介入之后便四散而去。高地人偶尔也会做出盗窃绵羊、恐吓牧羊人等行为，表明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清退运动的压力。1843年自由教会的崛起堪称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反地主集体运动，高地西部和外海岛屿地区的很多社群都在这起事件中脱离了传统的苏格兰国教会。小农场地区的普通民众在信仰上具有福音主义倾向，那些由在俗赞助人（几乎肯定是当地地主）任命的牧师因此并不受欢迎，这两股力量间的矛盾最终在1843年的教会分裂运动中迎来了高潮。对高地社会而言，1843年的苏格兰教会大分裂并不是一场政治风波，它的重点首先在于基督教信仰，而非直接抨击地主制度。不过，大量农民不顾地主的反对选择脱离国教会，这一现象本身便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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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几年之后，盖尔语地区居民的信心便因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空前的驱逐浪潮而大受打击。在危机期间主管赈济事务的政府高层官员爱德华·派因·科芬爵士（Sir Edward Pine Coffin）有着与这场灾难相称的不祥姓氏[9]，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他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但在向自己的上级做书面汇报时，他也难掩自己对高地佃农驱逐运动的担忧，强烈谴责当地地主试图“将本地居民彻底抹去”。1848—1849年，驱逐运动的烈度甚至让他认为“整个高地社会的基础都将瓦解”。[10]在饥荒结束后，地主强迫佃农背井离乡的手段不再是直接驱离（这在1850年代末逐渐消失），而是对次级租佃行为进行异常严格的限制，以免新一代居民在佃农租赁的土地上结成新的家庭。这一政策不但全面禁止佃户允许外人借住，还要求所有年轻居民在结婚后从自己的小农场土地上离开。随着年轻人远走他乡，家族的农舍也会在父母死亡后被夷为平地。如果当地人不服从这一安排，他们就将面临法庭驱逐令的可怕威胁。在某些地产上，地产代管人对付当地居民的残酷手段几乎与暴君无异，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人称“大管家”（Factor Mòr）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即阿盖尔公爵在马尔岛和泰里岛的地产管理人。当他在1872年死去时，大西洋两岸的移民群体都纵情庆祝，他们的喜悦之情体现在一首题为《悼大管家》（Lament for the Factor Mòr）的讽刺诗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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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人们听说那畜生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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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点起了篝火，挂上了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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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相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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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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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跪在地上，感谢上帝让你断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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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小佃农的土地租约只能以年为单位，所以地产代管人在驱逐人口时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小农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约翰·默多克（John Murdoch）曾发现，1870年代南尤伊斯特岛戈登所有地上的居民正生活在“奴隶般的恐惧当中”，他们不敢向地产代管人拉纳尔德·麦克唐纳（Ranald MacDonald）申诉任何不满，生怕他把自己赶出家乡。同样地，在哈里斯岛南部，默多克发现那里的小佃农“因恐惧而无所适从”。[12]几年后，一个名叫唐纳德·麦卡斯基尔（Donald MacAskill）的小农场农民曾在斯凯岛上召开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上坦言：“我满怀羞耻地承认，从前我畏惧代管人胜过上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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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气氛之下，当地人最终在1880年代对地主的暴政发起了成功的挑战。高地农民的抗议活动始于格丁泰勒（Gegintailor）、巴尔梅纳赫（Balmeanach）与佩恩柯兰（Peinchorran）等村社，这一地带被称为“布雷斯”（the Braes）[14]，位于麦克唐纳勋爵在斯凯岛东岸的地产内。当地小农场农民向地主请愿，要求恢复传统的放牧权。在代管人表示拒绝之后，小农场农民们便宣称自己将不再向麦克唐纳勋爵缴纳地租，直到诉求得到满足。地主随即以地租积欠为由，请求司法机关对一些佃农下发强制驱逐令，但在1882年4月7日，500多个农民围攻了前来执行驱逐令的治安官员，夺走并焚毁了他手中的告示。十天后，执法行动在50多名格拉斯哥警察的参与下再次展开，他们逮捕了那些曾袭击本地治安官员的人，但也被大批当地男女用棍棒和石块围攻，十多名警员负伤，史称“布雷斯之战”。1882年底，一场与“布雷斯之战”类似的冲突也在斯凯岛上的格伦代尔（Glendale）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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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暴动在一些方面与1860年代以前高地清退时期不成功的反抗运动相似，例如原始的武器、妇女的关键作用、对地方执法官员的抗拒、警察力量的介入，以及抗争活动高度本地化的本质。不过，“布雷斯之战”也意味着当地的民众抗争运动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因而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民众为了恢复17年前被剥夺的放牧权主动发起抗争，这与之前被动的抗议活动截然不同。其次，在更早之前发生在爱尔兰的一些私有地产上的罢租抗争酿成了致命的后果，一旦农民采取类似的策略，土地所有者如果不将他们大量清退（这在18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便很难令事态平息。“布雷斯之战”等抗争活动的涌现意味着苏格兰高地的地主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抗争者的活动规模仍十分有限，地理分布也仅限于斯凯岛的少数地产上，而在这一阶段，当权者所要做的无异于平息一场影响不大的地权纷争。从前，类似的抗争活动通常都会自行消亡，参与者也会被捕入狱，但“布雷斯”人民的小规模抗争为更为广泛的不服从运动提供了榜样，这股浪潮将波及高地的多处私有土地，持续数年之久，当地农民将使用罢租、占据绵羊牧场、破坏牧场围栏、违抗治安官执法和虐杀牲畜等手段发起抗争。1884年10月的《苏格兰人报》曾忧心忡忡地报道：“当地人正肆意拿走不属于他们的财物，践踏一切法律，在当地推行令穷人无力抵挡的恐怖统治……佃农不再纳租，但这不是因为他们付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纳租，或者迫于压力不敢纳租。”《苏格兰人报》认定，如果不迅速采取手段恢复秩序，“群岛地区的局面将很快恶化到与三年前的爱尔兰无异的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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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立场高度偏向地主阶层的报纸，《苏格兰人报》的描述很可能有所夸大。这一时期的高地社会很少有类似“爱尔兰”那样的农村恐怖主义活动，大多数抗争运动都局限在特定地区。高地西部总体上仍较为稳定，即便在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公然的抗议与非法抗争活动也主要局限在斯凯岛，还有一些事例发生在刘易斯岛。南尤伊斯特岛、泰里岛和哈里斯岛的居民的确发起过直接抗争，但这些运动的持久性远不如其他地方。从某种程度来看，认为整个高地都已沦为动荡不法之地的观念恰恰证明，高地人的抗争活动已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新闻媒体界成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斯凯岛上的抗争运动引起了政府的极大警觉，甚至令当局自18世纪詹姆斯党叛乱以来第一次向岛上派出了一支远征军，这个决定在当时的部分媒体当中引起了极为夸张的反应。一些人认为军队与民众间的暴力冲突在所难免，《北不列颠每日邮报》曾以“高地小农场农民威胁挑起大叛乱”“邓韦根（Dunvegan）人正向乌伊格（Uig）进发”等煽动性标题报道了事态发展。然而，预想中的暴力冲突并未发生，从南方派到斯凯岛的16个新闻记者与来自《画报》（Graphic）和《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两名画家大失所望。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确在斯凯岛上驻屯到1885年，当他们在当年6月从乌伊格离开时，当地人亲切地为他们送别。在斯塔芬（Staffin）驻扎的军人似乎与岛上居民结下了尤为深厚的友谊，还有人说他们对当地的妇女颇感兴趣：“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献给了爱神而非战神。”[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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