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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6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是政府对1880年代初高地社会问题做出的主要回应，其总体内容也反映了来自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立法者希望通过对小农场农民做出妥协来缓解当地的紧张状态，恢复法制，但这又会构成对私有财产权的干涉，乃至严重撼动英国其他地方既有的阶级秩序。有鉴于此，政府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只得承认高地人的情况在英国具有特殊性，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贫困，而在于他们独特的历史。格莱斯顿指出，高地人自古以来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权利，只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商业化的地主剥夺了。因此高地小农场农民是一种深刻的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议会必须出面加以补偿。从土地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论点的历史依据并不成立，但这种“历史主义”的观念恰恰是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得以通过的基础。1885年初，格莱斯顿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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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28 归根结底，议会之所以应当介入小农场农民的处境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背景。这不是因为他们生活贫困或人口过密，也不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自己的家人，而是因为他们对土地享有权利，但这些权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夺走，从而令当地居民备受苦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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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0 格莱斯顿也指出，新法的适用范围将仅限于那些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仍保有公共牧地传统的堂区，高地的小农场农民因此被与英国其他地方的贫困人群区别开来。根据法律定义，高地小农场农民构成了一个例外情况，因此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保障措施既不会威胁社会的总体秩序，也不会设立一个在当时的政坛看来极为危险且不可接受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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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2 起初，《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并没有让高地的民情趋于平息。这部法律的通过在当地引发了强烈的失望情绪，甚至在赫布里底群岛的部分地区导致暴力冲突重燃。支持小农场农民的议员们与他们的爱尔兰民族党盟友曾联手反对这部法律，但最终未能成功。他们对这部法律最大的不满之处在于其条文中并未提及恢复农民之前被剥夺的土地，这一点也在斯凯岛的基尔缪尔（Kilmuir）和格伦代尔等抗争活动较为激进的地方引起了盛怒。与小农场农民相比，那些没有地权或拥有不完整地权的茅屋小农对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失望要更进一步，这部法律没有为他们的权益做出任何保障，因此这一遭到排斥的阶层在之后的四十年间持续不断地骚扰多处高地地产，以宣示他们的不满与愤怒。在1886年9月高地土地法改革协会的年会上，对于《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过于软弱且不充分之处的担忧开始浮现出来，协会在这场年会上宣布改组为高地土地联盟（Highland Land League），并将自身的使命定义成“为高地人民恢复他们对家乡土地的固有权利”。1886年秋天，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倒台，并被一届保守党政府接替，高地土地问题势将引发进一步的冲突。新一届保守党政府决心采用更为坚决的强制手段处理高地动乱问题，新任苏格兰事务大臣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也拒绝对高地小农场农民做出更多妥协。在他看来，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足以平息他们的不满，因此抗法行为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在这之后爆发的骚动必须受到严惩，不法分子必须受到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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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4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在出台之初便于1886年和1887年引发了几场规模不小的动乱，因此陆海军力量不得不重新部署到高地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在泰里岛发生一起地产袭扰事件之后，部队被派驻到当地，以帮助警察阻止局面走向失控。同样地，在1886年底，随着斯凯岛的行政当局因居民拒绝纳税而濒临瘫痪，军方也向那里派出了一支远征队。第二年，军队也被部署到刘易斯岛和萨瑟兰的阿辛特，以应对当地居民对地主资产的袭扰活动。此时高地动乱的发展方向起了变化，农民抗争的重点已不在于罢租，而在于直接夺占土地，茅屋小农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显著。法庭对不法分子的制裁力度日益增强，量刑远比之前更重，这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观点正在崛起：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已经大体解决了小农场农民的不公境遇，因此继续挑起骚动毫无正当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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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6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名声有了显著的改善。1887年1月，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小农场租佃状况的初步结论，其结果颇具启示性。在结论公布几天后，《奥本时报》发表文章，承认1886年的《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在之前遭到了误会，指出从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来看，这部法律很有可能为高地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委员会在1886年至1887年调查了1767户佃农的土地状况，建议将当地的平均地租水平下调31%。而1892—1893年，当地地租的实际降幅多在21%—30%。《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里关于地租积欠的规定也很重要，这一问题此时因18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以及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一系列的罢租抗争而变得尤为严峻。1886—1895年，韦斯特罗斯和刘易斯岛上72%的积欠地租都被勾销，在因弗内斯郡和阿盖尔郡的岛屿上，积欠地租的勾销率也分别达到略多于71%和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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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38 在小农场农民当中，《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很快被奉为高地社会的“大宪章”。借用亚当·科利尔（Adam Collier）的说法，这部法律赋予了小农场农民特殊的地位，“给他们以土地产权的绝大多数好处——他们要求的保障与权益——却让他们免于承担这些权益的代价”。[24]在《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出台之后的二十年里，小农场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巴拉岛、尤伊斯特群岛、斯凯岛和哈里斯岛，估计有40%的小农场农民为自己修建了新居。1912年，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注意到，很多地方农民的过时“黑屋子”已经被新的农舍取代。一个王家调查委员会也在1895年得出结论，认为《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为高地小农场农民社会带来了一股新的发展动力，增强了当地农民在生活中的安全感与信心。土地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再必然与地租上涨挂钩，这一认识为这一时期小农场农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委员会在调查结论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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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0 我们发现，农民开始将更多的心思用于扩大开垦、发展轮作、恢复抛荒地、设立栅栏，以及铺设或修复村社道路。但在种种变化当中，最为鲜明的迹象当数建筑，这既包括住宅也包括农舍。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自《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出台以来，农民们亲手建成了不少新的住宅与农舍，它们的条件也比之前更为优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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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2 然而，这一时期小农场社会的进步并不只是《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结果。事实上，这部法律甚至不能算是其中的主要因素。19世纪末期，包括小农场农民在内的很多阶层都在物质生活上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这一总体趋势当中，对高地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世界粮价的下降。此时的高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从外部输入口粮，而把本地的作物用来饲养牲畜。在萨瑟兰的西海岸，谷物价格在1880年至1914年下降了约50%。此外，由于移民在外的亲人将部分收入寄回家乡，高地很多家庭的金钱收入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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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4 出于对长远趋势的顾虑，《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批评者曾指责这部法律将为高地带来一股强大的保守风气，让小农场社会在未来陷于停滞，永远停留在当前以零碎租佃地为主的状态，无法根据情况变化调整佃户持有地的面积。令批评者更为担忧的是，这部法律还将让人更倾向于制造一种不利于也不允许高地土地法规进一步接受修订的政治环境。《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赋予小农场农民调查委员会以酌情扩大小农场用地面积的权力，但这不足以带来实质改变，且每次给土地产权格局带来的变化都不大。此外，这部法律完全没有提及设立新租佃地的有关事项。1886年格莱斯顿政府的高地政策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假设：政府正在以某种方式保护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免受商业化地主支配的破坏。但这一前提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高地小农场制度本身就是18世纪晚期因应农业改良时代的经济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格局，绝非更早以前氏族制度的直接延伸。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看似仁慈的条款也没能为当地经济的根本问题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令当地的人口流失问题在20世纪几乎无法阻挡。在关于高地问题的提议中，内皮尔勋爵预设了小农场制度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此时与小农场农民租佃相挂钩的褐藻生产或烈酒酿造等副业已陷入衰退，而小农场租佃地本身并不足以保障农民的生计，农民必须将耕作与副业结合起来才能维持经营。正是为了应对这一人口与资源间根本性的不均衡现象，内皮尔委员会才向政府建议了比《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鉴于直接剥夺地主所有地在政治上完全不现实，内皮尔勋爵认为高地西部的土地已不足以供当地的全部人口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当地小农场农民社会需要接受帮助与重组，设立一个系统性迁出当地人口的计划也势在必行。不愿为当地经济全盘包办的自由党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转而采用了以更为务实的短期目标为指导的政策。1886年《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出台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它是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高地公共秩序恶化的问题做出的回应，因此其长期的经济后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非意料之外。这本就不是一幅为高地经济复苏绘制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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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6 《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同样没能照顾到的还有无地茅屋小农的问题。茅屋小农阶层在高地的分布并不均匀。在高地本土西部的大部地区和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些地方，清退运动和土豆饥荒之后对次级租佃的严格限制导致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减少，但在斯凯岛、马尔岛的部分地区，以及（尤为重要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尤其是刘易斯岛、哈里斯岛和尤伊斯特群岛上，仍存在着不少茅屋小农家庭。《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通过之后的最初几年里，随着大众抗争运动的重心从刘易斯岛转移到斯凯岛，上述茅屋小农大量存在的地区的抗议活动也变得普遍起来。对于这些因自己的利益在《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中被忽视而感到不满的茅屋小农来说，高涨的政治运动无疑提高了他们的期许，而《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出台本身无疑也证明了直接抗争能够带来政治上的积极结果。与此同时，从1884年开始，赫布里底群岛地区的茅屋小农阶层在经济上陷入了危机。大多数茅屋小农家庭的经济收入来自东海岸渔业的季节性雇用，但1884—1886年，鲱鱼的价格因为创纪录的高捕捞量与欧洲进口关税的上升而下跌，迫使渔船船主在向腌制工支付报酬时放弃固定计费，转而根据水产市场的行情波动计费，导致腌制工的收入下降。从1880年代初到1880年代末，赫布里底群岛季节性渔业工人的平均收入从20—30英镑下跌到区区1—2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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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48 正是在上述经济环境下，茅屋小农在当地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地主地产的袭扰行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外界注意到自己的困难处境。在这些袭扰行动当中最著名的一起事件发生在刘易斯岛的帕克猎鹿林，当时有数百名年轻人闯入这片属于马地臣爵士的土地，屠宰了栖息在当地的许多动物。这场行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也产生了广泛的舆论效应，引得当时的媒体用耸人听闻的夸张笔法渲染暴民如何在森林中大肆屠杀了成百上千头鹿。政府再一次被迫调动军队恢复秩序，这一次他们派出的部队来自王家苏格兰团。1887年12月，《奥本时报》认为，小农场农民的抗争已经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抗争主力将是无地的茅屋小农，亦即高地清退运动时期失地农民的后人。正因如此，接下来的抗争将以恢复地权为主要诉求。这将是一场属于土地失权者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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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0 帕克森林的侵占者最终因法律上的技术细则被判无罪，这很有可能刺激了更多小农铤而走险。1888年初，又有几起侵占事件在刘易斯岛的埃尼什（Aignish）和萨瑟兰的阿辛特爆发，而在发生于埃尼什的事件中，侵占者还与军队爆发了流血冲突。在整个外赫布里底群岛，形式更为隐匿的小农抗争活动开始蔓延开来，在夜间破坏边界土堤的行为随处可见，几乎无法遏制。政府在应对这一时期的上述不法行为时不只派出了军队维持秩序，也建立了一个调查机构来实际考察刘易斯岛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由此产生的调查报告表明，当地法制败坏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情绪激动的抗争农民，而在于当地人赤贫的生活状况、糟糕的居住条件和无地农民分布过于密集的状况。当地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在某些方面足以让人联想到1840年代的土豆饥荒时期，为了恢复当地社会秩序，政府也有必要干预。刘易斯岛的问题需要的不只是镇压与强制。在制订解决方案的同时，国家力量便以空前的规模直接地卷入刘易斯岛的局势当中，政府的目的变成了为当地设计一套发展战略，以彻底消除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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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2 政府的高地新政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高地社会需要一笔短期援助金以缓解迫在眉睫的问题。1888年，保守党政府同意以减免地方税的形式为当地提供30000英镑的支持。以1889年通过的《地方政府（苏格兰）法》为基础，高地地区又在之后的数年里享受了48000英镑的地方税减免，这一优惠为当地缓解了188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困难。第二，政府制订了一项颇具野心的人口外迁计划，以缓解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过密问题。在制订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参与撰写刘易斯岛社会情况调查报告的作者曾提议从高地西部迁出30000户居民。苏格兰事务大臣洛锡安勋爵在1887年提出了一项计划，建议英国政府为每户高地移民提供120英镑的贷款，加拿大自治领当局则相应地为他们提供每户160英亩的免费土地，但英国政府最终只为移民提供了总计12000英镑的贷款，在加拿大马尼托巴（Manitoba）和西北地区设立高地移民定居点的计划也不甚成功。第三，政府在1888年至1892年致力于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并鼓励渔业发展，但这些经济提振计划终将与移民计划同时发生。到1890年12月，财政部同意为高地西部的港口、道路、蒸汽船运输网络和电报系统的扩建提供近10000英镑的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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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4 上述新动向标志着英国政府在高地地区扮演的角色已远比之前更为积极，但对农民抗争运动复发的担忧并不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诚然，高地西部的法制与治安问题相当紧迫，决策者也希望通过经济的繁荣发展来实现一劳永逸的社会稳定。然而，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拒绝向小农场农民和茅屋小农就扩大土地占有面积的诉求做出让步，对土地持有权的调整也被明确地排除在一切政策动议之外。事实上，政府之所以扶持高地渔业，是为了通过增加当地的非农就业机会来缓解土地紧张的问题。政府把人口外迁当作高地振兴战略核心的决定，也与小农利益支持者认为高地土地只要经过再分配便足以让当地居民维持生活的观点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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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6 当时一种日益盛行的观点是，高地面临的问题有其长期原因，只有通过外部介入才能得到解决，这种观点因而为政府的高地政策提供了正当性。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高地小农社会的危机将接踵而至，不断重演的极端贫困与社会动荡终将迫使政府一次又一次采取紧急措施，最终虚耗国民资源。因此，从长远来看最好的策略是让高地社会实现长期稳定，并通过有政策协助的计划移民、渔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形成一套更为稳健的经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正如1888年一些地主在一份呈交给洛锡安勋爵的备忘录中所表明的，高地地区的大部分大地主都支持这一策略，他们采取的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保守党政府相信以政策手段介入高地事务是有价值的。然而，尽管政府在当地的道路、港口与电报系统建设等事业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高地政策的总体结果并不算成功。针对高地的投资规模有限，很少有项目能够完工，政府虽然在高地西部缓解了188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却没能显著解决当地经济与社会的长期问题。而英国政府的决策者也终将发现，19世纪末的高地政策并不是最后一项以失败告终的官方高地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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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58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政府在高地西部与爱尔兰西部采取的政策往往有共通之处，这两个地区都长期受到经济困难的影响，因此时常爆发民众骚乱，而爱尔兰的土地法律在立法者试图改变高地土地所有权规定时起到了参考作用。在1890年代，爱尔兰形势的新变化也在高地西部产生了一个新的效应。1891年，保守党政府在爱尔兰西部设立了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旨在通过为农民提供新土地以及支持工业进步、指导农业经营等手段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理事会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即便是爱尔兰西部最为贫困的区域，也被认为实现了很多既定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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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0 正是在爱尔兰模式的激励下，政府于1897年也在高地设立了一个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以为高地地区一些被认为和爱尔兰西部一样受困于人口压力的地方带来改善。小农场各郡的56个堂区被判定为“过密”地带，理事会的管辖范围将巴拉岛与泰里岛及其以北的所有岛屿囊括在内，还包括了阿德纳默亨半岛以北的大部分高地西部沿海地区。理事会的目标是促进上述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小农场农民和茅屋小农提供新的定居地，扩大道路交通网络，在当地发展渔业。上述的大部分政策都可从1880年代晚期以来的政府政策中找到类似的先例，但理事会政策的新颖之处在于，决策者不但致力于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对农民进行再安置，还第一次承认了“人口过密”问题仅凭鼓励外迁无法得到解决。对土地安置原则的接受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在一战爆发前，这一原则产生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它仍为之后的高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让国家力量越发深入地参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当中，其程度远非1880年代土地战争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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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2 虽然理事会的成立让急需土地的茅屋小农们燃起了希望，理事会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诉求。不过，在理事会存在的15年里，它仍在一些政策上取得了一定成功。理事会为过密区域的农民提供了改良的谷物种子与牲畜品种，修建了新的道路、桥梁和码头，也在当地鼓励了蔬菜种植。1897—1912年，理事会成功地开辟了640处新租佃地，让农民用地扩大了133000英亩，但这种程度的地权转移远不能满足高地西部居民的期望。在理事会管理高地西部的十多年间，新的地产袭扰事件仍时有发生，当地农民的不满与失望也从中得到了体现。巴拉岛、南尤伊斯特岛和刘易斯岛都受到袭扰事件波及，其他许多地方也面临着地主资产被农民强占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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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4 既有的证据表明，高地西部的茅屋小农要求恢复自己的祖先在高地清退运动中失去的所有土地，这是理事会绝对无法做到的。理事会无权对土地进行强制赎买，因此无法主动干预土地市场，只能在有地主愿意出售土地时才能安排转让。直到1904年为止理事会都没有购买过大规模地产，而从1906年开始，因为政府政策发生变化，理事会的地权转移活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一时期的理事会也受制于财政上的困难。高地理事会的预算仅有35000英镑，而爱尔兰理事会的最终总收入高达231000英镑，两个机构在各自的管辖地区造成的影响自然因此而不同。爱尔兰的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甚至有能力让当地最贫困的地区迎来显著的改变，但高地理事会取得的成效却很成问题。爱尔兰理事会的权力远大于苏格兰高地理事会，可以诱使乃至在后来强迫土地所有者出售土地，而且苏格兰高地小农场农民的购地意愿也比爱尔兰佃农弱得多，这一差异因此大大限制了高地理事会的潜在收入。事实上，对于高地小农场农民来说，在《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的保护下维持佃农状态，要好过赎买土地的完整所有权，并因此背负沉重的额外税负。在更根本的层面上，高地西部的地权转移政策之所以注定失败，是因为当地大多数地方的人都对迁居异地极为反感。一些人认为，当时的高地农民即便能从有计划的人口再安置活动中得到好处，也会把这种迁徙与清退运动时期的苦难联想到一起。19世纪重大社会灾变留下的深刻创伤此时并未弥合，也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公共政策实践的效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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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6 高地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在1912年停止运作，其职能被转交给农业署（Board of Agriculture）。人口过密区域理事会的衰落也意味着政府不再对高地事务有更深的介入。不同党派组建的政府都把高地视为英国境内的特殊案例，拒绝把当地的政策、机构与补贴方针挪用到其他地方。关于这一点，1913年高地与海岛地区医疗服务理事会（Highlands and Islands Medical Services Board）的成立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证。政府为该理事会拨款42000英镑，以支援医生在理事会负责的地区凭固定的低廉费用行医。设立这一机构的依据有二，其一是向理事会影响下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极高，其二是高地西部居民的健康状况非常恶劣。在一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还接管了高地居民的社会福利权责，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决定背后的因素除了爱德华时期社会福利开支的普遍增长，还有高地地区独特的历史与地理条件。讽刺的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的政策未能让高地的经济重焕生机。对历届政府而言，将高地地权的合理化重组视为高地政策的重点乃至核心都不可行，因此决策者必须以民意可以接受的范畴为基础制定政策。如果能够将高地的零散土地整合为规模更大的用地，高地经济活动的总产出与总收益都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但无论这一方案有着怎样的潜在好处，都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正如1929年苏格兰土地安置委员会（Committee on Land Settlement in Scotland）指出的：“作为全体国民的一部分，（小农场农民的）处境令英国蒙羞，消除这一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当地的土地分配给他们。”[26]这一言论无疑宣告，来自全体社会的顾虑在解决高地问题时具有最高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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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68 1919年的《土地安置（苏格兰）法》为上述关切提供了最为彻底的证明。这部法律不但为土地安置提供了更多资金，还授权农业署对土地进行强制赎买，从而令土地安置进程大大加快。1912—1925年，高地西部新增农民用地1571处，另有894处用地得到了扩大。仅在赫布里底群岛，就有932处新用地从19世纪清退运动中形成的大规模农场中切分开来。在外赫布里底群岛、泰里岛和斯凯岛（尽管马尔岛、斯莫尔群岛和本土西部大部地区并非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清退土地几乎都被返还回来。从1886年开始，高地小农场农民已经为自己的租佃权益获取了充分的保障，为土地缴纳的地租也几乎不再对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苏格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群体能像他们这样享受此等特权待遇。国家力量的干预成功地化解了小农场地区的政治问题。在1920年代初，地产袭扰事件虽然因复员军人的回归而一度在西部群岛地区的某些地方蔓延，但这股风潮最终还是在几年之后平息下来。然而，农民的土地需求得到满足并不等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保障。高地西部的人口外流仍令人警觉。1861—1931年，高地人口净流出总数高达23万人，人口外流的现象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尤为突出（如果没有土地安置，这一时期的人口外流还有可能更为严重）。在外赫布里底群岛，当地人口直到1911年仍有实质性增长，但随着战后牲畜价格暴跌和渔业活动衰退，当地的人口外迁大幅加速。1923年恶劣气候条件下的粮食歉收还在高地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令政府不得不在刘易斯岛等地提供紧急救济粮。由此可见，土地安置并不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其效果与之前政府采取的各种高地政策相差不大，最终也没能很好地缓解人口过密的问题。以赫布里底群岛为例，1925年当地83%的农民用地面积仍小于15英亩。这些小片农民用地不足以维持一户农家的基本生活，迫使他们从事副业来补贴家用，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经济萧条时期，就连副业的就业机会也变得越来越稀缺。然而，此时高地可供转让安置的土地已所剩无多，到192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可被转让的土地都已经被此前的安置项目覆盖。政府和决策者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高地的小农场土地实在过于狭小，如果不进一步加以扩大便无法保障当地居民长期可持续的经济生活。政府从1880年代开始便试图处理“小农场问题”，但这一问题直到二战前夕仍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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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70 [1]Witness，21 November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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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72 [2]The Scotsman，12 December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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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80274 [3] 苏格兰传统容积单位，1博尔相当于6蒲式耳，约合218.21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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