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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I. M. M. Macphail，The Crofters’War（Stornoway，1989），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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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意为沿海或山麓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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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e Scotsman，15 and 18 October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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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Macphail，Crofters’War，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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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Oban Times，24 January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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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即小农场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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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uoted in Macphail，Crofters’War，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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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Quoted in James Hunter，The Making of the Crofting Community（Edinburgh，1976），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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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Quoted in Macphail，Crofters’War，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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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1858年成立于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社团“芬尼亚兄弟会”（Fenian Brotherhood）。该组织以争取爱尔兰独立、建立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国为主要使命，曾多次试图在加拿大等英国领地发起暴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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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Quoted in E. A. Cameron，‘Public Policy in the Scottish Highlands’（Unpublished Ph. D. thesis，University of Glasgow），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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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Collier，The Crofting Problem（Cambridge，1953），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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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Quoted in Devine，Clanship to Crofters’War，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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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Quoted in Collier，Crofting Problem，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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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九章 土地、精英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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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乡村往往在苏格兰近现代史领域扮演了灰姑娘的角色，这一话题在普遍性研究中常常被忽视或边缘化，在近年也很少得到学者的专门研究。遭受如此冷遇的原因不难想见：这一地区没有像高地那样经历标志性的重大苦难与戏剧性转变，而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上的主导地位，也让今人过于轻易地认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低地乡村对于了解苏格兰现状的来龙去脉并无助益。本章将试图挑战这一认识，并提出如下观点：关于1830年以后低地乡村的研究对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现代苏格兰的形成不可或缺。本章将重点关注低地乡村的两个层面，并阐述这两个层面的共同效应如何塑造了20世纪苏格兰社会的本质与面貌。第一个层面是地主制度的权力结构，第二个层面则是从乡村去往城镇及海外的移民潮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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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地主阶级都是苏格兰社会无可争议的主宰力量。但到1830年代，这一阶层历史悠久的霸权地位终于出现了动摇的迹象。1832年的选举改革首次将选举权向地主阶层以外大幅扩展，因工商业活动而崛起的新富阶层也在这一时期动摇了地主对苏格兰财富的垄断，而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决定也昭示着城市社会的关切已经在政治上压倒了农业经济和地主阶层的利益。上述事件都对地主阶层的传统权力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但在19世纪中叶，它们还没有对地主阶层的经济处境造成直接或决定性的冲击。事实上，到1880年代，苏格兰低地的大部分地主都已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景气，地租收入总体上也在上升。在整个苏格兰，只有高地西部和群岛地区的传统地主曾因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崩溃而面临严重的危机，大片世袭领地因此易主。锡福斯的麦肯齐家、艾莱的坎贝尔家、巴拉岛的麦克尼尔家和克兰拉纳德（Clanranald）的麦克唐纳家等高地世家都在这一时期损失了大片土地。在高地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土地转让之后，到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阿盖尔西部、因弗内斯和罗斯约70%的本土与海岛堂区的土地都已归新的地主所有。不过，讽刺的是，世袭领地的大规模出让反而印证了地主地位经久不衰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大多数土地买家都是来自高地以外的富商、工业大亨和富裕的律师。与此相对，低地地主的资产规模保持了稳定，他们始终控制着大片地产，并维持着1870年以前的社会结构，这表明地主阶层在低地乡村的经济格局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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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873年，政府对苏格兰的土地所有权状况进行了第一次官方调查，其结果表明此时苏格兰的传统地权结构大体上没有改变。苏格兰80%的土地由659人所有，118名大地主占有一半土地。在苏格兰的土地大亨中，地产规模最为惊人的当数拥有100万英亩土地的萨瑟兰公爵、拥有43.3万英亩土地的巴克卢公爵、拥有28万英亩土地的里士满与戈登公爵，以及拥有24.9万英亩土地的法夫公爵。和高地一样，这一时期低地城镇的富人也开始在低地乡村购置地产，但这一进程还不足以改变18世纪大地主崛起、小地主衰落的格局。对阿伯丁郡土地交易行情的研究表明，19世纪当地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占可交易土地面积的不到15%）被转让到新地主家庭名下，大多数土地交易发生在买主和之前的买主之间，不是由买主直接向传统领主购地。因此，在低地的大部分地方，权势之家（这种家族拥有的巨大地产往往有成千上万英亩之广）的领地权威仍不可动摇，巴克卢、希菲尔德（Seafield）、阿瑟尔、罗克斯堡、汉密尔顿和达尔豪西（Dalhousie）等大贵族世家的领地仍极为庞大。苏格兰土地私有权的高度集中化位列欧洲第一，甚至远比英格兰更严重（尽管英格兰有地贵族的土地霸权也远强于当时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工业革命萌芽整整一个世纪之后，苏格兰社会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或社会意义上的阶层有能力挑战传统地主的强大势力。科茨、坦南特（Tennant）和贝尔德等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也购买了大量土地，但它们名下的土地加起来也远远无法与世袭贵族们的领地相媲美，而其对购置地产怀有浓厚兴趣这一点本身，便证明了地主身份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与居高不下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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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层的地产不但经久不衰，还在1830年代到1870年代之间享受了高度的经济繁荣和稳定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苏格兰法律对财产权的规定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机制，这些都有利于保障大多数地主世家的权益。约翰·辛克莱爵士曾在1814年给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苏格兰这样，为地主的权益做出如此完善的法律定义，并提供如此缜密的保护。”[1]从1685年起，一系列关于限定继承的法律保障了苏格兰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即便在地主本人破产时也不会落入债权人手中。地主阶层采取的另一个保障策略是在一个地主因破产、未成年或其他原因不能直接拥有土地时可以组建信托机构，对地产进行代管。到19世纪，基于信托代管的土地管理制度在地主家族产权的某些阶段颇为盛行，由此衍生的法律机制也发展到了更为保险、复杂且精细的程度。低地地主制度的这种法律结构的背后是19世纪中叶苏格兰农业经济的繁荣局面。这一景气时期的背景是城镇和工业区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市场需要比之前更多的食物、饮料和其他产自农村土地的商品，远非海外供应商的进口所能满足。不过，低地的地主和佃农也为这一时期低地农业的成功出力颇多，他们用进一步的投资与技术革新发展农业，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了可被用于高强度耕作或牲畜育肥的土地面积。到1830年，低地农业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农地用益权的一元化已经完成，次级租佃制已在大多数地区消失，改良的轮作制度也已普及所有地方。由此开始，苏格兰农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世纪的农业改良思想家始终未能解决田地排水的问题，作为结果，低地农村仍在广泛使用传统的垄沟制。随着圆柱形黏土排水管的发明，这一状况终于有了改变：这种管道可以埋在地下充当排水道。此外，政府从1846年开始为低地垄沟农田的改造提供低息贷款。作为结果，陡峭而冰冷、曾遍布低地许多地方的垄沟农田开始缓慢但一刻不停地被改造为新式农田，芜菁和土豆的种植面积也因此得以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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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船和铁路带来的交通革命也对低地农业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拜这两项技术进步所赐，苏格兰在牛只育肥与育种上的强大潜力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前，苏格兰的牛只必须在赶牛人的驱赶之下长途跋涉，以瘦弱的姿态前往英格兰的牲畜交易市场。但随着1820年代的蒸汽船运输和1850年代的铁路运输崛起，苏格兰的壮硕牛只终于可以直达伦敦的庞大市场。这一时期的低地东北部在这一进程中获利尤为丰厚，当地迅速成为优质牛肉的著名产地，到1870年，那里的牛肉已经在伦敦市场上成为最高档的产品。由蒂利福尔（Tillyfour）农场的威廉·麦康比（William McCombie）培育的阿伯丁安格斯牛最终成了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种。铁路交通也让距离城市较为遥远的低地乡村有机会把乳制品和酪乳制品等更不易保存的农产品销往城内，也让远处的农民得以大量进口饲料、海鸟粪肥等肥料以及工业制成的含磷化合物，让农田的产量进一步增长。低地乡村也越来越多地将蒸汽动力用于谷物脱粒，而到1870年代，低地大部地区的大多数谷物和干草收割工作都已由机械完成。随着更大、设计更优良、结构更精妙的农舍在乡间各地不断扩散，低地农村的风貌也有了显著改变。很多壮观的农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成为维多利亚时代“高端农业”（High Farming）繁荣景象的永恒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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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谷物和牲畜价格上涨以及土地开发投资带来的丰厚收益，这一时期低地地主阶层的地租收入有了大幅增长，但这并不是他们经济所得的唯一来源。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一些大地主也因领地内的矿区使用费大赚了一笔，其中收益最为丰厚的当数汉密尔顿公爵（拉纳克郡最为丰富的煤炭矿藏正好在他的领地之内）、法夫公爵、埃格林顿伯爵和波特兰公爵。对于工业时代的象征——铁路，大部分地主也抱有积极欢迎的态度，而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1868年J.贝利·丹顿（J.Bailey Denton）发起的一项调查发现，邻近火车站的农田的租赁价值可能比其他土地高出5%—20%，幅度因土地与火车站之间的距离缩小而递增。地主们为铁路开发提供了大量资金，乃至在1860年前成为新建铁路项目背后仅次于城市商人群体的第二大投资方。一些豪门地主也从来自海外殖民帝国的资本收入中收益颇丰，他们拥有深厚的家世背景与强大的人脉网络，可以在殖民经济中凭特权抢占先机。这一时期殖民帝国利益与传统地主阶层联手的一个最为鲜明的例证是定居于纽（Newe）的福布斯家族，他们自16世纪起便是纽的土地领主，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家族子弟前往印度从商，福布斯家族的经济实力大为增长，名下土地的面积也有所扩大。到19世纪初，福布斯家族在孟买赚取的巨额财富足以让他们修建一座新的乡间府邸、对名下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改良，以及在阿伯丁郡购买传统领地周边的地产。类似福布斯家族这样将土地所有权与帝国收益相结合的例子几乎存在于苏格兰的每一个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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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苏格兰地主的乡间别墅比当时的账房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议会下院此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地主的专属俱乐部，上院席位则几乎完全由世袭有地贵族占据，而在苏格兰的地方政治领域，大地主仍依靠郡长、治安法官等身份以及一系列更为非正式的手段维持着强大的权力。不过，和英格兰乡间的大地主相比，苏格兰地主的权势或许还没有那么不可一世。在19世纪晚期以前，地权问题就在苏格兰引发了比在英格兰更热烈的讨论。1843年的教会大分裂让苏格兰的一些大地主（例如拒绝为自由教会的设施提供土地的巴克卢公爵）面临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从1870年代中叶开始的苏格兰国教会去国教化运动也让社会上针对地主阶层的敌意长期延续。这场针对地主的圣战得到了苏格兰绝大多数长老派基督徒的支持，一些地位显赫的上院议员也成为他们反对的对象，其中就包括坚决为国教会辩护的伯利勋爵鲍尔弗。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在乡间爆发。由于地主试图在自己的领地上尽最大可能开发休闲狩猎业务，严格的渔猎禁令（game laws）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冲突。到1870年代，商业化猎场已得到系统性的开发，猎场租赁业务带来的收入也不断增长，但这一新行业意味着佃农的庄稼地越来越频繁地受到猎用兽类（兔子、野兔）和禽类的侵扰，而农民如果出于报复杀害猎场的猎物，又将受到制裁。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来源是关于抵押权（hypothec）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让地主在租佃关系中成为一名强势的债权人，将佃农的动产当作佃租的一般抵押物。一些人认为，这一法定特权让地主有权制定一个偏高的地租水平，一旦农民未能履行缴租义务，他们便能强征佃农的财产以作为补偿。因这些事务而起的纠纷导致了以土地改革为主要诉求的苏格兰农民联盟（Scottish Farmers’ Alliance）的建立，也让地主阶层的议员候选人在1865年和1868年大选中蒙受了一系列失利。最终，地主阶层在猎场问题和抵押权问题上都选择了让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低地的农民抗争因此没有演变成全面暴动。1883年的《农业持有地法（苏格兰）》也规定，佃农有权就自己在地产改良过程中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总之，从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这一时期苏格兰乡间的地主阶层正处于权势的顶峰，他们在当地社会却远非无所不能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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